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公元8世紀前中期中國最有影響的詩人之一，

他的詩是盛唐時代的結晶。在盛唐，杜甫的詩寫得比較沈重、踏實，比較有責任感，對唐以後中國的古典詩歌影響深刻。在中唐，白居易的詩寫得比較通俗、淺顯，在他活著和去世不久，對日本、對我們西域的少數民族影響很大。李白的詩呢，寫得比較飄逸，文采風流。他是中國在西方世界影響最大的詩人。我們今天就是講李白這位天才詩人盛世的風采。

一　中華文明史上黃金時代的天才詩人

李白名滿天下的時代是公元8世紀。這是以開元、

天寶盛世為標志的中國政治社會史上的黃金時代；同時，以李白、杜甫和王維為代表的中國詩歌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所以，李白是處在盛極千古的，既是國家民族的黃金時代，又是詩的黃金時代的交叉點上。

中華民族的形成與西方民族的形成很不一樣。我們民族的格局基本上奠定於秦漢時期。後來經過魏晉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大裂變、大碰撞、大融合，到了隋唐的統一，形成了一個氣魄非常宏大的、元氣淋漓的民族共同體。唐代文明應該看成是漢族和廣大疆域內眾多少數民族一起創造的文明。唐人的胡氣很重。李氏家族在北周當過很大的官，已經相當程度鮮卑化了，是胡化程度不輕的漢人；皇室的母族和妻族很多是漢化了的鮮卑人，像竇氏、獨孤氏、長孫氏，都是鮮卑人的姓。據《新唐書》裏的宰相年表，唐朝有二十三個宰相是鮮卑人或其他少數民族的人。邊疆的將領中鮮卑人或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就更多。所以，在公元7 世紀前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也是各個民族共同推戴的“天可汗”。這種民族的創造力和凝聚力在延續百年後，形成了開元、天寶盛世。那時候中國的疆域、國力和文明程度，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李白就是從這樣一個環境、時代、文明形態和綜合國力中走出來的一個天才詩人。聞一多先生曾經講過：一般人愛說唐詩，我卻要說詩唐，詩的唐朝。讀懂唐朝，才能夠欣賞唐朝的詩。對李白也是這樣，只有讀懂盛唐，才能夠理解李白詩的文明內涵和精神氣質。今天我們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來認識詩歌的盛唐，來對李白進行一些還原研究。

李白的詩歌是我們民族對自己的文明充滿自信，同時又視野開闊、意氣飛揚的一種表達。李白出生於碎葉。碎葉在現在的中亞，當時是唐朝的安西四鎮之一，他自稱“隴西布衣”，隴西就是現在甘肅這塊地方。也就是說，李白幼時最原始的記憶是在西域少數民族地區。他五六歲到四川定居，二十五歲離開四川，一直在長江中下遊漫遊到四十歲。所以，李白實際上是以胡地的風氣、胡化的氣質和長江文明的氣象，改造了盛唐的詩壇。這跟杜甫很不一樣。杜甫基本上是黃河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一個代表。杜甫說：“詩是吾家事。”他的祖父杜審言就是一個大詩人。他幼時的家庭作業可能就是練習格律，從小埋下來的文化基因，早期的記憶，影響了他終生。所以他後來把格律做得越來越細，越來越得心應手，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的妙處，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李白呢，恰是用胡地的氣質和長江的氣質，來改造中原文壇。

