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斯佩裡（1913——），美國心理生物學家。生於哈特福德。1941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54年後任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心理生物學教授。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等組織成員，國際腦研究組織成員。因研究揭開大腦兩半球秘密和功能分工，為人們瞭解人腦更高級功能提供了新觀念，於1981年與人共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

我們稍許回顧一下。我們記得，即使小的腦損傷，假如選擇性地損傷於左半球，那麼可能選擇性地破壞人的閱讀能力，而同時卻保留說話和交談的能力。書面文字繼續能看見，但這些文字失去了它們的意義。這種情況通常出現於左半球角回的病灶性損害。根據這些病例，自然地得出結論：左半球負責閱讀，相反，未損害的右半球必定是「患字盲症」的，或對書面文字無理解能力。 
這同樣適用於理解口頭語言的能力。在靠近左側半球的魏氏區內發生病灶性損害，或者這個區域與來自皮層聽覺接受中心的輸入通路受到損害，其結果，別人的口語能聽到，但失去了意義，這些病例似乎告訴我們，對語言的理解被限於左半球，右半球是既患語聾症，又患文字盲。 
隨著左半球的而不是右半球的病灶性損害破壞了語言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這類觀察的積累，使人們產生了神經學上的傳統觀念，即認為，大腦有優勢的、起主要作用的左半球和劣勢的、起次要作用的右半球。次要半球除了無言語能力、無書寫能力及患語聾症和患文字盲症外，還由此推論出，它缺乏與語言和符號處理聯繫在一起的更高級的認識能力。 
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所收集到的損害的大部分證據都集中地支持一個是主導的、進化得更高級的、理智的左半球以及相比之下另一個是相對落後的右半球的設想。對於典型的慣用右手的人的腦來說，右半球不但是無言語能力和無書寫能力的，而且是讀宇困難的，患語聾症的和失語症的，通常缺乏更高級的認識功能。 
60年代早期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對施行腦連合部切開術的病人或「裂腦」病人所作的測試似乎表明：在右側即所謂「次要」半球存在著相當大的認識理解和語言理解以及既能寫又能說的能力。這些就是洛杉磯白碑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任菲裡浦·沃格爾和醫師瓊賽·布根的病例。這些病人為了控制嚴重而難治的癲癇，忍受了胼胝體及其他前腦連合部中央的外科切斷，以作最後的嘗試。手術切斷了作為兩側大腦半球直接聯絡的所有神經交叉聯繫。從這些手術病人的經驗以及最近10年的裂腦動物的研究，可以預言：這種裂腦的結果不會嚴重地使其不能從事一般日常活動。這被證明正是如此。在無其他重要的腦部病變情況下，給予前腦連合部完全切斷的病人6個月至一年的恢復時間，若偶然第一次相遇或交談，或者甚至通過一次全面的常規性醫學檢查，通常不會被發現。 
我們與米坎爾·卡扎尼加一起對這些病人的早期研究，似乎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分離的右半球並非像預想的那樣是患語聾症的，也不是患字盲症的。單側性語言能力的測試證明了右半球在很大程度上是無言語能力和無書寫能力的，但在適當高的水平上，當檢查者言語說得響些時，則能夠理解詞意。分離的有半球也能閱讀閃現在左視野的書面的詞彙——用按照各種狀況在供選擇的一列物品中選擇或指出對應的物體或圖片來證明。腦連合部切開術的病人也能夠用右半球去選擇與呈現的物體和圖片相匹配的正確的書寫或口述的詞，以及正確地說出書面的詞彙，反之亦然。對於不直接地提及而僅僅用複雜的口述短語例如「一個測量儀器」，「液體的盛器」等等來描述的物體，也能通過右半球達到正確地觸摸取出。就分離的右半球來說，這些病人還可以用剪下的字母拼出三四個單字，並可以用觸覺默讀出這些單字。最近，贊德爾應用了經他改革的可作長時間觀看的鞏膜透鏡技術，並由他證實了右半球的這些語義的能力，並擴展到綜合性的一系列實驗。在60年代早期，同時代的神經學說竟是如此強烈的相反，以致於Bogen醫師對從我們初期的一些關於語言的論文中抽掉他的名字表示誠摯的感謝。 
我們深信，對於這些語言測試的答案必定來自右半球，而決不是來自大腦的左半球。這是以單側試驗過程為根據的。在這個試驗中，用接連查問詞語問題的方法證明：負責說話的左半球對右半球作出的回答和行為一無所知。每個被分離的半球好像都意識不到另一側半球的認知事件——正像路南德·邁耶在芝加哥大學開始的和我們在50年代用動物做的裂腦研究那樣。換言之，每個大腦半球都似乎有它自己的、大量獨立的、具有自身的感知覺、學習與記憶經驗的認知領域，在表面上所有這些都是在另一側半球中被湮沒的相應的事件。儘管人類的基本的半球失去聯絡綜合征與早先在貓和猴身上作出的研究基本上相似，但在人類患者身上的表現形式更具有戲劇性。這些病人中的負責說話的半球會用其自己的詞彙直接告訴我們，但它對正確回答測試的不說話的、合作的半球的有關內部經驗卻一無所知。不僅僅是一側功能缺乏或不存在時，而且當兩側同時存在時，也可以推論出腦功能的偏側化現象。 （張堯官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