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有那麽一、兩個星期的時間，我突然迷上了作曲。那時候我還是一名初中的學生，正在經歷著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記得自己當時怎麽也分不清上課和下課的鈴聲，經常是在下課鈴響時去教室上課了，與蜂湧而出的同學們迎面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錯了。那時候我喜歡將課本卷起來，插滿身上所有的口袋，時間一久，我所有的課本都失去了課本的形象，像茶葉罐似的，一旦掉到地上就會滾動起來。我的另一個傑作是，我把我所有的鞋都當成了拖鞋，我從不將鞋的後幫拉出來，而是踩著它走路，讓它發出那種只有拖鞋才會有的漫不經心的聲響。接下去，我欣喜地發現我的惡習在男同學中間蔚然成風，他們的課本也變圓了，他們的鞋後幫也被踩了下去。

這大概是1974年，或者1975年時期的事，文革進入了後期，生活在越來越深的壓抑和平庸裏，一成不變地繼續著。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去打籃球，上化學或者物理課時在操場上遊蕩，無拘無束。然而課堂讓我感到厭倦之後，我又開始厭倦自己的自由了，我感到了無聊，我愁眉苦臉，不知道如何打發日子。這時候我發現了音樂，準確的說法是我發現了簡譜，於是在像數學課一樣無聊的音樂課裏，我獲得了生活的樂趣，激情回來了，我開始作曲了。

應該說，我並不是被音樂迷住了，我在音樂課上學唱的都是我已經聽了十來年的歌，從《東方紅》到革命現代京劇，我熟悉了那些旋律裏的每一個角落，我甚至都能夠看見裏面的灰塵和陽光照耀著的情景，它們不會吸引我，只會讓我感到頭疼。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被簡譜控制住了，仿佛裏面伸出來了一只手，緊緊抓住了我的目光。

當然，這是在上音樂課的時候，音樂老師在黑板前彈奏著風琴，這是一位儒雅的男子，有著圓潤的嗓音，不過他的嗓音從來不敢涉足高音區，每到那時候他就會將風琴的高音彈奏得非常響亮，以此蒙混過關。其實沒有幾個學生會去註意他，音樂課也和其它的課一樣，整個教室就像是廟會似的，有學生在進進出出，另外一些學生不是坐在桌子上，就是背對著黑板與後排的同學聊天。就是在這樣的情景裏面，我被簡譜迷住了，而不是被音樂迷住。

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麽原因，可能是我對它們一無所知。不像我翻開那些語文、數學的課本，我有能力去讀懂裏面正在說些什麽。可是那些簡譜，我根本不知道它們在幹什麽，我只知道我所熟悉的那些歌一旦印刷下來就是這付模樣，稀奇古怪地躺在紙上，暗暗講述著聲音的故事。無知構成了神秘，然後成為了召喚，我確實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創作的欲望。

我絲毫沒有去學習這些簡譜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們的形狀開始了我的音樂寫作，這肯定是我一生裏唯一的一次音樂寫作。我記得我曾經將魯迅的《狂人日記》譜寫成音樂，我的作法是先將魯迅的作品抄寫在一本新的作業簿上，然後將簡譜裏的各種音符胡亂寫在上面，我差不多寫下了這個世界上最長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無人能夠演奏，也無人有幸聆聽的歌。這項工程消耗了我幾天的熱情，接下去我又將語文課本裏其它的一些內容也打發進了音樂的簡譜，我在那個時期的巔峰之作是將數學方程式和化學反應也都譜寫成了歌曲。然後，那本作業簿寫滿了，我也寫累了。這時候我對音樂的簡譜仍然是一無所知，雖然我已經暗暗擁有了整整一本作業簿的音樂作品，而且為此自豪，可是我對著音樂的方向沒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亂寫上去的樂譜會出現什麽樣的聲音，只是覺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完全心滿意足了。不久之後，那位嗓音圓潤的音樂老師因為和一個女學生有了性的交往，離開學校去了監獄，於是音樂課沒有了。

