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後送走了方之、葉至誠，如今又送高曉聲。患難之交一一謝世，活著的我悲痛已經變成了麻木，好像是大限已到，只得聽天由命。

我和高曉聲從相識到永別算起來是四十二年零一個月。所以能記得如此準確，是因為我和高曉聲見面之日，也就是我們墜入深淵之時。那日，我和方之、葉至誠、高曉聲聚到了一起，四個人一見如故，坐下來便縱論文藝界的天下大事，覺得當時的文藝刊物都是千人一面，發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異，要改變此種狀況，吾等義不容辭，決定創辦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國文壇上創造一個流派。經過了一番熱烈的討論之後，便由高曉聲起草了一個“啟事”，闡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見解和藝術主張；由我起草了組織“章程”，並四處發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見到高曉聲的那一天就是發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１９５７年的６月６日，地點是在葉至誠的家裏。

流派還沒有流出來，反右派就開始了了。《探求者》成了全國有組織，有綱領的典型的反黨集團，審查批判了半年多。審查開始時首先要查清《探求者》發起的始末，誰是發起人？起初我們是好漢做事一人當，都把責任拉到自己的身上，不講誰先誰後。不行，一定要把首犯找出來，以便於分清主次。為了此事大概追挖了十多天，最後不得不把高曉聲供出來了，是他首先想起要辦一份同人性質的報紙或刊物，來形成一種文學的流派，再加上那份被稱為是反黨宣言的《探求者》“啟事”又是高曉聲起草的。這一下高曉聲就成了罪魁禍首，眾矢之的，批判的火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高曉聲也理解這一點，不反駁，不啃氣。他知道兇多吉少了，索性放下“探求者”的事，開始思考自己的路。

在批判鬥爭進行得十分激烈時，高曉聲突然失蹤，誰也不知道他往何處。我們都很緊張，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時候，南京的燕子磯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願偷生者的歸宿之地。葉至誠很了解高曉聲，叫我們不必緊張，高曉聲是不會自殺的。果然，過了幾天高曉聲回來了，負責審查《探求者》的人厲聲責問高曉聲：

“你到哪裏去了？”

“回家。”

“回家做什麽的？”

“結婚。”

此種對話幾乎是喜劇式的，可是高曉聲的永遠的悲劇便由此而產生。

高曉聲那時有一位戀人，好像是姓劉，我見過，生得瘦弱而文靜。兩個人是同學，相戀多年但未結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曉聲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結婚。此時大難降臨，高曉聲便以閃電的方式把關系確定下來，以期患難與共，生死相依，企圖在被世界排斥之後，還有一個窩巢，還有一位紅塵的自己。人總要有一種寄托才能活下去，特別是知識分子。

對《探求者》的批鬥直到冬天才告一段落，高曉聲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老家勞動，他的新婚妻子辭掉了工作，到了高曉聲的身邊，準備共禦風雨，艱難度日。誰知道那位姓劉的女士紅顏薄命，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因肺病不治而去世。高曉聲心中最後的一點亮光熄滅了，他的靈魂失去了依附，失去了他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停泊的港灣，可以夜棲的鳥窩。

高曉聲自己的肺病也日益嚴重了，幸虧當時在蘇州文化局工作的高劍南幫助，進蘇州的第一人民醫院治療，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兩葉肺，才得以活了下來，但也活得十分艱難，十分痛苦。那正是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年代，高曉聲離開省文聯時，居然沒有想到要轉糧油關系，他以為家鄉的沃土總能養活一個歸來的遊子，何況高家是個大族，在家鄉有廣泛的社會關系。可他沒有想到，大饑荒來時往往是親子不認的。高曉聲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療饑驅餓。他拿掉了三根肋骨，重生活不能做，便撈魚摸蝦，編籮筐，做小買賣等等。祥細的情況我不了解，我們之間從不談論那二十年間各自的經歷，過來人總是差不多的，只是偶爾談到某種人與事時，提到他當年賣魚蝦時怎麽用破草帽遮著臉，改魯迅的詩句為“破帽遮顏坐鬧市”。又說起過他的雙手當年因為編籮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時候。閑談中還提起過他怎麽育蘑菇和挖沼氣池，這些事後來在他的作品中都有過描述。當人們在高曉聲的作品中讀到那些幽默生動的描述時，誰也不會想到他的“生活”竟是這樣積累起來的。有一種幽默是含著眼淚的微笑，讀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強忍著淚水。

