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古納河的原住民是誰？
如今他們已經往何處去？
誰是今天額爾古納的主人？
他們的母親河依舊是額爾古納


東西方的移民潮交匯在這條河畔

室韋8月初的天空在4點多鐘就已經放亮。四十多歲的馬學永和妻子很早就起來為客人張羅飯菜。馬學永是室韋鄉的老旅遊接待戶，額爾古納市旅遊局頒發的“俄羅斯民族之家”木牌就掛在前院的屋檐下。他家的俄式“木刻楞”房子經過改良，鐵皮屋頂已經代替了傳統的斧劈木板。馬學永的家庭旅館一次最多能夠接待21位客人，如今所有房間都住滿了。

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額爾古納河中遊東岸的室韋是中國唯一一個俄羅斯民族鄉。透過清晨的濃霧也能看到對岸的俄羅斯小鎮奧洛奇。通往河邊的土路已經被臨時拉起的鐵絲網攔住。其實從額爾古納市經黑山頭鎮沿江公路一路過來，額爾古納河風光雖然令人親近，沿河的邊境鐵絲網卻幾乎和河流一樣漫長，一直延伸到額爾古納河下遊，絕大多數地方根本無法接近河岸。室韋對岸奧洛奇沿河每隔數公裏一座的崗哨哨塔提示著遊客，兩國的居民雖然比他們本國絕大多數地方的同胞生活得更近，不過幾十米的界河依舊是咫尺天涯。室韋雖然是國家一類口岸，但和奧洛奇並沒有開放民間小額貿易和人員交流。馬學永說，雙方百姓其實根本沒有來往。為了做生意，馬學永曾經去過黑河和俄羅斯赤塔等很多城市，奧洛奇雖然近在咫尺，他和室韋其他居民卻從未前往過對岸，而那對於一個有水性的人來說不過是幾分鐘的事情。

帶著勒內·格魯塞的《成吉思汗》和《草原帝國》，我試圖前往額爾古納探尋想象中蒙古民族的母親河。從北京出發一路向北，過張家口和張北，農耕區域迅速被錫林郭勒大草原替代，開始進入歷史上草原民族的領地。汽車又沿著中國版圖“雄雞”背部的邊境小道往東北方向顛簸了近500公裏後，越過大興安嶺南端的寶格達山林場，在阿爾山附近進入比錫林郭勒更加濕潤和豐美的呼倫貝爾大草原。不過令人疑惑的情形也出現了。此後從海拉爾（現為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繼續向北前往額爾古納的路途中，兩天裏滿眼望見的草原上開始出現樹林和大片開墾的耕地。而從額爾古納市到了更北端、位於額爾古納河邊的室韋，幾乎已完全看不到蒙古族,這裏是俄羅斯族和回族、漢族的城鎮。近2000公裏的行程讓人疑惑：額爾古納河被稱為蒙古人或是許多古老遊牧民族的搖籃之一，如今這些民族都已經哪裏去了？新的民族是如何到達這裏的？他們又是如何越過了歷史上的農耕—遊牧分界線，來到草原民族遊牧的更北部，開始了定居的生活？


“你看到界河大橋上掛的紅旗沒有？”馬學永說，“掛一面旗是要求見面，掛兩面旗是緊急約見，掛三面旗則是必須馬上見面。”我去的當天正好是解放軍建軍八十周年，室韋掛著西式路燈的小街上出現了好幾輛俄羅斯牌照的汽車，這是中方邀請俄方軍人前來赴宴。這一切都讓人徹底意識到，過去遊牧民族的母親河，如今已是中俄兩個國家的界河。

