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路敘事》系列之三

（3）思想傳播

漢唐之後，中國的思想成果，包括儒釋道等思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傳播，逐漸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學與陽明學；唐鑒真東渡，將中國的佛教文化傳入了日本，日本也大量遣唐使如吉備真備、阿倍仲馬呂、高僧空海等都到中國學習中國的文化；明代王陽明的學說在日本傳播之後，為後來日本“明治維新”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文化中的《四書五經》《十三經》等思想也同樣對韓國、菲律賓、越南、新加坡等國家帶來了深遠影響，鄭和七次下西洋更是加深了這些影響，並逐漸形成了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思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了歐洲，為14世紀歐洲的文藝覆興奠定了思想基礎。17世紀初，中國的儒學經典如《論語》《大學》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法國，又由法國傳入歐洲各國，使法國成為當時中國文化熱的中心。18世紀的法國啟蒙家如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笛卡兒、狄德羅、霍爾巴赫等對中國傳統文化極其推崇，伏爾泰將孔子作為人類道德的楷模，在禮拜堂內供奉孔子的畫像，他將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論、人性觀念、社會法則、道德倫理等加以研究，建構了一套對西方社會產生很大影響的新的社會學說。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謝林、康德、黑格爾、費希特、費爾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如萊布尼茨就認為，正是中國的發現，才使歐洲人從宗教的迷惘中覺醒過來。這種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的辯證法思想。除了以上著作，還有很多對世界發展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例如《易經》啟迪了現代計算機二進制算法，現代數理邏輯也要依托於《易經》；《孫子兵法》應用於商戰、《老子》思辯哲學應用於現代生活等，這些都對世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4）制度創造

早在隋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為了選拔人才推出科舉制度。唐朝年間，日本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原學習到唐朝年間的科舉制度。越南的科舉制度從內容至形式也幾乎照搬中國科舉制度。直到1569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才所著的《中國遊記》經過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科舉制度傳播到西方國家，到了1583年，葡萄牙傳道士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撰寫的《偉大的中國》詳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並被譯為多國文字，激起了歐美各國對中國科舉制的關註。尤其是英國，由於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對科舉制也最為關註，在1570年至1870年間，英國出版的關於中國科舉制書籍就有70多本，並於1793年及1816年以後，多次派遣使節來到中國考察科舉制度。而在此之前，英美等國政壇都實行“政黨分贓制”，都是根據政治立場和利益等來決定官員的升任和淘汰，這就必不可免地會導致腐敗現象的產生，英美根據中國科舉制，建立了政黨政治之外的考核政治官員的“考選制”，有效地杜絕了之前政壇出現的“政黨分贓制”，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再比如我國的內閣制度是由永樂皇帝為了鞏固權力而成立的，這時候的內閣首府大學士與西方國家首相職能上基本相近，而英國不僅向中國學習了內閣制度，更是加以改進與發展，使其發展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基本體制。就像美國的聯邦人事總署署長的艾倫•坎貝爾教授來華講學時曾說的那樣：“當我接受聯合國的邀請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深感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及文官制度時，都把它的創造者歸於中國。”
外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既是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融之路。在中國文化通過商品輸出等形式慢慢進入其他國家的同時，也將世界各國文化帶回國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1）科學技術

