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墨田·呼倫貝爾草原:千年傳唱的牧歌

馳騁千年的征戰鐵騎
深情悠揚的長調牧歌
略帶緩綿起伏的廣闊草原
散珠般滾落草原的牛群、羊群、馬群和駱駝
綢帶般蜿蜒割破草地的河流、湖泡
都已化作傳奇的夢境
隱約傳遞著關於遠方、關於鷹、關於牧人、關於馬的信息


呼倫貝爾草原是一個誕生傳奇的地方。這裏是北方遊獵、遊牧民族的成長搖籃,中國歷史上有5個少數民族建立過統一政權,其中鮮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就發源於呼倫貝爾。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從這裏出發,最終統一了蒙古高原,並在其後50年內,和他的後繼者們一起,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版圖最大的國家 蒙古帝國,向世人證明了蒙古族強大的生存能力。

呼倫貝爾草原和她東部的大興安嶺森林,就是這些彪悍的民族從弱小成長壯大的家園,他們從這裏沖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這裏休養生息。如果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戰場,那麽這塊草原就像永遠的大後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們心中溫暖的故鄉。

公元前209年,匈奴人統一北方草原,呼倫貝爾地區就屬於三部領地之一。也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呼倫貝爾”的名稱就在馬背上的將士們心中傳頌,一直流傳至今。


傳奇誕生的理由

呼倫貝爾之所以有著神話般的口碑,完全得益於那片得天獨厚的大草原。這片草原東與大興安嶺林地草原渾為一體,西與西南同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接壤,天然草場的面積約1.2億畝(含林緣草地),是中國境內的草原當中面積最大的一塊。

由於草原東部有大興安嶺阻擋了從海洋吹來的季風,西部又臨近蒙古高原,所以呼倫貝爾草原的大陸性氣候特征十分明顯:冬季寒冷漫長,夏季溫涼短促,春季幹燥風大,秋季氣溫驟降霜凍早。年降水量230—350毫米,多集中在7、8、9月,春季降水僅占全年的10%左右,蒸發量為1400-1800毫米,西北風盛行。

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就形成了一片以多年生禾草為主的大草原。呼倫貝爾草原上生長著羊草、針茅、隱子草、牛毛草、野蔥子等草類,這些禾草的葉子狹長而卷曲,枝莖上有茸毛,可以避免過度失去水分;有的草根很深,可以吸取土壤深處的水分。由於這裏的草質優良,營養價值高,所以春天生的羊羔到了秋天就可以養肥養壯。因此,呼倫貝爾草原成了我國主要的畜牧業基地之一。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雖然《敕勒歌》裏所歌詠的是1000多年前內蒙古西部草原的景象,但是人們說起呼倫貝爾草原時往往把它加以引用。因為,呼倫貝爾草原幾乎可以印證《敕勒歌》裏所描述的場景。

在呼倫湖(又名“達賚湖”)西北的高爾真山(又名“達賚諾爾山”)最高峰海拔1011米,山體多為海拔600—650米的寬平山梁,在低山、丘陵之間有寬淺的沖溝和封閉的窪地,這些沖溝和窪地為牲畜過冬提供了阻擋西北風的屏障,這些山間低地就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場。

而在呼倫湖的其他幾個方向,則是較為平緩的低丘或波狀平原,海拔一般在540—630米,烏爾遜河與克魯倫河在草原上蜿蜒流過,河谷寬展、平坦,沒有明顯的階梯狀河岸,低河漫灘逐漸過渡到高河漫灘,又逐漸過渡到波狀平原的原面上。所以一眼望去,草原遼闊舒展。沿河、沿湖的低濕灘地上,牧草非常茂密,是最好的夏季牧場。

呼倫貝爾草原上生長的植物有1000多種,其中中草藥、漿果、油料、食用植物就有500多種。呼倫貝爾的牛羊肉馳名中外,人們戲謔地稱:“呼倫貝爾的牛羊,吃的是中草藥,喝的是礦泉水。”

春末夏初,微風吹過,牧草瘋長,若趕上一場潤雨,一夜之間就綠遍了原野,坦坦蕩蕩與藍天媲美;花兒們也火了起來,一片片、一茬茬,趕潮的一般;而樹葉只要冒芽,三兩天就可掛滿枝頭,鋪展開去,匯成大森林綠色的海洋。植物的生長期雖然只有三四個月的時間,但卻在百多天的時間裏,很快完成了一年的生命歷程,為度過漫長的冬季積蓄了豐富的能量。秋天,它們收起全部的葉綠素,以燦爛的金色面對人類;而冬天則覆被在冰雪之下,等待春潮的到來。春天,是一個夢幻般的時節,主體草原的雪花依在飄灑,而山地林緣草原的杜鵑花卻已迎風怒放,朝霞也似地鋪遍嶺嶺坡坡。隆冬時節,百色歸一。大地凡平面之處都蓋滿厚厚的積雪,純凈得一塵不染。
呼倫貝爾草原不僅幅員遼闊,而且還是“水鄉澤國”。