歷史上中國或是東亞的農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一南一北，大體上以年400毫米等降水線為界拉鋸爭鬥了數千年。到近幾百年中國前所未有的統一、消除了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爭鬥後，一個全新的對手卻越過烏拉爾山從西而來。那裏正是當年蒙古大軍曾經征服過並建立了欽察汗國的地區。我曾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博物館內看到一幅油畫，油畫上炫耀的是俄羅斯人和哥薩克在西伯利亞與當地的東方遊牧民族作戰的情形。西方來的入侵者用火槍和火炮終於消解了遊牧民族數千年來在軍事上的優勢，占領了蒙古、鄂倫春、鄂溫克等遊牧民族的棲息地，迫使他們中的大部分部落退回到額爾古納河東岸、黑龍江（額爾古納河是黑龍江兩個上源之一）南岸的大興安嶺（或稱內興安嶺）山地。額爾古納河、阿穆爾河（即黑龍江）這些以鄂溫克等民族語言命名的母親河從此成為兩個國家的界河。額爾古納河過去曾孕育出許多強大的遊牧民族，而在這些民族受到侵害時，額爾古納的山林草原重新成為他們的避難地。

據說鄂溫克人從黑龍江北退入南岸時許多人在江中溺水身亡。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在他的《蒙古祖地》一書中寫道，鄂溫克薩滿有一首世代相傳的唱詞：我們是從霍錫特山之陰，順著烏蘇裏江而下，我們在烏蘇裏江有根源，霍錫特山有家園，阿穆爾（最早指的是黑龍江的上遊）有營地，薩哈連有分支。這首歌透露了鄂溫克人的發源地。


額爾古納河畔：一個新民族的融合孕育故事

準確地說，如今被稱為“三少”的鄂溫克、達斡爾和鄂倫春等森林民族主要居住在呼倫貝爾市的東部和南部：鄂倫春和達斡爾自治旗雖然位於呼倫貝爾市的興安嶺地區，卻屬於興安嶺東麓的嫩江流域；鄂溫克族自治旗位於額爾古納河的海拉爾附近，但是目前唯一保留遊獵文化的鄂溫克人還生活在額爾古納河中下遊東部的敖魯古雅山地。至於巴爾虎等蒙古部落則生活在額爾古納河上遊的呼倫貝爾草原上。居住在額爾古納河中遊幹流附近的反倒主要是最新的外來移民：西邊是俄羅斯人；東岸是漢人、回族人，在室韋與恩和等地區的主體則是俄羅斯族人。

額爾古納市岳副市長說，整個呼倫貝爾市有國家一二類口岸8個，其中和俄羅斯有滿洲裏、黑山頭和室韋三個通商口岸，室韋不但是最北的一個，還是全國唯一一個俄羅斯族民族鄉。室韋如今還是“中國十大魅力風情小鎮”之一，主打牌正是“俄羅斯風情”。我們到的當晚曾經謝絕了鄉政府介紹的一個“俄羅斯族家庭接待戶”。因為司機李水認為，主人長得不像俄羅斯族。“如果不是正宗的俄羅斯族家庭，你住這裏有什麽意思？”李水和許多額爾古納河畔的人們很少意識到，所謂正宗的俄羅斯族家庭大多是華俄後裔，他們大多是中國父親、俄羅斯母親的後代。到現在已有五六代、六七千人。當從額爾古納河、斡難河和克魯倫河等流域走出的草原民族向南擴張時，他們一旦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便開始了和中原民族融合的過程。從額爾古納河、興安嶺發源的鮮卑人、從烏蘇裏江森林發源的女真人，以及遼河流域發源的契丹人走的都是同樣一條融和之路。額爾古納河畔的俄羅斯族則是一種東西方民族的融合。

清代順治六年（1649年）開始，清帝國開始鼓勵向此地移民，於是河北、山東人接踵而至。與此同時沙皇俄國開始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實行“邊區俄羅斯化”政策，眾多移民開始流入遠東地區。歷史上從額爾古納河、斡難河為始發地，通過西伯利亞、中亞到歐洲的草原帶，從來就是遊牧民族從東向西的單向流動。如今兩股移民潮流分別從東西方而來，不過是強勢的俄羅斯人向東擴張得更遠。他們占領了西伯利亞東方民族的原駐地，兩股移民最終在額爾古納河和黑龍江流域相遇。


