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向哪裏去？永遠是人類思考的中心問題。而思考這些問題的基礎，便是對歷史的記憶。因此，當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彌漫的時候，討論歷史記憶本身的意義，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 記憶：人與動物的比較
記憶不是人類特有的心理機制。許多高級動物都有記憶能力。我在電視節目裏看過一個實驗，在電視機屏幕上顯示5個一位數，然後隱去，受過訓練的大猩猩也能憑記憶指出這些數字從小到大的順序，正確率達到90%以上。而人如果不經過訓練，正確率還不如大猩猩。還看過一個實驗，老鼠經過幾次碰壁，就能記住復雜的迷宮。在自然界，有些候鳥冬天遷徙飛行上萬裏，來年春天竟能回到同一片森林的同一棵樹上。大象也能記住遙遠的水源。許多動物記憶的奇跡讓人類嘆為觀止。
一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已經對人類和動物記憶的生理機制作了大量的實驗研究。據superbee有關記憶的研究文章介紹，心理學家提出，如果要使人對某事件有所回憶，則對該事件必須要有編碼、儲存和提取三個步驟，而遺忘的原因可能是三個步驟中缺少了一個。1889年，俄國學者 Korsakoff首先發表了一個因腦傷而導致記憶障礙的病例。另一個著名的病例報告，病患H.M由於自小患有癲癇，在長大之後，病情愈加無法控制，於是就進行腦部手術，切除了兩邊的顳葉內側和海馬回。手術之後，H.M無法記憶新的刺激，事情轉眼間就忘了。而手術前的一些舊事大部份都記得。他沒辦法記得剛認識的人，他的家搬了，但是他只要一離開家，就不知道要怎麽回去，反而會走回以前的房子。他和別人的談話不能被中斷，一旦中斷後就無法再接下去。一些笑話他能夠一看再看，一笑再笑。他能夠經由復誦將信息保持住，不過只要一停止就立刻忘記。他很有可能是無法正確儲存，因為短期記憶正常，可是卻無法形成長期記憶。由於H.M是切除了部份的顳葉和海馬回，因此許多研究者就認為記憶的形成和海馬回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於是進行了動物實驗，將動物的海馬回切除，希望借此揭開長期記憶形成的秘密。但是，在動物實驗上並不能證明破壞海馬回就破壞了長期記憶的形成。有研究者認為，失憶癥的患者所失去的，是屬於陳述性的記憶---無法記得過去的一些經歷、言行；而他的程序性記憶---開車、煮飯等動作過程都是好的。一位因騎馬摔傷的失憶癥患者，在他受傷前精通意大利文，而在受傷後自己卻說並不懂，但是要他復誦意大利的文章時，卻又表現極佳。這些研究得知：海馬回的功能就好像是一個控制新記憶是否能夠形成的樞紐，有了缺陷，對於記憶的形成就會產生障礙。但是有關技巧方面的程序性記憶，即使在海馬回受損的情形下，也能夠表現正常。在做動物實驗時，無法確知海馬回是否對動物的記憶產生影響，因為無法對動物測驗其陳述性記憶，動物不能敘述，我們只能對程序性記憶加以測驗，看看動物的一些學習行為。海馬回對空間能力的學習似乎也有所影響。在一個老鼠實驗中，要老鼠遊過一個圓形的水池，到達一個在水面上看不見的小平臺。每一次的嘗試都讓老鼠在不同的地方開始尋找。由於平臺水面上無法見到，每次的位置又不同，所以老鼠要學習的是尋找平臺在水池的正確方位。正常的老鼠經過學習之後，能以幾乎直線的方式到達平臺，而海馬回切除的老鼠就好像未曾學習一樣，漫無目的地尋找著。在鴿子實驗當中，也顯示了海馬回有損傷的鴿子有方位學習的障礙。可見，記憶分為陳述性記憶和程序性記憶，兩種記憶是分開儲存的。由失憶癥患者通常失去有關經歷的陳述性記憶，而保存了有關技巧方面的程序性記憶。雖然無法得知記憶是由何種方式儲存於腦中，但是可以確定：顳葉和海馬回在記憶方面絕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海馬回的損傷，將會導致記憶形成的障礙，而無法對新刺激加以記憶。此外，海馬回對於方位的學習也有極大的影響。將動物的海馬回切除之後，動物明顯地無法對周遭的環境確定方位。
生理學可以揭示人類與動物記憶功能相同的一面，而人和動物記憶的區別則是社會文化方面的課題。
人與動物的區別不僅在於記憶的強度和持久性，而且在於記憶的集體性、社會性、民族性。對有些事件的記憶，屬於全人類。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人能夠用語言使記憶世代相傳，用文字使記憶凝固成歷史。人珍惜自己的經驗，不論它是歡樂還是痛苦；人有強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使之成為群體的記憶。[1]

歷史記憶
作者：丁東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點擊數：2545 更新時間：2008-2-23
