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1919—2013)，英國繼伍爾夫之後最重要的女作家。《在我的皮膚下》是萊辛自傳的第一卷，記錄了作者從1919年到1949年之間的生活經歷。自傳以萊辛的成長過程為主線。在線性時間結構的基礎上，萊辛靈活使用時間敘事技巧，並輔以獨特的空間敘事技巧，為自傳增添不少色彩。

本文作者庫切是南非白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於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系非洲第五位、南非第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一

面前擺放著泰勒一家在羅得西亞農場拍的快照，你要從中挑出最有藝術家氣質或者將來會成為藝術家的人。你可能會指向父親，他表情相當僵硬，具有軍人氣質，但並非沒有才氣。你當然不會指向女兒，雖然她長相足夠甜美，卻普通得像一片面包。可女兒不但逃脫了不久的將來——和一個體面的青年結婚，接下來的生活就是管理用人和生孩子——而且成了她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阿爾弗雷德·庫克·泰勒滿眼悲傷，他是多麗絲的父親。泰勒曾經在一戰的戰壕中失去了一條腿，而後和照料他的護士結了婚。由於無法忍受形形色色的虛偽，泰勒離開了自己的國家。當時妻子已經30好幾了，為了家庭她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多麗絲——後來取名多麗絲·威斯德姆，接著又是多麗絲·萊辛——1919年出生於波斯。

受當時流行的養育孩子觀點的影響，愛米莉·茅德·泰勒對於孩子們的吃喝拉撒都有一套非常嚴格的時間表，她把自己被冷酷繼母養大的過程再現在孩子們身上。多麗絲對於母親的做法積恨很深，因為即使她哭了，母親也會按原則行事不去餵她；而且很明顯，母親更疼愛兒子；再加上母親在客人面前會公開抱怨“尤其這個小丫頭是如何讓她的生活變成徹頭徹尾的苦難的”。沒有哪個孩子能忍受如此“對於她的存在的攻擊”。“數年來我生活在對她的控訴中，態度經歷了由強烈到冷漠最後變強硬的過程。”

既然得不到母親的疼愛，她便轉向了父親。“男性的味道、香煙、汗水……將她包圍，很有一種安全感。”可是父親的愛也有讓人郁悶的一面。他長袍下的截肢會戳到她，生活自有它的齷齪之處。她還會時常被“胳肢”，“每當父親抓住女兒時，她的小臉不得不緊壓在父親的膝蓋或褲襠處，由於很少清洗，所以惡氣迎面而來……他的大手繼續胳肢我的肋骨。我的尖叫裏充滿了無助，歇斯底裏而又絕望。”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她會夢到粗魯男人的臉陰森地朝她逼近、她不斷掙紮的情景。“我想知道有多少屈服於身體暴力的女人經歷過那種‘胳肢遊戲’。”（28，31）

自波斯後泰勒一家又搬到羅得西亞——一個僅建於35年前的官方殖民地——被玉米種植的快速致富所吸引。可是他們沒有經營好數千英畝的農場。盡管母親適應得極好，父親卻缺乏農場經營所需的頑強；他們總是債務纏身。

然而對於兩個孩子來說，在遠離城市的鄉村長大，這段美妙的經歷有益於人生的最後成型。他們從父母那裏學到了地質學和自然的歷史；枕邊的故事又豐富了他們的想象力。他們饑渴地閱讀著從倫敦訂購來的書籍。（20世紀20年代時，書非常廉價，一個溫飽度日的殖民家庭也可以大量購買。而在今天是沒有哪個津巴布韋的孩子或者是鄉村的孩子能夠承受起這般耗資的閱讀的。）12歲的時候，多麗絲就已經知道怎樣讓母雞抱窩，如何照看小雞和小兔子，為貓狗們驅腸蟲，淘金，從礁石上取標本，烹飪，縫補衣物，使用牛奶分離器做黃油，坐吊桶下到礦井裏去，制作奶油芝士和姜汁啤酒，在材料上畫鋼印圖案，制作紙漿模型，踩高蹺……開車，打鴿子和煮珍珠雞，保存雞蛋——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這才是真正的快樂，一個孩子的快樂：被允許去動手嘗試。最重要的是知道你正在為這個家做出貢獻，你是有價值的，同時你也被珍視著。”（103）

