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與小說"其實有兩層意思：既可以指女性與女性寫的說，也可以指女性與關於女性的小說。我在這裏故意含糊其辭，因為女性小說常常和一些與小說藝術毫不相幹的東西糾 纏在起。所以，在談論女性小說時，就必須留有余地，必須要有伸縮性——這樣才有可能討論小說以外的那些東西。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女性寫作，就會引出一連串問題。我們隨即會問：為什麽在18世紀以前幾乎沒有女性小說？為什麽到18世紀以後，女性不僅開始像男性一樣寫小說，而且還寫出了一部又 一部經典之作？為什麽女性寫作——不論當初，還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說作為主要表現形式？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我們若想自己來回答上面這些問題，那只會是徒勞一場。因為它們的答案一直被鎖在一些陳舊的抽屜裏，塵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舊的日記裏，或者只是殘存 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記憶裏，而且很快就要被徹底遺忘了。所以，我們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歷史的幽深之處，到那些昏暗的過道裏，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尋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極少數幾個偶爾露一下身影；因此，關於過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們知之甚少。英國的歷史，歷來就是男性的歷史，而不是女性的。我們對於自己的父輩 ，多多少少總有點了解，特別是他們的非凡之處。他們曾當過步兵，或者曾加入過海軍；曾擔任過公職，或者曾制定過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對於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祖母和我們的曾祖母 ，我們又知道什麽呢？只有一些傳說留下來，說她們中的某一個長得很漂亮，某一個是紅頭發，某一個曾被皇後親吻過，如此而已。總之，除了她們姓什麽叫什麽、何時結的婚和生過幾個孩 子，我們對她們幾乎一無所知。

正因為這樣，我們要想知道某個時期的女人為什麽會做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為什麽她們不寫小說，或者為什麽她們會寫小說，而且還寫出了傳世佳作，確實是件很難、很難的事情。不過 ，假如真有人去查考那些積滿灰塵的書信和日記，把往日的歷史徹徹底底地翻一遍，並能準確地再現出莎士比亞時代、彌爾頓時代和約翰遜博士時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形，那麽，我想,他 （或者她）不僅能寫出一部極為有趣的書來，而且還將為文學評論家提供一件他們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傑出女性是有賴於普通女性的，唯有對普通女性的生活狀況有所了解——譬 如，她有幾個孩子，是否有經濟來源，是否有自己的房間，是否獨自照料孩子，是否有仆人，是否要承擔家務，等等——也就是說，唯有當我們考察過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經驗之後，我們才能知道，那些傑出女性——作為小說家——為什麽有時會成功，有時卻會失敗。

在歷史上，似乎有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兩個女性活躍期之間常有一個女性沈默期。公元前6世紀，在希臘的某個小島上有薩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寫詩。後來她們沈默了。然後到了公 元11世紀，我們發現在日本有個宮廷女子，即紫式部夫人，寫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優美的小說。接著，在公元16世紀的英國，男性劇作家和詩人雖然無比活躍，女性卻噤若寒蟬 ——當時正值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可文學卻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學。此後，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同樣在英國，我們又看到女性開始寫作。這一次不僅寫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

毫無疑問，女性的這種奇特的間歇性沈默與活躍，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習俗造成的。如在15世紀，一個女人若不願嫁給父母為她選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強迫她出嫁。在這種情況下， 簡直不可想象她會搞什麽藝術創作。又如在斯圖亞特王朝，一個女人嫁給哪個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決定的，而她一旦嫁給了某個男人，"至少依據法律和習俗"，那個男人便" 理所當然"成了她的主人。這樣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時間和勇氣去寫小說。社會環境和社會導向會對人的心靈產生巨大影響，這在我們這個精神分析時代已開始為人們所認識。此 外，從藝術家的回憶錄和書信中，我們也開始得知，藝術創作不僅需要有非凡的才能，而且還需要社會的呵護——這一點，只要讀一讀濟慈、卡萊爾和福樓拜等人的傳記和書信便 可知曉。

所以，很顯然，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不尋常地興起，是以法律、習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無數細微變化為前提的。當時的女性已稍有閑睱，還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階層的女性自己 選擇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註意的倒是，當時最傑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簡·奧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愛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 ，其中有兩人還從未結過婚。

那時，不準女性寫作的禁令雖然已被解除，但看來仍存在著相當大的社會壓力，使得當時的女性即使要寫作，也只能寫寫小說而已。那四位女作家，她們的天賦和個性其實大相徑庭，相互 之間的差異甚至超過任何四個普通女性。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截然不同；喬治·愛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毫無相似之處。可是，她們的教養卻差不多，所 以都從事同一種職業——寫作;而且，當她們寫作時，都只限於寫小說。

小說對於女性來說，過去是、現在依然是一種最容易適應的文體。道理很簡單，因為寫小說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戲劇創作及詩歌創作不同，寫小說比較隨便，有時間隨時可寫，沒時 間隨時可放下。喬治·愛略特就曾一邊寫小說，一邊照料她父親;夏洛蒂·勃朗特也經常為了削土豆而暫時擱筆。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裏，那裏因為有客人來來往往，這才 使她有可能觀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們不同的個性。也就是說，她的生活使她有可能成為小說家，而非詩人。

即便是在19世紀，女性的生活仍僅限於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僅限於家庭情感。在這方面，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固然表現得非常出色，但由於當時的女小說家因其性別而被排斥於其他生 活領域之外，她們的小說也確有生活經驗褊狹的缺憾。毫無疑問小說家的生活經驗對於其寫作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假如康拉德不曾當過水手,那麽在他的小說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 描寫；假如托爾斯泰不曾當過兵而且親身經歷過戰鬥，假如他不是那麽有錢而且受過良好教育，不曾接觸過社會各階層的人，沒有那麽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社會閱歷，那麽《戰爭與和平》就會 變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廢話。

然而,對於《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萊特》和《米德爾馬契》的作者來說，除了中產階級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廳外，其他生活領域的每一扇大門都是緊閉著的。她們不可能有戰鬥經 驗或者航海經驗，也不可能有政界經驗或者商界經驗。不僅如此，就連她們的個人感情生活,還要受到法律和習俗的重重限制。喬治·愛略特由於和劉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來公眾輿 論的指責，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從此閉門隱居。這樣的處境，當然不利於寫作。喬治·愛略特曾寫道，她從不邀請客人上門，除非有人主動來看望她；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 一個地方，托爾斯泰正活躍於軍界，正和來自各階層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無節制，卻從未受到過公眾輿論的指責。而正因為托爾斯泰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他的小說才會寫得那麽博 大精深。

小說家生活經驗的不足當然會影響其作品的質量，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就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而言，還有另一個與小說家性別有關的原因。我們在《米德爾馬契》和《簡·愛》中 能感受到喬治·愛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個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說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個性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們卻又能感受到一種在狄更斯小說裏所沒有的東西，即： 女性意識——一種因自身受到歧視而感到憤怒、因自身不受重視而想大聲呼籲的女性意識。這就使當時的女性小說比一般的男性小說多了一種額外的因素，而這一因素，通常會使 小說扭曲，或者說，是這類小說的一大缺陷。

小說家一想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聲辯，或者把小說人物當作發泄小說家自身不滿情緒的傳聲筒，無疑會產生一種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讀者不能單純地把註意力集中於小說本身，而必 須雙重地關註那些與小說無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