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1900——1995），英國生物化學家、科學史學家。生於倫敦。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32年獲理學博士學位。1941年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主要研究生物化學，特別是研究胚胎生物化學，取得較大成就，發現間接感應現象。著有《化學胚胎學》等書。同時是研究中國科學文化的專家，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

在詳述通盤考察中所得到的主要奇論之前，我們必須注意一樁奇怪而可能是意味深長的事實。即：至少在技術領域裡，我們可能發覺，由亞洲，主要是由中國來的新發明，都是成群結隊的，我將稱之為「團」（clusiers）。例如，在公元第4世紀與第6世紀間，大家看到綾機與胸帶式馬具攜手而來。第8世紀時，馬鐙對歐洲發揮不尋常的影響力，不久卡當平衡環裝置出現了。第10世紀初，頸圈式馬具拖著簡單的拋石機到歐洲來。第11世紀時我們看到印度數字、數位，零的符號傳遍全歐。在第12世紀要接近尾聲時，磁羅盤、船尾骨舵、造紙術、風車的構想，團簇而來，後面還緊跟著獨輪車與用平衡力操作的拋石機。這正是托雷登星表（Toledan Tables）出現的時代。13世紀末與14世紀初，又來了另一團發明物：火藥、縹絲機、機械鐘、與拱橋，這是亞豐朔星表（Alfonsine Tables）時代。相當時間以後，我們看到鑄鐵鼓風爐，木版印刷的到來，不久後面又來了活字版印刷，不過這些仍屬於第二團之一部分。15世紀時，旋轉運動與直線往復運動互換之標準方法在歐洲建立起來了，而東亞在其他工程上的構想，諸如燃氣葉輪、竹蜻蜓、臥式的風車、球鏈飛輪、運河的閘門等也紛紛出現。16世紀時帶來了風箏，赤道式樞架與坐標，無窮空間理論，鐵鏈吊橋，帆車，診服術的重視，及音樂聲學上的平均律。18世紀殿後者，則是種痘術（疫苗接種法之前身）、瓷器技術、颼扇簸垸機、防水隔艙，以及一些以後引進來的東西，像醫學健身法及文官考試制度等，所組成的一團。 
這張技術傳播一覽表，雖然很不完整，但稍可把歐洲吸收東亞的發現與發明之年代整理一下。大體而言，我們無法追溯任一張「藍圖」或任一啟發性的觀念之傳播路線，更無把握說已有辦法解決任何問題，可是我們仍可清楚的見到，在特別的時間裡，都有便於技術傳播的一般環境——在十字軍東征，及新疆有西遼王國時，第12世紀那一團便傳到了歐洲；在大蒙古風時代，就出現了第14世紀那一團；當撻靼奴婢出現在歐洲時，便出現第15世紀那一團，葡萄牙旅行家及耶穌會教士來華時便出現第16世紀以後之各團。早期的傳播年代較為模糊，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世界受惠於東亞，尤其是中國技術之全盤圖像。 
我想作為結論的第一個奇論是，根據一般人的見解，中國從來就沒有科學技術。看到了我們在前面所述之一切，大家可能會奇怪何以一般人會有這樣的見解，可是在我開始研究這些問題時，我發現這正是在我之前的漢學家之看法，他們還把這種見解鄭重的寫進許多名著之中。他們的說法再經看不懂中國文獻，只對中國人日常生活作膚淺觀察的人，一代一代複述下去，終於使中國人自己也相信了。中國大哲學家馮友蘭，在四十多年以前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何以中國無科學》。他在文中說： 
我要鬥膽的下個結論：中國不曾有過科學，因為根據中國人的價值標準，中國不需要科學。……中國的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定性，因為他們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樣的，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想征服的只是自己。對他們而言，智慧的內容並不是知識，而智慧的功能也不在增加身外的財富。 
