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更大背景來看中國當下詩歌和我們自己

講到這裏需要講一下聖徒和隱士的區別。聖徒這種說法包含了道德的承擔性甚至是犧牲的精神，而隱士沒有這種含義。托馬斯曼一直在德國慕尼黑生活和寫作，希特勒當政之後，托馬斯曼公開發表聲名拒絕承認占據德國統治地位的滅絕人性的納粹政權。托馬斯曼經常受到迫害，他知道自己在德國已沒有生存的地盤，他知道自己將不得不離開德國，他說了這樣一句話：“與其說我是生就的殉難者，不如說我是命定的體現者。”當托馬斯曼說這句話的時候從他身上迸發出了聖徒的光輝。托馬斯曼是了不起的，他敢於以他個人的存在來對抗整個民族的狂熱。在中國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是隱士，我覺得沒有比隱士更功利的了。他們拿起一把鐵鍬裝作歸隱田園的樣子等待采訪者前去拍照。我這次在德國上的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參觀了“達豪集中營”。達豪在慕尼黑附近，是在德國本土最早建立的一個集中營，1933年建立直到1 945年被美軍占領。雖然在此之前我對納粹的暴行也有間接的了解，但當我看了之後我仍被震動得說不出話來。在這個黑色的展覽館裏，在這個恐怕連但丁也難以想象的現代地獄裏，我看得兩眼發黑喉嚨發緊，感覺只有一個：想哭。象達豪、奧思維辛這些20世紀最殘酷的地方他們至今在折磨著人類的良心。對猶太民族的暴行不是出於軍事目的或經濟目的而是施虐的目的，納粹空前絕後的特性恰恰體現在無意義之中，人類的理性在此成為虛無。納粹幾乎是懷著一種崇高的餓道德使命感犯罪的，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掃除人類的垃圾。納粹對猶太民族的暴行是意識形態導致的暴政。在俄國、中國都發生過類似的意識形態導致的暴政，因而納粹既體現了一種特性，也體現了一種廣泛性。

幾年前北大的余傑寫過一篇文章叫《余秋雨你為什麽不懺悔》，後來詩人余堅回了一篇叫《余秋雨為什麽要懺悔》，我想說的是余秋雨為什麽就不能懺悔？不僅余秋雨需要懺悔所有的人都需要懺悔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人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沒有出生的人也應該去反省。文革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是可以隔代遺傳的，文革中的許多東西像毒素一樣滲透到民族的血液之中，它成為一種政治無意識在人們身上發生作用。像文革中的那種革命文化，那種極端主義，那種改造他人的欲望，那種批判欲打倒欲，那種對知識分子盲目的仇視，那種語言的暴力，那種打倒舊世界開創新世界的開創情結並沒有在我們的文化中消失。在商業市場環境下它們甚至以新的形式出現。看看今日文壇的某些“豪傑”，他們的做法與當年的造反派有何區別？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隨心所欲的說臟話、描寫性器官。

有個批評新秀寫文章時喜歡引用維塞爾的詩（維塞爾是美籍猶太人，反對納粹主義），讓人驚訝的是這位新秀的文風充滿了納粹色彩，似乎天生具備批判別人的權力。批評是要有結論、有過程的，他卻只有結論，更荒謬的是他缺乏最基本的閱讀專業詩歌的經驗，可是他卻要對整個中國詩歌下結論，這純粹是一種語言的暴力。有人稱這種現象為歷史陰影的再現。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我想應該引起大家的高度警覺。我們不能不嚴肅的地反省中國的詩歌和文化問題，不得不正視20世紀的極端主義革命文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參觀達豪集中營之後我想起了一句話：“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我想這句話準確的含義是我們如果不能面對殘酷的歷史，不去反省歷史而去做那些矯情的、浪漫的抒情，那一定是可恥的。借用一位德國女思想家的話說：“他們不去探尋納粹時代滅絕人性的暴行，而是回到亞當、夏娃被逐出天堂的形而上的原因。”所以參觀了達豪之後我深深地感到必須把這一切納入自己思考和寫作的範圍。從今之後我們的思考和寫作如果不以奧斯維辛和中國的文革為前提就沒有多少意義，起碼對我自己來說。今天我在這裏很難說是作為一個詩人在講話，因為講的東西很多是思想性的東西而不是詩性的東西。如果今天有人說這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我覺得這是很高的評價。北島有一句很有名的詩：“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那麽今天我想說：“在一個人人都以天才詩人自居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舒婷80年代寫過一句詩：“人們請理解我吧。”這裏我想說：“人們忘記我吧。”