隋唐時期，以強盛的國力為依托，唐文化顯現出一種有容乃大的氣度，廣泛吸納著外來文化，如南亞的歷法、醫學、語言學，西亞和西方世界的醫術都相繼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我國，就像英國學者威爾斯在他的《世界簡史》中比較歐洲中世紀與中國盛唐時代的文明差異時說過：“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例如，漢朝時期，我國制糖術仍很落後，到了唐朝時期，唐太宗派王玄策專門去西域學習，並下令揚州地區大面積種植甘蔗，進貢朝廷用於試制蔗糖，所產蔗糖的品味超過西域。《唐書》記：“蕃胡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往摩伽他國取其法。今揚州煎諸蔗之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說明印度的煉糖術在唐朝傳入中國。當時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西遊印度取經，他不但將佛教文化傳回中國，同時也將印度的數學、天文、醫學帶了回來，從而大大加深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而這一文化融合讓後人在其基礎上受益匪淺，再比如西方的建築、廚藝等，唐朝的石窟藝術、佛塔建築樣式就是吸收了印度的建築風格，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著名的如龜茲的克孜爾、吐魯番柏孜克裏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大同雲岡、洛陽龍門等，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它們連成一串寶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宋元時期，蒙古的西征從客觀上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在絲綢之路上設立了大量驛站，從地中海到北京只需要15天，海上絲綢之路達到了巔峰時期，外來科技大量傳入中國。阿拉伯醫藥學包括制劑、醫藥理論以及大量醫藥香料的傳入對我國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宋代期間丸、散逐漸取代湯劑，而這樣的變化正是由於香藥的普及應用，元代期間將中醫和回回醫學兩者並重，設立了專門管理回回醫藥的機構，撰寫了著名的阿拉伯藥典《回回藥方》。西方數學知識也是在宋元時期傳入的，當時傳入的著作包括歐幾裏得的《幾何原理》、哈桑•馬拉喀什的《罕裏連》、西伯來人阿拉伯罕•巴•海雅•哈•納希的《撒唯那罕答昔牙諸般算法段目並儀式》（即《實用幾何》和《推步術》）、阿拉伯人默罕默德•伊本•穆薩•花剌子密的《呵些必牙諸般算法》（即其《積分和方程計算法》）等。這些著作成了宋元時期中國數學著作中的命題和解算理論。當時中國著名數學家秦九韶（1202-1261）著作《數學九章》據傳就是受到阿拉伯所傳數學的啟發，它概括了宋元時期中國傳統數學的主要成就，標志著中國古代數學的高峰。1240年之後，許多數學家都開始沿用“0”符號的字碼，標志著阿拉伯數碼在中國開始流傳，西方數學知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天文學，比如元代天文家郭守敬就是受馬格拉天文台的啟示，在吸收了阿拉伯天文成果的前提下，改革和重新設計了13種天文儀器，再結合中國傳統天文學的基礎，制定了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授時歷》，其中在計算赤道積數和赤道內外度時就采用了西方數學的方法。同時，西方的建築藝術在宋元時期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建築。忽必烈即位後，阿拉伯建築師亦黑叠兒就參與擴建了新都的工程，北海瓊花島也是以阿拉伯的工程技術所參考建造的，當時杭州伊斯蘭街坊中的清真教堂，完全是伊斯蘭教國家的風格。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衰敗，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例如西方傳教士來華，帶來了西方的科技，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徐光啟多次提到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多所未聞”對於外域科學技術持歡迎態度。康熙帝更是對西方科學技術持歡迎態度，他曾通過南懷仁向西方耶穌會士致信：“凡擅長天文學、光學、靜力學、動力學等物質科學之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

（2）藝術傳入

在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發展的同時，西方的樂器、樂曲相繼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例如漢代的《摩河兜勒》曲，樂府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樂，印度的藝術，希臘、羅馬的繪畫也先後傳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美術，西亞和西方世界的馬球運動等在隋唐時期大量傳入我國並深受百姓喜愛。當時佛教大興，由佛教引起的雕塑等藝術也逐漸豐富，而其中的犍陀羅藝術就是受到希臘藝術影響的結果，這也意味著我們中國的佛教藝術間接受到了希臘藝術的影響。隨著世界各國包括繪畫、音樂、舞蹈、雕塑等各種藝術流入中國，很大一部分藝術家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啟發，西洋畫在明清時期得到較快發展，據記載，利瑪竇曾向萬歷皇帝進獻一幅歐洲王公貴族、天使和教皇的宗教銅版畫，由於其細節十分精美，得到皇帝讚嘆，於是便詔令宮廷畫師在利瑪竇的指導下用色彩放大覆制了這幅畫。清初，康熙皇帝也對西洋畫抱有濃厚的興趣，他曾這樣評價西洋畫：“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之妙。因雲有二貴嬪像，寫得逼真，爾年老久在供奉，看亦無妨。”焦秉貞《耕織圖》深得康熙嘉許，不僅親自作序，還為畫幅題詩，並指示將改圖鏤版流傳。乾隆帝對西洋畫的興趣遠超康熙，他曾將自己的養老居所全部換成西洋畫，由此傳教士奉旨入宮作畫，這也是西洋畫在宮廷內的鼎盛階段。

