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詩人。著有詩集《夏天》、《草莽集》、《石門集》、《永言集》，散文集《中書集》等。

往常看見報紙上登載著某人某人徒步旅行的新聞，我總在心上泛起一種遼遠的感覺，覺得這些徒步旅行者是屬於另一個世界——一個浪漫的世界；他們與我，一個刻板式的家居者，是完全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我思忖著，每人與生俱來的都帶有一點冒險性，即使他是中國人，一個最缺乏冒險性的民族……希臘人不也是一個習於家居，不願輕易的離開鄉土的民族麼？然而幾千年來的文學中，那個最浪漫的冒險故事，《奧德賽》它正是希臘民族的產品。這一點冒險性既是內在的；它必然就要去自尋外發的途徑，大規模的或是小規模的，顧及實益的或是超乎實益的。林德白的橫渡大西洋飛航，孛爾得的南極探險，這些都是大規模的，因之也不得不是顧及實益的，——雖然不一定是顧慮到個人的實益，——唯有小規模的徒步旅行，它是超乎實益的，它並不曾存著一種目的，任是擴大國家的版圖，或是準備將來軍事上的需要，或是采集科學上的文獻；徒步旅行如其有目的，我們最多也不過能說它是一種虛榮心的滿足，這也是人情，不能加以非議——那一張沿途上行政人物的簽名單也算不了什麼寶貝，我們這些安逸的家居者倒不必去眼紅，盡管由它去落在徒步旅行者的手中，作一個紀念品好了。這一種的虛榮心倒遠強似那種兩個人罵街，都要占最後一句話的上風的虛榮心。所以，就一方面說來，徒步旅行也能算得是藝術的。

史蒂文生作過一篇《徒步旅行》，說得津津有味；往常我讀它，也只是用了文學的眼光，就好像讀他的《騎驢旅行》那樣。一直到後來，在文學傳記中知道了史氏自己是曾經嘗過徒步旅行的苦楚的，是曾經在美國西部——這地方離開蘇格蘭，他的故鄉，是多麼遠！——步行了多時，終於倒在地上，累的還是餓的呢，我記不清楚了，幸虧有人走過，將他救了轉來的，到了這時候我回想起來他的那篇《徒步旅行》，那篇文筆如彼輕靈的小品文，我便十分親切的感覺到，好的文學確是痛苦的結晶品；我又肅敬的感覺到，史氏身受到人生的痛苦而不容許這種醜惡的痛苦侵入他的文字之中，實在不愧為一個偉大的客觀的藝術家，那“為藝術而藝術”的一句話，史氏確是可以當之而無愧。

史氏又有一篇短篇小說，“Providence and the Guitar，”裏面描寫一個富有波希米亞性的歌者的浪遊，那篇短篇小說的性質又與上引的《徒步旅行》不同，那是《吉訶德先生》的一幅縮影，與孟代（Catulle Mendes）的Je m’en vais Parleschemins，li-re-lin一首歌詞的境地倒是類似。孟氏的這首歌詞說一個詩人浪遊於原野之上，布袋裏有一塊白面包，口袋裏有三個銅錢，——心坎裏有他的愛友，——等到白面包與銅錢都被手給撈去了的時候，他邀請這個手把他的口袋也一齊撈去，因為他在心坎裏依然存得有他的愛友。這是中古時代行吟詩人Troubadour的派頭；沒有中古時代，便容不了這些行吟詩人，連危用（villon）都嫌生遲了時代，何況孟氏。這個，我們只能認它作孟氏的取其快意的寄寓之詞罷了。

