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都市人群像是一只只背著厚厚外殼的蝸牛踟躕前行—這裏指的不是“房貸”、“名利”之類老生常談的壓力和欲望，而是那厚厚的社會面具，有時它已經厚到變成一個“殼”，甚至是維京諾曼式的盔甲。

記者曾采訪一位女企業家，她的事業、婚姻在社會意義上都很成功，她自己也為此而自豪。沒想到采訪後她突然問我，“能找個時間出來喝喝茶嗎？聊點女人的話題。”那刻她的眼神無比落寞。原來在她內心深處，最引以為榮的成功同時也是個沈重的包袱：公司裏，她需要在下屬面前保持威儀；與同行及客戶一起，充滿各種利益算計；最無奈的是，即使面對關系最親密的丈夫依然無法完全敞開心扉，需要太多技巧和智謀來避免女強人式的婚姻失敗。

當一個人保持著優雅的姿態在現代社會孤軍奮戰，每日觥籌交錯，心靈卻越來越孤寂，到最後竟要找個準陌生人才能吐露內心苦悶—類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人群中發生，然而這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存在主義心理大師歐文·亞隆認為，我們生而為人必須面對四大終極困境：死亡、自由、孤獨和無意義—人們被孤單地拋進存在，沒有一個註定的生命結構和命運，且終將獨自面對死亡。

埃裏希·弗洛姆則說，孤立是焦慮的第一來源。

由此，每個人都需要與他人建立連接、實現自我價值以及尋找歸屬感。它雖然不能徹底解決存在孤獨，至少可以提供慰藉，大大緩解這種令人絕望的焦慮。

然而在現今社會，人們甚至很難做到與他人建立真誠的關系。

這句話似乎有點怪異。畢竟，人是社會性動物，只要生活在社會中，就會與他人產生千絲萬縷的關系。可是，只有那些具備真誠、理解、無條件（至少是低功利性）關註和支持等要素的關系，才能使人從中得到滋養和成長。這無關階層，也無法用金錢贖買。富豪、政客、平頭百姓莫不如是。

而當我們拋開存在性的哲學問題，只看普遍的人際孤獨，就不難理解它其實是由致使親密性崩解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所致。

“我孤獨！”

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周末下午，簡單而整潔的環境，十多個來自社會不同領域、本來是陌生人的成年男女圍坐一起度過3小時。對蘇丹來說，這是一次非凡的體驗。過往近30年的人生，包括此前好幾次這樣的聚會中，她都表現得像個愛照顧人、沒有脾氣的傻大姐。然而這次，當大家又像以往那樣理所當然地拜托她到隔壁去拿些靠墊進來時，她感到突如其來的憤怒。

“我抱著一大堆墊子，路都快看不到了，耳朵裏聽見他們在說笑、閑談、吃水果，一股火躥上腦門，仿佛有個聲音在叫，‘為什麽又是我！’”緊接著，她做出了從未有過的失禮行為—把墊子往地上亂扔，沖著所有人大喊大叫。眼淚流出來那一刻她才知道，這些年自己一直在職場和親密關系中委曲求全，多麽委屈。

蘇丹是一家大型外企的白領，半年前她參加了一個心理成長小組，這是其中一次小組活動的場景。正是從這次起，她開始接觸到更為真實的自我，並學會在人際互動中體察自己真實的情緒與需求。而與此同時，她亦開始審視自己在過往人際關系中的功利和麻木，“為何我總是把自己當作一個滿足社會和他人欲求的工具？”

事實上，幾乎所有小組成員都有類似的感受：我們所生活的文化環境普遍不重視人的存在價值—只根據社會地位、利用價值等功利的屬性來對人進行評價，人和人之間缺乏純粹和真誠的關系。

這樣的人際互動非但不能給人滋養，反而讓人想要努力逃離。越來越多人愛上泡吧和獨自旅行，並由此衍生出一個流行的都市遊戲：“只愛陌生人”。

著名心理學家朱建軍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這種普遍性人際孤獨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近數十年社會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的劇烈轉變。

對於傳統社會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宗族關系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晚期的父系氏族時期，是以某一男性為中心、由其直系男性後裔及其家庭依照一定倫理規則而組成的血緣群體。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因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湊玄孫，一家有吉。自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謂之族。”（《白虎通》）

可見，傳統宗族天然具有聚合共同體以及互相親愛的要素，其與儒家思想結合，形成了維系社會結構的紐帶。

而除了與族群的天然聯結之外，諸如傳統燈會與寺廟活動這樣的民俗活動也拓展了人們社交和精神活動的範圍。

族群聯結在新中國成立後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權力對農村地區的滲透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先是集體主義下的農村生產責任制以及人民公社制度漸漸取代了宗族維系的功能；其後，隨著改革開放和城鎮化的加快，人民公社制度伴隨著計劃經濟時代的價值體系又迅速解體。曾經某種程度上承擔族群聯結意義的城市大國企的衰落，也將更多城市人群拋入更原子化的存在狀態。

與此同時，西方價值觀和後現代思潮猛烈沖擊著傳統的東方價值觀。在社會文化上，體現為物質至上主義，個人價值與財富及社會地位前所未有地緊密捆綁在一起；生活方式上，則從族群聚居向散居演變—代際分隔的城市家庭被一個個互不往來的樓房單元徹底分隔。

吊詭的是，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並不是變得更少，而是隨著社會功能的分化、信息技術的發達而變得越來越多，甚至錯綜覆雜。只是，當人心變得疏離、精神讓位於物質，日益覆雜的功利性社會關系不但無法使人們之間的聯結加深，反而讓其社會面具變得越來越厚，甚至忘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