後來，萊辛針對殖民群體對於黑人表現出的“內心的冷酷和吝嗇”進行了控訴；這一控訴在小說《野草在歌唱》中被賦予了充實的內容，有血有肉。這是一部極其成熟的處女作，雖然以現今的口味來評判，它或許與非洲人模式化的浪漫主義結合得過於緊密了。後來的《非洲故事集》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對於孩子們的成長來說，羅得西亞的社會環境並不都很糟糕。除了堅信大自然有助人身心健康外（對於此萊辛顯然是華茲華斯的追隨者），在殖民者的孩子間還盛行強烈的平等主義精神，這有利於她不被父母的階級觀念所影響。她很快發現，在首都索爾茲伯裏上萬的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歐洲的難民，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左翼，而猶太人又有很多，他們對她在問題認知和政治取向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同時，萊辛對於父母發出的令人困惑的信號在行動上做出了回應，像個缺少愛的孩子表現出的對愛的渴求。她偷東西，撒謊，剪壞媽媽的衣服，縱火；幻想在她心中編織著：泰勒夫婦不是她的親生父母。

11歲那年，“這個被嚇壞了的可憐的小女孩”（90），被送到一所修道院寄宿學校。那兒的修女都是德國農民遺棄的女兒，面對孩子們的控告，她們會搬出地獄般的可怕故事進行威嚇。萊辛在那裏度過了悲慘的四年時間。接著她就讀於索爾茲伯裏的女校高中，每周母親都會來信責備她在金錢上的花費。此後她最終脫離了教育體系。當時她13歲。

可是萊辛從來都不是個差等生。恰恰相反，為了討母親歡心，她總是務必做到班上成績第一名。她還很受其他女生的歡迎，以一個假我的形象存在，她自稱為“跳跳虎”（按米爾恩維尼熊系列小說中的角色命名）。“胖胖的，充滿自信……急躁，滑稽，笨拙，並且隨時做好成為笑柄的準備，即嘲笑自己，道歉，扮小醜，承認自己的無能。”後來她進入共產主義者的圈子裏時，她以“跳跳虎同志”而著稱。從1949年離開羅得西亞之後，她就拒絕了這個綽號；不過“跳跳虎”式的自我不願消失，又突然轉變成另一種自我，被萊辛稱為女主人式的：“開朗聰穎，樂於助人，虛心接受，體貼關心。”（386，89，20）這些品性又令人不安地想起了她的母親。

這是在提示她第一部自傳的題目——《我的皮膚之下》嗎？單看這個題目似乎是按照慣有的方式在自我揭示。然而這句同樣來自柯爾·波特歌中的歌詞使我們想起了歌中的情境：“我將你藏在皮膚之下，/我將你深埋心中，/如此之深，你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我將你藏在皮膚之下。/我曾試圖不要屈服……”這本書的對象，那個深藏於萊辛心中、皮膚之下的“你”，非常貌似她去世於1957年的母親。

由於不願意情感外露，她的母親已經找到一種向孩子們表達柔情的方式。她使他們相信自己生病了，而後就一直照顧他們直至恢覆健康。在家裏多麗絲也予以配合，以生病為借口，這樣她就能在床上待著看幾天書了。可是她卻無法得到渴求的個人隱私。當她開始來潮時，母親就將消息廣播給了家裏所有的男性。當她嘗試去節食的時候，母親又總是將她的盤子堆得滿滿的。她14年來的生活都在與母親抗爭。這位母親在女兒還是嬰兒時就控制她拉撒的時間，現在似乎在宣稱對女兒的身體享有所有權。

