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4日，瑪麗亞·胡斯蒂娜·魯維奧·德豪雷吉整整一百歲。她是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軍人中唯一健在的後代。

她的父親馬裏亞諾·魯維奧上校算得上一個小有名氣的人物。上校出身於外省莊園主家庭，生在施恩會教區，在安第斯軍裏當過上尉，參加了恰卡布科戰役，經歷了坎恰拉亞達的挫折，曾在馬伊普作戰，兩年後又參加阿雷基帕的戰鬥。據說，在阿雷基帕戰役前夕，阿塞·奧拉瓦裏亞和他交換了佩劍，互相勉勵。著名的塞羅阿爾托戰役發生在1823年4月初，由於是在山谷展開的，也稱塞羅貝爾梅霍戰役。委內瑞拉人總是妒忌我們的榮耀，把這一勝利歸功於西蒙·玻利瓦爾將軍，可是公正的觀察家，阿根廷的歷史學家，不會輕易受騙，知道勝利的桂冠應屬於馬裏亞諾·魯維奧上校。是他率領一團哥倫比亞輕騎兵，扭轉了那場勝負難分的馬刀和長矛的戰鬥，為後來同樣著名的阿亞庫喬戰役作了準備。那次戰役他也參加了，並且受了傷。1827年，他在阿爾韋亞爾直接指揮下在伊圖紮因戈英勇作戰。他雖然和羅薩斯有親戚關系，卻站在拉瓦列一邊，在一次他稱之為馬刀比試的戰鬥中擊潰了遊擊隊。中央集權派失敗後，他移居烏拉圭，在那裏結了婚。大戰期間，他死於奧裏韋白黨軍隊圍困下的蒙得維的亞。當時他四十四歲，幾乎算是老了。他和詩人弗洛倫西奧·巴萊拉是朋友。軍事學院的教官們很可能不讓他畢業；因為他雖然經歷過不少戰役，可是從沒有參加學院考試。他留下兩個女兒，瑪麗亞·胡斯蒂娜是小女兒，也是我們要介紹的。

1853年末，上校的遺孀帶了兩個女兒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安置下來。她們沒能收回被獨裁者充公的鄉間產業，那些失去的遼闊的土地雖然從未見過，卻久久留在記憶中。瑪麗亞·胡斯蒂娜十六歲時和貝爾納多·豪雷吉醫師結了婚，貝爾納多不是軍人，卻在帕馮和塞佩達打過仗，黃熱病流行期間，他行醫染病身亡。他留下一男二女；長子馬裏亞諾是稅務稽查員，想寫一部關於他父親的詳細傳記，常去國立圖書館和檔案館查閱資料，但沒有完成，也許根本沒有動筆。大女兒瑪麗亞·埃爾維拉和她的表哥，在財政部工作的薩阿韋德拉，結了婚；二女兒胡利亞嫁給莫利納裏先生，他的姓雖然像意大利人，其實是拉丁文教授，很有學問。我不談孫子和重孫輩了；讀者已經可以想像出這是一個體面然而沒落的家庭，具有史詩般的家史和一個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兒。

他們默默無聞地住在巴勒莫，離瓜達盧佩教堂不遠，據馬裏亞諾回憶，坐有軌電車時可以望見那裏水塘邊幾間外墻未經粉刷的小磚屋，不像後來那種用鍍鋅鐵皮搭的棚屋那麼寒酸；當時的貧困不如現在工業化給我們帶來的貧困那麼嚴重。當時的財富也不像現在這麼多。

魯維奧家住在一個百貨商店樓上。樓梯安在一側，很狹窄；欄桿在右面，通向一個陰暗的門廳，廳裏有一個衣架和幾把扶手椅。門廳進去是小客廳，裏面有些布面的椅子，再進去是飯廳，放著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個玻璃櫃於。鐵皮百葉窗老是關著，光線暗淡。我記得屋裏總有一股陳舊的氣味。最裏面是臥室、衛生間、盥洗室和女傭的房間。家裏沒有多少書籍，只有一卷安德拉德的詩集，一本有關上校的評述，書後有手寫的補充，一部蒙坦納和西蒙編的西班牙一美洲詞典，當初由於分期付款，並且奉送一個擱詞典的小書架，才買下這部詞典。他們有一筆老是滯後寄來的退休金，和洛馬斯德薩莫拉的一塊土地的租金收入，那是以前大量地產中僅存的一小塊。

