可再往前推，他們的老師楊振聲、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從北大畢業的。若從百年中國高等教育著眼，這兩所旗鼓相當且相互激勵的名校，在學風上雖有明顯差異，唯獨在“政治與學術的糾葛”這個話題上，誰都做不了主。相對於國家意識形態，個人的心境與才華、學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學傳統等，不說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見絀。1978年以後，這四位清華畢業生重新煥發青春，大展宏圖，以至深刻影響了北大八十年代的“文學教育”，固然可喜可賀，可那也是拜改革開放之賜，而主要不取決於個人意志。說到底，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個體選擇的自由以及自我設計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暫時擱置這四位教授的學術貢獻，就說進入八十年代，如何承上啟下，促成了薪火相傳。學位制度的建立，使得這種苦心孤詣成為可能。開列1978年以後這四位教授指導的研究生名單（吳組緗指導碩士生一名、博士生四名；林庚指導碩士生一名、博士生兩名；季鎮淮指導碩士生四名；王瑤指導碩士生十名、博士生五名），熟悉當代中國教育史及學術史的讀者馬上會有如下反應：除了王瑤先生，其他三位先生指導研究生的數量實在太少了。開始招收研究生的1978年，吳組緗70歲、林庚68歲、季鎮淮65歲；最後一個學生畢業時，吳組緗88歲、林庚88歲、季鎮淮74歲，照常規確實早就該退休了。可這中間那麼多年，為了把舞台讓給下一代學者，北大沒像其他大學那樣，充分發揮這些老先生的經驗與智慧（想想南京大學的程千帆、北京師範大學的鐘敬文、蘇州大學的錢仲聯），實在有點可惜。

 這就說到人格熏陶與學問承傳的關系。說實話，七八十歲的老先生，不可能像年富力強的中年教授那樣，手把手地教你讀書做學問。可八十年代的中國，中文系還能吸引很多絕頂聰明的好學生；考入師門的，根本用不著手把手教。其實，老教授指導研究生，長處不在有形的學問，而在一種精神，一種氣象，一種人格魅力。想到這些，我對北大當初的固守制度，沒讓老先生多帶研究生耿耿於懷（不只中文系，人文學科各系均如此）。哪怕主要事務由副導師負責，老先生只是掛名，不時與學生聊聊天，都會有很好的效果。我說的“效果”，不是給學生提供“象征資本”，讓其日後可在人前吹牛；而是從老先生那裏，確實能感受到老大學的精神與風采。我並不主張神化“民國大學”，但我承認，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幸虧有這麼一批飽經滄桑的老學人，讓我們得以接續民國年間若幹好大學的優良傳統——這裏就包括了老北大與老清華。

 那是一個遙遠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永不磨滅的記憶。借辨析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等老一輩學者的足跡，我們得以觸摸此兼及古今、貫通文史、關心政治的學術傳統，同時也可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或許，這是上一代學者留給我們的最為寶貴的精神遺產。

三、 “學問”底下的“溫情”

 在我看來，所有思想轉變、文學革命、制度創新等，最後都必須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動搖。比如，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不全靠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大聲吶喊，更得益於教育部的一紙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先將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4月，教育部又發一個通告，明令國民學校除一二年級國文科改為語體文外，其他各科教科書，亦相應改用語體文。以此為分界線，此前的爭論，乃風起於青萍之末；此後的推廣，則屬於余波蕩漾。

 教育很重要，那麼誰在研究呢？你可能脫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學院了。各大學的教育學院主要關注的是教育學原理、比較教育學、教育經濟與管理、課程與教學論等，至於我關心的“大學史”，不能說沒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談論中國大學，希望兼及歷史與現狀，且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人文學者的“越界寫作”反而顯得更有優勢。