李白怎麽樣改造中原文壇的呢？我們以他的《把酒問月》為例：“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他拿起酒杯來問，月亮是什麽時候來到天上的。你攀月亮攀不到，但你走的時候，月亮卻總是隨著你。這是別具風采的盛唐人的姿態。詩人借著酒興，與月對話，對人生和宇宙的秘密進行哲理追問。但月亮是什麽時候有的？無從作答。他問的是宇宙起源和生成的深層奧秘。這樣的問題大概只有屈原的《天問》中出現過。詩人問月時，半含醉意，半呈天真，人和月之間進行情感的交流、生命的渾融。所謂攀月不得，講的是人和月遠離。但月行隨人，講的卻又是人和月相近。在這一攀一隨的動作中，就包涵著非常豐富、生動的生命感。唐朝人對月亮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中國詩歌最美好、最透明的一種想像，跟月亮有關系。譬如，比李白大十一歲的張若虛寫過一首樂府詩叫《春江花月夜》，詩人面對宇宙的蒼茫空間，發出一種哲學的叩問：“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裏，何處春江無月明。”在煙波浩渺之中，來體驗春、江、花、月、夜，這麽一種循環交錯的意象，散發著一種奇才和奇氣。詩人接著追問天地的奧秘：“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張若虛的詩歌留下來的不多，聞一多說：孤篇壓倒盛唐。這篇作品在詩歌史上占有很崇高的位置。李白與張若虛一樣也是在問月，也是在進行人和月對話。但在李白的意識中多了一種詩人的主體精神，一種未被世俗禮法束縛和異化的主體精神，一種出於自然赤子而入於神話奇幻的主體精神。他問月，關心的不僅是人間的喜怒哀樂，還關心月亮的日常起居。他問它是怎麽發光的，怎麽登臨普照的，怎麽升沈出沒的，充滿著物活論的氣息。它像明鏡一樣，飛臨紅色的宮闕，其生命力彌漫在天地之間。你夜間怎麽樣從海上升起來的，你在拂曉又怎麽樣向雲間隱沒？李白不斷追問生命的過程，關心吃不死藥飛到天上去的嫦娥，關心嫦娥的孤獨和寂寞。人和天地的情感就這樣溝通起來。李白的《把酒問月》比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多了一點神話的想像和超越性。李商隱也寫過《嫦娥》，李白比李商隱多了一些博大的、空明的對生命的質疑。所以李白的詩上承張若虛，下啟李商隱，富於超越性和很強的主體性，創造了一種酒道和詩道、人道和天道相渾融的境界。

李白詩對盛唐氣象的表達有他獨特的美學方式。這集中體現在三點上：第一是醉態思維；第二是遠遊姿態；第三是明月情懷。李白以醉態把自己的精神體驗調動和提升到擺脫一切世俗牽累的、自由創造的巔峰狀態。他一生愛入名山遊，以遠遊來拓展自己的視野和胸懷，把雄奇和明秀的山川作為自己遼闊、博大精神的載體。同時，他又用明月這個意象，引發人和宇宙之間的形而上對話。所以說，李白精神上的關鍵點是醉態思維、遠遊姿態和明月情懷。

 宋以後的人不太理解李白。理學和政治專制主義的壓力，使他們活得很沈重。他們認為文學要載道、要經世。這種偏狹的價值觀限制了他們的眼光。因此，他們對於李白所提出的有關宇宙、人生的本體論問題無所用心，或者不感興趣，簡單地認為，李白只不過寫風花雪月，只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而對於社稷蒼生並不關心。譬如說，王安石曾經選過四家詩，座次是怎麽排的呢？杜甫、韓愈、歐陽修，最後才是李白。他認為，雖然李白的詩寫得很瀟灑，但是其見識很卑汙，十句有九句都講女人和醇酒。雖然後人對王安石這些話的真偽有所辯駁，但是王安石，甚至不止王安石的宋人，對李白通過對女性、對酒、對月亮的體味去叩問人生和宇宙的深層本體論的問題不理解，則是無可辯駁的。實際上，後人不理解的地方正是李白極大地開拓了中國詩歌對宇宙人生的本體論思考，從而創造出來的難以企及的詩學奇觀。所以我們講，對李白也好，對杜甫也好，我們後來的研究受宋人影響很大。實際上，杜甫在盛唐名氣遠遠比不過李白。因為李白是一個明星型的詩人，拿起酒來就能作詩。杜甫是苦吟的，吭吭唧唧地在家裏推敲文字格律呀這些東西，他的臨場效應就不如李白，連杜甫也承認：“白也詩無敵。”中晚唐之後杜甫的影響就上升了，宋人把杜甫做大了。但杜甫的詩實際上大於宋人的理解。李白到了宋人那裏隔膜的東西就更多。宋以後的詩話、詩評越來越多，而觸到李白神經、觸到李白文化深處的東西反而少了。杜甫的作品是中國詩歌具有厚實傳統的象征。但是李白這種精神狀態、這種詩歌方式、這種審美形式，對於中國人來說，永遠都是很好的提升、很好的調節和很好的啟蒙。