老歌德說過如果有人判斷藝術作品出現了問題往往不是他的審美感出了問題而是道德感出了問題。目前的詩歌界過於圈子化、黨派化，我認為有出息的詩人應該跳出圈子，面向圈子之外的人。我覺得很多讀者並不簡單，你從一個詩人那裏得到的往往是你知道的，但是在那些非詩界的讀者那裏你會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收獲。詩歌要恢覆對時代講話的能力，就必須跳出圈子，否則藝術心胸藝術視野會越來越狹小。北大的詩歌也應該註意這個問題，去面對更廣大的世界。我希望我自己能跳出圈子，希望寫詩的朋友這樣，希望罵我的人也這樣。當前的詩壇很熱鬧，我也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些人咒罵的對象，但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我不會因為眼下這些破事，而妨礙自己對整個歷史、文化和存在領域的探索。詩人老江河說過抱怨不是詩人的氣質。這句話對我影響很深，它把詩人的心胸顯現出來了。只要寫詩就註定要承擔不公正的待遇，這種不公正不是來自幾篇評論而是來自整個社會和文化。在佛羅倫薩我寫過一篇雜記，裏面寫到：“中國詩人要準備在沒有大教堂沒有宗教神話背景下寫出像《神曲》那樣偉大的作品。”中國詩人也要準備在沒有任何公正背景的前提下堅持自己的寫作。只有這樣才能為他們挽回一些作為詩人的尊嚴。我想我是作好了這樣的準備的，我從不祈求從社會獲得任何公正。現在中國詩人要做的準備更多了，要準備在罵聲的伴奏下寫出更好的作品。

海德格爾在評價荷爾德林這樣的詩人時說“詩人永遠從事精神的創作，永遠在時代的暗夜中歌唱。”詩人是從事創造的，而且在今天詩人應該從事一種更具難度的創造。今天的詩歌從形式到語言都“粗痞化”，保持並加大寫作的難度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 保持難度不是保持優雅而是保持詩歌本身的尊嚴，保持詩歌那種與大地同在的精神力量。中國詩歌從卞之琳和穆旦開始第一次出現了寫作的難度，到了80年代在詩人多多那裏這種難度得到了保持並被加大。沒有詩歌的難度中國詩歌的高度深度、包容性、藝術水準和語言的質地都是難以想象的；離開這個難度詩歌對語言和文化的提升、對民族心智的強化也是難以想象的。90年代的某些詩以“粗痞”為榮，“無知者無畏”，這些詩也許能夠獲得某些人的喝彩，但它能為中國的詩歌建設帶來什麽？它有什麽價值？詩歌本身的尺度永遠是嚴格的。中國的詩歌經歷了幾代人的建設到現在是到了加大難度的時候了，我本人在遭到咒罵的同時也聽到了這種召喚。 雖然詩歌在這個時代一再遭到踐踏，但它依然是一種提升性的力量。我由衷地感謝詩歌，它喚起了人們的精神性和想象力，它使我們進入到一種更具原始性、包容性、創造性和想象力的精神勞作中。

現實的中國我們已經看到，但另一個中國還有待創造。只有通過我們艱苦的精神勞作才能使另一個中國創造出來，只有這樣一個可恥的時代才能得到救贖。

主講人簡介：王家新，1957年生於湖北丹江口市。曾下鄉當知青三年。1978年初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從事教師、編輯等職。1992年初赴英，為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訪問學者。後任教於北京教育學院。上大學時開始發表作品，先後著有詩集《告別》（1984）、《紀念》（1985）、《樓梯》（1993，英文版，倫敦）、《遊動懸崖》（1996）及詩論集《人與世界的相遇》（1989）等。作品被譯為多種文字，並著有文學隨筆及評論多種，此外，還編選出版有《中國當代實驗詩選》、《當代歐美詩選》及《葉芝文集》（三卷本）等。（愛思想網站 2001-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