據統計,呼倫貝爾市境內有河流3000多條,湖泊500多處,水資源總量為286多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72億立方米,占內蒙古自治區水資源總量的73%、全國的1%;人均占有水資源1.14萬立方米,是國人的5.4倍,也高於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占有水平。約占呼倫貝爾市國土面積1/3的呼倫貝爾草原上,河川總徑流量為115億立方米,屬於額爾古納河流域,

呼倫貝爾草原的河水大多向西流淌,代表性的河流是海拉爾河。她發源於大興安嶺中段西麓,浩浩700多公裏長,流經呼倫貝爾草原,到滿洲裏市附近與溝通呼倫湖的木得那亞河匯合,再西行折北,流入額爾古納河。額爾古納河收納了上千條河流向北奔騰,又與俄羅斯石勒喀河交匯成黑龍江,再向東去流入鄂霍茨克海。

有水才有生命,呼倫貝爾草原之所以能進入人類的記憶當中,與它豐美的水草資源密不可分。如果沒有水,草原上就不會孕育出豐富多彩的生命,人類的祖先就不會選擇這裏駐留,世界歷史上的精彩瞬間就不會頻頻在這裏出現,我們也就不會在心裏珍藏這樣一個名字呼倫貝爾!


帝王和皇後的搖籃

在草原,鷹是英雄的象征。賦予那些搏擊群雄的摔跤手、奪冠綠茵的騎士和名震遠近的豪傑。史家也用鷹來比喻那些走向中原或留駐於草原的北方少數民族。他們中有東胡、室韋、突厥、回紇、契丹、烏桓、鮮卑、女真、蒙古人,其中建北魏政權的鮮卑人、建蒙古帝國和元朝的蒙古人,都是以呼倫貝爾草原為“武士庫”和“練兵場”的。歷史學家翦伯讚先生稱他們:“像鷹一樣從歷史上掠過,最大多數飛得無影無蹤,留下來的只是歷史的遺跡和遺物,零落於荒煙衰草之間,訴說他們過去的繁榮。”
蒼鷹飛上藍天,影子留在地上。

1980年7月30日,幾位考古學家風塵仆仆來到鄂倫春自治旗境內的嘎仙洞,他們是根據《魏書》的記載第五次來這裏,尋找北魏皇族鮮卑拓跋氏先民的故居“石室舊墟”及其石刻祝文。下午5時許,當斜射的陽光照射到一側洞壁的時候,時任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站長的米文平先生從凸凹的影紋中,驀地發現一個“天”字,接著又識辨出若幹個陰刻魏碑體字,從而發現了寶貴的石刻祝文。自此,一個千古之謎被破譯出來。

祝文刻在距洞口15米處的西側石壁上。全文19行、201個字,內容與《魏書》記載完全一致。祝文原件至今作為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留存在嘎仙洞中。它證實,面積有兩個籃球場大的嘎仙洞即“石室舊墟”,是鮮卑先民最初的居室,也證實,大興安嶺系史籍所稱大鮮卑山,鮮卑人因山而得名。

祝文是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燾派人祭祀祖先的功德而鑿刻的。解讀祝文,我們可以對鮮卑拓跋氏的成長歷程有一個明晰的了解。公元1世紀,活躍在現鄂倫春自治旗嘎仙洞一帶深山密林中的鮮卑拓跋部,南遷“大澤”(即呼倫湖),在呼倫貝爾草原安家落戶,由狩獵業轉向遊牧業,並在100多年的時間裏成長起來,取代了匈奴的統治。到公元4世紀又從草原出發進入中原,統一了黃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崇尚佛教,山西的雲岡石窟和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是他們留給後世的文化瑰寶。後來,這個顯赫的民族與北方各民族融合,匯入到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之中。

呼倫湖北端的木得那亞河(又名“圈河”、“烏勒格寧河”)是呼倫湖唯一的出口。由於河床下方儲煤很多,紮賚諾爾煤礦為了在木得那亞河的下遊開露天礦,就在1958年把河床堵住,致使呼倫湖的水位壅高,向東漫延形成了一個面積達22萬畝的新開湖。直至1971年,才挖了一條運河,使木得那亞河改道,並建閘門來控制湖水的漲落。