二　醉態思維的審美原創和文化內涵

醉態思維是盛唐時代的創造。開元、天寶盛世創造了一個醉態的盛唐。

與李白的醉態思維有關系的重要傳說有三個。一個叫金龜換酒。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員佩戴金龜或金魚，四品、五品分別佩戴銀龜、銅龜，就像現在佩戴的勳章或肩章。李白三十歲初到長安，住在旅館裏。賀知章，就是寫“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那位作者，當時是秘書監，一個三品的官員，戴著金龜，去旅館看李白，讀到了《蜀道難》，還有其他一些詩，感嘆地稱他為“謫仙人”，天上貶謫到人間的仙人。當時賀知章沒有帶錢，就解下佩戴的金龜去換酒，和李白一起喝醉了。後來賀知章去世的時候，李白專門寫了一首詩，對金龜換酒這一幕進行了回憶。所以這是個有歷史真實性的掌故。那麽我們想一想，一個三十來歲的文學青年，到京城一個小旅館裏住下來；一個七十多歲的高官，而且又是一個著名詩人，竟然到旅館裏來看他，拿出自己當官標志的金龜換酒跟他一塊兒喝。這一幕也只有在盛唐才能發生。在金龜換酒的醉態中，人與人之間官本位的那種隔閡被打破了。

第二個與李白有關的傳說叫飲中八仙。杜甫有一首《飲中八仙歌》。第一個寫的是賀知章：“知章騎馬似乘船”，賀知章年紀大了，醉醺醺地騎在馬上，像船在風浪裏顛簸；“眼花落井水中眠”，他眼睛也花了，掉在井裏在水底睡覺。八仙中有唐玄宗的侄子、汝陽王李琎，還有左丞相李適之、風流名士崔宗之，還有坐禪念經的，還有書法家、布衣，包括李白。“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李白喝醉後，天子來喚他，他顧不及禮節，居然說我是酒中仙，不上船去應召。盛唐，詩人、貴族、丞相、名士、書法家、布衣都在醉態中打破了等級隔閡，一起享受盛世的文明。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盛唐能容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享受自己的文明。

第三個與李白醉態思維有關的故事，就是他醉賦《清平調》。開元年間，皇宮裏牡丹花開放，唐玄宗在沈香亭跟楊貴妃一起玩賞。花開的時候，唐玄宗就說：賞名花，對妃子，能夠用舊樂嗎？必須要有新詞！於是他就命令李龜年拿著金花箋，就是皇帝的信封去宣召李白。李白醉醺醺地來了，就作了《清平調》三首，其一說：“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後來還有貴妃磨墨、高力士脫靴的傳說。這裏面就集合著很多第一：皇帝當然是第一人，牡丹花是第一花，貴妃是第一美人，李龜年是音樂裏的第一人，李白是詩歌裏的第一人，高力士是內臣中的第一人。這五六個第一在一起創造了一個盛唐的名牌。這種盛唐氣象是其他朝代很難重覆的。當然對這個傳說還可以考證。實際上這時楊貴妃還沒有封貴妃，楊封貴妃在天寶四年。李白是天寶元年至三年在翰林院。但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個傳說呢？這其實是人們對盛唐氣象的回憶和想像。

詩酒風流，是盛唐一種風氣。李白喝酒是很有名的啦，我們現在的酒店裏還有太白遺風。“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看看喝了多少杯酒，百年一千萬杯！在醉態盛唐，在國家、民族元氣淋漓的時代，詩人借著酒興，用詩歌表達了一種文明的精彩和對這一文明的自信。我們過去講李白，都說他是浪漫主義詩人。但是浪漫主義是雨果他們搞的，是西方18世紀、19世紀的思潮。李白根本不是按雨果那種方式來寫作的。如果要這樣講，李白會死不瞑目！他就是借酒力創造了詩之自由和美，我叫他醉態思維。醉態思維與中國詩歌傳統聯系密切。中國詩歌史有半部跟酒有關系，起碼百分之三四十的作品都寫到酒。韓愈叫詩酒風流為“文字飲”，拿文字來作下酒菜。蘇東坡的酒量不太大，有酒興沒酒量，所以經常喝得爛醉。他稱酒是“釣詩鉤”。詩歌像條魚，從容出遊，詩人以酒為鉤子，把它釣上來。