為了逃避，多麗絲找到了一份育嬰女傭的工作。在顧主的引導下，她開始涉獵政治和社會學的書籍。到了晚上，這個顧主的姐夫偷偷地爬到她的床上，笨拙地玩弄她。正如她的特立獨行，她沒有假裝自己是一個被動的受害者。她“在一種性沖動的狂熱中……挑戰著她溫和求婚者的貞潔”。“我認為，”她寫道，有些女孩——其中也包括她自己——“在14歲的時候”就應該找個年長的男人“上床”，作為一種“見習戀愛”的形式。

二

萊辛早熟的學前閱讀包括司各特、斯蒂文森、吉卜林、蘭姆通俗版的莎士比亞、狄更斯。（她辛辣地指出，在那個時代孩子們沒有被“屈尊對待”，相反地被鼓勵去嘗試他們能力以外的事。）現在她開始閱讀當代小說，尤其是D.H.勞倫斯的，還有偉大的俄國作家。到18歲時，她已經寫了兩部見習小說，而且把自己寫的故事賣給南非的雜志。實際上，不知不覺中她已經成為了一名作家。

非洲南部走出的最知名的三位女作家——奧莉芙· 施賴納、納丁·戈迪默和多麗絲·萊辛（盡管不願意被貼上“非洲作家”的標簽，但她還是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鑒賞力依賴並形成於非洲）——沒有一個是修完了高中學業的。實際上都是自學並成為傑出的知識分子。這就說明，生活在帝國邊緣、處於隔離狀態的青少年們，他們對與之割離的生活有著強烈的渴望，那是心靈的生活——事實證實，這種渴望要比他們住在都市的堂兄妹們更加強烈。同樣，這也表明女孩們在求學路上行進的過程中是會斷斷續續遭遇壓力的，在家恪守婦道才是她們的最終命運。

萊辛時斷時續地去父母的農場，這讓她更堅定地認為當初從家裏逃出來的舉動是明智的。她的母親開始逐漸演變成最糟糕的典型殖民者形象，對於下人“指責詬罵，喋喋不休，挑剔不止，語氣中充滿了厭惡”。而她的父親因糖尿病的原因愈發羸弱。那是“一個自我憐惜、乖戾牢騷、滿心幻想的老人，一直在念叨著他的戰爭”。當他最終去世時，萊辛看著死亡證明上的原因一欄，竟有一種沖動——把“心臟衰竭”畫掉，改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57，326，372）

沈寂的狀態越來越讓人感覺為一種停滯不前（這段時期的生活將再現於《被陸地圍住的》），她反覆修改《野草在歌唱》。“我在期待我的未來，我真正人生的開始。”（418）

三

19歲的時候，萊辛迎來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給了一個年長自己許多的男人——在這次婚姻中她沒有扮演一個真正女人的角色，而是“跳跳虎”的那個自我，是一個“年輕快樂的主婦”。（207）還沒做好當母親的準備，她就生下了一個兒子，然後將他冷落在旁。孩子可怕地報之以憤怒和困惑，像極了幼時的多麗絲。

接下來第二個孩子降生了。她不斷地酗酒，與他人保持曖昧關系，卻對丈夫很糟。（這段素材的大部分被用於《正當的婚姻》，這是關於瑪莎·奎斯特的第二部小說，而且也是自傳性色彩最明顯的。）顯然她的婚姻狀況難以維系了。她對自己發誓，有一天孩子們一定會繼承“一個美好的理想世界，沒有種族仇恨和不公正的行為等等”。接下來她把孩子交給親戚照顧，開始計劃離開這個國家。她感覺自己身體裏有種“隱秘的厄運”，父母的生活已經因此被破壞，如果自己還與孩子們待在一起同樣也會使他們的生活不堪想象。“我絕對是真心實意的，”她冷淡地記錄，“真摯的情感本身是沒什麽可多言的。”（262－263）