需要說明的是，東方的移民其實主要是來自關內、以漢族為主的流民。他們的移民屬於在本國範圍內的，遷移的目的是謀生，與俄羅斯有目的的武力對外擴張有本質的區別。是清軍在雅克薩等地的軍事勝利以及達斡爾、鄂溫克等民族的抵抗最終讓俄羅斯人的擴張停留在額爾古納河西岸。1689年6月13日，清朝任命欽差大臣索額圖為代表團團長，於8月29日在尼布楚和俄羅斯禦前大臣柯羅文舉行了簽約儀式。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規定了“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界，河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屬俄國”。作為草原民族發祥地之一的額爾古納河從此告別了內河的概念，成為了兩個本來相距遙遠的大陸國家的界河。

額爾古納河成為中俄界河並沒有能夠阻止俄羅斯勢力和民族繼續滲入河東岸。《額爾古納志略》記載，1860年沿邊境的大批俄羅斯流民非法越界到額爾古納中國一方盜采黃金，到1884年越界的人數已經達到15000人。清政府多次交涉後，俄國阿穆爾總督才發布告示，派員將俄羅斯人召回。邊界的威脅帶來新的民族遷徙。巴爾虎本是遊牧在貝加爾湖東北部的古老蒙古部落，當時被清廷遷移定居到額爾古納河上遊沿岸，目的正是為了保衛額爾古納界河邊防，他們被稱為陳巴爾虎（有別於後來從大興安嶺以東地區調來的現生活在新巴爾虎左右旗的新巴爾虎）。從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開始，清廷從滿洲裏到黑龍江漠河一共設置了18個卡倫（滿語“哨卡”之意），其中14個在額爾古納境內，以防止俄羅斯人越界放牧墾荒。如今卡倫雖然早已經消失，但是四卡、六卡之類的地名仍然被因哨卡而形成的鄉村所沿用。


很難想象一條河能夠完全阻止兩個大民族的交流，即便是雙方存在多年的戰爭和競爭，正如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不能夠阻止漢族和北方遊牧民族的部分融合一樣。《中俄尼布楚議界條約》雖然確定了額爾古納河界河的地位，但是該條約第五條也規定：“從前我國所有俄羅斯族之人及俄羅斯所有我國之人，仍留如舊，不必遣回。”兩岸居民各種方式的交融仿佛額爾古納河密如蛛網的水系一樣錯綜覆雜。俄羅斯十月革命後，俄羅斯人開始了越過額爾古納河邊界的又一次高潮。《呼倫貝爾志略》記載，1922年在額爾古納市定居的俄羅斯人共1855戶，9883人。這些外來族裔和前來拓荒謀生的中國內地移民產生聯姻關系，逐步開始形成一個新的民族。

馬學永的妻子是俄羅斯族，她說自己娘家其實在室韋東北、莫爾道嘎以南不遠的恩和鄉。馬學永妻子的親戚、恩河鄉前鄉長老曲家便是俄羅斯民族形成的一個微觀而豐富的水滴。曲鄉長的父親曲洪生十幾歲時從河北新城縣逃荒到關外的滿洲裏，後來因當地鼠疫爆發，再次和同伴逃亡到額爾古納河對岸的俄羅斯境內，先後在赤塔和伊爾庫茨克等地打工。在一些同伴選擇加入蘇聯紅軍後，老曲選擇了到額爾古納河畔的俄羅斯金礦淘金謀生。曲洪生說，後來當過去當了紅軍軍官的同鄉先後娶了俄羅斯妻子後，他自己也愛上了俄羅斯姑娘阿歷桑德拉。老曲說，母親當年對於父親提親的要求是要一條“一把抓”（絲綢料子，因為柔軟輕便可以一把握住）的裙子。絲綢、茶葉、毛皮，這幾乎就是過去俄羅斯對中國最主要的商業渴望。曲洪生滿足了俄羅斯姑娘的要求，也成就了這段異國婚姻。