人類不但能把個體的心理感受，變成群體的歷史記憶，而且能把記憶從生存本能的需要上升為文明進化的動力，這才是任何動物所難以企及的。動物一代一代地繁衍，下一代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是上一代的復制。而人類卻不同。在一些地方，爺爺的時代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馬車，父親的時代就有了汽車，兒子的時代坐上了飛機，孫子的時代還能乘宇宙飛船。到了工業革命以後，短短的幾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因為，前輩發現的科學技術，後輩不需要重復艱苦的發現和探索過程，憑著語言、文字、聲音、圖像，就可以把自己的經驗傳給下一代，讓他們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新的探索。依靠集體記憶傳承文明，這正是人類獨有的心理能力，是進入文明社會後的人類與所有動物的一個根本區別。
（二）集體記憶與人類尊嚴
其實，人類本身在進化過程中，不同的族群也有很大的差別。有的族群發育得很早，後來衰落了；有的族群發育得比較遲，卻後來居上；有的族群在歷史上消失了；有的族群生命力很強，其活動空間從一隅擴張到全球。決定各個族群不同的命運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在於是否執著地保持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構成了各個族群自我認同的基礎。“充滿瑰麗奇想的神話，先民開疆拓土的壯烈故事，體現民族睿智的典籍，歷經歲月滄桑存留下來的格言，膾炙人口幾十個世代流傳至今的詩歌、小說、戲曲、演義和軼聞。這種集體性記憶的內涵、風格與強韌性，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即民族性。” [2]凡是有活力的民族，都有這個特征。而那些在文明進程中消失的民族，可能就是缺少這些神話、故事、典籍的承傳，而被其他民族所同化。
猶太民族就是一個保持集體記憶的典型。他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猶太王國成立於公元前1028年，到公元前933年一分為二。北部以色列王國到公元前722亡於亞述王國，南部猶大王國到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倫王國所滅。繼之，又先後處於波斯人、馬其頓人和羅馬人的鐵蹄之下。公元134年，猶太人發動起義，遭到殘酷鎮壓，被趕出家園，從此失去國土，歷經苦難，包括11世紀被十字軍洗劫，20世紀被希特勒大屠殺。僅僅在二戰期間，猶太人被殺害達五、六百萬，占全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一，歐洲猶太人的一半，中歐猶太人的四分之三。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猶太民族才在以色列重建了自己的國土。但在四海漂泊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他們在精神文化上從未被定居的環境同化。他們靠宗教節日和祈禱儀式，保存了本民族的歷史記憶，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遠在“巴比倫囚徒”時代，他們就發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就讓我的右手從此不會操作，舌頭從根爛掉。”他們最尊重的是教師和學者。猶太格言說：“寧可變賣所有的東西，也要把女兒嫁給學者。為了娶到學者的女兒，就是喪失一切也值得。“假如父親與教師同時坐牢而只能保釋一個，做孩子的應先保釋教師。”當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攻破時，他們的要求只是保存一所小小的學校。他們實踐著古代猶太哲學家主張，每個猶太人都有義務學習猶太經典，縱然是乞丐也不能例外。猶太裔美國學者舒衡哲在《流離的記憶女神》一文中說，記憶指有系統並經過反省的民族記憶，這也是猶太人忍受苦難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訂的盟約，核心就是記憶。目前全球的猶太人有1500多萬，不過占全人類的四百分之一，但在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中卻占18%。這個民族的成就和影響力遠遠大於人口的比例。猶太民族為現代文明貢獻的智慧是如此之多，其中思想家和學者有馬克思、斯賓洛莎、李嘉圖、韋伯、維特根斯坦、胡塞爾、柏格森、盧卡奇、馬爾庫塞、弗洛姆，波普爾、卡西爾、貝爾、馬斯洛、斯特勞斯、德裏達、伯林、弗裏德曼、薩繆爾遜、裏昂惕夫、喬姆斯基等，科學家有愛因斯坦、弗洛依德、馮·諾依曼、玻爾、波恩、弗朗克、維納、奧本海默、費曼等，文學藝術家有海涅、茨威格、卡夫卡、帕斯捷爾納克、愛倫堡、普魯斯特、雷馬克、卡內蒂、馬拉默德、貝婁、米勒、塞林格、梅勒、海勒、金斯伯格、布羅茨基、辛格、勃蘭兌斯、拉斐爾、畢加索、畢沙羅、愛森斯坦、斯皮爾伯格、艾倫、列維坦、門德爾松、亨德爾、魯賓斯坦、奧芬巴赫、梅紐因等，如果沒有這個群星燦爛的名單，現代人類文明的星空就會黯淡許多。