隨著斯大林格勒戰役給俄國軍隊帶來巨大榮耀，萊辛開始信仰共產主義。在對投身共產主義那些年的敘述中，仍然可以察覺出她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辯護。事實是，她寫道：“我從未全身心地置身其中。”當冷戰爆發後，她和她的同志們對於羅得西亞的白人社會來說，突然間變成了賤民。她開始疑惑了。1954年後她不再是一名共產主義者，雖然多年來她仍感到有些“殘留的忠誠勁”。（284，397）

黨內的新人們大都擁有不幸的童年，並在尋求一個替代的家庭。對於自己的孩子，他們視為討厭的累贅。作為一個充滿熱情的新人（同時也是一個女人），給萊辛分配的任務是深入到索爾茲伯裏更貧困的地區，為南非共產黨的喉舌《衛士報》作宣傳。在眾多的黨組織活動中，這項任務實際上對於她的作家生涯是最有益處的：使她能夠接觸到勞動階層的民眾，觀察他們的生活（《暴風雨掀起的漣漪》中有比我們在此感受到的更全面更生動的呈現）。

索爾茲伯裏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以及他們的愛與恨，占據了前三部關於瑪莎·奎斯特小說的大部分內容。萊辛在自傳和小說中都花了很多的筆墨描寫這個政治上無足輕重的黨派。之所以這樣，她給出了正當的理由，那就是她認為這些描寫在小範圍內展現了“導致蘇聯共產黨建立和解體的同種原因：黨派的對抗性鬥爭”（292）。

萊辛加入共產黨的另一個結果就是遇到了戈特弗裏德·萊辛。他們於1943年結婚。戈特弗裏德來自於俄國的一個望族，是被同化了的德國猶太人後代。1917年革命後又回到德國人的身份，之後根據紐倫堡法律被劃為猶太人。按他妻子的話來說，他還是“冷酷的、尖酸的、馬克思主義邏輯的具體化展現”，一個人人都害怕的“不友善的沈默男人”。（288，301）

戈特弗裏德沒有被直接寫進瑪莎·奎斯特系列小說，因為當她進行創作的時候他還活著。（他以東德大使的身份出使烏幹達，在推翻伊迪·阿敏的政變中喪生。）萊辛最大努力地為這個不招人喜歡的男人辯解，使他更加人性化。她用“悲慘”這個詞來形容他們的性生活。她寫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異常親切的女人，“將他的男人視為孩子來照料，甚至在夜晚那黑暗的時刻裏也依然如此。”（303，318）

戈特弗裏德是鼓勵她寫作的，雖然對於她所寫的內容並不讚同。“我最喜愛、最執著的東西，正是他最不喜歡的。”她與他結婚是為了讓他免於被當作國外的敵人而被拘留，為了更有利於他申請英國的公民身份。因此這段本來早該結束的“不幸福卻仁慈的”婚姻一直維持到1948年。（293，358）

四

萊辛從來都不是一個追求獨特風格的偉大作家——她寫作速度很快，也極少修改。前三部關於瑪莎·奎斯特的小說，至少從它大的時間跨度上可以看出，在缺乏想象力的語言和小說形式毫無創新的情況下走了彎路。小說女主人公被動的性格使問題更加嚴重，她雖然對生活很不滿，卻無力以任何有益的方式掌控自己的命運。但即使這些小說不耐看，它們也至少證實了她的巨大野心，就是寫一部在整個社會歷史大背景下的個人成長過程的教育小說。

萊辛並非無視自己的基本問題，即19世紀的各式人物形象在她的書中已經被描述殆盡。在寫完第三卷之後她中斷了瑪莎·奎斯特系列，以形式大膽的《金色筆記》開辟了新的陣地。間隔七年後她以《被陸地圍住的》續寫了這個系列。通過她在風格上的嘗試，在反映出瑪莎對看不到未來的生活感到不耐煩的同時，也折射出萊辛對自己寫作手段的無法容忍；在這個系列的完結篇《四門城》之後，萊辛的寫作之路繼續向前，沒有退回到早期作品的風格。分別完成了《墮入地獄簡況》（被她稱為“內心空間”的小說）、《幸存者回憶錄》以及思索性的《南船星座的老人星》系列小說。萊辛所要追求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的，是一種更為關註內心、更為詳盡的當代概念。不僅體現在人物，還體現在自我及其時間體驗方面（包括歷史時間）。一旦企及，19世紀特有的那些符號便會自動消失。