尋找真誠的關系

2013年9月6日，資深心理學工作者韋志中從廣州飛往秦皇島，對從全國各地聚集於此的心絲帶“心靈驛站”志願者進行為期7天的體驗式團體培訓。2008年，他撰寫出版《本會團體心理咨詢實踐》一書，提出在中國大陸圍繞本土文化的心理團體概念，其後成立心絲帶志願者協會，目的是在社區和普羅大眾之中推廣一種支持性團體文化。

心理團體並不是什麽新鮮概念，這種形式最早出現於1900年的美國，其時受工業革命影響，大量移民湧入底特律、波士頓等大城市，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為此，心理學家帕森斯首創團體心理輔導形式，幫助人們認識自我、適應社會，廣受社會歡迎。此後，美國團體心理的發展分別在二戰期間，以及社會問題紛繁覆雜的20世紀60年代迎來了兩次重要高潮。

而在中國，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心理學家就開始在高校開展心理成長小組，經過20多年的發展，各種形式的心理團體技術已日趨成熟。然而，直至近幾年，非治療性的心理團體參與者都是以心理學愛好者為主，相對小眾。

不過，韋志中認為，這一現狀將會在近幾年實現重大突破，這也是他成立和推動心絲帶的原因。

理由很簡單。如果我們需要用所有精力來關註下個月的飯錢，就不會註意自己的寂寞。經過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如今越來越多人已經從對物質的全然關註中漸漸抽離出來，這時他們開始關照內心，往往會大吃一驚。

就像記者在采訪中遇到的女孩雪瑩，眼下她在人際交往中需要學習的課題是表達情緒，包括學會哭泣。因為從小父母教育她在外人面前要“喜怒不形於色”，所以長久以來，她對著每個人禮貌地微笑，心裏卻築起防範的籬笆。直到有天發現所有人都成為了“外人”，自己則欲哭無淚，她才知道她“病”了。

但是，不可逆的城鎮化和社會價值演化，導致中國社會不可能回到以往的宗族生活方式，需要一些新的形式去滿足人們對關系的需求。

這時，“尋找真誠關系”的遊戲開始暗流洶湧。

記者有一個好朋友，在她讀初中的時候，父母就因為感情失和而分開，她的整個童年都是在覆雜的家庭紛爭中度過。中學階段她一度非常痛苦，精神幾近崩潰，家族、學校和社區都無法給她足夠支持。於是她參加了一個團體，每周一次的小組活動給了她極大的心理支持。“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裏敞開心扉，只要你願意說，大家就會耐心聽，並且持續關註。”她堅信是這些溫暖的力量陪伴她度過了最艱難的心理成長期。

團體運動風潮？

這種敘述方式或許會讓人產生錯覺，似乎真誠的人際支持關系只是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事實卻恰恰相反。

前年記者曾好奇地問了十幾位華南企業家：為什麽參加獅子會？

那是個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國際慈善組織，由數量龐大的中產階層會員組成：企業家，CEO，專業人士之類（否則你可能交不起會費，或者因為赧於出席隔三岔五舉辦的慈善籌款晚宴而被邊緣化）。

然而以上並不是獅子會最大的特色—“參與式慈善”才是。中產們在這裏不能只付出金錢，還得經常以普通志願者身份參與所資助的公益活動。由於會員身份地位相當，又沒有生意往來，組織內往往能體現出一種難得的平等性。記者常常在他們的活動場所見到平日在公司頤指氣使的老板們穿著標準的黃色Ｔ恤努力搬擡桌椅布置會場。

“我第一次當志願者時，他們讓我給山區老年白內障患者滴眼藥水，連續滴了10個小時，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那麽多眼睛。”一位企業家說。在那裏沒有什麽“老板”，他們需要因此而面對比日常更多的人際沖突，經由物質和社會地位帶來的關系優勢蕩然無存。聽起來真是花錢買難受，但所有記者采訪過的會員，百分百的都表示這正是獅子會最大的魅力所在—一開始可能很難受，但接下來，他們了解到他人眼裏更真實的自己，並開始碰觸內在的自我。由此他們不再那麽孤獨。

正是這樣，人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基於宗教、興趣、相似的角色等共同點，尋找日常社交以外真誠關系的可能性。這使得讀書會、公益行動小組、單身女性俱樂部等等五花八門的小團體都進入了興盛時期。

而面對這樣普遍性的社會需求，心理學工作者們認為自己能夠做得更多。

事實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大師羅傑斯就從專業的角度總結了團體運動興起背後人們的本質需求。

“這是一種對真實而親近關系的渴望。在這種關系中，任何感受與情緒都可以自由地表達出來，而不用擔心與壓抑；人們深層的經驗—失望或決裂—可以分享出來而無需恐懼。也就是說，在這種關系中，人們可以冒險，可以不斷地嘗試，從而能被接受，如此一來，未來的成長才有可能。”由此，他帶領美國社會掀起了一場旋風式的團體運動，並以實踐證明帶來了極為正面的社會效應。

而歐文·亞隆則更精準地概括了存在主義心理團體能給參與者帶來的11個療效因子，包括利他、團體凝聚力、提高社交技巧、宣泄、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視、重塑希望等。

“當然，中國的心理學團體與西方的人本主義團體有所不同，後者帶有基督教新教色彩，而我們則更多地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朱建軍說。

不同取向的團體如治療性小組、成長性小組等，其側重點當然也會有所不同。對心絲帶的“心靈驛站”，韋志中的定位是：由專業心理學工作者在社區組織的公益支持性團體，不帶有治療及深度成長目標，而提供最普適的自我探索及社會支持功能。

他希望這樣可以覆蓋更多更廣泛的社會人群。“最好是能像羅傑斯的會心團體一樣，形成一股風潮。” （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南風窗 | 6 Feb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