最近二十年，在自家專業之外，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探討大學問題，先被譏為野狐禪，後逐漸得到了認可。將“教育學”與“中國文學”這兩個不同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流於生拉硬扯，不是很容易的。從《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有此念想，到《老北大的故事》開始嘗試，其中得失成敗，甘苦自知。眼下這本《作為學科的文學史》，自認為是較好地將文學史、教育史、學術史三者水乳交融，互相促進。增訂本的序言是這樣結束的：記得我第一次認真討論文學史問題，是二十年前的《“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其中有這麼一句：“不只將其作為文學觀念和知識體系來描述，更作為一種教育體制來把握，方能理解這一百年中國人的‘文學史’建設。”日後我的很多論述，都是圍繞這句話打轉。相對於學界其他同仁，我之談論文學史，更多地從教育體制入手，這也算是別有幽懷。作為一名文學教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

 從大學的“文學史”，一直談到中小學的“語文課”，二者雖有關系，但不能混為一談。主辦方原本想用“語文之美與教育之責”作為本次活動的主題，我謝絕了。我知道，那樣擬題，可以吸引更多的聽眾，尤其是中小學教師以及關心孩子成長的家長們。可那不是我的工作重點；大學史、大學制度、大學精神以及大學裏的文學教育，這方面我關注較多，也比較有心得。

 不僅是研究對象，這裏還包含教學實踐。記得王瑤先生告誡諸位弟子——在大學教書，站穩講台是第一位的。不要自我辯解，說我學問很大，只是拙於言辭，或心思不在此。講課也是一門學問，風格可以迥異，但用心不用心，學生是能感受到的。此書最得意的一章，是《“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既有宏闊的學術史視野，又關切當下中國的大學課堂。

 你或許隱約感覺到，這書既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又似乎別有幽懷。可以說，這是我做學問的一個特點——所言、所論、所思、所感，並不在真空狀態，總有一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在裏面。當然，這也與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特點有關——與當下中國“剪不斷理還亂”，故研究者多既有學問上的追求，又有精神性的探索，以及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解惑。

四、發言姿態與寫作策略

 作為學院派的人文學者，講求“實事求是”——著述效果，最好是“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實在做不到，那也必須能“自圓其說”。除此之外，還追求章太炎所說的“學以救弊”——面對滾滾紅塵，學者的責任包括“自立”、“審視”與“糾偏”。順風呼喊，事半功倍；逆水行舟，則難度要大得多。明知“人微言輕”，也得盡力發聲，即便說了等於白說，也得“立此存照”。

 我的學生為《大學新語》寫書評，從“制動裝置”的角度肯定我的立場（參見袁一丹《大學轉型亟需制動裝置而非加速器》，2016年6月2日《文匯報》）。我不開車，對此裝置的意義體會不夠真切；而且，我認定，在當下中國，作為個體的讀書人，面對滾滾大潮，你連剎車的權力與意識都可能缺乏。我更喜歡使用另一個比喻，那就是壓艙石——此類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左不右的立場、態度及論述，其存在價值，就好像雖不顯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對平衡、不至於過分搖擺、顛簸乃至傾覆的壓艙石。

 想象整個社會兩極分化，有人特左，有人極右；有人向東，有人往西；有人高喊，有人沈默，兩者相加就成了“中道”，那是很不現實的。必須是中道立場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見，才能容納那些方向不同乃至截然對立的“異端”。當然，無論是當下的記者，還是日後的史家，為了論述方便，往往傾向於選擇極端性的言論作為例證。但在我看來，極端言論雖好記且容易流傳，不代表社會的發展方向與主要動力。

 理性地思考，冷靜地表述，很可能兩邊不討好。但這是我的自覺選擇。我喜歡胡適等人創辦《獨立評論》的立場與思路，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還必須添上一句“時髦不能動”。在大眾傳媒鋪天蓋地的當下，拒絕“時髦”，意味著沒有“辨識度”。記得二十年前，有聰明人透露玄機：管他什麼立場，先冒出頭來，再做自我調整。我了解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論述策略，但因年齡、性情及學養，不喜歡這麼做。除了立場的一以貫之，還特別警惕“過猶不及”；每有論述，講究的是分寸感。