室韋以北十幾公裏臨江屯79歲的吳常禮老人雖然年紀和曲洪生相仿，卻是老一輩的中俄“結晶”。吳常禮的父親是山東長清縣農民，母親是純正的俄羅斯族。這位曾擔任臨江馬隊隊長的老黨員，長相帶有明顯的俄羅斯特征，張嘴卻說一口山東話。從吳常禮那裏了解到，在額爾古納地區俄羅斯族的形成過程中還經歷了新的重大變遷。吳常禮說，臨江許多居民過去都住在額爾古納河中的上格裏契島。1937年5月，占領東北的日軍為了防止當地居民和蘇聯聯合抗日，采取“清邊並屯”，強行把他們搬到現住址。這也是其他許多江邊俄羅斯族自然屯變遷的主要原因。曲鄉長說，如今的恩和鄉便是由當年被迫從八卡、九卡等地遷來的沿江俄羅斯居民形成的。


像一條綿密而多變的河:從未停止的民族融合與變遷

融合是新生，也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遺忘。如今的額爾古納俄羅斯族已經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說俄語了，不過他們生活中還是保持了俄羅斯族的許多民族特點。我們見到吳常禮老人時他正在面包烤爐邊做樺皮桶。用磚頭和泥巴制成的面包烤爐是當地許多俄羅斯族家庭的必備。老人說自己住的木刻楞房子是父親當年建的，已經有60多年歷史。這種俄式木屋外墻用圓木圍成，圓木之間填有青苔，屋頂鋪著用斧子劈成的薄木板，屋子裏卻是中國北方常見的炕。

衣食住行這類最微觀的生活最能體現一個地區民族風俗特征。回想起前幾天在錫林郭勒吃的手把羊肉，越往北走，草原的風味反而越淡化。馬學永提供的晚餐告訴我們額爾古納河畔的人們如今的飲食習慣，已不是我們想象的手把羊肉、奶茶或者面疙瘩。桌子上很快擺上了豆角燉肉，油炸額爾古納河“劃子”魚，生青椒蘸醬，當然還有俄羅斯式的面包果醬——馬學永對司機承認，那是買來的，也是對俄羅斯特色的唯一提示。馬學永特別熱衷於向我們推薦從赤塔買來的俄羅斯蘇打飲料格瓦斯，我的好奇心最後還是證明，這是不受本地人歡迎的飲料，尤其是面對16元一瓶的呼倫貝爾老白幹的時候。只有額爾古納河畔的野味是各民族共同的愛好：麅子肉做的丸子湯。不過同來的李司機立即發現這只麅子是套來的，因為套住死亡的麅子不放血，肉不好吃。但是請註意，歐洲人至今還吃不放血的肉類。而據說這正是從額爾古納河、斡難河流域出發西征的蒙古人帶去的草原習俗。據說這樣的肉因為留住了動物血液而能給騎士們帶來更多的營養和熱量。

用包容的眼光看待歷史，也許我們就可以不必為因民族融合而帶來的民族文化的變異、湮滅而悲傷。因為你把何時開始算作起點？又能夠把何時當作是本源？1961年翦伯讚受烏蘭夫邀請來到額爾古納和呼倫貝爾，曾經在《內蒙訪古》中稱位於呼倫貝爾東面的大興安嶺是“歷史的後院”。“成吉思汗在進入呼倫貝爾草原之前始終局促在斡難河與額爾古納河之間的狹窄山地。呼倫貝爾草原不但是古代遊牧民族的歷史搖籃，而且是他們的武庫、糧倉和練兵場。他們利用這裏的優越自然條件，繁衍自己的民族，武裝自己的軍隊。然後以此為出發點，由東向西，征服內蒙中部和西部諸部落或最廣大的世界，展開他們的歷史性活動。鮮卑人如此，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於是，在廣袤的領域內，多種民族文化交融共生。