在治理木得那亞河期間,發現了一批古代墓葬,大約有300多座。隨葬品中有具有地方特色的骨制箭頭、木弓、弓囊、馬具等,同時還發現了輪制的雙耳陶罐和刻畫有龍形紋飾的角器,這些器物標示了漢族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墓葬中,還發現在幾件標準的中原地區的輸入品 規矩紋銅鏡和織有“如意”字樣的殘舊絲綢等。這些葬器證明,當時鮮卑人與中原有著經濟、文化上的緊密聯系。

公元10—12世紀,遼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先後征戰和統治呼倫貝爾,留下了數座古城和兩條邊壕遺址。綿延千裏的邊壕,伸展在遼闊的大地上,無言地訴說著歲月的滄桑。

13世紀對於呼倫貝爾草原來說,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世紀。一個悄然興起的民族,一位被外國學者稱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從這裏出發,征戰歐亞,一統華夏,把呼倫貝爾草原推上了世界政治大舞台。

時間上溯到790多年前的1206年,寬闊的鄂嫩河源的駐冬地豎起了象征君權的九旄白纛,舉行了隆重的忽裏台大會,鐵木真被加尊為強盛偉大的君主成吉思汗。這就是被史家稱謂的大蒙古國的開國大典。成吉思汗征服蒙古草原後,打回呼倫貝爾,在海拉河、根河一帶取得了幾次大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消滅了勁敵劄木合、王罕,統一了諸部,建立了一個強盛的、極富生機的蒙古國。到1214年,成吉思汗實行“領戶分封制”,把呼倫貝爾草原分封給自己的三個弟弟和外戚德薛禪家族。現今額爾古納市黑山頭古城是其大弟拙赤·哈薩爾的故城,鄂溫克族自治旗輝河古城一帶為其三弟帖木哥·斡赤金的封地。可見呼倫貝爾草原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據《史集》記載,傳說中的蒙古人遠祖捏古思和乞顏最初生息在額爾古納河流經的山林中,後來人口漸多,便燒制鐵器鑿開大山走向廣闊的呼倫貝爾草原。公元8世紀,成吉思汗先祖蒙兀室韋部遷徙到今蒙古國肯特山區,到12世紀成吉思汗又回到呼倫貝爾,以這片草原為出發地,東征西討,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這說明呼倫貝爾草原,是蒙古民族的故園,成吉思汗的肇興之鄉。據有關史書記載,成吉思汗9歲時曾隨父也速該巴特爾來呼倫貝爾訂親;未婚妻即後來隨他南征北戰的皇後孛爾帖;而成吉思汗的母親河額倫也是地道的呼倫貝爾人。於是人們還說,呼倫貝爾草原是一個生長帝王和皇後的搖籃。


孕育生命的風水寶地

呼倫貝爾草原的西北部有一條蛇形的河 莫爾格勒河,老舍先生1961年來到河邊,激動地稱她為“天下第一曲水”。莫爾格勒河從發源地大興安嶺到海拉爾河入河口,直線長度僅200多公裏,而實際長度有兩三千公裏,兩項比有10倍之差。河道彎彎曲曲,環環繞繞,幾乎找不到哪怕是百米長的直流。河水兩岸萬頃牧原一色的菅草,草肥而嫩,形如韭菜,又一色的尺多高,平平茸茸,萋萋蔓蔓,地毯一般。羊群過後,像用機動剪刀剪過,露出一片片新茬,而第二天又長長補齊,照樣的萋萋蔓蔓,平平茸茸。莫爾格勒河兩岸萬頃綠野,是最好的天然牧場,幾乎聚攏了陳巴爾虎旗大多數的牲畜。每年牧民都趕著牛羊,在這裏度過美好的夏季時光。

作為中國北方最富水的地區,呼倫貝爾為植物、昆蟲、水禽及兩棲動物等提供了優厚的生存條件。我曾在一個秋天驅車在呼倫湖畔,突遇蜻蜓群飛來,億萬只蜻蜓烏雲般籠罩著天空,使太陽失色。那一年,額爾古納河上遊濕地的蚊子還聚攏成柱,高幾十米,夕陽照去,飛翅閃爍,像無數個光柱矗立,直到大群燕子飛來,才消失在地平線上。此地生物的繁盛,昭然可見。

