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給我弟弟這筆錢是個錯誤。我不需要再有任何人欠我什麽了。但當他打電話來說他付不出房子的分期付款了，我又能做什麽呢？我從來沒在他的房子裏待過——他住在一千英裏外的加利福尼亞州，我連看都沒有看過他的房子——但我不想讓他失去它。他在電話裏邊哭邊說，他正失去他掙來的一切。他說他會還我的，二月份，他說，也許會更早。但不管怎樣，不會遲於三月份。他說他退稅的錢已經快到手了。而且，他說，他有一小筆投資二月份就到期了。關於這筆投資他顯得很隱秘，所以我沒有追問細節。

“相信我，”他說。“我不會坑你的。”

去年七月，當他工作的單位——一個做玻璃纖維絕緣材料的工廠決定解雇兩百個員工時，他丟掉了工作。從那時起他就靠失業救濟金度日。現在他的救濟金沒了，存款也花光了。他不再有醫療保險。工作沒了，保險也就沒了。比他大十歲的妻子患有糖尿病，需要治療。他只好賣掉一輛車——她的車，一輛舊的旅行車——而且，一周前他把電視機也送進了當鋪。他告訴我他搬著電視機在當鋪街走了好幾個來回，從一家走到另一家，想當個好價錢，結果把背都扭傷了。最終有人給這台大的索尼電視機出了一百塊。他跟我大講這台電視機和怎樣把背給扭傷的，好像這樣就可以打動我，除非我的心比石頭還硬。

“我已經徹底趴下了，”他說。“只有你能拉我一把。”

“多少？”我說。

“五百。當然，再多我也用得掉，誰不能呢？”他說。“但我想現實一點。五百塊我還還得起。再多的話，跟你說實話，我就吃不準了。哥，我不想開這個口。但你是我最後的依靠了。我和厄瑪•吉恩很快就要流落街頭了。我不會讓你失望的，”他說。這就是他所說的。這些都是他的原話。

我們又談了點別的——大多與我母親和她的問題有關——但長話短說，我寄了錢給他。我不得不這樣。我覺得我必須這麽做，其實——不管我覺不覺得，結果都一樣。我在寄支票給他時附了封信，說他應該把這錢還給母親，她就住在他那個鎮子裏，她既窮困又貪婪。過去的三年裏，不管刮風下雨，我都按月給她寄支票。但我想如果他把欠我的錢付給她，這就可以讓我脫離困境，喘上口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有兩個月不用為那筆錢發愁了。而且，這是實話，我覺得他可能更願意把錢付給她，因為他們就住在同一個鎮子裏，經常見面。我所做的這一切只是想保護一下自己。因為盡管他有還我錢的良好意願，但意外總是存在的。它會妨礙良好意願的實現。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不知不覺地。但他不會坑他自己的母親。沒人會那樣做。

我花了好幾個小時寫信，試圖讓大家明白什麽是要做的，什麽是可以期待的。我甚至往我母親那兒打了好幾個電話，試圖給她解釋清楚。但她對整個交易持懷疑態度。我在電話裏對此作了一番解釋，但她還是很懷疑。我告訴她三月一號和四月一號的那筆本來該我出的錢將由比利出，他欠我錢。她會得到她的錢的，不用為此擔心。惟一不同的是不是由我而是由比利來付這兩個月的錢。他會付這筆通常由我寄給她的錢，而不必先把錢寄給我，再由我轉寄給她，他會直接付給她。無論怎樣，她都沒必要擔心。她會得到她的錢，但在這兩個月裏錢將從他那兒來——來自他欠我的錢。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錢來打電話。真希望我每寫一封信就能掙五毛錢，告訴他我告訴了她什麽，再告訴她可以從他那兒期待什麽——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我母親不相信比利。“如果他拿不出來怎麽辦？”她在電話裏對我說。“那怎麽辦？他的境況很糟糕，我很同情他，”她說。“但是，兒子，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沒錢給我呢？如果他付不出呢？那怎麽辦？”

“那樣的話我會付給你，”我說。“就像從前一樣，如果他不付，我付。但他會付的，別擔心。他說了會付就會付。”

“我並不想擔心，”她說。“但我還是擔心。我擔心我的兒子們，其次我擔心我自己。我從沒想到過會看見我的一個兒子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真高興你爸不用活著看到這些了。”

在三個月裏我弟給了她五十塊錢，這錢是他欠我的，應該由他付給她。或許他給了她七十五塊。有兩種矛盾的說法——他的和她的。但這就是他該付給她的五百塊錢——五十塊或者七十五塊，看你願意相信誰的故事。我只好把剩余的給她補齊了。和過去一樣，我不得不往外掏錢。我弟弟完蛋了。這是我媽打電話來要她的那份錢，我給我弟弟打電話問是怎麽回事時，他對我說的——他沒戲了。

我媽說：“我讓郵遞員去他車子裏查查，看看你的信是不是掉在座位後面了。然後我去問周圍的鄰居是否錯拿了我的信。為這事我急得都要發瘋了，寶貝。”她然後說，“一個母親該怎麽想這件事？”在這件事裏誰會去關心她的利益？她想知道這個，她想知道什麽時候她能收到她的錢。

我這才給比利打了電話，看看這只是個簡單的拖延還是徹底的崩潰。但據比利說，他沒戲了，徹底玩完了。他正在賣房子。他只是後悔沒早點開始並希望能盡早脫手。房子裏已沒有能賣的東西了。除了用來吃飯的桌椅外，其他的東西都被他賣光了。“我希望可以去賣血，”他說。“但又有誰會買？就我這運氣，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癥。”自然，投資這檔子事沒有成。當我在電話裏問到這，他只說沒能兌現。退稅的錢也沒到手——聯邦稅務局把退款給扣下了。“屋漏偏遇連日雨，”他說。“對不起，哥，我也不願意這樣的事發生。”

