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衛星：從“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概念轉型

摘要：本文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概念在20世紀70年代被法國學者重新闡釋為覆數意義的“文化產業”。這一概念轉型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豐富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有助於我們從技術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來認識和把握信息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遵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首先是對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的經濟基礎進行批判。根據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的說法，有三個歷史誘因：第一是資本積累成為社會主題，“當資本和商業主義充斥著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非商業的價值和制度不得不接受它們二流的地位，必須擁抱，或至少是迎合市場，否則就要做好被粉碎的準備。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論斷：‘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1]第二是商品拜物教的盛行，“圍繞著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社會給予我們日常生活中所制造、所出售和購買的產品表面上魔幻般的個性。這種迷戀，典型地表現在品牌名稱和廣告口號之中，將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轉換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2]第三是人們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主題，即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一個時代的觀念並不是註定要反映統治階級的觀點，但是這些觀念會努力趨向於吻合統治階級的利益。”[3]簡要說來，這種批判指向註意到發達國家的兩個重要現實：首先是政治和經濟的權力結構對信息傳播和文化實踐的影響，分析信息傳播的具體語境和傳播行為的動力機構的相關性；其次是經濟發展的文化導向使得信息傳播業成為資本主義體系進一步進行內外擴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把與此相關的物質資源和符號資源組合成新的支配結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指向所涉及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化工業”的定義演變。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視角從原先較為單一的“文化工業”分析，逐漸轉向覆數性質的“文化產業”分析，從而深入到文化產業經濟學的內部結構，不再把文化傳播產業本身看成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整體，而是將其視為具有內在結構和職業關系的產業體系。批判角度不再是像原先那樣過於強調宏大敘事的道德評判，開始面對文化產業自身的邏輯關系和結構性質，註重考察技術創新、社會分化和趣味差異所形成信息傳播的離散趨勢。文化產業的多結構和多樣化的發展交織著個人生活與社會議程、公共服務與消費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技術統治與技術解放等諸多相互參照的力量，不但呈現出既協調又交叉的錯綜覆雜的關系，也演化為經濟全球化和信息資本主義的重要內容。伴隨這個概念轉型的過程，不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得到充實，也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提供新的視角，產生新的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

單數的文化工業

“文化工業”這個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提出。他們認為，建立在現代信息傳播技術平台上的文化工業支配著一種非自然的、異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實的東西，也與審美形式無關，而是把人們的潛意識轉換成順從意識形態的道具和載體：“文化工業的技術從一開始就是擴散的技術，機械覆制的技術，所以總是外在於它的對象。只是就文化工業小心翼翼地使它自己避免包含在它的產品中的技術的充分潛力的影響而論，它依靠意識形態的支撐。它寄生在外在於藝術中的、對物品進行物質生產的技術上，無關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對內在的藝術整體的職責，也無關乎對審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則的考慮。[4]

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理論更多地是站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商品生產為特征的，藝術和文化作品受到適應於任何其他商品的同樣原則的支配。因此，文化生產資料的集中導致“文化工業”的產生，交換價值和利潤動機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重要的是，“文化工業”的生產中所包含的操縱，雖然主要目的是在於獲利的可消費性而非意識形態的效果，在特殊情況下，卻能夠很容易地和預謀的政治操縱結合起來。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從文化工業逐漸形成一個“完美地適合於法西斯主義”的貌似無私的權威這個方面強調廣播在過渡到法西斯主義中的作用。廣播終於成為“領袖”（Fuhrer）的普遍喉舌。而電視追求的偽現實主義，充滿定型人物和固定模式，具有一種經久不變的意識形態意義的深層結構，它把觀眾的視覺認同與觀眾內心的保護需求聯系在一切。

顯然，文化工業是一種和利潤原則、制作技術、公司經營和市場操作的相關的產業結構，變成了“束縛意識”的手段：“整個文化工業把人類塑造成能夠在每個產品中都可以進行不斷再生產的類型。[5]第一，文化工業產品按照規範程序制作，包括各種媒介文化的文本、技術和效果的格式，從而達到文化工業產品的高度同質化。這種以消除個體認知差異為代價的媒介文本抹殺了受眾的自主性、自發性和個體性，力圖限制受眾的思考能力，鼓勵受眾的心理順從，從而為社會體制本身提供一套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屏障。第二，在制造標準化和同質化的文本效果的同時，衍生出虛假的風格和個性，暗示受眾可以按照自己的趣味去進行選擇。各種不同包裝的媒介文化通過表面性的差異來創造出這種獨特性和新穎性的假象，並提供虛假的滿足感。文化工業的文本效果在於它和心理分析概念中“本我”的聯合，從而制造愉悅效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馬克思確定為等價物的邏輯的東西最初在神話語境中開始用符號和記號來替代物品；那個替代過程逐漸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特有的更大的賭註——抽象化和普遍媒介化。在商品資本主義條件下，一整套形式等價物逐步取代了具體主體之間以及主體與勞動產品之間的定性關系，形成阿多諾所謂的“被管理的世界”，意識形態的滲透已發展到任何抵抗事實上已無濟於事的地步。