 除了跨學科的難處，如何兼及專家與大眾，同樣讓人頭痛。當下中國，專家可敬，通人更難得。作為有人間情懷的學者，我希望寫書時能“扶老攜幼”，也就是說，大小兼顧。說句玩笑話，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盤”，轉化成出版，便成了各有所長、互不幹擾的“大書小書落一盤”。

 這其實很不容易。如果你的假想讀者是專家，他們了解學界的歷史及現狀，也讀過你以往的著作，那樣的話，盡可放心地“千裏走單騎”，沒必要嘮嘮叨叨。可如果是一般讀者，手頭就只有這麼一冊書，這個時候，你怎麼做才能既避免自我重覆，而又不會顯得支離破碎？說到這，想起兩個成功的範例，一是周作人的散文，二是王元化的劄記。

 周作人的文抄體，談論的人很多，這裏不贅。尊重讀者的閱讀興趣，加上對傳統筆記情有獨鐘，王元化寫作時喜歡化繁為簡。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短簡》收文153則，1992年香港三聯書店的《思辨發微》收文200余則，199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思辨隨筆》做了不少增刪，先後印行九版四萬冊，最後“閃亮登場”的是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錄》。後者收錄1940—2002年間王元化各類思辨劄記377則，十分精彩，多潛心思考所得，是從自家歷年文章中摘錄的，可惜只注年代，沒注出處，回到原文有困難。喜歡周作人的“文抄”或王元化的“劄記”，都是讀書較多的人，故樂見其采用“互見”的辦法。但如果只寫或只讀一本書，則最好是“自成起訖”。

 早年撰寫《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等，落筆前就有整體構思，是作為獨立著作來經營的。日後我出版的好多書籍，其實是論文結集。讀者偶然拿起這本書，會追問你為什麼這裏缺一塊，那裏多一角。你不能要求讀者全都順著你的寫作歷程，不間斷地追蹤閱讀。這就說到著作與文集的差異——後者沒有封閉結構，可因應時事及心境，不斷地修訂與增添，寫作者很方便，閱讀者則不一定喜歡。

 這回南航與當當合作，聘我當“閱讀大使”，我在發言中提及：喜歡在飛機上或高鐵上讀書，因為，在一個密閉的空間，周圍很安靜，沒有電話打擾，收拾心情，擱置雜事，一段旅程讀完一冊小書，效果極佳。作為讀者，要學會根據自己的時間、趣味及學養選書；作為作者及出版社，則應根據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及教育水準，推出更多與時俱進、軟硬適中的“大家小書”。

 回頭看這本《六說文學教育》，很遺憾，仍然是編出來的，並非一氣呵成。造成這種局限，除了志趣、時間與才能外，還與現代學術評價機制有關——作為大學教授，我們已經習慣於先寫論文，在報刊上發表，而後才結集成書。

 既給專業讀者寫“大書”，也給普通讀者寫“小書”，分開做，問題不是很大；但如果希望這“小書”既有獨特且深入的探索，又讓讀者感覺有趣，那可就是個不小的挑戰。在知識傳播的金字塔時代，你可以憑借自身的地位及名望，誘使讀者硬著頭皮閱讀，逐漸進入你的視野及思路。可如今，傳播方式變了，不再是逐級放大，而是一步到位。除了鐵桿粉絲，一般讀者只有五到十分鐘的耐心，讀不下去，馬上扔掉走人。這個時代的寫作者，若不滿足於只在專業圈子裏打轉，而是追求既有學術深度，又能影響社會，怎麼辦，還能獨自遠行嗎？另一方面，過多地考慮讀者的趣味，會不會降低標準，趨於媚俗？很遺憾，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找到魚與熊掌兼得的解決方案。就像這本《六說文學教育》，文體上比較靈活，但內在思路仍是“文章結集”。何時才能自由揮灑，寫出專家與大眾都認可的“可愛的小書”，目前仍然只是心向往之。(愛思想網站 2016-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