人類的記憶，必然要被時間磨損。但除了自然磨損，還有人為的磨損。有意識地摧毀同類的記憶，也是人類特有的現象。與人類文明逆流而動的邪惡力量，深知摧毀一種文明，必須要摧毀人們的群體記憶。中國歷史上自秦朝焚書坑儒以來，反復發生過大規模的文字獄。希特勒一上臺，就鼓動青年團大舉焚燒“非德意誌文化”的書籍，進而大規模驅逐和迫害“制造和傳播非德意誌精神”的文化人。無論中外，每當出現改朝換代或異族統治，刷新臣民記憶的工作就會大張旗鼓地進行。新的神話、新的創世紀、新的教義將居於民族記憶的核心。如果出現了駭人聽聞的暴行，集體記憶中將留下空白和斷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話語禁忌，鮮血淋漓的往事不翼而飛。極權統治者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的時空內能夠達到其邪惡目的。正如美國學者康納頓所說：“極權統治剝奪臣民的記憶之日，便是他們受精神奴役之始。當一個大國想剝奪一個小國的民族意識時，它使用有組織忘卻的方法。僅在捷克的歷史上，這種有組織忘卻被實施了兩次：1618年以後和1948年以後。現代作家被放逐，歷史學家被開除，那些被迫沈默和被開除的人，變得無影無蹤。[3]
記憶對於人類來說，不但關系到生存的維系、歷史的延續，還關系到尊嚴的保持、道義的捍衛。人類經歷了漫長的弱肉強食的歷史，直到近代，自由、平等、博愛這樣一些體現人類尊嚴的價值才成為普遍追求。但野蠻的力量如果處於強勢，人類對尊嚴的追求就要面對巨大的阻力。有人堅信，記憶的遺失不僅是過去的缺損，而且是未來的坍塌，他們要捍衛民族的靈魂。當暴力和邪惡過於強大，被統治者失去公開反抗的可能性，捍衛記憶就是表明自己不甘淩辱的最後方式。通過記錄苦難、迫害和罪惡，以便有朝一日重見天日，讓子孫後代永誌不忘。這也需要遠見和勇氣，有時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一個民族難免有悲劇發生，但不論禍患是起於內部還是外部，當它的代表以言談舉止表明自己並不健忘，才不會喪失尊嚴。[4]
（三）史學傳統與史官文化
史學是人文學科的基礎，是一門將人類集體記憶系統化符號化的學科。人類的歷史已經有數百萬年，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有幾千年。人類學會用文字記載自己的歷史，劃開了文明與野蠻蒙昧的第一條分界線。如今，任何一個能夠在地球上立足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成文歷史。
史學的發生可以追溯到文字產生之前。人類遇到困難，逐漸有了類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和‘察往以知來’的認識，肯定保存歷史知識是一件關系重大的事情。當時文字尚未產生，只好憑記憶和口傳，保存一些重要的事實。最初對歷史知識的要求比較單純，能記住一些要點就行了，所以記憶和口傳是能夠勝任的。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專門記錄往事的史官。中國古代文獻記載，最早的史官由盲人擔任，稱為“瞽史”。盲人的聽力和記憶力比普通人強，適宜講述故事。在沒有文字，或已有文字而書寫條件十分困難的時候，要想保存歷史事件的具體情節，利用盲人這一特長是自然的選擇。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說能夠流傳下來，應歸功於瞽史的作用。瞽史所保存的歷史故事的主要情節或綱目，後經筆錄下來，就成為“瞽史之紀”。[5]在西方，史學導源於古希臘。而古希臘最早的史料，出自荷馬史詩《伊裏亞特》和《奧德賽》，荷馬也是一個盲人。在這方面，不同的文明是相似的。
西方的史學傳統，從古希臘希羅多德開始，就是私人編篡，個人修史。當時的另一位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說：
“在敘事方面，我決不是先入為主，一拿到什麽材料就寫，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觀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記載的，一部分是根據我親身的經歷，一部分是其他目擊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這些材料的確鑿性，總是盡可能用最嚴格、最仔細的方法檢驗過的。然而即使費盡了心力，真實情況也是不容易獲得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個事件會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而記憶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部部沒有奇聞軼事的史著，恐難以引人入勝。但是如果學者們想得到關於過去的正確的認識，借以預見未來（因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未來雖然不一定就是過去的重演，但同過去意是很相似的），從而判明這部書是有用的，那麽，我就心滿意足了。”[6]這種獨立思想和追尋真相的精神，成為西方史學的一個傳統。

（收藏自 2008-2-23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