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1］唱的是什麽歌？躲在婦女群裏的阿喀琉斯［2］用的是什麽名字？問題雖不容易回答，卻並非沒有答案。——湯瑪士·布朗爵士：《骨灰罐葬禮》

人們在議論時常說的分析性頭腦，其特征本身往往經不起分析。我們只能從它的效果去欣賞它本身。我們知道，對於具有高度分析性頭腦的人來說，那頭腦除了其他的作用之外，本身就提供一種妙趣橫生的享受。身強力壯的人因為體能而得意，使用肌肉的活動令他痛快；同樣，分析家因為解決疑難的道德問題而喜悅，即使是最瑣碎的問題，只要能施展他的才華，都能給他快樂。他喜歡難題，喜歡趣謎，喜歡象形文字，每解決一個問題他都表現出一分在常人眼中的超自然的智慧。他的成就所倚仗的方法，其靈魂與精髓事實上都帶有本能的意味。他解決問題的才能可能極大地受益於數學研究，尤其是分析數學——那最高級別的數學分支。分析數學之所以叫分析數學，是因為它采用的是逆推理的方法，這個命名似乎再恰當不過，其實未必公正。不過，運算本身並非分析。例如，棋手就只分析而不運算。隨之而來的是，棋賽對於頭腦素質的鍛煉也受到極大的誤解。我現在不是在寫論文，而是在隨意聊天，為講述一個極其獨特的故事做鋪墊。因此，我願意利用機會肯定一點：思維型頭腦的力量用在樸素的十二子棋上肯定要比用在花裏胡哨的國際象棋上更適用、更恰當。國際象棋各個棋子分量不同而且多變，走法也多。把復雜看作深沈是一種並非不常見的錯誤，於是註意力在這兒被著法大力吸走。註意力稍一松懈，就可能造成疏忽、挫折，甚至失敗。著法多樣而復雜就增加了失手的機會。這樣，註意力集中的人就比思想敏銳的人多了十分之九的獲勝機會。而十二子棋卻相反，因為下法單一，變化很少，使用註意力的時候相對較少，誤著的可能性也大大減少，雙方都有可能獲得的優勢便為機敏的一方取得。具體地說，讓我們假定一場十二子棋只剩下了四個國王，這時已經沒有誤著的可能性了。很清楚，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只能靠妙著取勝，而妙著則是精心構思的結果。沒有了常見的策略，分析家就得設身處地去琢磨對手的心思，於是常常一眼就看出了那能誘使對手失誤或匆匆陷於失誤的獨特著數來——有時簡單得近乎荒謬。
惠斯特［3］一向以培養所謂的智力角逐能力著名。據說具有最高智慧的人都把下棋看做輕佻的事，而對惠斯特產生興趣——一種表面上無法解釋的興趣。毫無疑問，在要求高超的分析能力這一性質上，再沒有什麽能比得上惠斯特了。基督教世界最優秀的棋手可能比棋手中的佼佼者強一點，但是，玩惠斯特的才能意味著能在智力對抗的一切重要事業上取得成就。我所說的才能指的是綜觀全局，在比賽裏盡善盡美地運用和發揮合理優勢因素的能力。那類因素不但方面多、形式多，而且常常隱匿在思想的隱秘之處，為平庸的頭腦所無法覺察。精心的觀察就是清晰的記憶。到這個階段為止，善於集中註意力的棋手到了惠斯特桌上也能穩操勝算。以比賽的程序為基礎的霍伊爾規則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也能一般地理解。這樣，記憶力良好加上按書本辦事，就是一般認為的成為高手的全部訣竅。但是，表現出分析家能力的部分卻超出了法則。分析家不動聲色地進行大量的觀察和推理，他的牌友們大概也一樣。可分析家從推理獲得的信息，其廣度並不在於是否正確，而在於觀察的質量如何。首先必須知道的是需要觀察什麽。我們的牌手絕不畫地為牢，也不拒絕對比賽以外的東西進行推理，因為目標是比賽。他觀察搭檔的神色，把它跟兩個對手的神色作比較。他觀察另外三方理牌的方式，常常從持牌人看牌的眼神計算出一張張的王牌和勝牌。他隨牌局的發展註意其他人面部的每一變化，從自信、意外、勝利或煩惱的不同表情歸納出豐富的想法。從拿勝牌的態度判斷出取牌人能否在那套牌裏再拿一副。他從佯攻或扔牌的神氣看出對方的意圖。一句隨口說出的不經意的話，一次偶然的掉牌、轉牌和隨之而來焦灼或滿不在乎的掩飾，勝牌的計算，整理牌的順序，困惑、猶豫、煩躁或痛苦的表情，這一切都把真實情況透露給了他那表面看上去像是出於本能的感知。牌出到第二三圈上，他已對每家的牌了如指掌，隨後打出的牌目的性絕對明確，好像另外三方的牌都攤到了桌子上。
不能把分析能力跟簡單的聰明混為一談，因為分析家雖然必須聰明，聰明人卻常常驚人地拙於分析。聰明常常表現在貫串能力和組合能力上，骨相學家常常為它指定一個專門器官，假定它是一種原始的才能。我認為他們錯了。某些在其他方面智力接近白癡的人身上也常有那種能力，這已經引起了描寫道德的作家們的普遍註意。聰明跟分析力之間的差距事實上比幻想和想象力之間的差距還要大得多，不過，其性質卻非常相似。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聰明人往往有很多幻想，而真正有想象力的人從來都不會不善於分析。
以下講述的故事在讀者眼裏可能會看作是對上面的話題的一個註腳。
18××年春天和夏初我在巴黎小住，認識了一位叫C.奧古斯特·杜邦的先生。這位年輕的先生出自高貴的家庭——實際上是輝煌的門第，但是，由於種種不幸的遭遇，陷入了極端的困頓，他只好降低了自己的期望，不再到社會上活動，也不再懷抱重振家業的希望。由於債權人的照顧，他還保留了一點殘余的祖業，也就靠那點產業的收入和極端的節儉維持日常所需，也不再為追求多余的東西而操心。事實上，書本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書本卻不難得到。
我們是在蒙馬特路一個偏僻的圖書館裏第一次見面的，我倆恰好都在尋找同一本極為罕見也很驚人的書。這次的邂逅密切了我們的交往，我們一再見面。我對他那小小的家庭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是他帶著法國人只要談到自己便常耽溺於其中的誠懇為我講述的。我還驚訝於他的閱讀面之廣。而我最有感受的卻是他那狂熱、生動和新穎的想象力，它點燃了我的靈魂。我那時正在巴黎尋求當時尋求的目標，覺得跟這樣的人來往是一種求之不得的事。我把這種感覺坦率地告訴了他。最後，我們做了安排，我在巴黎逗留的時期應該跟他同住。我的經濟情況不像他那麽拮據，容許我租一幢樓房。我們按照一種能投合我倆離奇脾氣的風格布置了居室。那樓古老而別致，在日爾曼郊區一個偏僻荒涼的地方，由於某種迷信（對此我們沒有追究）而長期荒廢，而且搖搖欲墜。
外界的人要是知道了我們在那裏的日常生活，是會把我們當作瘋子看的——雖然也許是無害的瘋子。我們完全與世隔絕，不見客人，事實上我把隱居地對我往日的熟人全都小心地保了密，而杜邦在巴黎已經多年沒有人認識，也不認識人了。我們只孤獨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我的朋友有一種奇異的怪想（我還能叫它什麽呢？）：為黑夜而愛黑夜。而我也一聲不響地陷入了這種怪想，像陷入別的癖好一樣，讓自己徹底耽溺於那些想入非非的念頭。那黑暗的神靈不能永遠陪伴我們，我們卻可以偽造她的存在。晨曦初露我們就拉下那古老建築物裏厚重的百葉窗，點上兩支蠟燭，讓它們發出濃郁的馨香和極陰森也極微弱的光。在這類措施的幫助之下，我們的靈魂便忙碌於幻夢裏——讀書、寫作、談話，直到鐘聲通知我們真正的黑暗降臨。那時我們就手挽著手沖上街頭，繼續白天的談話，或是作汗漫之遊，直到深夜，在那人口眾多的城市的光與影裏尋求寧靜的觀察所能提供的無窮的精神刺激。
