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城市建立安頓下來二三代之後，自己又成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鄰近的甚至遼遠的海島和小亞細亞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這就是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

希臘人有強烈的自立門戶的願望，這不僅決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擴張路線，也決定了這些城邦相互競爭，相互敵對，城市之間經常發生武裝沖突，而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全民族的共同敵人。

早在克裏特時代，地中海的海上貿易已經開始，邁錫尼衰落之後，腓尼基人繼起販運其間。當希臘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來之後，星羅棋布的海外殖民地事實上組成了一個希臘人的海上貿易商站網。這是推動希臘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線的又一個因素。新商站是商業殖民城市有計劃地派遣新移民出去建立的，這就是由希臘海外殖民城邦出發的“二次殖民”。在公元前8世紀後半葉，亞洲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米利都，就在小亞細亞的北岸建立了七十個以上的殖民點。小亞細亞諸殖民城市在其鄰近地域，以及遠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積極的殖民擴張，接連持續了好幾百年。到公元前6世紀為止，小亞細亞西岸的殖民城市“繁殖”得愈來愈多，南岸，迤南敘利亞海濱，希臘人的殖民活動則為亞述帝國和其他勢力所阻攔，來自推羅、西頓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為希臘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勢力的激烈競爭對手；米利都人在埃及建立了一個希臘人的商站城市諾克拉底；希臘人還開辟了黑海航路，從此在達達尼爾、博斯福魯兩海峽兩岸，在馬爾馬拉海、在黑海的南北東三面海岸，逐步布滿了希臘人的殖民地，這是這一時期希臘人殖民擴張的最大成就。

公元前7世紀以前，小亞細亞這個中心，不僅發展出來了新政制——城邦制度，發展出來了興盛的海上貿易和城市手工業，也發展出來了新的文化。在這之後，希臘文明的中心又從小亞細亞移回希臘本土了。

顧準引述了脫因比（Toynbee，即湯因比）的觀點來說明希臘城邦這些“自治”、“自給”的城市國家的政體是因何擺脫血族基礎、轉而為建立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的。脫因比說：“海上遷移有一個共同的簡單的情況：在海上遷移中，移民的社會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後才能離開家鄉，到了航程終了的時候再打開行囊。所有各種工具——人與財產、技術、制度與觀念——都不能違背這個規律……跨海遷移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裏的血族關系……這一點和陸地上的遷移不同……跨海遷移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原始社會制度的萎縮……”。


顧準指出，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臘的海上文明的特色。為此，他特地引用了杜丹所著的《古代世界經濟生活》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在希臘人的國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確定的形式，並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海上貿易和海上交通的發達，反過來對希臘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諸國的經濟又產生巨大的影響。

希臘諸城邦經濟的迅猛發展，帶來了社會和政治的新形勢，一部分當政的土地貴族，利用權勢取得了財富，新的致富的機會和貴金屬鑄幣的使用，一些人通過冒險或從事創造性的經濟活動而致富，出現了貴族以外的工商業富裕階層，而他們是被摒棄在政權之外的，由此，政治權力的分配和各階級實際力量的對比之間出現了矛盾並日益加劇；經濟發展和海外移民造成了人力的不足，貴族加深了對平民群眾的剝削；這些狀況必然引起社會騷動，引起暴動，引發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公元前8世紀前後，希臘本土的政制演變完成了貴族階級起來消滅王政。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希臘本土諸邦在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的深刻影響下開始了城邦化和集團化的歷史進程。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本土諸邦雖因外部條件、內部狀況、歷史演變各不相同，但是，各邦都處在大移民造成的經濟環境之中，處在強大的外敵威脅之下，許多城邦出現了僭主政體，繼而以推翻僭主，實現民主的歷史演變，顯出了歷史過程的某種一致性。

僭主政治最早是公元前7世紀起在小亞細亞希臘城邦出現。這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貴族寡頭政體面臨新形勢下的無能，糾集心懷不滿的平民群眾，組織個人衛隊，毀棄當時的憲法或慣例，奪取政權而形成的，是一種個人專制的政體。