自1962年《金色筆記》出版後，萊辛與婦女運動的關系一直都不是很融洽——盡管這部小說被她們稱作是女權運動的奠基之作。並且與學術界陷入了極其敵對的狀態，他們認為這部作品是典型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對於最熱情的女權主義信徒，萊辛與她們都警覺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將文學評論家斥之為作家背上的跳蚤。同樣，她也被女權主義者們攻擊（艾德裏安娜·裏奇便是其中之一），認為她沒有理解女權主義自成體系的政治活動。學術界則指責她努力控制他人對自身作品的解讀，而不允許學術界在原作品基礎上的釋意創新。

在自傳中她毫不掩飾地對當時“正確的”政治態度進行了猛烈抨擊。她認為這與共產黨在全盛時期的所謂“路線”沒什麽不同。因此，盡管經歷過父親胳肢的遊戲，她將20世紀晚期對於猥褻兒童的擔憂描述為“歇斯底裏的大眾運動”。她譴責“女權主義者因貪婪和報覆而提出離婚的做法”。書中記錄到自進入青春期後，“相對於陰蒂的次要的、低級的快感”，她更喜歡陰道“驚人的潛在性”。“如果被告知陰蒂高潮和陰道高潮在數十年內會成為意識上的敵人，我絕對以為那只是說笑。”至於社會對性別的詮釋，她回憶起“殘忍”二字。與之相關的是她從另一個女人那裏搶來了第一任丈夫。“女性基本的殘忍……遠比基督教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野蠻道德的軟化劑出現得更早。這是我的權利。當在自己或者其他女人身上發現它的蹤跡時，我會產生一種敬畏之情。”（313，25，404，266，206）

對於西方直面抨擊殖民歷史的做法，她評論道：“在我們頻繁地驚呼於過去的錯誤想法之前，至少先想想子孫後裔將會如何看待我們現在的思想。”（50）一位尼日利亞的作家非常欣賞萊辛的一部小說，以至想要抄襲並以自己的名義出版。她回憶道：白人作家不應該敘述黑人體驗的這種所謂的政治要求應該到此為止了。她自己的小說裏就對男性的體驗進行了探究，包括毫無保留的性經歷。

萊辛的生活有相當的公眾性和政治性，因此對於那些“選擇保持沈默”而不寫回憶錄的人她很是佩服。那麽她的自傳用意何在？她的答案很坦率：“自我辯護。”至少有五部自傳已在計劃之列。“你試圖通過寫自傳來言明自己的生活。”（11，14，15）

可是也有人猜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她書中除了有來自科爾·波特的格言，還有來自伊德裏斯·沙赫的。自從20世紀60年代後她關於蘇非主義的作品對萊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沙赫將個人的命運和社會的運勢聯系在一起。她堅持只有社會成員認識到正在支配且之前一直作用於他們命運的力量和制度，社會才會改革。自我探索和社會進步正是這樣齊頭並進的。

這兩句格言結合在一起便與萊辛的思想驚人地一致。她說，伴隨著她們這代人的舞曲——科爾·波特多樣性的音樂，深沈的節奏在跳動，那預示著性與救贖。當時代精神沒有達到潛意識的預期時，整代人包括萊辛自己會反應得如同被騙取了與生俱來的權利一樣。“我覺得我也擁有某些大眾幻想和錯覺”（16）——人人都有享有幸福的權利。（她暗示出，如今深沈、不和諧的流行音樂節奏反而將人引向折磨、殺戮和殘廢。）