既然詩酒風流是中國文人的習尚，為什麽偏要說李白創造了醉態思維呢？中國詩歌史，從《詩經》開始，就寫了很多酒。到了魏晉六朝，竹林七賢用酒來避世，“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喝得個昏天黑地。但我們看竹林七賢，譬如說阮籍，他能作“青白眼”，表達對世俗的好惡，卻又與群豬共飲，宣稱“禮豈為我輩設也”。他請求當步兵校尉，因為步兵中有三百斛美酒。他似乎感到，除了酒之外，在那個惡濁社會中，再也找不到讓他信服和由衷開心的東西。阮籍寫過《詠懷》八十二首，文筆很流暢、很生動，但只有一首詩寫到酒，而且是五言整齊的句子。寫到酒這句話叫什麽呢？“對酒不能言，淒愴懷酸辛”，對著酒說不出話來，心頭有很多苦澀的、難言的隱衷。這個酒就只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人生態度，而還不是他詩歌的思維方式。到後來，陶淵明的《述酒》詩寫了好多，酒對詩歌的滲透更深了一層。陶淵明的胸懷比較超曠，所以他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邊又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是一種玄學的、忘言的狀態，這個酒還不是他的思維方式，而是他的一種生活態度，他的一種人生境界。我們再看書法。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也寫到喝酒，和謝安、孫綽他們面對著“適我無非新”的暮春美景，享受著“逍遙良辰會”，喝得飄飄然。但我們從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上，能看到一點醉態嗎？看不到的！看到的只是晉人那種清靜、瀟灑的風貌。而到了盛唐，草聖張旭、懷素，他們喝醉了酒，拿著頭發，蘸墨，在紙上寫草書，滿紙雲煙，醉態淋漓。這個醉，已經滲透到他們的筆墨裏去了。李白也是這樣。“李白一鬥詩百篇”，就像民間演唱藝人一樣，要拿著一個鏡子、一張紙才能唱《格薩爾》，李白有酒才能夠詩興勃發。他創造了一種思維狀態。李白的詩像《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覆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天上、大海、黃河，開闊的宇宙空間；早上、晚上，鬢發變白了，成雪了，瞬息變化的時間，融合在一首詩裏，時空都在李白操作之下。杜甫寫愁，白發變短；李白寫愁，白發變長。“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杜甫《春望》），發愁到把短發搔撓得連簪子都別不上了，這是容易見到的。至於“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李白《秋浦歌》），就成了千古一見的奇句了，誰見過盤起來有幾層樓高的頭發垛子呢？這種愁也愁得匪夷所思，愁得具有盛唐魄力，愁得帶有醉態的想像自由。在李白的不少詩中，文字句式也完全打破了正常的中文表達順序。譬如他說：“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其實，上一句就是說“昨日不可留”，因為不可留，才是“棄我去者”；後面這句其實就是說“今日多煩憂”，多煩憂當然是“亂我心者”，後面還要加“之日”。這麽一種句式非醉態不辦，把日常語言順序完全打亂了。這種打亂就創造了人類詩歌中很精彩的句子。他用醉態把自己的心靈調到了一種巔峰的生命體驗狀態，人間的時空限制、循規蹈矩的語言順序都打破了。在詩歌發展史上，魏晉六朝一直到唐李白，才揮灑自如地把醉態、醉態中的巔峰的精神體驗變成了詩歌的思維方式，創造了人類詩歌史上最精彩的詩句，最奔放、最具超越感的詩學境界。

