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之前，去了一趟印度，它基本改變了我的個人“旅遊史”。過去的旅遊，是和家人、朋友、同事同行，數十年不變，這次是孤征異域，去了路程有千裏之遙的印度。

回來後親友拜年，多了“一問”：“印度好玩嗎？”我沒有回答，我只是笑笑。因為對方問錯了，錯問怎麼可以貿然“錯答”。所以對問我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笑笑題”。

之所以堅持“笑笑”，原因不外：問好玩不好玩要看國家和地區，說去泰國、香港、臺灣好玩，大家會點頭“至少十下”贊同。但是，去印度……

我對旅遊的要求有兩種：一種是“眼睛之旅”，一種是“心靈之旅”。印度之遊，屬於後者。後者對我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朝聖、朝拜，也是朝禮。像回教徒去麥加，基督徒去耶路撒冷，命短者一生去一次，命長者一生去幾次。根本沒有“好不好玩”這回事。而且答案可能就是：“不好玩、非常不好玩”。

前面我說是“心靈之旅”，解釋一下，比如說，印度產生了釋迦牟尼佛、詩哲泰戈爾、甘地、拉維·桑卡和威大業（後兩位是羲達琴大師）以及許多烏爾都語（Urdu)及達力語(Dalit)詩人，他們全是“100%印度人”。

還有一批是“50%印度人”，他們中有：唐代的玄奘大師、墨西哥詩人帕斯、有寫過小說《流浪者之歌》的德國赫塞，有特麗薩修女，有喜歡在小說中寫印度、但從未去過印度的阿根廷盲眼作家博爾赫斯。

去印度是“近距離”感覺、感受一下這些和那些50%和100%偉人們的精神原鄉，叫“重感”好嗎？那麼，一個人去印度“重感”，有什麼困難嗎（我不說“危險”)？

日本著名“圖文書”作家妹尾河童說：“到印度去的人也分兩種人：一種是去了一次就絕對不會再去，一種是去了還再三、再四地想去。”

去了不想再去的，有我的一位好友，當年他在談到印度時說：“回來後，真的不想再做人。原來人可以活得那麼苦、那麼賤。”

韓國詩人柳時和說：“在印度問路，你會碰到兩種人：一種是仙人指路，亂指一通；另一種是在你問路時，他反問你，去那裏之後又去哪裏？去了那裏，還要去哪裏？不停地問下去，最後他會定睛看著你，‘老兄，告訴我，你到底是要去哪裏？’”時和兄，你去不成的詩人泰戈爾故居，我去了，有圖為證。

有位不久前到印度采訪的年輕同事說，到印度去，一定要先打預防針，害我趕快“上樓”找報館醫生。醫生說：“太遲了，打針要早兩個星期。於今之計，給你幾種藥，其中的止瀉藥，還分成輕重兩種。”（看他神色，好像是此行必然有事。也不能怪他，我有案底可查）。

同事又說，到印度去，最好是自備幾罐礦泉水，有幾天要帶幾瓶——一瓶喝，一瓶刷牙。“上一回我到印度去，不小心用他們那裏的礦泉水刷牙，結果中槍落馬，回來後‘大瀉’不止。”（這麼厲害，聽到我冷汗直流）。礦泉水不輕，至今手部還在“酸痛中”。

“千裏走單騎”，雖然是一個人不停地坐飛機換飛機、坐吉普車換吉普車，可是，每到一個地點，必然有人高舉寫有我名字的牌子在找人。那真要感謝各地印度旅遊部官員的關心和安排了。

也發生了一些事件，比如從一個講英語的地方到另一個講孟加拉語的地方再到一個講興地語的地方，語言越來越陌生了，最後耳邊熟悉的聲音，竟然是我經常在聽的印度彈撥音樂。

很特別、很特別的經驗是：冬天大停電，一個人被關在冷冰冰的房間裏，過後寫了一首詩“記驚”，其中有句：“黑可以這樣黒，暗可以這樣暗／三小時後，光明才來找回我。”

“心靈之旅”後才了解，印度是個非常“兩極化”的國家——富有與貧窮、美麗與醜陋、清潔與骯臟、高尚與低賤、有序與無序，凡是世間“兩極化”的東西和現象，都可以名叫“印度”。

這就難怪，它的旅客也分成兩個“極端”。謝謝妹尾河童的提醒。（隨筆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