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其人

顧準，1915年7月1日出生於上海的一戶陳姓家庭，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因外家無子嗣，自幼從母姓。早年畢業於中華職業學校舊制商科初中（二年），因家境貧寒，1927年經人介紹，進入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

之後，顧準在“立信”工作了十三個年頭，為了改善家庭的經濟條件，顧準非常勤奮地學習和工作，在不長的時間裏，由一名練習生成長為擁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的會計學專家、教授。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在“立信”期間，顧準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最終接受了西來的馬克思主義並成為一個忠誠、出色的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

1934年以後，他曾擔任過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簡稱“民武會”）上海分會主席、“民武會”總會宣傳部副部長，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中共江蘇省委“職委”書記與“文委”副書記等職務。

1940年8月，顧準離開上海，先後在蘇南、蘇北解放區工作，擔任過蘇南澄錫虞工委書記、專員，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等職務。

1943年3月顧準到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日本投降後，顧準於1946年1月回到華東，先後擔任了淮陰利豐棉業公司負責人，蘇中行署貨管處長，山東工商總局副局長，渤海行署副主任，山東省財政廳長。上海解放前夕，任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幹部隊伍青州總隊隊長，1949年5月隨軍進入上海，參與繁重的接管工作，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52年，顧準在“三反”運動中受到撤職處分。1953年奉調入京，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務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局長，1955年入中央黨校學習。1956年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未幾，調資源綜合委員會任副主任，仍兼經濟所的研究工作。“反右”運動中，1958年，顧準戴上右派帽子，被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後，再次進入經濟研究所，從事會計研究。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1966年，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顧準在劫難逃，經受了人生苦難的極致，一直到1974年12月在厄運和病魔的雙重折磨中逝世。

1980年初，經有關部門覆查，徹底平反了顧準於1957年和1965年兩次被打成“右派”的大冤案，恢覆了顧準的黨籍和政治名譽。是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財政部等單位為顧準和妻子汪璧隆重舉行追悼儀式。1985年9月，國務院批覆了中共上海市委為顧準1952年被錯打成“三反分子”的冤案平反的文件。至此，顧準生前所蒙受的冤屈全部平反昭雪。

1995年，適逢顧準誕辰8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隆重舉行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顧準的難友兼弟子、被譽為“國師”的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發表《中國需要顧準這樣的思想家》的紀念文章。

1982年，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9年，思想筆記《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1994年，上述兩部著作經增補、匯編為《顧準文集》，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公開發行，該書出版後，在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人們爭相捧讀，“不僅對顧準深邃的思想、淵博的知識和橫溢的才氣由衷折服，更對顧準在‘四人幫’橫行不法的年代，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以‘戴罪之身’，忍受著地獄之火的煎熬，卻以超人的膽識與毅力，全方位研究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深感震憾與崇敬！”（見《顧準全傳》）

2000年1月，由上海作家高建國耗時十年撰寫的、總字數達到51.4萬字的顧準傳記《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全方位介紹了顧準的一生，特別是他苦難坎坷的後半生，真實記錄了顧準的思想和精神風貌，是具有歷史嚴肅性又兼具可讀性的人物傳記。

2002年初，四卷本《顧準文存》（包括《顧準文稿》、《顧準筆記》、《顧準日記》、《顧準自述》）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2年2月，著名思想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之先生指出：“顧準是中國近代以來（且不說自古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都更偉大。……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執著地追求中國的出路，從各個角度比較中西文化，學習民主的道理。他探索真理的所得不但迄今並未過時，而且更切合今天的需要，我們自以為了解他，其實了解得很膚淺。要重新認識顧準在中國迄今尚未認真開始的啟蒙運動中的作用。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顧準論“海上文明”

在顧準留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文字中，有一篇標題為《關於海上文明》的文稿，這是顧準在1974年8月與其弟陳敏之先生的通信中寫下的學術筆記，在這篇總共只有不到4000字的文章中，顧準論述了這樣幾個問題：

一、顧準認為，羅馬史或者說一般的西方史，不是當地土著的文明，而和希臘、迦太基一樣是外來的海上文明。西方史，整個說來，是外來的海上文明強迫同化當地土著而形成的。

希臘文明是淵源於克裏特文明，這是約公元前3000～2000年的埃及文明跨海過去，經過一再的海上遷移而形成了海上文明的希臘文明。

迦太基是公元前8世紀前後從西頓、推羅（今黎巴嫩境內）向西殖民形成的，是亞述帝國征服敘利亞後，西頓、推羅不再有陸上擴展與經商的可能之後，被迫地走海上這條路的。

還有一支較早滅絕的海上文明是埃特魯利亞（公元前1100年前後），它是從小亞細亞呂底亞西遷意大利半島北部形成的。

羅馬是土著拉丁人，在強烈的埃特魯利亞文明的影響或領導下，按照海上文明的樣子建起城來，形成一個城邦，開始她的歷史的。後來，羅馬人趕走、征服了埃特魯利亞人，建立了共和羅馬。