在那樣的時刻我免不了註意到杜邦那獨特的分析能力，而且衷心地佩服他，雖然對於他那豐富的想象力，我早有思想準備。他也似乎為自己想象力的運用（如果不是炫示的話）而獲得極大的樂趣，並不為是否要承認獲得樂趣而猶豫。他低聲地嘿嘿一笑，向我誇耀，在他看來大部分人的心胸都是洞開著的。他總會用嫻熟得驚人的直接知識來證明他對我的思想的看法。在這樣的時刻，他的態度冷峻而抽象，眼裏的表情迷蒙，平時渾厚的男高音變成了尖聲，若不是他的敘述謹慎周到、清晰無誤，竟可能給人輕飄的印象。我望著那種情緒下的他常常思考起古代的雙重靈魂的哲學來，我幻想出一個雙重的杜邦，並以此為樂：一個是進行創造的杜邦，一個是解決難題的杜邦。
可別以為我剛才說的話是要詳細敘述什麽奇跡，或是寫什麽浪漫故事，我對那法國人的描寫只是我智力受到刺激或處於病態時的結果。但是，有個例子卻能最好地傳達他那時的話的性質。
一天晚上我倆沿著皇宮附近的一條骯臟的長街走去，兩人顯然都在沈思，至少已經十五分鐘沒有說話了。杜邦突然冒出了下面的話：
“他個子太小，到雜耍劇院去倒好些，真的。”
“這話誰也不會懷疑。”我隨口回答。因為太耽溺於自己的思考，初時還沒有註意到說話人插入我思維的那獨特的方式，可是我隨即醒悟過來，感到非常驚訝。
“杜邦，”我嚴肅地說，“這我可就弄不明白了。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我很感到驚訝，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覺。你怎麽會知道我想的是——”說到這兒我住了嘴，要想確認他是否真知道我想的是誰。
“你想的是尚梯易，”他說，“你為什麽不說話了？你是在對自己說，他那矮小的身材不適合演悲劇。”
這恰好是我在想的問題。尚梯易以前是聖丹尼街的鞋匠，因為迷上了舞臺，努力演了克勒比雍的悲劇《薛西斯》裏的薛西斯［4］，可他的演出卻遭到了令他難堪的評論。
“為了上天的緣故，”我驚叫道，“把你那方法——如果有的話——告訴我。在這個問題上你是靠什麽探測到我的靈魂的？”實際上我感到的驚訝甚至超過了我願意表達的程度。
“是那個水果小販讓你得到那個結論的，”我的朋友回答，“說是那皮鞋匠演薛西斯之類的角色個子太小。”
“水果小販！你讓我大吃了一驚，我一個水果小販也不認識呀。”
“就是我們走進大街時跟你撞了一下的那個人——大約十五分鐘以前吧。”
於是我想了起來。事實上在我們走過C路，拐進大街站住時，有個頭上頂了一大籃蘋果的水果小販差不多意外地撞倒了我。我不明白這跟尚梯易能有什麽關系。
杜邦身上沒有絲毫江湖騙子的味道。“我願意解釋，”他說，“讓你明白。我們首先追溯一下你的思維過程吧。從我上次跟你說話起，直到遇見那個水果小販為止，大體的環節是這樣的：尚梯易——獵戶星座——尼可爾醫生——伊璧鳩魯［5］學派——固體截斷術——街面上的石頭——水果小販。”
沒有幾個人不曾在一生的某個時刻追溯過心裏某一特定結論的形成過程而且以此為樂的，這種追溯往往令人覺得妙趣橫生。而起點和終點間的距離之大甚至毫不相幹，總是令第一次這樣做的人驚詫莫名。那麽，我聽到那法國人的話，又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正確時，我又是多麽意外呢！他說了下去：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我們離開C路時正談著馬匹，那是我們的最後話題。我們拐進這條街時，一個水果小販頭上頂了個大籃子從我們身邊匆匆擦過，把你擠到了一摞鋪街道用的石板上，那是堆在正要修補的道路邊的。你踩到了一塊松動的石板，滑了一下，略微崴疼了踝骨，露出了懊惱或慍怒的神色，嘟噥了幾句，回頭看了看那堆石板，沒有出聲，又往前走了。我對你的動作不太註意，但是在最近，觀察已成了我的一種需要。
“你繼續望著地面——對地上的破洞和溝露出煩惱的表情（因此我知道你想的還是那堆石板），然後我們來到了那條叫做拉馬丁的小巷。那小巷已經采取重疊和鉚固的辦法鋪好了地面——那是一種實驗。到了那裏你的表情開朗了，我看見你的嘴唇在歙動，知道你無疑在念一個詞：固體切割法，一個用於這類鋪砌法的故作高深的術語。我知道你不可能對自己說固體切割法而沒有聯想到原子，從而想起伊璧鳩魯的理論。而在我們不久前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又曾告訴過你那位高貴的希臘學者的模糊猜測在最新的星雲宇宙發生學裏得到了多麽獨特的印證，而那印證所引起的註意又是多麽微不足道。我覺得你不免要擡頭望望獵戶星座那浩瀚的星雲了——我真的估計你會那麽做，而你也確實擡頭望了望。現在我肯定我跟蹤準了你的思路。但是昨天《繆司女神》上出現的那篇對尚梯易的尖刻評論裏，作者引用了一句拉丁詩來分析那穿上悲劇鞋就改名換姓的鞋匠，那詩是：古文字的原始聲音已然消失。
“我告訴過你，這句詩指的是Orion（獵戶星座），而那字就是從Urion改名的。我意識到你不可能忘記與那解釋有聯系的某些嘲諷意味，因此很清楚，你一定不會把獵戶星座跟尚梯易分開。我從你唇上掠過的微笑的意味看出你真那麽想了。你想到了那可憐的鞋匠所作的犧牲。到那時為止你一直弓著腰，可此刻我見你伸直了身子，於是我肯定你想到了尚梯易那矮小的身材。這時我打斷了你的思路，說事實上他，那位尚梯易，個子太矮小，到雜耍劇團去倒更合適。”
此後不久我倆瀏覽了一份《論壇雜誌》的晚報版，下面的幾段話引起了我們的註意：
“離奇的兇殺案——今日淩晨三時左右，聖洛歇區居民為一連串尖厲而恐怖的叫聲所驚醒。叫聲顯然來自莫格路一幢房屋的四樓，是萊斯潘娜葉太太和她的女兒坎米依·萊斯潘娜葉小姐單獨居住的地方。在按常規進入的努力失敗，耽誤了片刻之後，人們用鋼釬撬開了門，八至十個鄰居追隨兩個警察進了大樓。那時叫喊聲已經停止，但在人們沖上第一道扶梯時還能聽出一兩聲憤怒的爭吵，似乎來自大樓上層。大家來到第二道樓梯口時聲音停止了，一切歸於平靜。人們急忙分散到一個個房間搜索。來到四樓靠後的一間大房間時，他們發現鑰匙是從門內插在鎖孔裏的，只好撞開了門。門裏的景象給在場的每個人的印象是恐怖，也是同樣的震驚。
“公寓房裏亂得一塌糊塗，殘破的家具到處亂扔，只有一個床架，床體卻從床架上扯了下來，扔到地板當中。椅子上有一把沾滿鮮血的刮胡刀。壁爐上扔了兩三大綹灰色的頭發，也是鮮血淋漓，似乎是連根生拽下來的。地上有四塊拿破侖金幣［6］、一付黃玉耳環、三把大銀湯匙、三把小一點的阿爾及爾銀匙，還有兩只口袋，口袋裏裝著差不多四千法郎的金幣。一只角落裏的五鬥櫥抽屜打開了，顯然遭到了搶劫，還敞開著，雖然裏面還存留了好多東西。從床體下（不是床架下）找出了一個鐵質的小保險櫃，保險櫃門敞開，鑰匙還在鎖孔裏，裏面除了幾封舊信和其他幾份不重要的文件外，東西不多。