然而，法國當代傳播學者馬特拉覺察出這種批判本身所包含的懷舊美學，他認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這兩位作者首先拒絕的是一種文化信息通過技術手段而實現的可覆制性。我們不禁明顯看到其中對不受技術束縛的文化經驗的一定懷舊。”[6]阿多諾的美學品味無疑是貴族式的，“與其說文化工業的概念澄清了文化的工業化，而不是國際化，不如說它是一定程度上藝術和高文化的神聖的陪襯物。”[7]這種知識分子的戒備心在批判文化工業的同時，只是把作為文化遺產的理性主義的和古典主義的文化作為惟一標準，彌散著強烈的精英氣息。馬特拉不禁對此發出疑問：“我們能夠從文化產品的標準化和系列化中合理地推出‘個體生產的系列化’嗎？”[8]

阿多諾對資本主義的文化工業的批判是一種單義性的，而事實上不同形式的文化生產不可能遵循一個邏輯。顯然阿多諾對前工業時期文化作品的迷戀是把新康德主義的美學觀與藝術創作的意識形態相混淆。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越來越註重信息傳播技術，從而使新信息傳播技術全面滲透文化生產領域，在強化商品化趨勢的同時，也逐步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機制的創新。僅此而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命題需要產業經濟學的分析來充實和完善。比如說，文化產業的風險性質，文化產品的市場非預期性，文化產品的可覆制程度以及高創新成本和低覆制成本，文化產品的公共性和集中度，文化消費的個性化與數字化等等，產業經濟學的視角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認知和把握文化產業的運作模式，比如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把市場資源的稀缺性和目錄管理方式相結合的“長尾理論”。

覆數的文化產業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當中的邊緣人，本雅明預言了新的文化觀念。在《可技術覆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這篇經典文獻中，本雅明指出機械覆制時代提供了將使每個人都與文化作品結合成為一體的理想化的可能性。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出發，本雅明力圖從人們的物質活動方式出發去看待人們的意識和文化活動。他認為，現代社會正處於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即由手工勞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這使得與先前生產模式相對應的以敘事藝術為主的古典藝術走向終結。這一重大轉變，具體表現在人的傳播方式的變化上：在工業革命之前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主要傳播方式是敘說，與之對應的就是以敘事性為主的古典藝術。而在現代工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方式則由敘說變成了信息，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以機械覆制為特點的文化和藝術，由此產生個體在新的覆雜多樣的文化形式中的體驗和實踐。本雅明在批判理論譜系中的最大貢獻是把人文思考的哲學性和信息傳播的技術性相結合，從而豐富了傳播技術和社會主體的現實關系。

沿著本雅明的思路，歐洲大陸的法國傳播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把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關註點從“文化工業”（culturalindustry）轉變為“文化產業”（culturalindustries）。之所以能夠出現這個轉折，是因為西方國家的傳媒機構的非一元所有制形成公共權力和社會權力相互競爭的常態，圍繞著這個現實，行政權力對資本權力產生調節功能。正如彼得•戈爾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所說：“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控制文化的生產和分配的權力，其分布的變化是如何限制或解放公共領域的。這就指向了兩個關鍵議題。第一，傳播機構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對控制傳播活動產生的不同的後果。第二，國家管理和傳播機構之間是一種什麽性質的關系。”[9]而從法國當時的背景來說，“各種文化民主化的政府政策和公共服務、公共壟斷的思想都不得不面對著日益國際化的市場及其商業邏輯。這涉及到進入工業多樣性的覆雜境地，以便試圖理解通過資本來實現文化活動的價值的增長過程。”[10]因為正是文化活動的參與者的數量增長在引導參與活動的轉變，信息傳播技術本身成為參與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變量，由此萌芽的有關信息傳播技術的生產性質和社會功能的探討構成學術思想創新的時代註腳。

在1973－1975年之間，法國學者伯爾納•米耶熱（BernardMiège）和ArmelHuet,JacquesIon,AlainLefebvre,RenéPeron一起組成的研究小組著手研究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的一個項目。作為研究成果，這個小組在1978年出版《資本主義與文化產業》[11]一書。這本書的主題是文化產品的性質，並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從藝術和文化出發來生產價值時，資本面對的是什麽問題？”他們駁斥了法蘭克福學派所喜愛的觀點，即文化產品（書籍、錄音帶、電影、電視、報刊等）的生產遵循一個簡單的邏輯。在他們看來，不存在單數意義上的文化工業：它是一個由完全不同的要素構成的整體，每個部門有自己的標準化法則。這種通過資本的文化產品的贏利形式的碎片化被下列形式反映出來：工作的組織形態、產品自身和內容的特征、文化產業多樣化的制度化模式（公共服務、產權關系等等）、生產和發行企業的管理架構的水平化或垂直化程度，以及消費者或使用者擁有產品或服務的方式等等。[12]經過隨後的實證研究，米耶熱把文化產業按照不同的傳媒商品樣式從生產組織形態上歸納為三種形式：編輯模式、印刷模式和流（flot）模式。十年後，文化產業模式被分為五類：文化商品的編輯，涉及信息、娛樂和文化的流產品，寫作信息，包括管理程序、家用軟件和大眾音像服務的計算機化節目產品，現場表演轉播。[13]