此後，差不多有十八年的時間，我不再關心音樂，只是偶爾在街頭站立一會，聽上一段正在流行的歌曲，或者是經過某個舞廳時，順便聽聽裏面的舞曲。1983年，我開始了第二次的創作，當然這一次沒有使用簡譜，而是語言，我像一個作家那樣地寫作了，然後像一個作家那樣地發表和出版自己的寫作，並且以此為生。

又是很多年過去了，李章要我為《音樂愛好者》寫一篇文章，他要求我今天，也就是11月30日將文章傳真給他，可是我今天才坐到寫字桌前，現在我已經坐了有四個多小時了，前面的兩個小時裏打了兩個電話，看了幾眼電視，又到外面的籃球場上去跑了十圈，然後心想時間正在流逝，一寸光陰一寸金，必須寫了。

我的寫作還在繼續，接下去我要寫的開始和這篇文章的題目有點關系了。我經常感到生活在不斷暗示我，它向我使眼色，讓我走向某一個方向，我在生活中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所以每次我都跟著它走了。在我十五歲的時候，音樂以簡譜的方式迷惑了我，到我三十三歲那一年，音樂真的來到了。

我心想：是生活給了我音樂。生活首先要求我給自己買一套音響，那是在1993年的冬天，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缺少一套音響，隨後我感到應該有，幾天以後，我就將自己組合的音響搬回家，那是由美國的音箱和英國的共放以及飛利浦的CD機組織起來的，卡座是日本的，這套像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音響就這樣進駐了我的生活。

接著，CD唱片源源不斷地來到了，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裏，我買進了差不多有四百張的CD.我的朋友朱偉是我購買CD的指導老師，那時候他剛離開《人民文學》，去三聯書店主編《愛樂》雜志，他幾乎熟悉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而且精通唱片的品質。我最早買下的二十來張CD就是他的作為，那是在北新橋的一家唱片店，他沿著櫃台走過去，察看著版本不同的CD，我跟在他的身後，他不斷地從櫃子上抽出CD遞給我，走了一圈後，他回頭看看我手裏捧著的一堆CD，問我：“今天差不多了吧？”我說：“差不多了。”然後，我就去付了錢。

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如此迅猛地熱愛上了音樂，本來我只是想附庸風雅，讓音響出現在我的生活中，然後在朋友們談論馬勒的時候，我也可以湊上去議論一下肖邦，或者用那些模棱兩可的詞語說上幾句卡拉揚。然而音樂一下子就讓我感受到了愛的力量，像熾熱的陽光和涼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風雨似的來到了我的內心，我再一次發現人的內心其實總是敞開著的，如同敞開的土地，願意接受陽光和月光的照耀，願意接受風雪的降臨，接受一切所能抵達的事物，讓它們都滲透進來，而且消化它們。

我那維和部隊式的音響最先接待的客人，是由古爾德演奏的巴赫的《英國組曲》，然後是魯賓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夜曲》，接下來是交響樂了，我聽了貝多芬、莫紮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海頓和馬勒之後，我突然發現了一個我以前不知道的人──布魯克納，這是卡拉楊指揮柏林愛樂演奏的第七交響樂，我後來想起來是那天朱偉在北新橋的唱片店拿給我的，當時我手裏拿了一堆的ＣＤ，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麽一張，結果布魯克納突然出現了，史詩般敘述中巨大的弦樂深深感動了我，尤其是第二樂章，使用了瓦格納大號樂句的那個樂章，我聽到了莊嚴緩慢的內心的力量，聽到了一個時代倒下去的聲音。布魯克納在寫作這一樂章的時候，瓦格納去逝了。我可以想象當時的布魯克納正在經歷著什麽，就像那個時代的音樂正在經歷的一樣，為失去了瓦格納而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