在我故事所敘說的時期，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亞以及她的一個兒子住在一起。她仍舊痛恨阿蒂加斯、羅薩斯和烏爾基薩；第一次歐洲戰爭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國人，對她說來，那次戰爭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羅阿爾托的沖鋒一般模糊。1932年以後的印象逐漸淡忘；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因為只有它們才是真實的。當然，她信奉天主教，但這並不意味著她信奉三位一體的上帝和靈魂不朽之說。她兩手數著念珠，喃喃念著她不太明白其中意義的禱告詞。她習慣於過聖誕節，不過復活節和主顯節；習慣於喝茶水，不喝馬黛。對她來說，新教、猶太教、共濟會、異端邪說、無神論等等都是同義同，不說明任何問題。她像父輩們那樣從不用"西班牙人"一詞，而用"哥特人"。1910年，她不相信來訪的西班牙公主談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移民，而不像阿根廷貴婦人。這個讓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喪禮時一個有錢的親戚告訴她的，此人平時從不登門，有關她的新聞在報紙社交欄裏經常可以看到。豪雷吉夫人喜歡用老地名；她平時提到的是藝術街、寺院街、平治街、慈悲街、南長街、北長街、公園廣場、前門廣場。家裏人助長了她這些脫口而出的老話，他們不說烏拉圭人而說東岸人。老夫人從不出門；也許她根本沒有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直在起變化，在擴展。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動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門外的城市還是早在他們不得不遷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樣。那時候，牛拉的大車在六月十一日廣場歇腳，巴拉加斯別墅區散發著雕謝的紫羅蘭芳香。我近來夢見的都是死去的親友，她最近常說這種話。她並不笨，但據我所知，她從未享受過知性的樂趣；她有的先是記憶，後是遺忘的樂趣。她一向很寬容。我記得她安詳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樣。誰知道這個曾經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婦人有過什麼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愛那些同她相似的、無聲無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裏養了幾盆秋海棠，有時撫弄她已看不清的葉子。1929年後，她變糊塗了，用同樣的詞句，按同樣的順序，像念天主經似的講過去的事情，我懷疑那些事情已經和印象對不上號了。她對食物也沒有什麼辨別能力，給她什麼就吃什麼。總之，她自個兒過得很滋潤。

據說，睡眠是我們最神秘的行為。我們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於睡眠，卻對它缺乏了解。對於某些人來說，它無非是清醒狀態的暫時消失；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種同時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當復雜的狀態；對於再有一些人，它則是一連串不間斷的夢。如果說豪雷吉夫人平靜地過了十年渾渾噩噩的時間，也許是錯誤的；那十年中的每時每刻都可能是既無過去、也無將來的純粹的現在。我們以日日夜夜、日歷的數百頁紙張、種種焦慮和事件來計算的現在，並不使我們感到驚異；它是我們每天早晨有記憶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經歷。我們每天的經歷是老夫人的雙倍。

我們已經看到，豪雷吉家的處境有點虛幻。他們自以為屬於貴族，貴族階級卻不認他們；他們是名門之後，歷史書上卻不常提到他們那位顯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條街道確實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條街道的人很少，幾乎埋沒在西區公墓深處。

日子來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軍人上門送達部長本人簽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將登門拜訪。豪雷吉家把這封信拿給所有的街坊們看，著重指出信箋的印記和親筆簽名。新聞記者開始前來采訪。豪雷吉家向他們提供種種資料；顯然他們都聽說過魯維奧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電話來希望得到邀請。

全家人為那個重要的日子辛勤準備。他們給地板上蠟，擦拭窗玻璃，撣掉蜘蛛網，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櫃子裏的銀器，變換房間的布置，揭開客廳裏鋼琴的蓋子，露出絲絨的琴鍵罩。人們進進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麼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著；胡利亞讓女傭幫忙，準備入殮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來賓進門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畫像，畫像右下方擱著那把久經戰鬥的佩劍。家裏生活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把劍賣掉，他們打算以後捐贈給歷史博物館。一位殷勤的鄰居搬來一盆天竺葵，借給他們做裝飾。

聚會預計七點鐘開始。請柬上的時間訂在六點半，因為他們知道誰都不願意準時到場，像插蠟燭似的傻等著，七點十分，一個客人的影子都沒有；家人們悻悻地議論不守時的優缺點。埃爾維拉自以為是準時到的，他說讓別人久等是不可饒恕的失禮；胡利亞重復她丈夫的意見說遲到是一種禮貌，因為大家都遲到的話，誰也不會感到窘迫。七點十五分，屋裏擠滿了人。街坊們看到菲格羅亞夫人的汽車和司機，欣羨不已，她雖然從不請街坊們去做客，街坊們仍舊熱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為他們只在主教的葬禮上才見面。總統派了副官前來，那位和藹可親的先生說，能和塞羅阿爾托戰役的英雄的女兒握手是他莫大的榮幸。部長要提前退席，念了一個簡短的講話稿，講話中提到聖馬丁的地方比提到魯維奧上校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裏，墊了好幾個枕頭，時不時耷拉下腦袋或者落掉手裏的折扇。一批名門閨秀在她面前唱了國歌，她似乎沒有聽到。攝影師們根據藝術要求請來賓們擺出種種姿勢，連連使用鎂光燈。紅白葡萄酒不夠喝了，又開了幾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話也沒說：她也許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從那晚開始，她便臥床不起。

外人離去後，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當晚飯。煙葉和咖啡的氣味蓋過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報和日報克盡厥職地撒了謊；贊揚英雄的女兒的奇跡般的記憶力，說她是"阿根廷百年歷史的活檔案"。胡利亞想讓她也看看這些報導。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間裏閉著眼睛，一動不動。她沒有發燒；醫生替她作了檢查，宣布一切正常。幾天後，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闖入、前所未有的混亂、鎂光燈的閃爍、部長的講話、穿制服的人、頻頻握手、開香擯酒的瓶塞聲響，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許以為玉米棒子黨又來了。

我想到塞羅阿爾托的陣亡的戰士們，想到死於馬蹄踐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遺忘的人們；我想，一個多世紀之後，秘魯那場馬刀長矛的混戰的最後的犧牲者是一位老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