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以後我才知道，總稱新德裏（NewDelhi）的印度首都原來分成兩大區，北部是老區，嚴格地說，“新德裏”只指南部的新區。ICCR總部就在新區，使館區離這裏不太遠，涉外機構幾乎都在附近。街道安靜，建築密度很低，也不高大，大多只是兩三層，院墻也很低，不到一人高。綠化很好，草地和綠樹很多。後來到了中央邦首府博帕爾（Popal），也分成南北兩區，中間有一條狹長的湖把城市隔開。北半是舊城，較大，建築密集；南部新城建築較疏，空地和綠地很多，房屋質量也好。我們就下榻於南區湖邊的一座高級賓館湖濱飯店。自然，這種兩區式的城市，貧富對比就更加鮮明了。富人都住在新區，有許多帶車庫的兩三層獨立別墅式小樓。

我到過孟買兩次，第一次是晚間，從飛機上甚至在城裏都沒有察覺到什麽，只見大街兩旁全是高樓大廈；第二次是白天，從飛機上鳥瞰，只見全城大街兩邊的高樓都圍成為一個個格子，高樓後面都是又低又擠的棚戶。我始終沒有機會進到棚戶區裏面看看，從別的資料，才知道那都是用洋鐵皮、水泥波形大板甚至塑料布、塑料薄膜搭成的。墻也是這樣，擁擠至極，公共設施極差，擠住著從農村流落到城市的成百萬戶赤貧的農民工。在上世紀50年代初印度優秀電影《兩畝地》尤其是最近的《貧民窟裏的百萬富翁》中有真實的表現。

據2005年亞洲開發銀行估算，按人均1天消費1美元的聯合國確定的最低標準，2003年，中國貧困人口總數大約1.73億，占中國總人口13億的13%；印度3.27億、占印度總人口10.4億的31%。報告提到，亞太地區最近幾年取得的減貧成就主要是由於中國貧困率的大幅下降所致。當然，中國的脫貧任務仍然很艱巨，越接近完全脫貧難度也越大，但印度的任務更大。

印度的乞丐極多，給我最深印象的就是每當紅燈亮起汽車停駛之時，車窗外面，立即會有許多乞丐出現，主要是兒童，有的女童懷裏抱著嬰兒，有的背著，伸手乞討。所以我每次出行，總是要帶上一些零錢，以擺脫困境。但只要給了一個，圍上來的肯定更多。在印度的丐幫中，還橫行黑幫勢力。

我考察的對象主要是古代建築，與旅遊景點恰恰吻合。在這些地方經常會遇到有人給你強行“服務”的情況，索取收費，應該算作是準乞丐。比如在泰姬陵，當我拿出相機正要拍照，便有一位正在打掃衛生的“老人”（印度人蓄胡者多，中年人以上顯得似乎比實際的年齡更老，難以判斷他是中年人還是老人）熱情地前來向我指著一個地方，慫恿著要帶我去。果然，那裏確實有一個拍照的好角度。他不辭辛苦地帶著我走，當我向他致謝時，他卻向我表演起數錢的手勢，嘴裏不停地說著“money”。他還要帶我走，我只好雙手合十敬謝不敏了。在阿格拉考察法坦浦爾城堡時，進大門前得換上一雙特大的套鞋，連原來穿著的鞋一起套進去。一進到大院，我就感到周圍有不少爬著或蹲著的孩子，都在盯著我的套鞋。當我一做出想要系緊鞋帶的樣子，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孩子立刻便會從四面八方迅速爬到跟前，搶先一步系緊我的鞋帶，然後也是要錢。其他的只得悻悻然而去，再盯著另一個對象。看著這些孩子，再看看這座建成於莫臥兒阿克巴大帝時代巍峨壯麗的城堡，我感到一陣陣的悲哀。

旅遊地的小販極多，都麇集在入口處，賣著一些不值錢也不值得買的小玩意兒，要擺脫他們，可是一椿極需要技巧的事。等你一下車，他們便會緊緊地圍著你，其勢有如強買。如果你發誓絕對不買，他們中的一兩位，可能便會跟著你的這次考察緊追不舍，時不時還會有意無意地擋住你拍照的視線，直到你筋疲力盡，終於買了他的一兩件你並不想要的東西為止。這些事情經歷稍多，我便得出了經驗，下車以前就選好了逃跑路線，閃躲騰挪，迅速逃進門內。或是散給他們一點小錢，卻不要東西，他們也就不再窮追了。中國當然也有這樣的強買，程度上卻大有不及，欠缺一點印度小販特有的堅毅性。

