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在遼闊的草原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網圍欄，到今天這些圍欄幾乎遍布草原上的每個角落，只不過五十年的時間。這在草原幾千年的歷史中，只是很短的一瞬間。

和非洲草原相似，內蒙古草原的生態系統也是非平衡性的。每年草的好壞，更多取決於當年的降水量。內蒙古草原的年降雨量在時空分布上非常不穩定，降雨量的變化會給當地植被帶來變化，很難預測哪個地區明年的草長得好，哪個地區不好，因此牧業的流動性非常重要，只有流動才能充分地利用草場資源。牧民世代相傳的遊牧生活，實際上是建立在對這個地區生態規律的深刻理解上，對此牧民也有著自己非常貼切的文化表達。當一個孩子問他的母親，我們為什麽總是遊牧和遷徙，就不能定居在一個地方嗎？他的母親會告訴他，蒙古人視天為父親，大地為母親，水為血液，草木為神靈。如果在一個地方定居，那麽地母神——額圖根會很疼的，只有當蒙古人遊牧和遷徙時，就像地母神身上的血液一樣暢流，會使她渾身舒暢。因此流動的遊牧方式對於易遭破壞的高寒腐殖土的草原地帶是最適應的生產方式，體現著遊牧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

上個世紀90年代，沙塵暴來勢兇猛。當時很多人對此的解讀是“沙多了，是因為草少了；草少了，就是因為羊多了”，這是生態平衡系統的典型假設，因此得出的結論是過度放牧導致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基於這樣的理論前提，我們給出的藥方是通過圍封轉移，以減少牲畜量。圍封轉移在草原上的具體表現就是由水泥樁和鐵絲編織成的網圍欄。但是近20年在網圍欄推廣的地方，出現許多事與願違的現實。網圍欄對於遷徙的野生動物構成一道人為的屏障，草原生態系統的食物鏈也因此遭到破壞。放牧路徑單一，牲畜來回踩踏，導致草原斑禿狀沙化，有限的放牧半徑內，微量元素缺乏，導致牲畜普遍出現缺素癥。凡此種種，非但沒有緩解草原退化的趨勢，反而導致了部分地區草原退化的加劇。

上個世紀80年代初，草原承包到戶，圍欄開始作為權屬界限逐漸出現。承包責任制的社會經濟學基礎是60年代哈丁提出的著名“公地悲劇”，他想象出“向所有人開放的一塊草場”，每個牧民都會因增加牲畜而直接獲益，但卻直接損害他人利益，從長遠來看也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土地承包責任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控制公地悲劇。然而在“公地悲劇”的假設中，人們沒有社會文化規範，只關註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了解蒙古帝國輝煌的歷史和遊牧的傳統，你就會發現蒙古族的傳統價值並不契合理性經濟人的自私假設，如果你曾經感受到蒙古人對草原的戀戀情懷，你就會深刻地體會到草原牧人的博大胸懷。

當圍欄作為產權的界限在草原上推行時，牧人們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強烈的沖擊，社會關系開始發生變化，草場的糾紛增多，互助性下降。駱駝倌兒蘇伊杜拉說，他年輕時草場開闊，長得也好，最多的時候我的駱駝是700多只。而承包後，牧民把各家分的草場進行了網圍欄，駱駝和馬這些本來走得很遠的大畜，現在一走出去，到處有網圍欄。一道道網圍欄好像從草原上投射到了人心裏，這也是件始料未及的事。

放牧不是草原上唯一的生產活動。直到上世紀70年代，草原面臨的最大沖擊就是開荒種地。費孝通在他的《鄉土中國》中有生動的描述:“一位到內蒙古旅行的美國朋友很奇怪地問我：你們中原的人，到了這最適宜於放牧的草原上，依舊鋤地播種，真像是向土地裏鉆，看不到其他利用這片土地的方法了。”饑餓的歷史記憶讓人們走到哪裏都迫切地從土地裏索要糧食，並把草視為農田的天敵，去之而後快。開荒對於草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科爾沁從草原變為沙地就是典型的一例。今天，在草原上一道道圍欄和定居的房屋圖景中，我們看到的僅是鄉土農業社會中對家的概念和對土地的理解。

今天，開礦、建電廠、太陽能、風能、網絡各種活動同時出現在草原上，農業化、工業化、全球化、信息化這些進程交織在一起，快速席卷著今日的草原。首先應該想想，如果有一天，草原徹底消失了，全部變成了農田、工廠或者城鎮，牧人全都變成了農民、工人和市民，我們將得到什麽？又將失去什麽？未來的草原會是大河浩蕩，還是黃沙漫漫？是故鄉，還是夢鄉？也許，這是對我們整整一代人智慧的挑戰。草原的保護與發展沒有一劑萬靈藥，我們需要超越網圍欄所代表的簡單思路，深入生態與人文科學的研究，尊重本土智慧與地方知識，從而才會在實踐中尋找出改善牧民生計、守護生態平衡的切實之路。（收藏自 中國國家地理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