作為一戰後出生的孩子，萊辛非常確信，看到父母的經歷而十分震動的她，已經無法繼續忍受那個災難時代發出的頑固低音。“我想知道，那些因戰爭導致家庭殘缺的孩子們，有多少是在他們咿呀學語之前身體中就流動著同樣的毒液。”（10）

萊辛認為歷史之舟是由比意識更深層的潮流所推動的——深沈節奏的假設便是一個略顯古怪的例子——這種觀點在她的自傳中不斷重現。實際上，《暴風雨掀起的漣漪》裏已經象征性地暗示出她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有關歷史的定義。小說中瑪莎夢見了一只巨大的蜥蜴，雖然形成了化石卻沒有死，它在土坑裏悲傷地凝望著她。那是一種不會消逝的古代力量。當前自傳計劃面臨的問題之一——她也很好地認識到了——即相對於推論性的自我分析，小說有更好的方法去應對無意識的力量。萊辛之前對於烙上歷史印記的心理最為成功的探索，出現在作品《金色筆記》和幻想的寓言象征故事《幸存者回憶錄》中（順便提及，這部作品中她嘗試重新定位為女兒的母親而不是母親的女兒）。因此完成自傳計劃的四分之三後，她以小說家而非傳記作家的身份，發表了結論：“毫無疑問，小說能夠更好地展現事實。”（314）

自傳第一卷最好看的部分是她早期的孩童時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早期的體驗都非常令人震驚以至要將記憶壓抑在心底——萊辛暗示我們患上失憶癥不失為一種必要的保護手段。她初次強烈的（震撼描述的）記憶圍繞著她出生的這個世界的骯臟、嘈雜與惡臭，心中充滿了厭惡。波斯遊泳池裏滿眼的“松弛凸出的胸部……腋窩下的體毛”，俄國火車裏“虱子冷冷地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刺鼻惡臭”。（19，40）

顯而易見，前五章花費了萊辛相當的心思。她回憶時的明了清晰（或者說充滿想象力的表達——兩種說法沒什麽差別）和表達的整潔性，使得這些文字成為描寫童年生活的優秀段落之一。

茅草屋頂似乎在竊竊私語。我馬上聽出盡是湖中青蛙和蟾蜍的叫聲。正在下雨，聲音來自於被雨水浸透後膨脹的茅草屋頂，還有青蛙們在雨中歡快雀躍的叫聲。洞悉了這一切，每一件事物在我腦中都各歸各位。屋頂上的茅草吸收著天上的雨水，青蛙叫聲之響亮讓人以為它們就在山腳，可實際卻遠在幾英裏之外。輕輕落在土地和樹葉上的雨水還有閃電也都在很遠的地方。接著伴隨突然傳來的一陣雷鳴，確定了夜晚發出的指令。我心滿意足地躺在帳中，聆聽著，伴著雨聲漸漸進入夢鄉。（63）

這樣的文字盛讚了特殊的時刻，正如華茲華斯式的“瞬間”。 孩子極度放任地去體驗，在感受到非一般開闊的同時也明白這是一個多麽幸運的專屬時刻。據萊辛的觀察，如果我們賦予時間應有的現象學價值，則我們大多數人的生命在10歲前就結束了。

書後面的部分也有好的文字，萊辛坦白了她年少時的自戀。她蹬著自行車，“感覺就像戀人在撫摩著自己那修長、光滑且膚色健康的雙腿。”“我掀起裙子，端詳著自己至褲線處，對於姣好的體態心中充滿了無比的自豪。再也沒有如此的欣喜了，只有在這樣的時刻：女孩才知道她擁有如此的好身段和細嫩光滑的四肢。”（260，173）書中還有一些隨意的回想：懷孕、分娩（很順利）以及對孩子的照料，包括孩子們的餵食習慣和排便時間。