如今額爾古納市和室韋把旅遊定位在俄羅斯風情上好像頗有厚今薄古的意味，但如果從更廣闊的歷史時空看，對於額爾古納河或是室韋的尋根也不能僅僅停留在蒙古的階段。目前最早可從《北史》中《室韋傳》裏所見的“室韋”，本是用來稱生活在呼倫貝爾地區、以興安嶺為界的鮮卑人，“南者為契丹，北者為室韋”，他們生活的時期遠遠早於成吉思汗時代。公元6世紀後，室韋又分為大室韋、南室韋和北室韋等諸多部落。《舊唐書》中“蒙古室韋”是大室韋的一個成員，也是迄今為止“蒙古”這個詞最早的記載。它所指的是住在額爾古納河以南的這一段山林地帶的古老遊牧民族，不但和今天的俄羅斯族毫無關系，和現在額爾古納河畔的達斡爾、鄂溫克和鄂倫春人也有很大區別。

從額爾古納市前往額爾古納河邊的黑山頭，至今還能看到當地的古城。據考證並經文物部門認定，這是成吉思汗的大弟哈薩爾的封地。不過呼倫貝爾本地的歷史地理學家烏雲達賚卻認為這是《遼史·耶律世良傳》中記載的遼代“巨母古城”。如果屬實，那麽該城處於敵烈部的居住地。而在黑山頭古城遺址南十余公裏的根河南岸，還有一道綿延長達700多公裏的金代邊壕。烏雲達賚考證這是當時已經占據中原、逐步和中原民族融合的女真人抵禦烏古敵烈部的防禦工事。契丹和女真這些從森林草原走出的遊牧民族，一旦南下控制中原並融入中原，接受農耕，便開始重覆被他們征服的躬耕民族抵禦北方新的遊牧民族的歷史。讓歷史學家困惑的草原民族覆雜的歷史源流正是它的豐富性和生命力所在。額爾古納河也走馬燈似的孕育了一個又一個民族，草原和這條河流遠沒有他們看起來那麽單調。


發展和危機：從漁獵、遊牧到農耕

如果稍加註意你便會看到前往額爾古納景觀上的變化。整個內蒙古的中部是一片平緩的草原，越向東走，草原就變得越發滋潤。乘車越過呼倫貝爾市繼續向北，眼前逐漸出現了和緩的丘陵。而此時草原卻更多地被大片小麥、油菜地取代。長滿草的山坡陰面和山溝中開始出現白樺林，這正是草原和森林的過渡樹種。過室韋後，白樺林開始逐漸變成落葉松林，路邊剝露出的土壤比樺樹林下的土壤更厚更黑，但土壤層下面就是基巖，和上面竄天的松樹比起來土壤又顯得薄弱。在大興安嶺莫爾道嘎森林公園，對當地環境和旅遊很有研究的莫爾道嘎賓館總經理王博義告訴我們，當地的巖石主要以花崗巖為主，有些火山噴發的玄武巖遇冷凝結後，縱向的節理使得巖石容易風化破碎，所有碎石覆蓋的山坡則不會有樹林生長。

這樣的地形本不會成為農耕地的自然選擇。歷史學家說，由於草原相對於森林能夠提供更多的物質資料和生存空間，漁獵民族向遊牧發展後，通常都會離開孕育他們的發源地。這也許就是數千年來遊牧民族為了發展必須走出去的原因之一，而額爾古納河流域也得以一直保存著原生態、得以保持孕育一代又一代草原民族的生命力。但是，現在不斷進入額爾古納的農耕移民和農耕生產方式的增多對本地生態卻產生了危脅。