“萊斯潘娜葉太太杳無蹤影，但是在壁爐裏觀察到了多得反常的爐灰。檢查了煙囪，說來真可怕，從那兒頭朝下拽出了她女兒的屍體，她被往上塞進了狹小的洞裏，塞得非常深。屍體還溫暖，經過檢查發現身上有大量挫傷，無疑是在使勁往上塞和往下拽時造成的。臉上有多道嚴重的抓傷，頸上有深色的淤斑和深深的指甲印，仿佛是被掐死的。
“對房屋的每一部分進行了仔細的搜查後，再沒有新的發現。一行人又來到建築物後一座小院中，那裏的地面是鋪砌的。老太太的屍體躺在那裏，喉頭被嚴重割破，一動身子，頭就滾開了。身體跟頭一樣滿是傷痕，亂七八糟，已經幾乎不像人樣。
“我們相信這個恐怖的神秘案件尚無絲毫線索。”
第二天的報紙補充了以下的細節：
“莫格路慘案，對好幾位與此次罕見的恐怖事件有關的人員進行了調查，”（法語的“事件”一詞還沒有我們的語言裏那詞所有的輕佻含義［7］），“但是還沒有出現有助於解釋該事件的任何線索。茲將已獲得的全部實質性證詞提供如下：
“洗衣女工保琳·杜波宣誓作證，她認識兩位死者已經三年，三年來都為兩人洗衣服。老太太跟女兒相處似乎很和睦——彼此相親相愛，給錢也大方。不知道兩人以什麽為生。相信萊太太是靠算命過日子的。傳說她有存款。到她們屋裏取衣服和送衣服時從沒有見過任何外人。肯定她倆沒有仆人。那座大樓除了四樓以外，似乎沒有任何部分有家具。
“彼埃爾·摩洛，煙草商人，宣誓作證他經常賣少量煙草和鼻煙給萊斯潘娜葉太太，差不多已經四年。他是在附近出生的，一直住在那裏。死者母女在發現屍體的屋子裏已經住了六年多。那房子以前租給一個珠寶商，珠寶商把上層房屋轉租給各種各樣的人。那房屋是萊太太的財產，因為不滿租戶胡亂使用她的房屋，就自己住了進去，再也不拿任何部分出租。老太太有點孩子氣。證人在六年裏只見過那女兒五六次。母女倆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聽說很有錢。聽鄰居說萊太太原來以算命為生，自己卻不相信這行。除了那母女倆，再沒有見誰進過那道門——另外，看門的進去過一兩回，醫生進去過八到十次。
“許多其他人和鄰居的證詞大體如此，沒有提到誰進過那樓房。萊太太和她的女兒是否有親戚朋友活著也沒人知道。幾扇前窗的百葉窗很少打開，後窗的百葉窗總關著——四樓的後屋百葉窗除外。房子很好，不太古老。
“依西多·繆塞，警察，宣誓作證說他那天早晨三點左右被召到了那幢房子，在大門口見到二三十個人正在設法進門。最後是硬弄開的——用的是一把刺刀，不是鋼釬。開門不太費力，因為那是一種雙扇門，或叫折疊門，門下和門上沒有門閂。尖叫聲一直持續到門被撬開——然後突然停止。似乎是某個人或是某兩個人非常痛苦的尖叫——聲音高而長，不短不快。見證人帶我們上了樓，來到第一個樓梯口時，聽見兩個人在憤怒地爭吵——一個聲音粗暴，另一個尖得多，怪怪的。前一個聲音聽出了幾個字，說的是法語，可以肯定不是女聲，能聽見‘神聖的’和‘魔鬼’。尖厲的聲音是外國人的，說不清是男是女，聽不清說的是什麽，但相信是西班牙語。這位證人所描寫的房間和屍體情況昨日本報已有披露。
“亨利·德伐爾，鄰居，銀匠，宣誓作證說他是首批進入房屋的人之一。大體證實了繆塞的說法。他們一撞開門便把門反關上，把人群堵在外面。雖然時間很晚，人群仍在迅速聚集。證人認為那尖厲的聲音是意大利人，肯定不是法國人，也不能肯定是人的聲音。有可能是女人的聲音。證人不懂意大利語，聽不清字，但是從語調判斷深信是意大利人。他認識萊太太和她的女兒，常跟她倆講話，肯定那尖厲的聲音不是她們倆中的一個。
“奧登海默，飯店老板。自願作證。因為他不會說法語，所以是通過翻譯詢問的。他是阿姆斯特丹人，尖叫時從房前經過。尖叫持續了幾分鐘，說不定是十分鐘，非常可怕，非常痛苦。他是進大樓的人之一，證實了前面的人的每一個說法，只除了一件事：他肯定有個尖叫聲是男人發出的，法國男人，聽不見說的什麽話，聲音很高，很快，不平穩，說時顯然很害怕，也很痛苦。刺耳，與其說是難聽不如說是刺耳，不能說是尖叫。那粗魯的聲音反復說：‘神聖的……魔鬼……’有一回說的是：‘我的上帝！’
“儒爾·密諾，德羅蘭街的密諾父子銀行成員，銀行家，老密諾。萊斯潘娜葉太太有一點財產，在他的銀行開了個戶頭，那是八年前那個春天的事，18××年。萊太太常常有小額款項存入，一直沒有取過，死去前三天親自來取了四千法郎，是用金幣支付，由一個職員送她回去的。
“阿道爾夫·勒朋，密諾父子銀行的職員，宣誓作證說，出事那天大約正午時分他拿了那裝在兩只口袋裏的四千法郎陪萊斯潘娜葉太太來到她的住處。門一開萊小姐就出來了，從他手裏接過一只口袋，萊太太接過了另外一只。他鞠了個躬就走掉了。那時在街上沒有看見任何人。那是條背街，很偏僻。
“威廉·博德，水手，宣誓作證說他是進入大樓的人之一。他是英國人，已在巴黎住了兩年，是最早上樓梯的人之一。聽見了爭吵聲，粗魯的是法國人聲音，能聽出幾個字，但是現在記不全了。清楚聽見了‘神聖的——’和‘我的上帝呀’。當時有一種聲音，好像是幾個人在打架，是一種刮擦聲和奔走聲。尖厲的聲音很高——比粗魯的聲音高，肯定不是英國人的聲音，好像是德國人。也有可能是女人的聲音。他不懂德語。
“經要求重新作證，上述證人裏有四個宣誓作證說，人們到達發現萊小姐屍體的房間時，那門是從室內鎖住的。一切都已安靜——沒有喊叫聲和其他聲音。撬開門後沒看見有人。前房窗戶和後房窗戶全都拉了下來，從房內牢牢扣緊。兩房之間有一道門，關著，但沒有鎖。前房到通道的門鎖了，鑰匙插在室內那一邊。四樓屋前的走道盡頭有一個小房間，門半開，房裏堆滿了舊床和箱子之類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全都搬開細心搜查過，整個大樓每一寸地方都經過仔細檢查，還用煙囪掃帚捅過煙囪。房子共四層，帶閣樓（開老虎窗）。房頂上有個翻板門已被釘住，釘得很死——看來已多年沒有開過。從聽見爭吵到房門撬開時間有多長，幾位證人說法不一。說短有人說是三分鐘，說長有人說是五分鐘——因為開門很費事。
“阿爾封索·嘉西奧，殯儀館老板，宣誓作證說他住在莫格路，是西班牙人，是進大樓的人之一，沒有上樓。他有神經緊張的毛病，怕因激動造成不良後果。他聽見了爭吵聲，粗魯的聲音是法國人的，聽不清說的是什麽。尖厲的聲音是英國人的，有把握是的。他不懂英語，是從語調判斷的。
“阿爾貝特·蒙塔尼，糖果商，宣誓作證說他是最早上樓的人之一，聽見了那聲音，粗魯的聲音是法國人，聽出幾個字，說話人似乎是在勸說；聽不出那尖聲說的是什麽，那聲音很快，不平穩，好像是俄國人的聲音。他是意大利人，沒有跟俄國人說過話。
“在這兒的幾個證人經過回憶證實：四樓上所有的煙囪都很窄，人是無法通過的。所謂掃帚指的是掃煙囪的人使用的圓柱形掃帚，用這種掃帚在全屋的每一個煙道裏都上下捅過了。屋子後面沒有可以下樓的通道。萊小姐的屍體緊緊地塞在煙囪裏，弄不動，是四五個人一起使勁才拽下來的。