就那個由浪遊者改行作了詩人的岱維士（W H. Davies）說來，徒步旅行實在是他的拿手——雖說能以偷車的時候，他也樂得偷車。據他的《自傳》所說，徒步旅行有兩種苦處，狗與雨。他的《自傳》那篇誠實的毫不浮誇的記載，只是很簡單的一筆便將狗這一層苦處帶過去了；不知道他是怕狗的呢，還是他作過對不住狗這一族的事，——至少，我們可以想像得出，狗的多事未嘗不是為了主人，這個，就一個同情心最開闊的詩人說來，岱氏是應當已經寬恕了的；不過，在當時，肚裏空著，身上凍著，腿上酸著，羞辱在他的心上，臉上，再還要加上那一陣吠聲，緊追在背後提醒著他，如今是處在怎樣的一種景況之內，這個，便無論一個人的容量有多麼大，岱氏想必也是不能不介然於懷的。關於雨這一層苦處，岱氏說得很詳盡；這個雨並非“潤物細無聲”的那種毛毛雨，（其實說來，並不一定要它有聲，只要它潤了一天一夜，徒步旅行者便要在身上，心上沈重許多斤了。）這個雨也並非“花落知多少”的那種隔岸觀火的家居者的閑情逸致的雨，它不是一幅畫中的風景，它是一種宇宙中的實體，濡濕的，寒冷的，泥濘的。那連三接四的梅雨，就家居者看來，都是十分煩悶，惹厭，有耽誤他們的許多事務，敗興他們的各種娛樂；何況是在沒遮攔的荒野中，那雨向你的身上，向你的沒有穿著雨衣的身上灑來，浸入，路旁雖說有漾出火光的房屋，但是那兩扇門向了你緊閉著，好像一張方口啞笑的向了你在張大，深刻化你的孤單，寒冷的感覺，這時候的雨是怎麼一種滋味，你總也可以想像得出罷：不然，你可以去讀岱氏的《自傳》，去咀嚼杜甫的“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長夜沾濕何由徹！”那三句詩；再不然，你可以犧牲了安逸的家居，去作一個毫無準備的徒步旅行者。

杜甫也是一個迫於無奈的徒步旅行者；只要看他的“芒鞋見天子，脫袖露兩肘”這寥寥十個字，我們便可以想像得出，他是步行了多少的時日，在途中與多少的困苦摩肩而過，以致兩只衣袖都爛脫了，我們更可以想像開去，他穿著一雙草鞋，多半是破的，去朝見皇帝於宮廷之上，在許多衣冠整肅的官吏當中，那是，就他自己說來，夠多麼可慘的一種境況：那是，就俗人說來，多麼叫人齒冷的一種境況……至所謂“相見驚老醜”他還只曾說到他的“所親”呢。

我記得有一次坐火車經過黃河鐵橋，正在一座一座的數計著鐵欄的時候，看見一個老年的徒步旅行者站在橋的邊沿，穿著破舊的還沒有脫袖的短襖，背著一把雨傘，傘柄上吊著一個包袱；我當時心上所泛起的只是一種遼遠的感覺，以及一種自己增加了坐火車的舒適的感覺……人類的囿於自我的根性呀！像我這樣一個從事於文學的人尚且如此，旁人還能加以責備麼？現在我所惟一引以自慰的，便是我還不曾墮落到那種嘲笑他們那般徒步旅行者的田地；杜甫的詩的沈痛，我當時雖是不能體味到，至少，我還沒有嘲笑，我還沒有自絕於這種體味。淡漠還算得是人之常情；敵視便是鄙俗了。

西方的徒步旅行者，我是說的那種迫於無奈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一種行頭，雖說吉蔔西的描寫與他們的插圖我是看見過的，大概就是那般在街上賣毯子的俄國人的裝束，就那般瑟縮在輪船的甲板上的外國人的裝束想像開去，我們也可以捉摸到一二了……這許多漂泊的異鄉人內，不知道也有多少《哀王孫》的詩料呢。

這賣毯子的人教我聯想到危用，那個被驅出巴黎的徒步旅行者。他因為與同黨竊售教堂中的物件，下了監牢，在牢裏作成了那篇傳誦到今的《吊死曲》，他是準備著上絞臺的了；遇到皇帝登位，憐惜他的詩才，將他大赦，流徙出京城，這個“巴黎大學”的碩士，馳名於全巴黎的詩人便盧梭式的維持著生活，向南方步行而去，在奧類昂公爵（Charlesd’Orl’eans也是一個馳名的詩人）的堡邸中，他逗留了一時，與公爵以及公爵的侍臣唱和了一篇限題為“在泉水的邊沿我渴得要死”的ballade（巴俚曲），——大概也借了幾個錢；——接著，他又開始了他的浪遊，一直到保兜地方，他才停歇了下來，因為又犯了事，被逼得停歇在一個地窖裏。這又是教堂中人幹的事；那個定罪名的主教治得他真厲害，不給他水喝，——忘記了耶穌曾經感化過一個妓女，——只給他面包吃，還不是新鮮的，他睡去了的時候，還要讓地窖裏的老鼠來分食這已經是少量的陳面包。徒步旅行者的生活到了這種田地，也算得無以復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