這段話當然有一點道理，但只是有一點而已，而他可能是在感情而用事，以為既然以前中國得不到科學，現在也不值得要了。和馮友蘭之青年的悲觀主義相反，是同樣不正當的湯恩比之樂觀主義： 
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歷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機械癖的泉源，我不懷疑機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就像愛美癖是希臘文明特有的，宗教癖是印度文明特有的。 
今日大家都十分明白，哲學上的神秘主義、科學思想或技術才能並非任何民族之專利品。中國人並非如馮友蘭所說的，對於外界自然不感興趣；而歐洲人也絕不像湯恩比所吹噓的，那麼富有發明天才。所以會有這種奇論，半由於大家對於「科學」一詞的意義，還不清楚。假如我們把科學的意義局限在現代科學的範圍裡，那麼科學的確只起源於文藝復興後期，16、17世紀的西歐，而以伽利略的生活時代為轉折點。但就整個的科學來說，便不是這麼回事了！因為在世界上各部分，上古及中古的民族早就奠定了科學的基礎，等待著科學大廈的興建。當我們說現代科學只在伽利略時代的西歐發展，我想，我們大部分的意思是，只有在那個地方才能發展出應用數學化的假說來說明自然現象之基本原則，並使用數學來提出問題，一言以蔽之，即將數學與實驗結合起來。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文藝復興時代發現了發現的方法，那麼我們必不可忘記在伽利略式突破前，科學方面已有幾百年的努力。至於何以科學突破只出現在歐洲，那是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我們在此不必預先判斷這種研究結果如何，然我們已十分明白，只有歐洲才經歷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宗教改革與資本主義勃興之聯合變化。而這一切也是社會主義社會與原子時代以前不安定的西方所發生的最不尋常的現象。 
但在這裡又發生第二個奇論。由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清楚的知道，在公元前第5世紀與公元後第15世紀之間，中國的官僚封建制度，在將自然知識作實際應用方面，比歐洲蓄奴的古典文化、或以農奴為基礎的貴族武士封建制度，來得有效率得多。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通常比較高，而大家都知道馬可波羅認為杭州是個天堂。雖然大體上中國人的科學理論比較少，但是他們的實用技術一定比較多。雖然士大夫階級有計劃的壓抑商業資本的成長，但是他們似乎不熱心於壓制技術新發明，因為新的技術可以用來改良他們統治的省或縣的生產規模。雖然中國有一座似乎永無竭盡的勞力寶庫，但事實上我們沒有碰到過任何因公然恐懼技術引起失業而拒絕接受新發明的情形。事實上，官僚制度的作風在許多方面好像都會幫助過應用科學的發展。例如，漢朝政府使用地震計以便在災難的消息到達京師前先偵測出災難的發生及發生的地點。宋朝政府建立了一個雨量及雪量的偵測網。唐朝政府派人測量從印支半島到蒙古地方長達一千五百哩的子午線弧，並繪製爪哇到南極二十度內的星圖。在制定kilcmetre之前一百年，中國的裡早就被制定為測量天地的標準。那麼我們可不要輕視天朝的官吏了。 