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和方之、葉至誠都重新回到了文藝界，唯獨不見高曉聲，傳聞他已經死了，又說他還活著。有一次我們都在南京開會，高曉聲從鄉下來了，那時《探求者》一案還沒有正式平反，但是《探求者》的同人們已經可以發表作品。晚上，高曉聲到我住的旅館裏來了。那一年，我們兩人都是五十一歲，從三十歲分別，到五十一歲見面，整整的二十一年。高曉聲見了我話也不多，便將一疊稿紙交給我，說是他寫了一篇小說，要我看看，提點意見。這篇小說就是《李順大造屋》。我看了以後很高興，覺得高曉聲雖然停筆二十多年，可這二十多年中他在創作上好像沒有停止，沒有倒退，反而比當右派前有了一個飛躍。《李順大造屋》寫的是一個農民想造房子，結果是折騰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造得起來。他不回避現實，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的實況。不過，此種“給社會主義抹黑”的作品當時想發表是相當困難的。我出於兩種情況的考慮，提出意見要他修改結尾。我說，上天有好生之德，讓李順大把房子造起來吧，造了幾十年還沒有造成，看了使人難受。另外，讓李順大把房子造起來，拖一條“光明的尾巴”，發表也可能會容易些。後來方之和葉至誠看了小說，也同意我的意見。高曉聲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順大是行了賄以後才把房子造起來的。

《李順大造屋》發表以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同時，他的覆出也受到文壇的註意。高曉聲的文思泉湧了，生活的沈積伴隨著思想的火花使得他的作品像井噴，一篇《陳奐生上城》寫出了繼《阿Q正傳》之後江南農民的典型，一時間成了中國文壇上的亮點。

這一切似乎又是喜劇了，是五十年代的悲劇變成了八十年代的喜劇。可那喜劇後面的悲劇並沒有完全消失。高曉聲寫出了胸中的塊壘之後，開始尋找自己靈魂的歸宿了，他要重新找回那失去的伊甸園。他在農村裏勞動時，曾經第二次結婚。這一次結婚沒有什麽浪漫了，完全是現實主義的，其中的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傳宗接代。高曉聲是獨子，家中略有房產，如果不結婚，沒有兒子，那末，這一房就是絕房。在農村裏，“絕後代”是一句很刻毒的罵人的話，“絕房產”是會受人覬覦的。高曉聲的父親，包括高曉聲在內，都咽不下這口氣，決心為高曉聲續弦。找了一個也是第二次結婚、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一個右派分子，半個殘疾人，還有什麽可以挑剔的呢，人家不嫌你是右派，你也就別管她有沒有文化了。何況當年的高曉聲是個農民，即使和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一起生活，也會有共同的語言，舉凡生兒育女，割麥栽秧，除草施肥，雞鴨豬羊，蠶桑菜畦……共同的語言是產生於共同的勞動之中的，當時的高曉聲已經遠離了文學，決不會想到要和一個沒有文化的妻子去談論什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

生活是個旋轉的舞台，被送回鄉勞動的高曉聲又離開了農村進了城，全家農轉非，在城裏分了房子。一切都安置好之後，高曉聲的靈魂無處安置了，他念念不忘那位早故的妻子，曾經用他們之間的故事寫了一個長篇《青天在上》；他一心要想收覆那失去的伊甸園，想建造一個他所設想的，有些浪漫的家庭，這就引發了一埸離婚的風波。夫妻感情是一個很覆雜，很細致的問題，他人很難評說，我只是勸他，不是所有的悲劇都能變成喜劇，你不能把失去的東西全部收回，特別是那精神上的創傷，是永遠不會痊愈的，唯一的辦法只有忘記。高曉聲的個性很強，他習慣於逆向思維。你說不能收回，他卻偏要收回，而且要加倍收回！此種思維方式用於創作可以別開生面，用於生活卻有勃常規，而且是不現實的。

生活不等於創作，高曉聲無法用創作的手法來建立一個理想中的家庭，長期生活在孤獨、激動和蕩不安之中，身體日漸衰弱，性格更為內向而倔強，他決不改變自己的意願，但那理想中的家庭終於未能建立起來，直到臨終前剎那，高曉聲已經不能講話了，他還用手指在空中劃了一個很大的字，站在旁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家”字。

回去吧，老高，那邊有你理想中的家。

1999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