“保羅·杜馬，內科醫生，宣誓作證說他是天亮前後被請來看屍體的。兩具屍體都躺在發現萊小姐屍體的屋裏的床架麻布上。小姐的身體傷痕累累，擦傷嚴重。她曾經被塞進過煙囪，足以解釋她弄成那樣子的道理。她的喉嚨擦傷嚴重，頜下有幾道深深的抓痕，一串青色的淤斑，顯然是手指印。她臉色變得十分可怕，眼球突出，舌頭咬穿了一部分。胸窩處有一個青色的大淤斑，顯然是膝蓋頂的。杜馬先生認為萊斯潘娜葉小姐是被一個或幾個身份不明的人掐死的。她母親被可怕地分了屍，右腿和右臂每一根骨頭都大體粉碎，脛骨也跟左邊的肋骨類似，粉碎了。全身都有可怕的淤斑，已經變了色。這樣的傷情的形成簡直無法解釋。這種結果必須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揮舞起一種又重又大的鈍器，比如沈重的棍子、巨大的鐵棒或是椅子，才有可能造成。女人是無論用什麽武器也無法造成這樣的傷害的。證人看見時，死者的頭已經跟身子完全分開，喉頭顯然是用非常鋒利的工具切開的，很可能是剃刀。
“亞歷山大·愛迪安，外科醫生，是跟杜馬先生一起被請來看屍體的，他證實了杜馬先生的證詞和意見。
“雖然又錄了幾個人的證詞，卻無大的進展。這種每個細節都那麽神秘、那麽難解的兇殺案，巴黎還從沒有發生過——如果真是兇殺案的話。警察完全嗅不到獵物的氣味——連線索的影子都沒見到。這種情況在這類性質的案件中十分罕見。”
報紙的晚刊說，聖洛歇區仍然激動異常。對那幢樓再次做了仔細的檢查，重新對證人進行了檢驗，仍然一無所獲。不過，報紙的附言卻宣稱阿道爾夫·勒朋已被捕拘留——雖然除了已詳細報道的情況之外，再沒有能說明他有罪的證據。
杜邦似乎對案件的發展特別感興趣，這一點我至少可以從他的神態斷定，因為他一言不發，直到宣布逮捕了勒朋，他才問起我對這次案件的意見。
我只能跟全巴黎的人一樣，認為那是一樁無法偵破的神秘案件。我看不出可能追蹤到兇手的方法。
“我們不能靠這種表面的調查來決定方法，”杜邦說，“因為精明而受到許多贊美的巴黎警察只是聰明而已，沒有別的。他們那程序除了就事論事的措施，再也沒有別的方法。他們采取了許許多多的措施，但常常是牛頭不對馬嘴，令我們聯想到儒爾丹先生。儒爾丹先生要想好好地聽音樂，叫人送來的卻是睡衣。警察取得的成績有時並非不驚人，但絕大部分靠的是單純的勤快和肯幹，這類素質不起作用時他們的計劃就歸於失敗。比如威道克吧，他很會猜啞謎，而且很有毅力，但是沒有受過思維訓練，於是就因為調查深入而老出紕漏，就像讓看的東西太靠近眼睛而傷害了視力似的。他有可能把一兩個問題看得異常清楚，但這樣做的結果卻必然是疏於全局。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過分深入的問題——真理並不永遠藏在井裏。其實，若說更重要的知識，我倒相信它總是無一例外地露在表面上的，但它的根子卻在我們所搜尋的山谷裏，並不在發現它的山頂上。這一類錯誤的方式和根源最典型地表現在我們對天體的思考上。對一個星星瞥上幾眼，瞄上一瞄，向它轉過眼睛虹彩的外部（它比內部更能接受微弱的影象），反倒看得更清楚，能最好地感受它的光芒——那種光芒隨眼睛向它轉去的角度而減弱。在後一種情況下，更多的光落到了眼睛上，但是在前一種情況下，卻能產生更敏銳的理解力。過分的深入能困擾和削弱我們的思想，過分長期集中或直接的註視是可能弄得連太白金星也從天空消失的。
“至於對這場兇殺案，我們還是先不提對它的看法，自己去檢查一遍吧。檢查檢查可以讓我們快活一下，”（我覺得“快活”一詞這樣用不恰當，但沒有說出口），“而且勒朋有一次還幫助過我，我對他並非沒有感激之情。我們去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屋子吧。我認識警察總監戈先生，得到必須的批準不會有困難。”
我們得到了批準，然後立即去了莫格路。那是介於黎歇留大街跟聖洛歇大街之間的若幹冷清的大街之一。因為距離我們住處很遠，我們到達時已是下午三點以後。那屋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因為還有人在街道對面懷著漫無目標的好奇心擡頭望著那緊閉的百葉窗。那是一幢平常的巴黎樓房，有一道大門，大門一側有個有玻璃窗的警衛亭，窗戶上有滑動窗框，說明是看門人的小屋。進門前我們先沿街道往前走，拐入了一條小巷，再拐了一次，來到了那幢房屋背後。杜邦在這裏檢查了那幢房屋和整個的鄰近地區，檢查得非常仔細——我看不出那能有什麽用處。
回來後我們來到樓房前面，按過鈴，出示了證件。得到了管理人的允許，我們上了樓，進了發現萊斯潘娜葉小姐屍體的房間。兩個死者仍然躺在那裏。房裏的混亂狀態仍然按規定保留未動。除了《論壇雜誌》報道過的情況之外，我再也沒有新的發現。杜邦卻仔細地觀看了每一樣東西——就連受害者的身體也沒有放過。然後我們又進了其他的房間，去了後院。整個過程都有個警察伴隨著。我們一直檢查到天黑才離開。回家路上我的夥伴還去了一個日報辦公室耽誤了一會兒。
我曾經說過，我的夥伴的奇思異想層出不窮，我得承認。此刻他拒絕談慘案的問題——他就是那脾氣，直到第二天正午左右，他才突然問我，我在那暴行現場是否發現了什麽特別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麽，他強調“特別”一詞時的態度使我背脊發涼。
“沒有，沒有什麽特別的東西，”我說，“至少不比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更特別。”
“我擔心的是，”他回答，“那‘雜誌’並沒有觸及慘案那不尋常的恐怖部分，但是報紙的意見我們就別管了。我似乎覺得，大家都以為這慘案偵破不了，而那正是應該讓我們感到容易偵破的原因——我指的是慘案的表面現象。從表面上看，它似乎沒有動機——不是沒有殺人的動機，而是沒有殘暴殺人的動機。把警察弄糊塗的就是這東西。而聽見了爭吵跟樓上再也沒有人（被殺害的萊斯潘娜葉小姐除外）這兩個事實又似乎無法調和，再加上上樓的人不可能看不見逃走的兇手，這些都弄得他們暈頭轉向。那亂七八糟的房間，頭沖下塞進煙囪的屍體，被悲慘地割掉了腦袋的老太太，再加上剛提到的那些問題，還有些不用我說的情況，已經足夠讓那個政府機構癱瘓，使他們所誇耀的‘聰明’迷失方向。他們犯了一個常見的大錯：混淆了反常與神秘。理智是在平常層面的悖離中摸索前進，並發現真理的——只要它肯摸索。在我們此刻所從事的這次調查裏，應該問的問題不是‘發生了什麽’而是‘發生了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什麽’。我事實上即將（或已經）揭開這個疑團，而我破案的輕松程度卻恰好跟它在警察眼裏的那表面的難解程度成正比。”
我瞪大了眼睛望著說話的人，驚呆了，說不出話來。
