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比：使從開始有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家為了辯護自己的誌業，建立其合理性及確立正當性，便以實證的物理科學為地圖，根據這一份地圖對社會體系事件進行詮釋。然而實證論――“人能夠直接認識世界”的觀念卻受到挑戰，社會科學家也開始了解別的科學家用的是類比（Analogy），而他們挪用的類比法，事實上已經被物理科學家所使用，這些物理科學家也是從別的地方挪用的。（5頁）

社會科學家之所以對文本類比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們觀察到，發生在時間當中的一次行為雖然在我們註意到時已經不存在，但我們賦予它的意義始終存在著。這意義的賦予吸引了社會科學家的註意，因為試圖了解，所以他們訴諸文本類比。這種人與意義之間的互動就像是讀者與特效文章間的互動。另外文本類比還使我們可以用文本的讀與寫來看生活與關系的演化，因為每閱讀一次文本，都是新的一次詮釋，因此都是不同的寫作。（11頁）

社會科學家的結論是，我們不可能直接認識世界，所以他們認為，人所知的生活是透過“活過的經驗”（Live Experience）得知的。但這樣的看法產生了新的問題：人怎樣組織活過的經驗？人和這種經驗以甚麼樣的關系賦予它意義，從這種經驗的生命中尋找出甚麼意義？活過的意義又怎樣表達？采用文本類比的社會科學家回應這些問題時說，若要創造生活的意義，表達我們自己，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成為故事”這件事決定了我們賦予經驗的意義。（11頁）

為了創造生活的意義，人就面對了一項任務，那就是他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順序，建立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一份記錄。他必須把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預期會發生的事件經驗成線性順序，才能夠建立這一份記錄。這一份記錄可以稱之為故事或自我敘事（參見Mgergen & Gergen,1984）。這個敘事如果成功，人對生活就會有連續感，覺得生活有意義。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未來經驗的詮釋都要依靠這一點。由於所有的故事都有開始（或歷史）、中途（或現在）、結束（或未來），所以對現在事件的詮釋不但要由過去的經驗塑造，也要由未來的的經驗決定。我要用布魯納（Bruner, E. 1986a: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In V. Turner, & E. Bruner(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Cha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的意義。對北美原住民的田野調查工作來說明這一點。（11－12頁）

布魯納討論他對北美原住民民族故事的研究，讓我們明白，呈現不同歷史與未來的新故事會徹底改變人對現在生活狀況的詮釋。1930到40年代之間，關於北美原住民的故事都把他們的過去建構為“光榮”，未來建構為“同化”。在這種故事脈絡之下，要賦予現在的狀況意義，不管人類學家或北美原住民自己，都把北美原住民平日生活的“事實”詮釋為“崩潰”或“解組”，詮釋為從光榮到同化過程的過渡期。這種詮釋產生了真實的效應，譬如，它使主流文化的干預變成了正當的事情，包括領土的劃分。（12頁）

到40年代，新的故事出現。這個故事將他們的過去建構為“剝削”，未來建構為“復興”。這時，雖然我們可以假設他們日常生活的“事實”在這個時期之內並沒有甚麼重大的改變，然而，由於新的故事提供了新的接受背景，於是這些“事實”便有了新的詮釋（註）。現在他們認為這些事實反映的不是解組，而是反抗。這種詮釋產生了真實的效應，其中包括以土地權議題與主流文化對抗的運動。布魯納下結論說：（12－13頁）

（註）新的故事除了產生事實的新詮釋，還使北美原住民在生活過的經驗上，表現了“閱讀”原先故事時沒有看見的許多面向，也實行了這些面向的意義。（12頁）

“以我之見，我們的敘事一開始就已經包括開始和結束，因而給了我們架構，使我們得以詮釋現在。我們並不是先有一些資料、事實，然後非得建構故事或理論來解釋這些資料、事實。其實……我們建構的敘事結構並不是關於資料的第二個敘事，而是原始故事；是這個原始故事建立了資料。新的敘事在我們的民族誌當中產生了新的詞匯、句構、意義，界定了這些民族誌當中的資料。”（1986,P.143）（13頁）（MichaelWhite&DavidEpston,1990，NarrativeMeanstoTherapeuticEnds,邁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2001，中文版，廖世德譯，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