從黑山頭到室韋沿江一路，額爾古納河兩岸，平闊的階地和舒緩綿長的坡面上整片金黃的麥田和油菜地讓人產生強烈的視覺震撼。恩和鄉前鄉長老曲說，僅恩和目前就有25萬畝耕地，他們現在采用了輪作的形式，好讓土地休養生息。黑褐色的是在休養的土地，綠底金黃的是油菜花，金黃色的是麥田。

其實額爾古納地區的農墾早在千年前就已經開始。公元939年遼太祖就發出屯墾詔令：“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為農田。”“海勒水”就是今天的海拉爾河，它與從呼倫湖流出的達蘭鄂羅木河同為額爾古納河上源。遼契丹人曾大量移民於此墾荒，並連續14年獲得豐收，“積粟數十萬擔斛，每鬥不過數錢”。元代仿漢人耕種，在額爾古納市黑山頭元代遺址，曾發現窖藏糧食（黍子），當地有貝爾蘇木，蒙語稱“布達特”，即“產糧多的地方”之意。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後大批白俄移民渡過額爾古納河，在根河沿岸開墾荒地。上世紀60年代有關領導提出改變“牧民不種地、牧區無農業”的傳統，在草原大規模興建國營農場。從海拉爾前往額爾古納的途中就可以看到農場前樹立的“王震將軍選址”的紀念碑。為了養育更多的人口，額爾古納河流域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壓力。當地廣泛采用拖拉機深翻耕作的危害之一是，在土層薄的地方，粉沙直接被翻到了表土層上，使得沙化成為額爾古納潛在的威脅。幹旱的另一個危險是額爾古納河眾多支流水量的減少。

從額爾古納到黑山頭的根河至今保留著大片綿延的濕地。根河是蒙古語“葛根高勒”的音譯，意為“清澈透明的河”。站在高坡上其實看不到太多面積的水流，因為濕地的植被蓋住了大部分水面。呼倫貝爾因為地勢平緩，水流往往在山丘之間的寬闊的平地上漫流，形成分散的水流，淤積而成大片濕地沼澤。穿過根河的戰備鐵橋時才看到根河的水流，河邊有兩三米高的水柳和楊樹以及山釘子和稠李子樹。沿額爾古納河的邊防小道向北，一路還會越過得爾布爾河、哈烏爾河和莫爾道嘎河。額爾古納河雖然沿途兩岸有豐富的水源可補充，卻因為河谷寬闊平坦，造成河流反覆回旋的眾多“S”形河曲。從興安嶺西坡西流的額爾古納河流域水系形成一片覆雜的水網。他們和更西、更北的克魯倫河、石勒喀河等河流形成興安嶺以西、蒙古高原上更大範圍的生命水系。額爾古納河及其一些支流上豐富的漁產品曾經是沿岸居民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在黑山頭村我們曾碰到開著拖拉機前往軍隊大院打草的農民朱占文。這位1975年前來投奔親戚的新移民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冬天在根河入額爾古納河的河口鑿開冰面，一網下去多的時候能打到八九萬斤魚，現在一網最好的時候也就七八千斤。朱占文這樣的沿河居民的擔憂是將來也許無法靠打魚為生，而對於關心當地生態的學者們，更警惕的是包括從呼倫貝爾市穿過的伊敏河等河流近年已經出現斷流的現象。


並非歷史的新課題:新移民、新生活的困惑

每一種生產方式的改變都會直接影響到生態環境，而生態的變化則將會對人類的生活產生無法逆轉的改變。前些年因為退耕還林實施的“天保工程”，使額爾古納市曾經把敖魯古雅鄉最後一批還過著最傳統遊獵生活的鄂溫克族居民遷到山下，這其中引發的種種文化沖突就曾經被廣泛報道。不過拋開這些不談，其實僅從清代至今，生活在額爾古納河呼倫貝爾地區的民族遷徙就幾乎沒有間斷，而多數正是所謂“政府行為”。比如清代政府為了讓從黑龍江北岸退居到嫩江流域的達斡爾人、鄂溫克人和鄂倫春人戍邊，曾將達斡爾人編為三個“紮蘭”，將鄂溫克人編為五個“阿巴”。他們“上馬為兵，下馬為民”，承擔起鎮守邊疆的職責。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清政府於1732年從布特哈八旗抽調索倫（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巴爾虎兵丁3700余人進駐呼倫貝爾草原，編為索倫左右兩翼八旗。而如今定居在錫尼河流域的布裏亞特蒙古人的遷入不過是從1922年才開始的歷史。