於是我們終於談到奇論中的奇論——「停滯的」（stagnant）中國捐贈給西方那麼多的發現與發明，這些東西在西方社會中的作用就像是定時炸彈一樣。「停滯」這個陳腔濫調，系生於西方人的誤會，而永遠不能適用於中國。中國是慢而穩定的進步著，在文藝復興以後，才被現代科學的快速成長及其成果所趕上。對中國人而言，如果他們能夠知道歐洲的轉變，那麼他們會以為歐洲就好像是永遠在作劇烈變化的文明。對歐洲人而言，當他們逐漸認識中國時，中國似乎總還是那副樣子。也許西方的凡夫俗子最愚蠢的行為便是相信：雖然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他們卻笨得——或聰明得只用來放鞭炮，而卻讓西方人去發揮火藥的一切威力。我們不願意否認西方人有某種造炮（Buchsenmeisterei）的癖好，但在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卻以為沒有西方，創造性或偉大的發明便不能發生。中國人一定要使墓穴朝正南方，但哥倫布發現了美洲。中國人設計了蒸氣機的構造，但瓦特將蒸氣用於活塞。中國人發明了旋轉扇，但只用來冷卻宮殿。中國人瞭解自然淘汰，但卻將之限用於金魚的飼養上。一切像這樣虛幻的對立命題，就歷史而言皆可證明其為偽。中國人的發明與發現，大多有了廣泛的用途，只是在相當安定的社會控制之下而已。 
無疑的，中國社會具有某種自然超於穩定平衡的傾向，而歐洲則具有與生俱來的不穩定性格。當田尼生在著名詩句中談論「轔轔軌道前進的變化」與「歐洲50年勝過中國一甲子」時，他覺得有某種理由迫使他相信，激烈的技術改革總是有利無害的，可是我們在今天可能就不會這麼肯定了。他只知其果，不知其因，而且在他的時代，生理學家還不瞭解內部環境的恆定性，而工程師也不會建造過自我調節的機器。中國是一個能自己調節的，保持緩慢的變動之平衡有機體，一個恆溫器一一事實上，傳達控制學的概念大可用來說明經歷每一種惡劣環境而都會保持其穩定進步的文明。這種文明，好像裝有一架自動控制器，一組回饋的機構，在一切騷擾之後仍回復到「現狀」，儘管有些是基本的發現與發明所產生的騷擾。從旋轉的磨石迸出來的火花點燃了西方的火種，而磨石則紋風不動，亦未磨損。有鑒於此，我們瞭解，由於中國文化具有這種性格，所以才能設計出指南車，因為指南車正是一切傳達控制機之祖。 
中國社會的相當「穩定狀態」並沒有什麼特別優越的地方。在許多方面，中國很像古埃及，其長期綿綿的連續存在使年青而善變的希臘人大感驚奇。內部環境的保持常態，只是生命體的一種功能而已。雖然很重要，但比不上中樞神經系統的活動複雜。改變形態也是一種完美的生理作用，在某些生物中，身體的一切組織甚至可以完全分解再重新組合。也許文明就像不同種的生物一樣，其發展期長短不一，而變化的程度大小不同。 
中國社會的相當「穩定狀態」也沒有什麼特別神秘的地方。社會構造的分析肯定的指出中國的農業性質，早期需要大量的水利工程、中央集權政府、非世襲的文官制度，等等。這和西方社會構造之截然不同，乃是毫無疑問的。 
然則，歐洲的不安定性之理由何在？有人以為是貪得無厭的浮士德靈魂在作祟。但我寧願用地理上的原因來說明。歐洲是多島地帶，一直有獨立城邦的傳統。這個傳統是以海上貿易，以及統治小塊土地之貴族武士為基礎，歐洲又特別缺乏貴金屬，對不能自制的商品（特別像絲、棉、香料、茶、瓷器、漆器）有持續的需要，而表音文字又使歐洲趨於分裂。於是產生出許多戰國，方言歧異，蠻語□舌。相形之下，中國為一緊密相連的農業大陸，自公元前第3世紀以來就是統一的帝國，其行政傳統在古代無與之匹敵者，又極富於礦物、植物、動物，而由適合於單音節語言的表意文字系統將之凝結起來。歐洲是浪人文化、海賊文化，在其疆域之內總覺得不自在，而神經兮兮的向外四處探求，看看能找到什麼東西——像亞歷山大到大夏，維京人到文蘭地，葡萄牙人到印度洋。中國有較多的人口，自給自足，幾乎對外界無所需求，（19世紀以後則不然，故有東印度公司之鴉片政策），大體上只作偶然的探險，而根本不關心未受王化的遠方土地。歐洲人永遠在天主與「原子真空」之間動搖不定，陷於精神分裂；而聰明中國人則想出一種有機的宇宙觀，將天與人，宗教與國家，及過去、現在、未來之一切事物皆包括在裡面。也許由於這種精神緊張，使歐洲人在時機成熟時得以發揮其特殊創造力。無論如何，此創造力所產生的現代科學與工業之洪流在沖毀中國海上長城時，中國才覺得有加入科學力與工業力所形成的世界共同體之必要，而中國遺產也就和其他文化的遺產聯合起來，但然的形成一個互助合作的世界聯邦。 
　（范育庭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