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處得稍久，我也問過辛格一些他大概不大會主動給我說的事兒，比如女孩子的嫁妝費特高，否則嫁不出去，以至出現溺殺女嬰現象，還有聽說過的妻子要為丈夫殉葬的事。他說可能在個別特別落後的地方還留有這種惡俗。到後來，我和辛格先生之間只有一個誰也沒有提到的默契，就是從來不談兩國的邊界爭端。

在印度，只有受過高等教育才可望成為“上等人”，而只有有錢人家才付得起大學的高昂學費。印度和中國，同樣沒有安排好屬於弱勢群體的有志之士進身之道的問題。

印度知識份子待遇比一般人好得多，也比中國高得多。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如果找到工作，工資就比幹了一輩子的老工人還高，在4000盧比以上，約合當時的人民幣1000元。我去印度是1993年，我的職稱是相當於教授的研究員，學歷是博士，當時的月工資卻只有200多。當年，印度一位教授的基本月工資有7000多盧比，加上津貼，可得1萬4、5千盧比，相當於我的工資的十倍至十四五倍。還有國家提供的免費住房，所以每個教授幾乎都有小汽車，算得上中產階級了。

到了臨離開印度的最後一天，我要求禮節性地再拜會ICCR主任，以示告別。我當然首先感謝印方的周到安排和熱情接待，也講了一些令他高興的的話。我說這次到印度來，發現印度的男孩和女孩和中國一樣，都是黑頭發黑眼睛。據說英國人認為，要是在聖誕節早上一出門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黑頭發黑眼睛的孩子，在這一年他將都是幸福的。

辛格將這段話譯成英語，主任又搓開了手，高興得裂開嘴笑了。辛格又自己向主任匯報說，客人在途中幾次問到印度的貧困和貧民窟，我聽懂了。這當然有關印度的臉面，主任先生說印度政府打算在本世紀末（現在來說也就是上世紀末）首先解決好貧民窟問題。我連忙說這是發展中國家都會出現的，是英國殖民主義造成的，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我還說相信要不了多久，我們兩國這些黑頭發黑眼睛的孩子，不論走到什麽地方，都會讓全世界的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富有、擁有最悠久的歷史文明又最具有現代文明的、能給全世界帶來好運與和平的、令人羨慕的人民，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主任先生頻頻點頭，眉開眼笑。

回賓館的路上，辛格說要想在本世紀內解決貧民窟問題，簡直是吹牛。

晚飯後辛格和阿紹克送我到機場，途中，似乎是無意的，辛格向我解釋了一下我曾經問過而當時他沒有回答的問題，說印度為何要飯的人那麽多，也與印度的文化傳統有關。說乞討在印度並不認為有什麽不好，窮人也以要求別人施舍是自己理所當然的權利。由於宗教的施舍意識的特別影響，印度人都認為向窮人或寺廟施舍是自己的義務，伊斯蘭教就明文規定信徒必須將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二用於施舍，他也是每個月都至少要按這個比例進行施舍的。我估計他就是穆斯林，因為他說過他小時曾在禮拜寺辦的宗教小學讀過書。

這當然也是一種解釋，而且符合實情。我曾在一篇報導中讀到：一群群窮人在一座座飯館門前排列整齊地席地而坐，卻不為報名打短工，而是等待客人用餐完畢，老板時時施舍給他們的剩飯。這些人沒有工作，從早到晚，就那麽紀律嚴明地坐在門前等吃等喝。沒有搶劫，更不會有人沖進去幹擾食客。

還有另外的解釋，有錢人就常把窮歸結為窮人自已的懶。在印度流傳著這麽一個笑話：說是一個窮人躺在太陽下面睡大覺，有人問他為什麽不去工作，他說我沒有工作。那人說沒有工作自己去找呀！窮人問找了工作又怎麽樣？那人說有了工作就有錢了。窮人問有了錢又怎麽樣？那人說有了錢你就可以成個家，有了房子。窮人說有了家又怎麽樣？那人說到了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安心睡覺了。窮人想了想說，何必那麽麻煩，我現在不就正安心睡覺嗎！

我倒不完全認為這都是富人挖苦窮人的話。就在我們中國，也存在相似的情形：政府組織西部人到東部較發達地區打工，有些人卻一無所長，又不想學習，懶懶散散，還時不時想走就走的，哪能適應現代化企業用工的要求。有些人雖然不怕受累，卻文化素質很差，也影響了他們自身的發展。這涉及到一個弱勢群體自身素質提高的問題，不能全當笑話聽的。

雖然我經常會讀到外資企業主如何讚揚我們的工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守紀律、勞動素質也最高的工人，所以很願意投資中國。我聽了，卻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印度可不是這樣，他們有工人自己組織的經常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工會，會與資方沒完沒了的討價還價，爭取權益，不那麽聽話，也不是那麽給多少就輕易滿足的。於是，就出現了——並非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的共產黨人，會為弱勢人群全心全意地謀取利益；而由共產黨人執政的國家中的某些共產黨人，卻會為了提高自己“招商引資”的“政績”（及其個人的隱性利益），而更多把本國的弱勢人群兼“先鋒”的利益作為禮物，奉送給外資企業家——的歷史的又一悖論。這可能也是所謂中國的“投資環境”比印度好的謎底之一吧！這不，金融風暴一來，這些極力誇讚過中國的外商，不是馬上就把興趣轉向了更“守紀律”，要價也更低的東南亞了嗎！

（轉載自2010-05-16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