據《呼倫貝爾盟志》記載:早在6億至2億多年前,呼倫貝爾一帶曾是一片海洋,到2億多年前的二叠紀,海水全部退出,地殼上升為陸地,遍布直蕨、蘆木等植物,呈現出郁郁蔥蔥的熱帶森林景象。後來強烈的燕山運動及火山活動,形成了大興安嶺和嶺西高原的地貌。

呼倫貝爾草原就發育在嶺西高原上,草原下面富存的煤炭和石油,以及黑色金屬、貴金屬及有色金屬儲藏,就是在侏羅紀晚期形成的。到1989年,已探明的煤炭儲量為307億噸(近年又有新煤田被發現)。

距今6000萬年前,嶺西高原一帶開始發育草原,到4500萬年前,形成了穩定的草原生態系統。草原生態系統的形成對於哺乳類動物,特別是人類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

呼倫貝爾草原出現最早的人類是蘑菇山人,約在兩三萬年前,他們活躍在海拉爾河流域,過著原始的漁獵生活。到距今約一萬年前,紮賚諾爾人又生息在這片土地上。

上世紀40年代,一個叫遠藤隆次的日本考古學家,在呼倫湖畔的紮賚諾爾露天煤礦發現了兩塊人頭骨化石並命名為“紮賚諾爾人”,迄今為止“紮賚諾爾人”頭骨化石共出土了16塊,他們被鑒定為蒙古人種,在我國古人類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在呼倫湖畔的木得那亞河河口、烏爾遜河河口及沙子山等地還發現了大批制作精細的細石器、骨刀梗、骨針、骨制漁叉以及其他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歷史文物。

1980年5月,被稱為“古生物博物館”紮賚諾爾煤礦露天煤礦出土了一具猛獁象骨骼化石。這具猛獁象骨骼化石長近9米、高4.5米、門齒3米多長,無論是其體長還是完整程度,都是當時國內同類化石之最。紮賚諾爾猛獁象的出土,為研究距今1萬到20萬年間呼倫貝爾草原的古生物提供了寶貴的實物依據。與“紮賚諾爾人”頭骨和猛獁象化石同層位出土的還有原始牛、東北野牛、野驢、野馬、轉角羊、大角鹿和長有兩只犄角的披毛犀骨骼化石。

由此可見,呼倫貝爾草原自古以來就是生命繁衍的水草豐美之地。


敖包播衍的生存觀

草原民歌《敖包相會》是呼倫貝爾人通福的作品,他就出生在鄂溫克族自治旗的巴彥嘎崗蘇木(鄉)。
“敖包”,蒙古語“堆子”之意。最初是由趕車人上山帶石偃車而堆積起來的,曾經被當作旗、蘇木、嘎查(村)的界標,後來演變為喇嘛教祭天、祭地、祭祀神靈的圖騰。
敖包的石頭堆上為什麽豎有柳枝呢?這得追溯到鮮卑時代。早在鮮卑人走出森林來到草原時就開始了祭林活動,《史記》稱其為“大會林”。對此,顏師古是這樣註釋的:“者繞林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季無林則高豎柳枝,眾騎馳繞三圈乃止,此其遺法也。”蒙古人與鮮卑人同屬東胡族系,承用一種“遺法”是很自然的事,這說明,“祭敖包”來源於民俗而非宗教。中華古文化歷來主張“天人合一”,對“祭敖包”這種行為最本真的解釋就是遊牧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

牧民相信水是母親的乳漿,人是不能朝水的方向小便的;草是有靈的,你作踐它它就走了,給你留下一片沙地;雁是吉祥鳥,飛到哪裏,哪裏就吉祥如意,每當大雁、天鵝春來秋往時,牧民就撒米撒奶,像迎送兒女一樣;他們還認為“魚是馬魂”,水中有多少魚,岸上就有多少馬,買魚放生的事也時有發生;牧民指著地上被藥死的老鼠,無奈地說:它們本該讓鷹吃掉;而問起牧民的家在哪裏,他們會指著那片茫茫的草原,那便是家;在草原上放牧,每個月都得遷徙一次,牧民們臨走時,會把竈坑填平,竈坑的火要等到完全熄滅,才能倒出去埋起來,然後坦坦然然地趕著一串勒勒車走向新的牧場;人死了被安放在勒勒車上,讓牛奔跑,落在哪裏,就在哪裏挖坑埋葬,再植上草皮,叫作“來自草原,回歸草原”。