由橫的比較也可以看出，醉態思維是李白的創造。西方有一個狄奧尼索斯的酒神文化，與太陽神阿波羅的文化相對。酒神文化跟李白的醉態思維當然有相通的地方，它們都是通過醉態來把人的精神調動起來，把精神裏面的潛能開發出來。但是，西方的狄奧尼索斯文化是民俗性的、群眾性的、狂歡暴飲的。李白呢，有一種內在的精神體驗，他不是狂歡暴飲，他是“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他自己一個人在花叢底下喝酒，然後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作為第二、第三個人引來跟自己一塊享受春天的很容易消逝的光陰。獨酌，更多的情況是兩個人喝酒，同時還有餞別，送朋友走。所以李白的這種醉態是帶有更多個體性的內在的精神體驗形式。這種醉態思維的詩學是李白創造的。

醉態思維對詩歌來說具有本質性的價值。清朝有個詩論家叫吳喬，他在分辨文和詩時這樣講：人的意思、意念是米，文章是把米煮成了飯；而詩歌是把米釀成了酒。飯還能看到米的形狀；而酒呢，米的形和質，都變掉了。吃飯可以養生、盡年，為人事的正道；而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一種擺脫世俗的狀態。這是吳喬在《答萬季野詩問》中的話。他把文比作飯，把詩比作酒，對文體的異質性作了極妙的形容。後來的人對這段話很欣賞。這個酒意或者醉興是詩的一種存在方式，是做詩的一種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所以它對詩來說具有本質性的價值。

李白以胡地的風尚、胡兒的氣質和長江的氣象改造了中原文明。醉態就表達了李白胡地的氣質。他喝酒不是喝悶酒，不是像杜甫那樣喝苦酒，而是把胡人的、胡化的豪俠氣質註進酒中。唐代的長安是個國際大都市。唐詩中常寫到“酒家胡”和“胡姬春酒店”。李白到胡姬的酒店去，那種風采，不乏胡人的氣魄。“銀鞍白鼻{J2Q401.jpg}”，他坐著銀鞍白鼻子的黑馬；“綠地障泥錦”，他的馬鞍子下面的障泥錦是綠色的；“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在春風細雨的時候，揮鞭騎馬到胡姬的酒店裏去喝酒。李白到胡姬酒店裏面，不是很陌生、拘謹，而是春風得意，有一點客至如歸的親切感。他從小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長大，他父親是在絲綢之路上做生意的一個商人，他的詩中也寫過碧眼高鼻棕發的胡雛，對來自西域的這一流人並不陌生。所以他進胡姬的酒店有一種親切感。他寫過：“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白馬王子，高高興興地到胡姬酒店裏喝酒。這類胡姬風情當然和長安平康裏的那些歌妓不同，每年新科進士以紅箋名紙去探訪“風流藪澤”平康裏，把同年俊少者推為兩街探花使，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這是帶酸味的風流（參看《北裏志》及《開元天寶遺事》）。而酒肆胡姬則帶有活潑的野性，或者會表演：“心應弦，手應鼓。弦歌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白居易《胡旋女》）那種胡旋舞一類西域歌舞，是充滿胡地的野趣和激情的。因此，李白還寫過：“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這個天上的謫仙人，“長安市上酒家眠”，這個酒家可能就是胡姬的酒家，喝醉酒後就不回去了。唐代的城市制度與宋代的汴梁、臨安不一樣。唐以前中國的城市制度是裏坊制，四四方方一個小區，就像現在的社區一樣，除了達官貴人，都是墻朝外、門沖內。市場和居住的坊分離，長安一百零八坊，有東西兩個市場。你在市場喝酒超過了晚上十點鐘，是回不去的，進不了門了，坊長鎖了坊門了，只能在長安市上酒家眠，沒有夜間的交通。宋以後實行的是街巷制，臨街開店，我們現在城市制度就是宋以後形成的，你看《清明上河圖》，街面上就是店子，車水馬龍，夜晚一兩點鐘也可以回去。宋以後的市民文化發展起來、商業發展起來，這個街道制度是跟它相適應的。李白到胡姬酒店裏去喝酒，就帶有胡地的氣質。李白的醉態思維是他用胡地的風氣、遊俠的氣質來改造中原文明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