“我現在正等著一個人，”他望著我們公寓的門說了下去，“這人雖然未必是慘案的制造者，卻跟它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人在慘案最殘酷的部分面前很可能是清白的。我希望我的這個假定沒有錯，因為我破解整個啞謎的希望就建立在這個假定上。我此刻就在這裏隨時期盼著那個人的到來——到這個房間裏來。對，他可能不來，但八成會來。他要是來了就得讓他留下。這是兩把手槍，必要時我倆知道該怎麽使用。”
我拿過手槍時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也不知道是否相信自己聽見的話。這時杜邦又說了下去，很像在獨白。在這種時刻他那神秘的樣子我早說過了。他的話是說給我聽的，但是聲音和調子卻好像是說給遠處的人聽的——雖然很低。他眼睛望著墻壁，沒有表情。
“在樓梯上的人聽見的爭吵聲，”他說，“不是那兩個女人的聲音，這已經得到充分證明。這就完全解除了我們的一個懷疑：老太太是否可能先殺了女兒然後自殺。我這樣說主要是為了說明方法問題：因為萊斯潘娜葉太太根本沒有力氣把女兒的屍體塞進煙囪，就像那女孩被發現時的樣子。而老太太自己身上的傷情也完全排除了自我毀滅的設想。因此，兇殺是第三方幹的。人們聽見的爭吵聲就是第三方的聲音。現在我要談一談了，不是談關於那爭吵聲的全部證詞，而是談證詞裏那特別的東西。你看出其中有什麽特別的東西了嗎？”
我指出，雖然所有的人都說那粗魯的聲音是法國人，但是對那尖厲的、有人說是難聽的聲音，卻說法不一。
“你說的是證詞本身，卻仍然沒有指出特別的東西。特別值得註意的東西是有的。你指出了證人們對那粗魯的聲音的看法相同，彼此一致；但是對那尖厲的聲音的態度卻還有點獨特。不在於說法不一，而在於意大利人、英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法國人全都被描寫成外國人的聲音，都肯定不是自己同胞的聲音，相反，都被認作自己所不熟悉的外國人的聲音。法國人認為是西班牙人的聲音，說是如果他懂西班牙語，就可能聽出幾個字。荷蘭人堅持那是法國人的聲音，但我們發現有個說明：因為這證人不懂法語，查問是靠翻譯進行的。英國人認為那是德國人的聲音，而他卻‘不懂德語’。西班牙人肯定那是英國人的聲音，但卻完全是靠語調判斷的，因為他不懂英語。意大利人相信那是俄國人的聲音，但是他從來沒有跟俄國人說過話。而第二個法國人卻反對第一個法國人的說法，他肯定那聲音是意大利人的，而他也不懂那個語言，跟那西班牙人一樣是從語調判斷的。現在，從所能引用的有關證詞看來，那聲音真是奇怪得太不尋常！歐洲五大區域的居民誰都沒有從那語調裏聽出熟悉的東西來！你可能會說那是亞洲人或是非洲人的聲音，但是，亞洲人和非洲人在巴黎的不多。不過，對於這個推論我暫不否定，我只想提出三點：有個人說那聲音‘與其說是難聽不如說是刺耳’，還有人說它‘很快，不平穩’，卻沒有一個人說他分辨出了一個字。”
“到現在為止，”杜邦接下去說道，“我不知道我的話對你的理解力產生了什麽影響，但是，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一部分證詞（粗魯聲和尖厲聲）的合理推論本身就足以產生一種懷疑，為進一步調查那神秘案件指出道路。我說‘合理推論’，但還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意思。我想表達的是：那是唯一的合理推論，從它所引申出的無可避免的唯一結論就是懷疑。不過，我懷疑的是什麽，現在暫時不講。我只希望你記住，對我而言，已經有足夠力量構成具體的形象了——對我的室內調查而言，已經有一定的傾向了。
“現在，讓我們在幻想中飛回那房間裏去。我們在那兒首先要找什麽？殺人犯逃走的辦法。有一句話不為過分：我們倆都不相信超自然東西的存在。萊斯潘娜葉太太和小姐不是被妖精殺害的；而案犯也是物質的，是用物質的辦法逃走的。那麽，是怎麽逃走的呢？幸運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種思維方式，那方式一定要把我們引向一個結論——現在我們就一個一個地開始檢查可能逃走的方式吧。很顯然，在人們上樓時，兇手就在發現萊斯潘娜葉小姐屍體的房間裏，至少也在附近的房間裏。那麽，我們就只能在這兩個房間裏去找逃走的路了。警察已經從各個方面搜查了地板、天花板和墻壁，以他們的機敏是絕不會放過任何秘密出口的。但是，我還沒有相信他們的眼睛，我又用自己的眼睛檢查了一遍。那麽，秘密出口是沒有的了，從兩個房間通向走廊的門都是從內部牢牢鎖住的，鑰匙留在鎖孔裏。我們再看看煙囪吧。壁爐以上八或十英尺的煙囪都是普通寬度，是連大一點的貓都鉆不過的。通過已經分析過的道路逃走既已絕對不可能，那就只剩下窗戶了。沒有人能從前屋的窗戶逃走而不引起街上人的註意，因此殺人犯只能是從後屋窗戶逃走的。現在，我們已經接近了這樣一個不容含糊的結論。作為推理者，對這個結論我們是不能因為表面上的不可能而否定的。這樣，留下來要我們證明的就只能是：這種表面上的不可能其實就是可能。
“這房間有兩個窗戶，一個沒有被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見，另外那扇窗戶下半部被塞到窗前的笨重床架擋住了，看不全。人們發現前一個窗戶被從裏面牢牢關住了，想打開它的人用盡了力氣也不行。窗框的左邊有一個用鉆子鉆出的大孔，裏面插了一根結實的釘子，幾乎只留了釘頭在外面。他們檢查了另外那扇窗戶，同樣有一顆釘子插在裏面，同樣是用很大的勁也打不開。警察完全滿足了，認為在這個方向無路可逃。因此，他們認為取下釘子打開窗戶是多此一舉。
“我自己的檢查卻要挑剔一些，那是由於我剛才提出的原因：我認為，要證明一切表面上的不可能其實是可能的，必須從這兒入手。
“我是這樣思考的——從結果反溯原因。殺人犯就是從這兩扇窗戶逃走的，既然如此，他們就不可能像我們所看見的那樣，再從室內插上窗戶。這表面現象使警察停止了對這個地方的檢查。可是，窗戶又確實是關上的。那麽，這窗戶就一定有自己關閉的能力。這個結論無法回避。我來到那沒有被擋住的窗戶前，費了些勁取出了那顆釘子。我要想擡起窗戶。正如我所估計的，竭盡全力也擡不動。我現在明白了，一定還有個隱藏的彈簧，我堅信這一點，不管那釘子的情況看上去多麽神秘，我相信至少我的設想是正確的。我仔細一找，果然很快就找到了那隱藏的彈簧。我摁了摁，證明我的發現是對的。我停了手，沒有打開窗戶。
“現在我重新放回釘子，仔細觀察了它一下。一個從窗戶鉆出去的人是可能把窗戶再關上的。但是，彈簧可以卡上，釘子卻無法放回。結論很明顯，這就再次縮小了我的調查範圍。殺人犯一定是從另外一扇窗戶逃走的。那麽，我們假定兩扇窗戶上的彈簧都一樣（那八成有可能），那麽，就必須在兩枚釘子上找出不一樣的地方，至少它們的固定的方式不一樣。我爬上了披著麻布的床架，越過床頭板仔細檢查第二扇窗戶。我把手伸到床頭板後面，很容易就找到了彈簧，按了按。跟我的假定相同，它的性質跟另一枚彈簧完全一樣。現在我看了看那釘子，它跟另一枚釘子一樣結實，也是像那樣差不多只看見釘頭。