近年來,全世界都尋找成吉思汗陵,人們花了很多錢,走了很多路,但一直無功而返。呼倫貝爾也發現過幾處古城,挖掘過偌多古墓群,專家證實它們中有鮮卑人的、有契丹人的、有女真人的,唯獨沒找到蒙古先民的,原因很簡單,來於草原回歸草原是他們的生存觀。就連元朝皇帝駕崩,都要深埋,然後用10萬匹馬踏平,不留任何痕跡。一年後牧草生成,幾年就覆原,任你費盡心思也無法尋找。



呼倫貝爾草原自匈奴時期以來已有幾千年的放牧史,正是因為遊牧民族以遊動不息的生活方式與草原共存,才使得呼倫貝爾草原在歷史長河中一直保持著肥美和富足,直到上世紀70年代還保有它往昔的景象:林緣草原林草繁生厚達1米多,主體草原的草平均也有兩尺多高,草原上狐、狼、兔、獺出沒,鷹、雁、鶴、鷗翔集。“老牛拉大魚,順手抓野雞,野豬進家圈,鹿鉆院子裏”就是30多年前這裏的生態景觀。

《呼倫貝爾日報》的攝影記者佟景文先生給我講過上世紀70年代初烏蘭泡鯉魚洄遊的事:“魚多得使船無法行走,只得任其擺布,有時魚跳上船來,再把它推進湖裏。”那一年呼倫湖漁場捕獲1.2萬噸,其中60%是大型魚類。


承受變化之痛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進入了這片寧靜的草原,給這裏的生態平衡帶來了不小的攪動。

1949年後,呼倫貝爾經歷了三次大開荒運動,到2001年,全市耕地面積為1998萬畝,人均占地耕地7.2畝。邊緣草原耕地面積也達到了上百萬畝。呼倫貝爾草原的土層較薄,多則幾十厘米、少則十幾厘米,大犁開過,沙層就裸露出來了。地表植被一經破壞,土地就會退化沙化,難以愈合。

其實,呼倫貝爾草原上原本有兩條第四紀風成沙地,即通常所說的呼倫貝爾沙地:北帶位於海拉爾河南岸,自嵯崗向東延展80多公裏;南帶沙地西起甘珠爾廟,東至伊敏河上遊。沙地上大多為固定、半固定沙丘,沙丘間有較寬的低地草甸,沙丘的相對高度為5—10米。紅花爾基附近的沙地生長有樟子松林,起到了固定沙丘的作用。

呼倫貝爾沙地自從被人類發現以來,幾乎沒有擴張過,當它擴張的時候,有樟子松和叢生的灌木束縛,這說明大自然是有自我修覆能力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在2006年進行的“蒙東水土資源考察”的結果顯示,呼倫貝爾沙地面積約4000平方公裏,加上其他沙化土地,總面積約8000平方公裏。草原沙化面積的劇烈擴張,肯定是由不符合自然規律的人類活動所導致的。
自清朝以來,呼倫貝爾大多時期在建制上為中央直屬特區,受到高度重視。清朝從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後的180多年間,曾在此呼倫貝爾舉辦過160多次廟會、2次全盟那達慕大會,吸引著海拉爾、滿洲裏、北京、天津及蒙古、俄羅斯、日本的商旅。一時間商家雲集,人聲鼎沸。

海拉爾市(即今呼倫貝爾市)建城初始,清政府指定北京城的8家商號來此地經商並長駐,皇帝還向他們頒發了“龍票”。“龍票”是用白麻紙制成的三寸見方的蓋有禦印的通行證,所到之處必須無條件放行。8大商家開了個頭,山西人、河北人、山東人、遼寧人接著紛紛湧入,他們修築鐵路、開鑿礦山、采伐森林、經營漁業、自辦作坊、淘漉沙金,開發起這片的處女地。改革開放後,呼倫貝爾又以滿洲裏為基地做起國際買賣來。近年來,能源產業也越做越大。

日愈發達的經濟生活對資源的索取也日愈緊迫,這使得呼倫貝爾的生態面臨著危機,蘊藏在千裏草原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氣和各類重金屬、有色金屬正被挖掘出來,這個過程勢必對局部植被造成破壞,而有別於遊牧生活方式的新的生活形態,也正在對草原生態產生沈重的壓力。與此同時,呼倫貝爾的文化形態也處在變化之中:狩獵文化已經終結,遊牧文化正面臨消失的危機。但是,經過千百年積澱、篩選和整合的原生態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鏈環,它們的消失是我們的巨大損失。
平靜的草原正在承受著變化之痛,如何尋找一條和諧的發展之路,正是當今關心草原的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收藏自 中國國家地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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