第一卷中大部分是萊辛母親的形象。萊辛的寫作生涯進入了第五個十年，其中相當數量的作品中或直接或間接都有她母親的身影。在最近一輪寫作中，萊辛盡力對位於對立面的母親表現出更多的公平。有一到兩頁甚至由萊辛自己講述——這不認真的嘗試很快就被舍棄了。“她參加的舞會和享受的美好時光比任何一個女人都多。她享受被人喜愛的感覺，做女主人的感覺以及作為兩個漂亮、聽話、有教養和幹凈的好孩子母親的感覺。”她這樣寫道。（“幹凈”在這裏是隱含的譏諷。因為這在泰勒家意味著便盆訓練，這讓萊辛無法忍受。）那只陪伴著他們一直從德黑蘭到羅得西亞那泥墻房子的大箱子裏裝著銀茶盤、水彩畫、波斯地毯、圍巾、帽子、晚禮服。這些華麗的收藏母親從來沒有機會拿出來炫耀一番。在農場上這個“好看的、穿著講究的、缺乏幽默感的女人表現得幹練、務實且精力充沛”，（402）卻找不到實現抱負的合適途徑。兒子出生後，她對丈夫的感情很快轉移到兒子身上；兒子也一直依賴母親，直至他去了寄宿學校。不知怎的他在那裏學會了對母親的要求說不。萊辛寫道：“現在我認為她是一個悲劇人物，”她這一生，“我認為是……絕對的悲劇，可她仍做不到寬厚待人。”（33，402，15）

盡管萊辛極力嘗試將她父母視為普通人而非心目中的朦朧形象，第一卷中還是重覆著早期作品中熟悉的責備母親的模式，第二卷中仍有同樣的母親形象，母女間的爭吵將會再次上演。一個女人在70多歲時還在同過去無法抑制的惡魔較勁，多少讓人覺得有些郁悶。可另一方面無法否認的是，當主角表現得如萊辛一樣尖酸地坦誠和熱情地渴望救贖時，那種場面又是無比偉大的。

五

自傳的第二卷，故事繼續。1949年，多麗絲來到倫敦，“一個坦率真誠的女人”，正如她對自己的評價。由於在殖民地長大的關系，她幸運地沒有本土英國人的偽善。她帶著自己年幼的兒子和已經完工的《野草在歌唱》手稿。

這部小說很快就找到了出版商，由此開始了作家的職業生涯。20世紀50年代，在《金色筆記》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前，萊辛的書雖沒有很轟動但也一直賣得很平穩。她不需要出去做事。通過寫書她每周可以賺20英鎊——相當於一個工人的工資。

移居回英國——或者按照居住在羅得西亞的英國移民們的說法，叫做家——便成了永久性的。在講述那些早年的故事時，萊辛試圖重現仍籠罩在戰後陰影中的人們生活中的某些特征。盡管社交圈中滿是左翼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她仍留出了合理的空間給相識的普通倫敦人。然而，她自己也承認，1960年出版的回憶錄《追蹤英國人》中對於那個時代的描述比自傳更生動，更有吸引力。

萊辛總是反覆談到50年代的英國距離現今繁榮的英國已經相當久遠；她說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會懂得他們的國家曾經是多麽貧困。可人們還是不明白：（有人會問）到底是漫不經心的年輕人的過錯，還是她這個作家的過錯，或許此時面對幫助年輕人克服歷史失憶的任務，她畏縮了？

50年代的生活除了無情的一面，還有一些日子勾起了萊辛的懷舊之情。例如，她很懷念從奧爾德瑪斯頓村到倫敦的禁止核炸彈的遊行，緣於參與者的投入以及強烈的目的感，並為不同階級間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由於參與核裁軍運動，她拜訪了伯特蘭·羅素和他的秘書拉爾夫·舍恩曼。因看到年長的哲學家被年輕一代所愚弄和擺布，她下定決心：不要因自己上了年紀而成為俘虜，不要被女權主義團體把自己奉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一個“明智的女人”形象。（302）