“你會說我可能茫然了，你要真這樣說的話，就一定是誤解了我的推論的性質。借用一個打獵的術語，我一刻也沒有出錯，從沒有跟掉過獵物的氣味。整個鏈條沒有一個環節有缺漏，我已經把疑團追蹤到了最後的結果。結果就在那顆釘子上。我說過了，它跟另外一扇窗戶的釘子各方面都一樣。這個結果雖然看來是結論性的，可是跟線索追蹤到此結束的推理一比，就絕對是虛幻的了。‘釘子一定有問題。’我說。我一抽，取出的是帶大約半寸釘身的釘頭，剩下的半截還在孔裏，是斷在了裏面。斷面是舊的，邊上生了銹，顯然是用錘子敲斷的，下半截釘子還留在窗框裏。現在我把斷掉的部分仔細放還洞裏，看去還是一枚完美無缺的釘子，斷口卻看不見。我一摁彈簧，窗戶擡起了幾英寸，釘頭也跟著擡起，卻還牢牢插在洞裏。我關上窗戶，釘子看上去仍然無懈可擊。
“現在，謎底找到了。殺人犯是從靠床的窗戶逃走的。他一走出，窗戶就自動落下（或是故意拉下），被彈簧鎖住。警察把彈簧的鎖力當成了釘子的作用，於是認為沒有必要再追究了。
“下一個問題是下樓的方式。在這一點上我在跟你一起圍著那房子轉時已經得到了答案。距離那扇窗戶大約五英尺的地方豎著一根避雷針，沒有人能從避雷針爬上窗戶，更不用說爬進屋去了。但是我註意到，四樓的百葉窗很特別，是巴黎木匠所說的‘火印式’。這種花飾現在已不大使用，但在裏昂和波爾多極古老的建築上仍然常見。它的樣子很像普通的門（單扇門，不是折疊門），但是上半部裝飾了格子花或散放花架，這就給手提供了極佳的攀援點。目前這窗戶的百葉窗足有三英尺半寬。我們從房子背後看去，兩扇百葉窗都大體半開，就是說跟墻壁構成九十度的角。警察很有可能跟我一樣，檢查了公寓房的背後，但即使檢查過，只見這火印式格子窗像那樣開著（肯定是那樣開著的），就看不出它會有那麽寬。總而言之，他們沒有給予它應有的重視。事實上，他們既然滿足於認為這個方面不可能有出口，當然也只隨便檢查一下完事。但是我卻很清楚，床頭上那扇窗戶的百葉窗如果打開到靠近墻壁的程度，距離避雷針就只有兩英尺。還有一點也很清楚，只要鼓起極不尋常的力量和勇氣，從避雷針是可以進入窗戶的。一個強盜伸手到兩英尺半處（我們現在假定百葉窗完全打開，貼緊墻壁）是可以牢牢抓住窗格的。然後，他放掉避雷針，一條腿安全地頂住墻壁，鼓起勇氣一蹬，就可能晃動百葉窗，讓它關閉。讓我們想象那時窗戶開著，他就有可能晃進屋子裏去。
“我請你特別記住，我說過，要勝利地完成這樣危險和困難的動作，要求異乎尋常的矯健身手。我打算向你表明：第一，那是可以做到的；而第二，主要的，請你讓自己深刻理解，能完成這種動作的矯健身手非常罕見，幾乎是超自然的。
“你無疑會使用法律的術語說，為了‘自圓其說’，我應該低估完成那動作所需的矯健程度，而不該堅持充分估計。在法律上可能會這樣，但從理智上卻不能這麽做。我的直接目標只是事實，而間接的目標則是引導你把我剛才提到的那極不尋常的動作，聯系那極其奇特的、尖厲的（或刺耳的）、不穩定的聲音來進行思考。對於那聲音的國籍沒有兩個人的意見是一致的，而它說的話卻又連一個音節也沒有人聽出來。”
聽見了這些話，杜邦的意思變成了個半成形的模糊概念，掠過我的心裏，我似乎來到了理解的邊緣，卻沒有能力理解。就像有人有時那樣，似乎到了回憶的邊緣，卻又終於沒有回憶起來。我的朋友繼續分析下去。
“你會發現，”他說，“我的問題已經從怎麽逃走變成了怎麽進屋了。我的設想是：進屋與出屋是同一個辦法，同一個地點。我們現在回來看看屋子內部。先看外表。據說五鬥櫥的抽屜被盜了，雖然裏面許多衣服還在。這個結論是荒謬的，只是一種猜想，非常愚蠢的猜想。我們怎麽會知道抽屜裏看見的就不是原有的東西的全部？萊斯潘娜葉太太和她的女兒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不會見客人，也很少出門，用不著換多少衣服。已發現的東西至少是這樣的女士們所能買得起的。強盜真要偷，為什麽不揀最好的？為什麽不全拿走？一句話，他為什麽放著四千金法郎不要，卻去拿一包累贅的衣服？金幣扔下了——銀行家密諾先生所說的數目差不多全部都在，口袋裏有，地板上也有。因此，我希望你從你思想上扔掉動機這個誤導的想法，那是金幣送到門口那部分證詞在警察頭腦裏喚起的念頭。款子送去了三天，收款人就被殺害。比這還驚人十倍的巧合在人們的生活裏每個小時都在出現，卻沒有引起誰片刻的註意。對於那類沒有受過絲毫或然率教育的人來說，一般的巧合是很大的絆腳石。而或然率是人類研究過的最光輝的問題之一，它使人們獲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就以現在的案例而言，要是金幣不見了，三天前送金幣的事可以構成不止是巧合的理由，還可以構成證實動機的想法。但是，就這樁案件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如果假定黃金是兇殺的動機，那麽我們就還得想象出案犯是那麽個猶豫不決的傻瓜，把黃金連同作案動機都一起放棄了。
“現在，我想要請你註意的問題你都牢記了：那特別的聲音，那特別的矯健，那特別殘酷卻又特別缺少動機的殺害。現在我們來看看這次屠殺本身吧。這兒是一個用雙手的力量掐死、然後被頭朝下塞進煙囪裏去的婦女——一般的殺手是不會使用這種方法的。最不可能的是對已經殺死的人的這種處理。你不能不承認，把屍體倒塞進煙囪的做法是十分獨特的，跟我們人類行為的一般概念完全無法一致，即使把殺手看作是窮兇極惡的人也講不通。你再想想看，把屍體用那麽大的力氣往上塞進那麽小的洞裏，幾個人一起用勁還幾乎拽不下來，那得要多大的力氣！
“再看看使用極其驚人的力氣的其他表現吧。壁爐上有幾大把頭發，很大把的灰色頭發，是連根拔下來的。哪怕只從頭上扯下二三十根頭發，也得要多大的勁你是知道的。那幾把頭發你和我都看見。頭發根（可怕的景象）上連著一塊塊頭皮和肉。它無疑說明使用了超人的膂力，那得是可以一次拽下五十萬根頭發的力氣！老太太的喉頭不僅是割破了，連腦袋都跟身子完全分了家，而工具不過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再看看這案子的兇暴殘忍，萊斯潘娜葉太太身上的傷就不再說了。杜馬先生和他尊貴的同事愛迪安先生已指出，那是由某種鈍器造成的。到目前為止這兩位先生都沒有錯。那鈍器顯然就是院子的石頭地面，受害者是從靠床的窗戶扔到地上來的。這個現在看來似乎非常簡單的想法被警察的推理忽略了，理由跟他們忽略百葉窗打開的寬度相同。因為警察的觀察力受到了那枚釘子的蒙蔽，他們根本想不到那窗戶有打開的可能。
“如果現在，在這一切之上，你再恰如其分地考慮了房裏那離奇的混亂和我們探討過的那些問題：驚人的矯健、超人的膂力、兇暴殘忍、沒有動機的屠殺、跟人類絕對不同的出奇的恐怖，再加上好多個國家的人都聽不出的語言，絲毫分辨不出的音節……那麽，結論是什麽？對你的想象力造成了什麽印象呢？”
我被杜邦幾個問題一問，不禁毛骨悚然了。“這案子是，”我說，“一個瘋子幹的——從附近療養院逃出的一個滿嘴夢囈的精神病人。”
“在有些方面，”他回答，“你的想法並非不在點子上。但是瘋子說話，即使亂七八糟，也不會像人們在樓梯上聽見的聲音那麽特別。瘋子也總是哪個國家的人吧，他們的語言不管怎麽亂，總會有音節貫穿的。何況瘋子的毛發絕不會像我現在手上的這樣子。這一小撮毛是我從萊斯潘娜葉太太僵硬捏緊的手指頭裏取出來的。對這東西你怎麽看呢？告訴我。”
