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史是發生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急劇變動的大時代的歷史。置身其中的人們，將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所見所聞的人與事，所感所受的情與理，以回憶錄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是豐富我們民族記憶，提供文化積累價值的極有意義的事情。 

一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傳遞的文化使命。當代中國所發生的社會歷史變遷，是三千年未有過的大格局。我們置身在這個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所經歷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其覆雜性可能是後來人難以想象和難以體會的；同時，由於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歷史，歷史場景變動極為頻繁，不免會給後人留下許多空白。所以，每個歷史的經歷者都有責任為後人存史。正是出於此意，韓鋼教授在《炎黃春秋》創刊十五周年座談會上提出：當代人要寫當代史，立刻得到了學界同仁廣泛讚同。足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能否為後人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樣本，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鑒往知來的歷史感知能力。一份留有許多空白的歷史記錄，會造成人們對歷史的誤讀和誤解，甚至會對後人的歷史觀產生嚴重誤導。這從我們代際傳承的文化責任來說，則是“罪莫大焉”了。然而，覆原歷史的工作難度很大，僅僅靠留有大量文獻檔案材料和影像資料是很不夠的，還得需要知情人的說明和補充。檔案中保留的原始文字資料和當事人追記的回憶錄，都是覆原歷史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如果把檔案文獻資料當作歷史現場的物證，回憶錄就是歷史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詞。歷史不僅是檔案文獻，更多的是表現在字外文章上。當事者和知情人的記述，有著檔案文獻資料不可替代的存史價值。

第一，檔案文獻對歷史的記載是有限的，文字記錄缺失，文字記錄不存，文字記錄有誤，這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都是屢見不鮮的。以中共中央出兵朝鮮決策為例，迄今為止，即便是官方出版物，都未曾公布過中央高層幾次會議商討的記錄。有研究者推斷，很可能當年的會議沒有記錄。在缺乏文獻的情況下，彭德懷的自述、聶榮臻的回憶、楊尚昆的訪談錄，這些當事人的口述資料便顯得彌足珍貴，否則，出兵決策過程很難知曉。

第二，檔案文獻中記錄的資料，有許多是經過選擇性處理的。有些重要的歷史細節可能當時沒有記錄下來，也有些是在選擇性的記錄過程中被過濾掉了。以1967年“全面奪權”的決策過程為例，如果只看到毛澤東對上海一月奪權的支持和肯定，似乎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實際上，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已經表明了他的意圖。這次生日家宴的參加者，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物。毛澤東即席講了很長的一篇話，主題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表示了他要將“文化大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決心。家宴自然不便記錄，幸賴王力有個事後回憶，人們才知道“全面奪權”的來由。

第三，檔案文獻的記載對當時歷史場景往往忽略不記，而有的可能是比文字記載還重要的歷史記憶，離開了這些場景就有可能說不清楚歷史事件發生的真相，後人很難具有那種生動具體的歷史現場感。以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為例。公開發行的毛澤東文稿中說的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單有的當事人回憶，毛澤東當時在會上講的是，“誰叫我是黨的主席呢？！”兩段話的語氣態度完全不一樣。再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為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並成為以後發動“文革”的起因之一。但僅從當時的會議記錄上，還不足以看出來毛澤東有多麼大的不滿情緒。具體情況只有來自知情人的回憶。曾志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毛澤東私下說“有人就是往我頭上拉屎尿”之類很有情緒的話，只有在他們面前才能講出來。 也正是由於曾志和其他當事人回憶了這些細節，我們才能得知毛劉分歧發生的嚴重性，看懂一些他們講話記錄中的弦外之音。

第四，檔案文獻是對當事人已經表現出來的言行記錄，在這些當事人言行中的情態、感受和覆雜的思想動機，是不容易把握住的。這就需要通過當事人的回憶作一補充，才能窺其真意。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例。薄一波作為主管工業的副總理，事先準備在會上的發言稿是原要講一講“大躍進”的缺點和問題，但上山後看到會議的風向變了，不敢再拿出稿子來，轉而又違心地參加到批彭德懷的行列中，才得以僥幸過關。 他的這一段覆雜的心路歷程，在相當多的高級幹部中具有普遍性，也只有在他們自己的回憶錄才能坦露出來。

對於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記錄，不僅要有檔案文獻，還要靠當事人的回憶錄，否則一些重要的情節和參與者的情感心態是很難清楚的。如1959年廬山會議的真相，人們長期是知有其事而不知其詳。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的回憶錄出版，填補了這一段歷史的空白，世人對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所以由糾“左”轉到反右的具體經過就全然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