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經常自稱是在巴勒莫區長大的。現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學誇張；實際上，我的家是一道長柵欄另一邊的一幢帶花園的房子，裏面有我父親和祖輩的藏書室。人們告訴我說，拐角那邊才是玩刀子和彈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寫了一篇評論郊區詩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和埃米利奧·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學的同桌同學，過了這麼多年，我一時認不出他了。羅伯托·戈德爾肯定還記得他。

我們一向不很親近。時間使我們更加疏遠，互不關心。現在我記起是他把當時下層社會的俚語切口解釋給我聽的。我們沒話找話，談了一些瑣碎的事情，還提到一個只記得名字的、已經去世的同學。特拉帕尼突然對我說：

"我借到一本你寫的關於卡列戈的書。你在書裏談了不少惡棍的事情；博爾赫斯，你說你對惡棍有多少了解？"

他帶著近乎驚恐的神情瞅著我。

"我有資料根據，"我回說。

他打斷了我的話：

"資料是空話。我不需要什麼資料；我熟悉那種人。"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像吐露一個秘密似的對我說：

"我是胡安·穆拉尼亞的外甥。"

上一世紀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間，穆拉尼亞的名氣可以說是最大的。特拉帕尼接著說：

"他的老婆弗洛倫蒂娜是我的姨媽。也許你對此有些興趣。"

他講話時用了一些修辭學的強調語氣和長句子，不由得使我懷疑他不是第一次講這件事了。

"我母親始終不願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亞一起生活；在她眼裏，穆拉尼亞是個亡命徒；在我姨媽弗洛倫蒂娜眼裏，穆拉尼亞卻是實幹家。至於我姨夫的歸宿，傳說很多。有人說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趕車在上校街拐彎時從座位上摔了下來，磕碎了頭顱。也有人說他犯了法遭到緝捕，便逃往烏拉圭。我母親一向看不慣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我當時還小，對他毫無印象。

"獨立一百周年前後，我們住在拉塞爾街一幢狹長的房子裏。房子後門通向聖薩爾瓦多街，老是上著鎖。我的姨媽住在頂樓，她年紀大了，有點怪僻。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語不多。她怕風，從不外出，也不喜歡我們進她的房間，我不止一次發現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隱藏起來。街坊們說穆拉尼亞的死或者失蹤使她受了刺激。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顏色的衣服，還有自言自語的習慣。

"我們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發館的老板盧凱西先生的財產。我母親是千零活的裁縫，經濟拮據。我常聽到她和姨媽悄悄談話，談的東西我一點不懂，什麼司法人員、強制執行、欠租動遷等等。我母親一籌莫展；姨媽固執地顛來倒去地說：胡安決不會答應那個外國佬把我們趕出去的。她又提起我們已經聽得滾瓜爛熟的事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懷疑她丈夫的勇氣。她丈夫知道後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決問題，把他扔進了小河。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實；重要的是有人說，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諾街的門洞裏棲身，或者沿街乞討，或者提著籃子叫賣桃子。最後一種情況對我的吸引力最大，因為那一來我就可以不上學了。

"我不知道這種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續了多久。你的已經去世的父親有一次對我們說，金錢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計算的，時間卻不能用日子計算，因為比索都是一樣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時都各各不同。他說的話我當時不太懂，但是一直銘記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和姨夫胡安一起。我還沒有見過他本人，不過我揣測他容貌像印第安人，身體壯實，胡子稀疏，頭發卻又長又密。我們在亂石和雜草中間朝南面走去，那條滿是亂石和雜草的小徑好像就是泰晤士街。夢中太陽掛得老高。胡安姨夫穿著黑顏色的衣服。他在一個似乎是關隘棧道的地方站停了腳步。他把手揣在懷裏，不像是要掏武器的樣子，而像是要把手藏起來。他聲調十分悲哀地對我說：我的變化太大了。他慢慢抽出手，我看到的竟是一個鷹爪。我在暗地裏叫嚷著驚醒了。

"第二天，我母親叫我陪她一起去盧凱西的住處。我知道是去求他寬限；把我帶去的目的無非是讓債主看看我們孤苦無告的模樣。她沒有告訴姨媽，因為姨媽絕對不會同意她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我從沒有到過巴拉加斯；我覺得那個地方人多、車多、空地少。我們到了要找的那幢房子的街角上，看到房前有警察和圍觀的人。一個居民一遍遍地對看熱鬧的人說，淩晨三點鐘左右他被敲門聲吵醒，聽到開門和有人進去的聲音。沒有關門的動靜；人們清晨發現盧凱西躺在門廊裏，衣服沒有穿整齊，遍體有刀傷。他獨自一人生活；警方沒有找到嫌疑人。沒有搶劫的跡象。有人說死者眼睛不好，最近幾乎瞎了。另一人斷定說：他劫數到了。這個結論和說話的口氣給我印象很深；在以後的歲月裏，我發現凡是有人死去的時候，總有這種說教式的斷言。

"守靈的人請我們進去喝咖啡，我便喝了一杯。棺材裏裝的不是屍體而是一具蠟像。我把這事告訴母親；一個殯儀員笑了，對我說那具穿黑衣服的蠟像就是盧凱西先生。我著迷似的瞅著。我母親不得不把我拖開。

"此後幾個月裏，這件事成了人們唯一的話題。當時的罪案率不高；你不難想像，梅勒納、坎伯納和西勒特羅之類的案子引起了多少議論。布宜諾斯艾利斯唯一不動聲色的人是弗洛倫蒂娜姨媽。她老年癡呆似的嘮叨說：

"我早就對你們說過，胡安不會容忍那個外國佬把我們趕到街上去的。

"一天大雨滂沱。我上不了學，便在家裏到處亂轉。我爬到頂樓。姨媽合著手坐在那裏；我覺得她甚至沒有思想。房間裏潮味很重。一個角落裏放著鐵床，床柱上掛著一串念珠；另一個角落有個放衣服的木箱。白粉墻上貼著卡門聖母像。床頭櫃上有個燭臺。

"姨媽眼睛也沒擡就對我說：

"我知道你來這裏幹什麼。你媽媽叫你來的。是胡安救了我們，她還不明白。

"胡安？我吃驚地說。胡安十年前就死了。

"胡安在這裏，她對我說。你想見見嗎？

"她拉開床頭櫃的抽屜，取出一把匕首。

"她聲調柔和地接著說：

"你瞧。我知道他永遠不會拋棄我的。世上沒有和他一樣的男人。他根本沒有給那個外國佬喘氣的時間。

"那時我才恍然大悟。那個可憐的神誌不清的女人殺了盧凱西。她受憎恨、瘋狂甚至愛情的驅動，從朝南的後門溜出去，深更半夜走街穿巷，終於找到了那所房子，用她瘦骨嶙峋的大手把匕首捅了下去。匕首就是穆拉尼亞，是她仍然崇拜的那個死去的男人。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把這事告訴我母親。動遷前不久，她去世了。"

特拉帕尼的故事講到這裏就完了，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那個孤苦伶仃的女人把她的男人、她的老虎，同他留下的殘忍的武器混為一談，我從她的故事裏似乎看到了一個象征或者許多象征。胡安·穆拉尼亞是在我所熟悉的街道上行走過的人，是有男人思想感情的男人，他嘗過死亡的滋味，後來成了一把匕首，現在是匕首的回憶，明天將是遺忘，普普通通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