“杜邦，”我說這話時徹底失去了勇氣，“這個毛非常奇怪，不是人類的毛。”
“我可沒有說它是人類的毛，”他說，“但是，對這個問題我們先不下結論。我希望你來看看我在這張紙上畫出的輪廓。它是一幅準確的臨摹圖，臨摹的是一部分證詞所說的萊斯潘娜葉小姐喉嚨上的‘青色淤斑’和‘深深的抓痕’和另一部分證詞（杜馬和愛迪安兩位的）所說的‘一串青色的淤斑，顯然是手指印’。
“你能看出，”我的朋友說著把那張紙鋪開在我們面前的桌子上，“這幅圖表現出那東西抓得有多緊，多死，看不出絲毫挪動，每根指頭都摳得死死的，抓緊在最初抓住的地方，很可能直到把人掐死。你現在來試試看：把你所有的指頭同時放到你所看見的指印上。”
我試了試，做不到。
“我們的試驗可能不公平，”他說，“紙是攤開在平面上的，而人的喉嚨是圓柱體。這兒有一段圓形木柱，周長跟喉嚨差不多。把這畫包在它上面，再試一下看。”
我照辦了，但是困難顯然比剛才還大。
“這不是人類的手印。”我說。
“現在你，”杜邦回答，“讀一讀居維葉［8］下面的這一段話。”
那是一段對東印度群島的黃褐色大猩猩的詳細敘述，總體看來是描述性的。這種哺乳類動物的魁梧的個子、超人的力氣、矯健的動作、它的野蠻殘暴和喜愛模仿的傾向是人所共知的。我明白了這次慘殺的恐怖程度。
“它對指頭的描寫，”我讀完後說，“跟這張圖完全一致。我看出來了，除了這裏描寫的這種大猩猩，任何野獸也不能造成你所畫出的指印布局。而這一撮黃褐色的毛也跟居維葉所描述的野獸的毛的性質完全相符。但是，我還是不能理解這樁神秘的恐怖案的細節，而且還有人聽見的兩個人爭吵的聲音，其中一個還無疑是個法國人。”
“沒有錯！你應該還記得一句話，那是大家一致認為出自那個聲音的‘我的上帝’，這個聲音在那個環境裏被一個證人（糖果商蒙塔尼）正確地認作是阻止或是誘勸的表示，因此，我徹底揭開這個疑團的希望就主要建立在這句話上。一個法國人看見了這場兇殺，而他有可能並沒有參與這次血腥的活動——事實上比‘有可能’還可能了許多。大猩猩有可能是從他身邊跑掉的，那人有可能跟蹤到了這間屋子，但是在隨後的令人激動的情況下他再也抓不住它了。那大猩猩有可能目前還在逃。我不再繼續猜測下去了——因為我無權說它不是猜測，而這些猜測所依據的設想還不夠充分，我自己的理智還不能接受，也還不能讓別人的理解力接受。那麽，我們就把它看作是猜測，也稱作是猜測吧。如果那法國人正如我所猜測的一樣，在兇殺案裏是清白的，那麽我昨天晚上在《環球報》社留下的廣告就會把他帶到我們的住處來——《環球報》為航運界的利益服務，水手們喜歡看。”
他遞給我一張報紙，我讀到了下面的話：
捕獲——×月×日（慘案發生的早晨）在布倫森林捕獲婆羅洲產大猩猩一只。該猩猩主人（據確認為馬耳他某船水手）如能提出滿意證據，付出一定的捕捉與飼養補償，即可領回。請於3日前來聖日爾曼郊區×路××號接洽。

“你怎麽可能知道那人是水手，”我問，“而且是馬耳他船上的水手呢？”
“我不知道，”杜邦說，“我沒有把握。但是我有一個小小的絲結在這兒，它的樣子和油膩都顯然說明是用來系水手們喜歡的那種長辮子的。還有，這種結子除了水手，尤其是馬耳他水手，很少有人會打。我是在避雷針下拾到的，而它不可能是死者的。我之所以推測他是馬耳他船上的法國水手，靠的就是這條絲帶。即使我推測錯了，我登在廣告上的話也沒有任何妨礙。說錯了，他也只會認為我受到了什麽東西的誤導，不會費事去追究的；但是，如果我說對了，我卻能贏得一個高分。那法國人清白無辜，卻知道這慘案，他自然會猶豫不決：會考慮是否對廣告做出反帀?，是否前來認領大猩猩。他會這樣想：‘我是清白的，我很窮，而我的大猩猩很值錢——它對目前處境裏的我是一大筆財富。我幹嗎要因為毫無根據的畏懼而放棄它呢？大猩猩就在那裏，可以要回來。它是在布倫森林抓到的，距離殺人現場非常遠，誰能想到作案的會是這頭兇猛的野獸呢？警察並沒有嗅到氣味，並沒有找到絲毫線索。即使他們追蹤了大猩猩，也不可能證明我是知情的，也不會因為我見到過現場而把我扯到案子裏去。而最重要的是：有人已經知道我了。登廣告的人指明了我是大猩猩的主人，那人究竟了解我到什麽程度我還不知道，要是這麽寶貴的財富我都不敢去認領，而人家又知道是我的，至少是會引起對那畜生的懷疑的，我的辦法是不要讓人註意到我或那畜生。我要對廣告做出反應，把猩猩領回來，好好地隱藏起來，等到風聲過去。’”
這時候我們聽見樓梯上傳來了腳步聲。
“準備好手槍，”杜邦說，“但是，沒有我的信號絕不能使用，也別暴露。”
房屋的大門開著，客人已進來了。他沒有拉鈴，上了幾級臺階，似乎猶豫了。我們隨即聽見他走下了臺階。杜邦急忙往門邊走，我們又聽見那人在臺階上站住了，這一回他沒有往下走，而是下定決心走了上來，敲了門。
“請進。”杜邦歡歡喜喜地說。
那人進來了，顯然是個水手，一個高大、健壯、肌肉暴突的漢子，臉上帶著敢於挑戰魔鬼的神氣，並非完全不討人喜歡。那張臉曬得很黑，又給絡腮胡和八字胡遮去了一大半。他手握一根結實的橡木短棍，看來再沒有別的武器。他笨拙地鞠了一個躬，用法國口音說了聲“晚上好”，雖帶點納夏托的口音，卻足以表明他出生在巴黎。
“請坐，朋友，”杜邦說，“我估計你是來認領大猩猩的。說真話，我可真羨慕你有這麽一頭出色的畜生。它無疑很值錢。你估計它有多大了？”
水手噓了一口大氣，似乎卸下了心裏一個難以承擔的重負，用自信的口氣回答道：
“我說不清，但不會大於四五歲。它就在你這兒嗎？”
“啊，不在，我們這兒沒有飼養條件。它在附近的杜波格路牲畜寄養處。上午你就可以得到。你當然已經準備好了認領證明。”
“沒有問題的，先生。”
“跟它分手我還真有點不舍得呢。”杜邦說。
“你餵養了他，我沒有讓你白費力氣的意思，先生，”他說，“不會那麽想的。我很願意為你找到大猩猩而付給你報酬，就是說，只要合理。”
“好了，”我的朋友說，“當然會公平合理。我來想想看！我想要的是什麽報酬呢？啊，我來告訴你吧。我想要的報酬是：請你盡你所知告訴我莫格路殺人案的情況。”
杜邦說最後這句話時聲音很低，態度很平靜，同時平靜地來到了門口，鎖上了門，把鑰匙放進了口袋。然後他從胸前取出了一把手槍，絲毫不帶炫示地放到桌上。
水手的臉紅了，似乎在跟窒息作鬥爭。他猛一蹦站了起來，抓住短棍，但隨即一屁股坐回了原位。他一臉死亡的顏色，猛烈地發起抖來，沒有說話。我打心底深處可憐他。
“我的朋友，”杜邦口氣溫和地說，“你這是在白嚇唬自己，真的。我們完全沒有傷害你的意思，我以紳士和法國人的榮譽向你保證沒有。我完全明白你在莫格路慘案裏是清白的。不過，要否認你跟那事有一定的牽連也不行。我剛才已經說過，你肯定明白我對這事有相當的消息來源，而那來源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現在，情況就是這樣，你可以避免的事你都避免了，你肯定沒有犯罪，即使在有可能逍遙法外的情況下也沒有犯盜竊罪。你沒有什麽必要隱瞞，也沒有理由隱瞞。而在另一方面，按照一切道德的原則，你也必須坦白說出你所知道的全部情況。現在有個無辜的人被拘留了，就是因為你能指出的兇手的那樁罪行。”