無論自覺還是被迫，每一個民族的遷徙都意味著對新環境和新生活方式的艱難適應。人們在對這類史詩般歷史進行歌頌的同時，最容易忽略的便是個人的痛苦。在室韋鄉內我們找到了從額爾古納河中下遊的前奇乾鄉（已撤）搬來定居的新移民王小剛。“奇乾”一名本取自奇雅河和乾東河，是民國時期才建的新縣，所有居民本來就是近代新移民。王小剛的奶奶是俄羅斯人，2002年去世時已經100多歲，還是額爾古納為數極少的沒有國籍的人。奇乾因百多年前興盛的采金業而興盛，也因為采金業的衰敗而衰落，最終從歷史上上萬人的縣一路降格至鄉、屯，直到最終裁撤。從奇乾這樣落後且交通不便的地區遷到室韋，在外人想象中本應相當有吸引力，不過王小剛面臨的煩惱和敖魯古雅鄉被號召下山的鄂溫克人雖然程度不同，本質卻相似。

在缺乏耕地卻森林茂密的奇乾，王小剛等少數剩下的原住民的生活來源除了下河打魚，還可以參加政府組織的狩獵隊。這與過去的漁獵民族生活是一脈相承的。在撤鄉後人口已經大規模減少的奇乾人，面對豐富的資源本是可以過上安定的生活，對生態的影響也非常有限。“天保工程”開始後，為了保護生態，王小剛他們每戶懷揣著3萬元的遷移定居費來到室韋。王小剛說，他當時在室韋買下的這棟房子只用了1.8萬元。

但問題在於，一個只懂得漁獵、缺乏現代社會謀生能力的人在花完3萬元的安置費後，如何順利地學會現代社會的謀生方式。王小剛的院子內停著一輛報廢的解放牌卡車，那是他打工後雇主給的實物“工資”。由於在室韋沒有土地，又缺乏新的謀生技能，王小剛這類新移民只能靠打工謀生。幾戶膽大的奇乾居民最後偷偷地返回了家鄉，重拾他們的漁獵生活。而更多像王小剛這樣的年輕人則必須和他們的祖輩一樣，在遷徙後努力適應新的環境。奇乾人的故事令人想起和他們類似的敖魯古雅鄂溫克人，還有和他們不同的鮮卑人、蒙古人。一個奇乾人的選擇，從某種程度上或許能解釋一個試圖謀求強盛發展的民族為何最終要走出額爾古納森林的原因：要麽尋求更大的發展，走出森林，要麽選擇留戀額爾古納的森林而保持傳統。

草原上的河流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單調的，但是站在烏蘭山上俯視額爾古納河河谷你會
發現它的豐富性。不僅僅是豐富的人文歷史，還有豐富的自然。這條河流上那綿密的支流不但各有風韻，而且擁有豐富的濕地、植物和鳥類。額爾古納河的支流包容了水質清澈的大興安嶺支流，也擁有克魯倫河這樣偉大的河流作為上源。它擁有多源和蜿蜒的上遊、寬廣回旋的中遊和著名的界河黑龍江作為下遊。額爾古納地區如此豐富的水系讓人不由得想到，這裏走出又走進過多少民族？看似單調的河流，孕育的豈能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它背後的歷史和這水網一樣充滿細節，何曾停止過流動和變化。（收藏自 中國國家地理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