作為當代法國傳播政治經濟學學派的創始人，米耶熱教授認為關於對信息的經濟性質的研究視角有兩個，一個是最先在美國提出知識產業概念的麥克盧普（FritzMachlup），把成本和市場的概念直接和信息的組織過程掛鉤，並由此產生三個宏觀經濟學屬性的研究方向：信息職業，信息創新和信息成本，著眼於考察經濟技術的發展不僅有賴於硬件，“也同等地依賴於與組織創新相關的決策。”[14]同時出現的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工具的學者則“有一個共同的關註點，即揭示傳播的經濟層面（經常被掩蓋的）、大型跨國經濟集團的形成及其導致的統治現象和文化數據或產品的跨國流動策略。”[15]對於後一種流派，米耶熱認為有兩個學術視角：“或者是在生產、發行和資源交換的分析當中導入社會關系，尤其是權力關系，或者是研究社會生活中的控制現象和再生產現象。”[16]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學者彼得•戈爾丁（PeterGolding）和格雷厄姆•莫多克（GrahamMurdock）屬於前者，而他本人和英國學者尼古拉斯•伽納姆（NicholasGarnham）更偏向於後面這個視角。

作為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體系的批判觀察，米耶熱的概念轉型事實上是把技術的短期創新和長期的社會運動聯系起來，即技術創新的社會挪用使得技術使用者本身在社會運動中同時扮演結構者和被結構者的角色，近乎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提出的“觀察者本身亦被觀察”的辯證結構。關於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產業的特殊性，米耶熱提出三點評判。第一，他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擴張和文化生產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賭註，無論是由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理論，還是有點被庸俗化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都不能充分予以闡釋。第二，他認為文化產業的產品同時是集體的和個體的，可以相互等同，相互補充，甚至是在相互有距離和非關聯的情況下相互觀察。第三，文化產業的要害在於隨著新媒介和信息傳播新技術的崛起而不斷自我強化，就此而言，文化產業的全面崛起不僅僅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相關，且對我們對理解內容工業的功能而言，無疑是個決定性的要素。[17]在今天的社會生產信息化的大潮中，文化產業，信息產業，信息化產業，節目產業，內容產業，軟產業和多媒體產業這些名詞不僅同時在東西方時髦，而且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實際上都是指向信息傳播技術支撐的產業結構。

作為法國當代傳播學的開創性和代表性人物，米耶熱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同價值取向使得這個研究起源的專業身份在喪失，甚至在把問題焦點進行外化的轉換過程中淡化自身，比如說從人際傳播或主體間性的關系來探討社會建構的話語過程或文本過程，這要麽是說明政治經濟學已經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要麽就得承認理論立場的多元性或多重性。這表明他對文化研究持有一定的距離。他鮮明地表示要真正堅持政治經濟學立場，重申政治經濟學對“社會整體”的理解並本質上堅持經濟學的思路，不回避政治。作為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未來發展的期待和展望，他提出五個新的價值評判和研究規範：“宏觀、中觀和微觀的鏈接；要意識到那些同時是社會推理和社會人類學的傳播現象，只有跨學科的思路才能把握恰如其分的理解；關於傳播實踐的社會結構的訴求圍繞著階級屬性，但又不僅限於此；與傳播相關聯的權力關系不能直接還原為被操縱的行為或被影響的現象；接受還在經常出現的一個公理：要知道傳播的無限制（在民主價值取向的社會）和系統宰制有關。”[18]第一點顯然是堅持理論方法和研究對象的對位性，第二點意在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結合起來，第三點重申社會結構的分化影響著傳播行為的社會性質，第四點指出傳播現象和權力關系的非線性關系，第五點說明發達國家中的個體傳播的形式自由和社會體系的系統約束並存。

在某種意義上，從“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的概念轉型是一種學科視野的拓展，繼續強化而不是弱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使命。第一，放松管制和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盛行使得民族國家的政策幹預面臨著弱化的趨勢，從而威脅著公共服務/管理的職能。第二，傳媒產業重組的潮流使得金融資本網絡對信息傳播產生越來越大的支配性和壟斷性。第三，信息傳播技術的接近不平等依然存在，更需要探討如何以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社區傳播或另類傳播的發展來改變傳播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這一現實無疑構成傳播政治經濟學繼續揭示新的社會結構和權力賭註的發展背景。

[註釋]

[1][美]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傳播革命》，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2]同上，第51頁。

[3]同上，第51頁。

[4]TheodorWAdorno,ThecultureIndustry,Routledge,London,2002,p.101。

[5][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多諾：《啟蒙辯證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2頁。

[6][法]阿芒•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07頁。

[7]同上，第207頁。

[8]同上，第208頁。

[9]彼得•戈爾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傳播和政治經濟學》，參見詹姆斯•庫蘭主編：《大眾媒介與社會》，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72頁。

[10]ArmandetMichèle,Histoiredesthéoriesdelacommunication,LaDecouverte,Paris,1995,p.64

[11]BernardMiègeCapitalismeetIndustriesculturelles,PUG,Grenoble,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