回首過去，她又懷念文學世界曾經激動人心的一幕幕場景。那時作品的出版是需要擁有對新創作真正意義上的熱情和甘願冒險的準備。相反地，她強烈譴責現今出版產業所表現出的犬儒主義和極盡庸俗，還有強加於作者推銷作品的壓力。公眾對於作家個人生活的過於關註讓萊辛非常不滿。作家不得不忍受無知冷漠的談話人對他的采訪，這也讓她覺得顏面掃地。

現在，她察覺出英國人的心理為“小氣，順從，對於危險，甚至於不熟悉的事有種內心的、本能的不斷排斥：不情願理解極端的體驗”。在文學創作上表現為長期偏愛“短小、狹隘的小說，著力表現階級或社會行為的細微差別”。（96，126）

《漫步陰影》的創作基於萊辛不斷更換的公寓和房屋。她一直想找到一處滿意的環境，既能很好地繼續寫作又方便養育孩子。她記錄下兩三段戀情，那些男人都不願意以父親的身份照顧她的兒子。她的母親再次出現，要求和萊辛一起住。她狠了狠心拒絕了。之後母親回到了羅得西亞並在那裏去世了。萊辛充滿了負罪感，強烈地同情那個孤零零的老女人，但是又不知不覺退回到孩童時代那個自私、堅硬、自我保護的外殼中去：“不，我不會愧疚。讓我一個人待會。”（223）

六

《漫步陰影》中的時間跨度很短。但可以看出50年代早期的某個時候，萊辛不得不屈服於圈中的壓力（現在她將壓力的緣由歸結為純粹的嫉妒）。因為她不僅僅創作，還正式加入了英國共產黨。

在究其動機的過程中，萊辛認識到這與她一開始對根深蒂固的英國階級體系感到失望有關。（原本嚴格意義上來說，她是這一體系外的人。可在現實中，她發現自己因為口音的問題而被工人階級排斥。）當然她還是相信反殖民的鬥爭、人們兄弟般的情誼以及所有其他共產主義宣稱的理想。可到最後她認為自己入黨的動機是不理智的：從非個人的層面來看，她也帶有“某種社會病態或是大眾的自我催眠”，而從個人層面看，她被“一種隱藏很深的事物所控制……如同噩夢一般驅使著我”，是“以前童年生活時感覺的延續”。（58，59）她無法弄清真相。

從解釋的含糊其辭可以看出，一直到現在萊辛還是不懂她為什麽要那樣做。寫自傳的最終目的是：追述過去的歷史，重新講述人生的故事從而弄清真相。只要她努力解決的這個難題是第二卷自傳的核心，這個目的就還是沒有達到。

這絕不是萊辛首次探究自身以及命運的選擇。她的小說，尤其是瑪莎·奎斯特的系列小說和《金色筆記》，就帶有很強的自傳色彩。這些都與《漫步陰影》涉及的生活年代相吻合。萊辛真的覺得90年代開始著手的自傳比30年前寫的小說更能深層地剖析事實嗎？

對於這個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萊辛一直都清楚，在詩意的創作中釋放出的能量比理性的分析更讓人印象深刻……

七

“你會認為我的生活全是政治和名人，雖然大多數的時間我總是一個人待在公寓工作。”（249）萊辛確實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政治上，同樣的時間還接觸許多有共同之處的來自文學及戲劇界的名人們，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不再有很大的影響力了。她第二卷自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回憶錄，相當隨意、零散，屬於生活和見解類。拋開對待過去共產黨員身份的文字處理，它缺少第一卷中獨具特色的徹底的自我探尋和伴隨著的極度痛苦的語氣。

萊辛在此所述的政治生活不能看作是道歉——鑒於90年代的政治風氣，這樣的措施會太具有政治正確性而不能實施。萊辛單就這種政治忌諱進行了一番奚落。萊辛（正確地）追溯其譜系到共產黨及其方針路線。然而，她的確認為自己故意無視事實的做法是“不可饒恕的”。她還申明這個故事可以避免讀者們也這樣做。（262）這正是她臨終前想寫下的完整歷史。無論怎樣描述這部自傳，到最後它都是一番懺悔。

載於《譯林雜志》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