杜邦說這話時，水手的情緒大大地穩定了下來，原來那副豁出去了的神氣消失了。
“上帝保佑，”他稍停了片刻說，“我願意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全部告訴你，但是我估計你對我的話是一半也不會信的——換了我，我要是信了也會是個傻瓜。可是，我確實是清白的，即使要我為此丟了命，我也得把心裏的話全說出來。”
下面就是他所說的話的實質內容。他最近航海去了一趟東印度群島，跟幾個人在婆羅洲上了岸，為了好玩，進入了腹地。他跟一個朋友一起捉住了一頭大猩猩。那朋友死去後，大猩猩就成了他一個人的財產。在回國路上，那桀驁不馴的動物的暴烈脾氣惹了很大的麻煩，可他終於回到了巴黎，把那東西安全地關進了自己的住處。為了避免引來鄰居不愉快的好奇，他把那東西小心翼翼地隱藏好了，靜候猩猩在船上被木樁刺傷的腿痊愈。他的最終目的是把它賣掉。
那天晚上，或者說出事的那天早上，他跟水手夥伴們玩了大半夜回來，卻發現那畜生占領了他的房間。它是從隔壁的小房間闖進來的——他原以為可以把它安全地關在那裏的。那東西手上拿著刮胡刀，臉上塗滿剃須膏，正坐在鏡子面前，想做刮胡子的動作——顯然它以前從小房間的鑰匙孔裏看見過主人刮胡子。那人一見那麽危險的武器落到了那麽兇狠的畜生手裏，而且很可能使用，便怕得要命，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已經有了個習慣：即使在那野獸情緒最兇猛時也能用鞭子制服它，於是他又用起了那辦法。大猩猩一見鞭子，急忙從房間門口逃出去，下了樓，再從一扇不幸敞開的窗戶跳了下去，落到大街上。
那法國人絕望地跟著，猩猩手上攥著刮胡刀，偶然地回頭望望追它的人，向他張牙舞爪。法國人差不多靠近了，它就逃走。這樣，你追我趕繼續了許久，經過了一條條籠罩在深沈的寂靜裏的街道，直到差不多早上三點。在沿著莫格路後的一條小巷走著時，有燈光吸引了那逃跑的野獸的註意，那是從萊斯潘娜葉太太家的四樓房間的窗戶裏透出來的。那野獸往大樓跑去，看見了避雷針，急忙以難以想象的矯捷爬了上去，抓住了緊靠墻壁的百葉窗，借助百葉窗一蕩，直接落到了窗前的床頭板上，整個過程還不到一分鐘。大猩猩進窗戶時踢了一腿，百葉窗又打開了。
這時水手既是高興又是犯難。現在他大有希望重新抓住那畜生了，因為它一進屋子就除了避雷針之外再無別的出路；而只要它順避雷針下來就有可能抓住它。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也還有很多擔心的理由，不知道那東西會在屋子裏幹出什麽事來。這種想法迫使那人繼續跟蹤。爬上避雷針並不是費勁的事，尤其對於水手而言，但是等到他爬到跟他左邊遠處的窗戶齊平時，卻沒法子再追了。他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是探過身子望一望房間裏。可是那一望卻把他嚇得魂不附體，幾乎一松手摔了下來。那正是驚醒了莫格路住戶的幾聲淒厲的尖叫聲在夜裏響起的時候。萊斯潘娜葉太太和她的女兒穿著睡衣，顯然在整理我們提起過的那鐵箱裏的文件。保險箱推到了房間正中，保險箱門開著，裏面的東西放在旁邊的地板上。受害者一定是背對窗戶坐著。從那畜生進屋到尖叫聲發出之間的時間看來，母女倆似乎很可能沒有立即發現那野物。百葉窗的開合自然被看作是風的作用了。
到水手望進屋裏時，那碩大的畜生已抓住了萊斯潘娜葉太太的頭發（她正在梳頭，頭發披散），在她臉前揮動著刮胡刀，模仿著理發師的動作。那女兒趴在地上，一動不動，已經昏死過去。大猩猩很可能最初只有和平的意圖，可老太太的尖叫和掙紮卻產生了惹他大發脾氣的效果。它那肌肉暴突的胳臂使勁一揮，就幾乎把老太太的腦袋從身子上生生地砍掉了。那畜生一見鮮血，憤怒又變成了瘋狂。它齜牙咧嘴，眼裏冒火，撲到那姑娘身上，用可怖的爪子緊緊卡住她的喉嚨，一動不動，直到她斷了氣。這時那野獸的目光又瘋狂四望，落到了床頭板上，卻在床頭上方隱約看見了主人驚呆了的面孔。顯然，那畜生還記得可怕的鞭子，憤怒隨即化成了恐懼。它明白自己要受到懲罰，似乎想隱瞞自己幹下的血腥勾當。它瘋狂起來，在房裏跳來跳去，掀翻著家具，也破壞著家具。他從床架上拆下了床體。最後，它先是抓住女兒的屍體，把她往上塞進煙囪，成了後來被發現時的樣子，隨後又把老太太的身子從窗口猛然扔了出去。
在那畜生扛著萊太太殘破的身子來到窗戶前時，水手嚇得爬回了避雷針。他不是爬下去，而是滑了下去，匆匆跑回了家。他擔心著殺人案的後果，也樂得不再關心大猩猩的命運。人們在樓梯上聽見的話語就是那法國人感到恐怖和驚慌時的喊叫，混合了那野獸魔鬼般的哼哼聲。
我幾乎沒有什麽可補充的了。那大猩猩一定是在人們開門之前離開房間，沿避雷針逃走的；一定是在穿過窗戶後又把窗戶蹬了回去。以後，主人自己又抓住了大猩猩，在植物園賣了很大一筆錢。我們到警務總監的辦公室介紹了情況（杜邦還加上幾句評論），勒朋馬上被釋放了。不管這位官員對我的朋友多麽友好，他對案情的這種轉折卻不能不耿耿於懷，老是要含譏帶諷地來上兩句：還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好些。
“讓他們議論去吧，”杜邦覺得用不著回答，只說，“讓他說吧，說了他良心上好過些。我在他的堡壘裏擊敗了他，已經滿足了。不過，我們的朋友警察總監之所以沒能破解這個疑案，並不像他自己所感到的那麽不可思議，因為他事實上太聰明，因此缺少了深度。他的智慧裏缺少了韌性，就像畫中的女神拉瓦娜一樣，只有腦袋沒有身子，最多也只像條鰵魚，只有頭和肩。我因為一句精彩的行話而特別喜歡他，而他也因為這話獲得了聰明的美譽。我指的是他‘對現存的能夠不承認，對沒有的卻能夠論證’［9］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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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臘神話中的女頭鳥身的妖怪，歌聲美妙，能使人忘記一切，甚至饑餓而死。荷馬史詩《奧德賽》裏的奧德修斯在他的船靠近塞壬時用蠟封了水手們的耳朵，並把自己拴到桅桿上，才從她們身邊安全駛過。
［2］希臘軍將軍阿喀琉斯因為對統帥阿加門農有意見，拒絕出戰，曾躲到婦女群裏。故事見荷馬史詩《伊利亞特》。
［3］一種紙牌的玩法，是橋牌的前身。
［4］薛西斯一世（公元前約519—約465年），古波斯帝國國王，是大流士的兒子，號稱薛西斯大帝。
［5］　古希臘哲學家，主張過寧靜而快樂的生活。
［6］法國金幣，值二十法郎。
［7］這裏的“事件”一詞英語是affair，有時有風流事件的意思。
［8］居維葉（1769—1832），法國生物學家。
［9］原註：見盧梭《新愛洛伊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