二、顧準認為，從“建城”開始一個國家的歷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

海上文明者，從土生土長的地方飄洋過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謂也。這種移民，不同於遊牧民族的陸上遷移，它是經過一段並非與人鬥而是與自然鬥爭的歷程，到達一個陌生的海岸，周圍的一切都不知道，移民要在那裏生存，必須築城聚居，逐步擴大它的活動與征服領域。希臘城邦就是這麽起源的。

而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則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團，出現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間相互征伐、兼並，逐步擴大成為大王國和大帝國。

築城聚居的海上文明的城邦，一般是城邦而不是領土國家，采用貴族政制，即元老院掌權，地位平等的公民組成公民大會參與政事。

部族王經過征戰形成的王國，一般是專制主義政制。包括中國、古波斯、埃及、巴比倫、印度，乃至高盧、塔爾鐵蘇斯（在西班牙）、日耳曼，全都如此。
模範西歐文明的，在遠古恰好是三個海上文明。


三、顧準指出，海上文明並不一定是商業文明。這一觀點，與許多學者的看法並不相同，值得重視。

顧準認為，希臘諸海外殖民城邦一開始都以務農為主，海外移民更重要的動力是不甘心在國內當別人手下的王子貴族，而到海外去自立門戶，由土著在海上文明的埃特魯利亞和希臘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羅馬城邦，也是以務農為主，然而政體卻不同於東方專制主義。


四、希臘羅馬這類海上文明的城邦，一開始，全都沒有奴隸制。奴隸的出現，最通常是來自於打仗的俘虜，到了城邦的商業貨幣充分發展之後，把俘虜當作奴隸出賣的“有奴隸市場的奴隸制”就出現了，這是希臘、羅馬這類海上文明的城邦的特色。一切由大陸式的部族王發展而成的國家，全部沒有希臘、羅馬這種典型的奴隸制。

顧準對希臘城邦制度的研究

希臘文明，按照顧準的說法，“從頭到尾是海上文明”，是人類文明中西方文明的源頭。眾所周知，古代希臘文明的傳統為現代西方文明所承襲。

希臘在古代是希臘人對他們所生活居住地區的通稱，最初指希臘半島中部偏北地區，後來範圍逐步擴大到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小亞細亞半島西岸等所有希臘人聚居的地方。

希臘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扼歐、亞、非三洲交通的要沖，地理環境獨特，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島嶼密布，地中海氣候溫和晴朗，陽光充裕，非常適合海上活動。

希臘歷史的發展，海上大移民的興盛，城邦制度的建立、演變，民主制度的確立，充分體現了希臘“海上文明”的特征。

顧準以歷史的眼光探索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和發展歷史的軌跡，比較了作為海上國家的希臘和埃及、兩河流域、波斯、中國、印度等大陸國家地理環境差異所導致的不同歷史發展道路，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兩種不同道路的分野就是從希臘城邦和城邦制度開始的。他指出：“城邦制度的流風余韻，在羅馬時代和歐洲中世紀時代，一直流傳不衰，還對近代西方歷史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

顧準認為，“城邦制度，是希臘文明一系列歷史條件演變的結果。”希臘城邦制度有許多特點：它的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公民權和公民意識，獨特的與我國古代完全不同的官制和兵制，城邦對於維護自己國家主權獨立的堅強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整套國際慣例和近現代國際法的萌芽，傑出的政治家和燦爛的文化、藝術等等，顧準都一一對之進行分析和介紹，向人們展示了古代希臘文明的絢麗風姿。

顧準質疑了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直接從氏族民主演變過來的這一論點，他充分列舉史實證明：遠古希臘一樣存在過“神授王權”，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權在一種特殊環境下演變出來的東西，它並不是直接從氏族民主遞嬗過來的。”他引證了現代考古學家對特洛伊古城、邁錫尼古城和克諾索斯古城的考古發掘來證實自己的觀點。

顧準認為，海外殖民城市是希臘城邦制度的發源之地。史學界通常把克裏特—邁錫尼文明稱為愛琴文明，這不僅因為這兩個地方同處愛琴海上，而且這個文明確實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裏特是一個海島，邁錫尼雖在大陸上，“文明”是從克裏特飄海過去的。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時候，克裏特已經建立了第一個海上霸權。遠古時候，希臘的冒險家們以海盜為生，他們劫掠海行中的船只，劫掠島嶼上和大陸海濱的村鎮並以此為榮。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頓、推羅一帶）人向希臘人學會了航海。克裏特文明伸向希臘本土和愛琴海上諸島嶼，也許就是海外移民的結果。亞該亞人來到希臘本土，使得原來已有相當規模的海外移民大大促進了，他們迫使原住希臘本土的克裏特人、加裏亞人、裏利格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為希臘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鋒的作用，入侵的多裏安人有一些不滿意他們所分得的掠奪品的人，或者因更富於冒險性而繼續泛海前進的人，他們也大批向外移居。顧準強調指出：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移居海外的人，總有些冒險家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