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胡安·奧斯瓦爾多·維維亞諾

我故事的兩個主角之一，菲格羅亞夫人，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介紹給我，他沒有忽視歷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頁諷刺和溫情的篇幅，其中穿插著復雜並且故意含混的對話，可能還添加了一些過分虛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倫敦或波士頓，並沒有改變本質的東西。我們的故事既然發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動了。我只談梗概，因為描寫它緩慢的演變過程和世俗的環境不符合我的文學創作習慣。對我說來，寫下這個故事只是一件順便的小事。我要提請讀者註意的是情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克拉拉·格倫凱恩·德·菲格羅亞性情高傲，身材高挑，頭發像火一般紅。她才華並不出眾，智力不及理解力那麼強，但能欣賞別人，包括別的女人的才華。她心胸寬闊，兼容並包；喜愛世界的豐富多彩；也許正由於這個原因，她到處旅行。她知道命中註定的環境有時是毫無道理的儀式的組合，但這些儀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認真執行。她很年輕的時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羅·菲格羅亞博士結了婚，博士曾經出任阿根廷駐加拿大的大使，後來辭去了職務，理由是在電報、電話普及的時代，大使館不合時代潮流，只能增加負擔。他的決定招來同事們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歡渥太華的氣候——說到頭，她畢竟有蘇格蘭血統——何況大使夫人的身份並不讓她感到討厭，但她沒有反對博士的主張。之後不久，菲格羅亞去世了；克拉拉經過幾年猶豫和思索，決定從事繪畫，這一決定或許是從她的朋友瑪爾塔·皮薩羅的榜樣得到的啟發。

人們提起瑪爾塔·皮薩羅時，都說她和聰明過人的、結婚後又離異的內利達·薩拉像是一對姐妹。

在選擇畫筆之前，瑪爾塔·皮薩羅也曾考慮過從事文學。她原可以用法文寫作，因為她習慣於閱讀法文書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裏使用的工具，正如科連特斯省的太太們使用瓜拉尼語一樣。她在報刊上經常可以看到盧戈內斯和馬德裏人奧爾特加一加塞特的作品；那兩位大師的風格證實了她的猜測：她命中註定要使用的語言只適於炫示辭藻，不適於表達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樂知識限於參加音樂會時不會出乖露怯。她是聖路易斯人；她精心繪制了胡安·克裏索斯托莫·拉菲努爾和帕斯誇爾·普林格斯上校的肖像，作為她的繪畫生涯的開端，不出所料，那些畫像果然由省博物館收購。她從本鄉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畫轉向布宜諾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風景畫，用文靜的色彩描繪優雅的庭院，不像別人那樣處理得俗不可耐。有人——當然不是菲格羅亞夫人——說她的藝術具備19世紀熱那亞藝術大師的韻味。克拉拉·格倫凱恩和內利達·薩拉（據說薩拉對菲格羅亞博士曾有好感）之間一直存在某種敵對的態度；她們兩人明爭暗鬥，瑪爾塔只是工具而已。

眾所周知，這一切是在別的國家開始的，最後才傳到我們的國家。眾多的例子之一是那個名為具體或抽象的畫派，由於蔑視邏輯和繪畫語言，今天已經很不公正地遭到遺忘。那一派振振有詞說，音樂既然可以創造一個特有的聲音世界，那麼音樂的姐妹，繪畫，當然也可以嘗試我們所見事物的沒有呈現出來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蘭說，他的繪畫雖然不受資產階級青睞，但完全遵照《聖經》裏不準人類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蘭教也有同樣的規矩）。他認為，繪畫藝術的真正傳統遭到丟勒或倫勃朗之類的異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對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復它。攻擊他的人則說他乞靈於地毯、萬花筒和領帶的圖案。美學革命提供了不負責任的、不費力氣的誘惑；克拉拉·格倫凱恩選擇了抽象畫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納；打算靠她尚未確立的輝煌成就來弘揚具體藝術。她穩紮穩打地工作著，有的作品推倒重來，有的棄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蘇帕查街一家專門陳列當時流行的所謂先鋒派作品的畫廊裏展出了一系列蛋黃彩畫。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公眾的一般反應還算良好，但是該派的機關刊物抨擊了違反常規的形式，說那些簡單的圓圈和線條即使不屬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聯想到落日、叢林或者海洋的混亂景象。克拉拉·格倫凱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現代派的道路，卻被現代派拒之門外。她專心工作，不問成果。這個插曲並不能影響她的繪畫風格。