明清時期，隨著西方建築文化的傳入，清代園林中出現了許多西式景觀和裝飾藝術。據檔案記載圓明園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間，曾在圓明園後殿仙樓下安設了一樘楠木邊雙園玻璃窗，雍正五年在萬字房（萬方安和）對瀑布仙樓的窗戶上，還用了長4尺4寸、寬3尺2寸5分的大塊玻璃。並吸收西洋教堂天頂畫、全景畫的裝飾手法而變通為中國式的建築裝飾手法——通景畫，在清代皇家園林中的圓明園、紫禁城內的建福宮花園和寧壽宮花園內大量出現，繪畫采用了透視的畫法，有極強的立體效果。


（3）文化交融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以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後經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高僧頻頻向外求法，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更是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例如達摩一葦渡江前來中國傳播佛教禪宗。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深入民心，並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逐漸演變成了帶有中國色彩的佛教文化。
到了晚明時期，由於整個社會是由單一的農業社會轉型到多元社會，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等級身份紛紛被打破，程朱理學下的儒學（與傳統儒學不同）的危機也隨之而來，社會道德急轉直下，當時大多數人認為：“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當時的一些明儒為了擺脫晚明和儒家（程朱理學）危機，推崇西洋文學。伴隨著西學的傳入，西方大量的傳道士來到中國宣傳西方神學，利瑪竇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如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同天算指通篇》《西國紀法》《萬國輿圖》《渾蓋圖說》《乾坤體義》《圓容較義》《勾股義》《二十五言》《交友論》《天主實義》等。在其影響下，當時的傳教士也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書籍，例如，孟至德（葡萄牙人）的《長歷補註解惑》，《渾天儀說》、龐迪我的《四大洲地圖四幅》、熊三拔（意大利人）的《泰西水利法》等，對西學的傳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了解了基督教義和科學技術的明儒與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合作，也通過著述或譯作等方式進行西學引進，例如，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李之藻上奏“西洋天文學論十四事”，請開館局翻譯西法。崇禎二年（1629），李之藻將近50年間所譯西書選匯為一函，名《天學初函》，李之藻試圖藉此對明末西學的引進作一個小結，《天學初函》作為中國的第一部西學著譯叢書，可謂晚明中國以中文形式記錄西方文化之集大成。該書是明儒與西方傳教士合作的產物，是中西文化交流初始時期重要的歷史文獻。通過《天學初函》，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明近50年間，西方文化已形成體系引入中國。但《天學初函》並沒有將明末傳教士傳授和明儒筆受譯介的有關西方文化書籍全部收入，例如，李之藻晚年翻譯的兩部書：亞裏士多德《寰有銓》，是西方重要的哲學著作；《名理探》是西方邏輯學在中國的最初譯本。還有王徵與鄧玉函合作翻譯的《遠西奇器圖說》，是最早的一本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機械力學的譯著；王徵協助金尼閣撰寫的《西儒耳目資》，是漢語拼音方案早期嘗試與實踐；湯若望授焦勖譯的《火攻挈要》，詳述了各種火器的制法等，都沒有收入。但通過明儒與傳教士的合作，西方的科學技術包括天文、地理、數學、光學、力學、水利、機械、武器等都傳入了中國，為中西文化交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參考文獻略）（收藏自2016-02-19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