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說：通天塔建成後，若不攀爬，也許會得到神的寬宥。這一隱喻，象征了語言交流的隔絕。不過，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懲罰——“語言的淆亂”，卻並未摧毀人類的魄力與智慧。翻譯就是這魄力與智慧的產物。

公元7世紀，玄奘組織國家譯場，有系統地翻譯佛經，堪稱世界文化史上的偉大事件。那時印刷術或許已經微露端倪，但譯本能廣泛傳播，還要靠抄書員日覆一日的重覆勞動。20世紀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讓人們能夠遙想千年前抄書的格局。當年抄書員普普通通的產品，現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歐洲亦如此。在文藝覆興來臨之前，知識的傳播也仰仗抄書工的臨寫。連公元909年盛傳的世界末日將要來臨的流言，也沒有讓那些默默無聞的譯者放棄手頭的工作，知識的流動才不至中斷，並最終走出中世紀的黑暗迎來文藝覆興。

可以想象，他們危坐於紙窗竹屋，為了一字之妥帖，一義之穩安，殫精竭思，歲月筆端，令不朽者不朽。歌德說，在時間的繪畫長廊中，一度不朽的東西，將來總會再次受到人們的重新溫習，這可以用作翻譯的座右銘。

1827年7月歌德給英格蘭史學家卡萊爾寫信說：翻譯無論有多麽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項事務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工作。

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我們看一看漢斯·皮利茲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書志》，翻譯占據著10081—10110條目，約30種之多，語言包括拉丁語、希臘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英語、法語、中古高地德語、波斯語以及一些斯拉夫語。翻譯一定讓歌德更為胸襟廣大、淵雅非凡，以致提出了氣勢恢宏的“世界文學”觀念。他的深邃宏遠也體現在藝術研究上，他不僅指導瑞士學者邁爾 (1760—1832)如何撰寫藝術史，而且自己也翻譯了藝術史文獻《切利尼自傳》。

我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對歌德所言之翻譯價值有過感言：翻譯乃苦事，但卻是傳播文明最重要的方式；當今的學術平庸，翻譯的價值和意義就更加顯著。翻譯也是重要的學習方式，它總是提醒我們，人必犯錯，從而引導我們通過錯誤學習，以至讓我們變得更謙虛、更寬容也更文雅，對人性的莊嚴也有更深至的認識。就此而言，翻譯乃是一種值得度過的生活方式。

文明的火種，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學和藝術。科學是數學、邏輯的世界，藝術是圖像、文字的世界。撇開科學不談，對藝術的研究，尤其對藝術史的研究，說得大膽一些，它代表了一種文明社會中學術研究的水平，學術研究的高卓與平庸即由藝術史顯現。之所以論斷如此，也許是它代表了為學術而學術的不帶功利的高貴與純粹。而這種純粹性的含量，可以用來測試學術的高低。

既然我們把翻譯視為一種值得度過的生活方式，現在翻譯這套《藝術史名著譯叢》可以再添上一種理由：人活在現象世界，何謂獲得古典意義上的自足，難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藝術的律動？

“一書迻譯幾番來，歲晚無聊卷又開，風雨打窗人獨坐，暗驚寒暑叠相催。”這是用來描繪心目中所敬重的譯者的形象。其實，翻譯的原則無他，不過是一字一句地仿樣迻寫，唯敬而已。

（該文系作者為《藝術史名著譯叢》撰寫的總序，略作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