“我理解，”我說。我確實能夠理解。但這並不讓我好過些。不管怎麽說，我沒從他那兒拿到我的錢，我母親也沒有。我只好按月給她寄錢。

我很痛心，真的，誰不會呢？我為他難過，希望麻煩沒找上他的門。但我自己的後背也頂到墻了。但至少，從今以後，不管發生了什麽，他再也不會找我要錢了——考慮到他還欠著我的。沒人會那樣對你的。起碼我是這麽覺得的。但這只能說明我是多麽的無知。

我賣力地工作。每天一早就起來去上班，一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回到家就一屁股坐進那張大椅子，動都不想動。費好大的勁才把鞋帶松開。然後我就那麽坐在那兒，連起身打開電視的力氣都沒有。

我為我弟弟的麻煩感到難過。但我也有我自己的麻煩。除了母親外，還有另外幾個人在我的薪水單上。我有一個要按月寄錢去的前妻。我必須這麽做。我本不想這麽做，但法庭說我必須這樣做。我有一個帶著兩個孩子住在柏林罕的女兒，我每月都得給她寄點什麽。她的孩子要吃飯，不是嗎？她和一個連工作都不想找的卑劣家夥住在一起，一個你給他一份工作他也保不住的家夥。有一兩次他確實找到份工作，但他要不睡過頭了，要不就在去上班的路上車壞了，要不他幹脆就不去了，就這樣，連句解釋都沒有。

很久以前，有一次，當我還像一個男人一樣想問題時，我曾威脅說要殺了那個家夥。但這是不相幹的事。此外，那個時候我酒喝得很兇。不管怎樣，這狗日的至今還在到處閑逛。

我女兒會寫些這樣的信給我，說他們怎樣靠吃燕麥粥度日，她和她的孩子們。（我估計他也在挨餓，但她知道最好別在給我的信裏提他的名字。）她說只要我稍稍幫她一把，到了夏天她的情況就會好轉，她確信到了夏天她就能緩過氣來了。實在不行的話——但她確信肯定行，她有好幾個備用方案——她總可以在裝魚罐頭的地方找份工作，那裏離她住處不遠。她將穿戴著橡膠套鞋、橡膠衣服和橡膠手套，把三文魚往罐頭裏裝。或者，她可以在路邊的攤子上，向那些坐在車裏在邊界那兒排隊等著進入加拿大的人兜售根啤酒[1]。大夏天坐在車裏的人一定會口渴，對不對？他們會嚷嚷著要喝冷飲。不管是這份工作或那份工作，無論決定去做哪份工作，到了夏天就好了。她只需要度過這一段，這是需要我的地方。

我女兒說她知道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她想像別人一樣自立。她再也不願意把自己看成個受害者。“我不是個受害者，”有天晚上她在電話裏對我說。“我只是個年輕女人，有兩個孩子和一個跟我住在一起的婊子養的懶鬼。和其他女人沒什麽兩樣，我不怕吃苦，只要給我一個機會。這是我對這個世界惟一的要求。”她說沒錢對她自己倒是無所謂。但在轉機和機會降臨前，她最擔心的還是孩子。孩子們總在問她姥爺什麽時候來看他們，她說。就在這一刻他們正在畫那個汽車旅館裏的秋千和遊泳池，一年前我去看他們時在那兒住過。夏天是關鍵所在，她說。如果能堅持到夏天，麻煩就沒有了。她的狀況就會改觀——她知道會。我的一點點幫助會讓她熬過這一段。“沒你我真不知道該怎麽辦，爸。”這就是她說的。我的心差點碎了。我當然得幫她。我為自己差不多能幫上她而感到高興。我有工作，不是嗎？和她以及我家裏所有人相比，我已是事業有成了。和其他人相比，我走在康莊大道上。

我寄去了她要的錢。她每次開口我都寄錢去。後來我對她說，如果我在每月的第一天給她寄一筆錢，不會很多，但畢竟是錢，事情就會簡單得多。這是她靠得住的錢，不是別人，而是她的錢——她和她孩子的。至少我是這麽希望的。我真希望有個辦法，讓那個跟她住在一起的狗日的吃不到用我的錢買的東西，哪怕是一個桔子或一片面包。但我做不到。我只好把錢寄給她，不去擔心他是否很快就會大吃特吃我買來的雞蛋和點心。

我的母親、我的女兒和我的前妻。不算我弟弟，已有三個人在我的薪水單上了。但我兒子也需要錢。高中畢業後，他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離開他媽的家，去了東部的一所大學。那麽多的地方，他偏偏選中新罕布什爾州的一所大學。有誰聽說過新罕布什爾州？但他是這個家庭裏（父母兩方全算上）第一個還願意去上大學的，所以大家都覺得這是個好主意，起先我也是這麽以為的。我怎麽會知道它最終會讓我焦頭爛額。他從銀行東借西借地來維持生活。他不願意在上學的同時再做一份工作。這是他說的。那當然，我想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甚至有點同情他。誰喜歡工作？我就不喜歡。但當他把眼前能借的都借了，包括足夠去德國上大三的錢，我不得不開始給他寄錢，很多的錢。當我最終說我不能再寄了，他回信說如果那樣的話，如果我真的是那麽覺得的話，他就去販毒或者去搶銀行——做他不得不做的事來掙錢為生。倘若他不被擊斃或送進班房的話，我就該慶幸了。

我回信說我改了主意，我可以給他寄點錢。我還能做什麽？我不想在手上沾上他的血。我不願意老去想我的孩子被抓去坐牢了，或其他更糟糕的事。我的良心已經夠沈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