我還有另一個難點，就是當我采用這一套脫困之道時，總要盡量地避免讓辛格先生察覺。有一次在車上，我忍不住向他提出，這麽多的乞丐和強人所難的小販，會不會影響印度旅遊業的發展。他緊繃著臉，沒有給我回答。

關於印度特有的“種姓”，我也問過辛格先生。“種姓”就是把人分為高下有別的婆羅門（僧侶）、剎帝利（武士）、吠舍（農工商人）和首陀羅（低等人）四個等級，更有沒有資格列入“種姓”的更低等的“賤民”（“不可接觸者”）的一種制度。出現在約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侵入、以恒河文化（吠陀文化）代替了土著的印度河文化以後，至今流行了三千多年。“賤民”的社會地位最低,為數超過1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7。辛格先生說，種姓制度在印度共和國憲法中早就廢除了，好象有一位部長就出身於“賤民”之家，一般似乎也不存在，但在實際生活中仍然有所殘存，在婚姻中有更多反映，高種姓的人總是不願意與低種姓的人通婚。

即使我在印度那段短短的時間，也感受到了人際間的差別，我不敢說這就是種姓制的殘存，因為不便打聽弱勢方屬於哪個種姓，但肯定是等級制意識的一種表現。

在博帕爾，一大早，那位不參加當地罷工的司機吃完早飯來了。我忽然想起從昨天下午他把我們從機場送到賓館起，就再沒出現過。原來印度的做法和中國不同：在中國，照例司機和車主都是吃、住在同一個賓館的，有時候可能還是同一個房間。車主還得好好招呼司機，要不然，經常就會出現“車子出了毛病”的尷尬。但在印度，司機無權享受這種待遇，他住在哪裏，吃在哪裏辛格一概不聞不問，只告訴他明天什麽時候過來就行了。我還幾次發現，車停下以後，辛格都是等著坐在右邊的司機下了車（印度承繼了英國的習慣，汽車靠左行駛），從車前繞到左邊前座來給他開門，他才下車的。下車以後就昂頭而進，司機再打開後背箱給他提包送進去，經常也要替我提，但我已再就提到手上了。本來我就盡量簡裝，沒有什麽東西。

只有一次，大概是在南印度馬都拉，司機可能是昨晚睡得晚，今早也起晚了，沒吃飯就來了，正趕上我和辛格，加上從馬德拉斯大學請來作陪的一位教授正在吃飯。我問明情況，請辛格給這位司機也買了一份，他仍然坐在另外一個桌子上。我把他的飯菜端到我們這一桌，他很不自在，辛格雖然不說話，卻面有不悅。我給這位司機說什麽，他都不予翻譯。

在印度吃飯，也有令我不自在之處，就是給我送飯送菜的“服務生”，多半都是老年人或看起來比我老。我當時五十來歲，享受著這些長兄般的人為我送來的服務和謙卑的笑臉，真的是好不自在。而在中國，幹服務生這行的的絕大多數都是女孩子。我還發現，在印度，凡是在中國通常都是由婦女擔任的工作如賓館的接待人員和服務員、售貨員、公共汽車售票員、火車列車員、導遊員這些行業，幾乎也全都是男人。只碰到過一次例外，那是在阿格拉，住在當地最高級的賓館阿紹克飯店，吃的印度菜，濃烈的香味和通通攪打成糊狀的各類蔬菜使我實在不慣。辛格曾給我說過，在印度，三星級賓館必須要有法國菜，五星級的必須再加上中國菜，可見中國菜比法國菜的聲譽高。這家是三星級，我只得放棄吃中餐的奢求了。飯後我到處走走，無意間卻發現一處名為蜀園酒家的餐廳。用歪歪扭扭的中國字寫在門口的燈籠上。進去以後，裝修設計有一點中國味，見到的服務員也依照中國的方式，都是“中國姑娘”，但一講中國話，她們卻一句也聽不懂了。辛格說，她們並不是中國人，是從印度東北阿薩姆邦招來的，那裏的人長得很像中國人。除了這一次，至少在我來說，就沒有再見到過女性從事這個工作了。辛格說印度下層婦女如農民和工人，為生活所求，當然都要工作，但她們只是在地裏勞動，或是在工廠做工，並不幹這種拋頭露臉的事。上層婦女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多參加工作，可以成為教師、教授、學者、官員或藝界名流，甚至還可能當上總理。小康之家的婦女受高等教育的較少，家境尚可，也不需要工作。所以像我提到的這一些行業，就都是男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