雅典的政制演變過程以最後民主制度的確立標志著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在公元前7世紀前半期，雅典已經完成了統一。在覆雜的社會、政治新形勢下，公元前630年左右，雅典爆發了庫隆暴動，動搖了古老的貴族寡頭專政；接下來的德拉孔立法過程中，貴族作出了一些讓步；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民選調解官”，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改革，促進雅典迅速從一個農業區域發展為工商業區域，成為希臘世界第一個工商業城邦，梭倫改革給予平民在公民大會內發言與表決、選舉的權利，使得雅典擺脫了貴族階級的寡頭專政，逐步走向民主化，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離職後，雅典陷入長期的黨爭之中，公元前546年，貴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在雅典建立僭主政制，雖然僭主政治和梭倫立法的根本原則是背道而馳的，但僭政客觀上貫徹了梭倫改革的成果，實現了梭倫立法中的許多好東西；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人民推翻了僭政，實行了著名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兼具“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的兩個特色，雅典民主從此確立下來，成為希臘諸邦的範例。以本土為中心的希臘世界也已經定型，從此再也沒有擴展，希臘城邦制度經過長期的演變，最後完成。
雅典克利斯提尼以後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希波戰爭。公元前6世紀的希波戰爭中，以雅典、斯巴達為核心的團結奮戰，最後徹底擊敗了強大的波斯的入侵。顧準指出“希波戰爭勝利以後，創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規的希臘文明，從此躍進得更快，‘古典時期’的希臘，是人類文明極其光輝燦爛的階段，對後來歷史的積極影響是不可估置的”。

幾點啟示

一、人們不應該忘記，顧準是在什麽樣的條件下進行思考、研究和寫作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一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當時的顧準正經歷著煉獄般的苦難、病魔的折磨和慘痛的家庭悲劇（愛妻汪璧與他“協議離婚”而又自殺身亡，子女與他斷絕關系），他以病弱之軀經受“除了挨批挨鬥挨罵挨打以外，連一天都沒有能直起腰來松一口氣”的苦難的極致，忍垢含辱，而發憤作為。他一直幻想著中國的“神武氣象”、“雄飛世界”，展現了他對中國、對人民的摯愛深情。


二、顧準曾經下了“笨功夫”來研究“海上文明”、希臘文明、西方思想和西方歷史，“打算用十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歷史，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他遺留下的尚未最後完成的筆記《希臘城邦制度》僅僅是他“十年研究計劃”的開始，但是這樣一份破題之作還沒有完成（最後一章只寫了一半），他就病故了。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被認為是中外比較歷史研究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將古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過程與中國的春秋時代及其以前的諸多小國林立的歷史相互比較，揭示了古代希臘城邦（“海上文明”）與東方領土國家（陸上文明）之間在起源與演變過程中的諸多重大差異，指出人類社會從希臘城邦時代開始就向兩個不同方向發展了，東方諸國（包括巴比倫、波斯、埃及、印度、中國等）屬於大陸文明，無一例外地向專制主義發展；以希臘城邦為代表的西方，屬於海上文明，則向民主主義發展，最後形成了現代西方文明。顧準關於人類歷史發展軌跡的探索，極具歷史意義。


三、顧準是立足現實、關懷現實的，他的思索，都是為現實生活服務的。顧準以極大的心力研究“海上文明”和西方歷史，其實是著眼於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如何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如何找到一條能夠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道路，正如學者林賢治先生指出的，顧準“幾乎言必稱希臘，其實所言並非希臘，正如言不及中國，其實所言全在中國”, 顧準自己也明言“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的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
四、顧準由一位初中生、練習生而自學成長為傑出的會計學專家、教授，由一位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革命家轉而成為研究學者，從經濟學研究開始到醉心於“海上文明”、希臘歷史、西方歷史的探究，進而從希臘城邦制度的“自治”、“民主”到對“立足於科學精神之上的民主”的探索、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軌跡的揭示，其間歷經多次轉變，每一次的轉變都是一次“飛躍”，雖然他的工作並沒有最後完成，但他為中國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思想遺產，他的探索成果，時至今日還讓人覺得像是鉆石，放射出璀璨的光芒。（2005年5月7日）（收藏自2006-07-1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