隱秘的決鬥已經開始。瑪爾塔不僅是藝術家，她還熱衷於可以稱為藝術管理的工作，在一個名叫喬托畫社的協會裏擔任秘書。1955年中期，她設法讓已經是會員的克拉拉在協會新的領導班子裏充當發言人。這件事表面上無足輕重，但值得細細揣摩。瑪爾塔幫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點神秘的是，有惠於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籌。

1960年，"兩枝具有國際水平的畫筆"——請原諒這句套話——競選一等獎。年長的一位候選者用濃重的油彩表現了一個斯堪的那維亞型的高大的高喬人的兇悍形象；他的年輕得多的對手努力用毫無聯系的筆觸贏得了喝彩和驚愕。評委們都已年過半百，唯恐人們說他們觀點落後，心裏盡管厭惡，仍傾向於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後，大家意見不能統一，起先還註意禮貌，後來感到膩煩了。第三次討論時，有人提出：

"我認為乙畫不好；實際上我覺得還不及菲格羅亞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嗎？"

"不錯，"前者賭氣說。

當天下午，評委們一致同意把獎項授予克拉拉·格倫凱恩。她人品好，人緣也好，常在她的比拉爾的別墅舉行招待會，一流的刊物派記者前去采訪攝影。這次祝賀晚宴是瑪爾塔組織提供的。克拉拉發表了簡短得體的講話，向她表示感謝；她說傳統和創新、常規和探索之間並不存在對抗，實際上，傳統是由長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覽會的有不少社會名流，幾乎全體評委，以及個別畫家。

我們認為偶然性總是差強人意，而其他機會要好一些。高喬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懷舊心理；克拉拉·格倫凱恩和瑪爾塔厭煩了一成不變的閑適生活，向往那些畢生致力於創造美好事物的藝術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裏的有福之人大概認為那裏的優點被從未到過天堂的神學家們誇大了。被打入地獄的人也許並不覺得地獄裏總是可怕的。

兩年後，第一屆拉丁美洲造型藝術國際代表大會在卡塔赫納市舉行。各個共和國都派出代表。會議主題很有現實意義：藝術家能否擺脫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鄉本土的動植物，不涉及具有社會性質的問題，不附和反對撒克遜帝國主義的鬥爭，等等？菲格羅亞博士在出任駐加拿大大使前曾經在卡塔赫納擔任外交職務；克拉拉為上次得獎而自豪，希望這次以藝術家的身份舊地重遊。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瑪爾塔·皮薩羅為代表。根據駐布宜諾斯艾利斯記者們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績雖然不老是令人信服，還算得上是傑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兩個女人在繪畫中，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在繪畫促成她們之間的關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說，克拉拉·格倫凱恩是為了瑪爾塔，為了想壓倒她而繪畫的；她們互為對方作品的評判和孤獨的觀眾。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無人欣賞的畫幅中註意到了她們之間的一種相互影響。不應忘記，她們兩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場隱秘的決鬥中，兩人一貫光明磊落。

在此期間，年紀已經不輕的瑪爾塔拒絕了一次結婚的機會；她只關心她的鬥爭。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倫凱恩死於動脈瘤。報上刊登了有關她的大幅訃告，在我們的國家裏，這仍舊必不可少，因為婦女被認為是一個性別的成員，而不是個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對繪畫的愛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於敘說她的虔誠、善良、一貫的幾乎隱名的善舉、她顯赫的家世——格倫凱恩將軍曾參加巴西戰役——以及她在上層社會裏的傑出地位。瑪爾塔覺得她的生活已經沒有意義。她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空虛。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國立藝術館展出一幅樸素的克拉拉的畫像，是用她們兩人都喜愛的英國大師們的筆法繪制的。有人評論說這是她最優秀的作品。此後，她再也沒有拿起畫筆。

只有少數幾個親密朋友註意到那場微妙的決鬥，其中既無失敗也無勝利，甚至沒有值得一提的沖突或其他明顯的情況。唯有上帝（我們不了解他的審美愛好）才能授予最後的桂冠。在黑暗中運行的歷史將在黑暗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