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歷史記憶（下）

在中國，不遲於商代就設立了史官。史官是有了文字記事之後，接替瞽史職務而出現的。史官終身任職，父子世襲。史字的本義由史官的職務面來。王國維在《釋史》一文中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中國古代史學雖然有官修、私修、奉詔私修幾種情況，主流一直是官修。歷代統治者都高度重視史書的編簒。編寫史書出於私人之手，統治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證。為此，梁武帝就焚毀了吳均的《齊春秋》。隋唐時期，承北齊之制，設立史館，擴大編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學的人為史官，而以宰相監修，直接控制史書修撰。官方直接控制了史書的編纂權，不僅保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時可以總結過去各朝的興衰，作為鞏固政權的借鑒。[7]
已故思想家顧準註意到古代中國與希臘傳統的不同。他說，“‘史官’所壟斷的，他們所負責管理的文化資料，無不與政治權威有關，他們所考慮的問題，無不與維護政治權威有關。”“所以，範文瀾的中國通史強調中國文化傳統是‘史官文化’是一點也不錯的”。“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8]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小說《1984年》中借人物之口說過一句名言：“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現在。”的確，誰掌握了歷史的解釋權，誰就掌握了輿論的制高點。官修史書的宗旨，自然是為統治者服務。為尊者隱，為賢者諱，誇大一些事情，遮蔽一些史實，都是常見的。他們按照政治權威的意誌，把歷史人物劃分為好壞兩端。政治權威認為是好人的，史書上只說好話，如果他當時傷害過別人，則加以避諱；政治權威認為是壞人的，修史時只能說壞話，如果他做過好事，也避而不提。所謂春秋筆法，評說歷史，褒貶人物，遣詞用語都含有微言大義。為著這種目的，剪裁、取舍、甚至張冠李戴，都是合乎官方倫理的。當然，也出現過晉國董狐、齊國南史氏，寧願殺頭，也要秉筆直書的史官，但終究不是史官的主流。而一些歷史的真相，往往是靠野史筆記，乃至民間傳說，才得以保存下來。
史官文化傳統的影響，延續至今。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陳列館和紀念建築中，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例如北京沙灘的五四運動紀念浮雕，突出了毛澤東，有蔡元培、魯迅、李大釗，卻沒陳獨秀、胡適。本來陳獨秀、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代表，而毛澤東當時只是他們的學生。設計者卻按照毛澤東後來的地位，對歷史事件作了主觀的安排，已經遭到史學界的嚴厲批評。
官方壟斷歷史的解釋權，最高目的在於證明自身權力的合法性和政策的合理性。在民主憲政體下，領導者的權力來自選舉人的授予，不需要用歷史證明。在其他政體下，最堂皇的理由莫過於證明自己權力的獲得來自歷史的選擇、歷史的規律，從而把倫理的價值賦與物理的必然性。本來歷史是由人創造的，不存在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規律。但一些政治集團，為了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就要宣傳自己代表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規律。

歷史已經證明，基督教的“千年王國”、“上帝之城”

也好，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自由王國”也好，都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式的幻想和信仰。它們來源於被壓迫者對於某種腐朽社會制度的不滿，當被壓迫者奮起反抗這種社會制度時，他們總會以歷史終級目的的形式幻想出一種理想王國，用它來襯托舊制度的黑暗，鼓舞人們的鬥誌。這種對於歷史終極目標的設想和對於理想王國的信仰因而也就能在社會改造事業中起到巨大的革命作用。然而，一旦這種社會改造完成以後，在理想王國旗幟下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同樣會越來越多地顯示出它自身的弊病，環繞在這種理想王國周圍的神聖光圈也就必然會因此黯然失色。[9]
中國半個世紀以來風行的歷史觀，也是出於政治權威的需要而大行其道的。毛澤東靠農民戰爭奪取政權，就說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來的文明史。只有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現在看來，這種歸納至少是不全面的。農民戰爭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破壞生產力，破壞生態，給無數百姓造成了悲劇。史學界不少人對此進行了反思。例如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說：“中國近代史學界原來是一論獨霸，就是所謂三大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綱。這個史觀是一個顛倒過來的史觀，頭和腳倒過來了。因為它要論證近代中國的出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武裝革命。它要論證這個結論，倒過來講歷史上三次大的革命，中國共產黨不但繼承了這三大革命，而且解決了它們都沒有解決的問題。為了論證後來，倒過來解釋前面的歷史，這樣一個史觀我認為是錯誤的。為什麽呢？太平天國不是一次革命，任何意義上它都不是一次革命。革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制度變革，太平天國運動在這方面沒有什麽建樹。它只不過是歷史上冀圖實現王朝更替的下層民眾造反的繼續。任何冷靜的研究者都會承認，它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只能給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從效果看是非常反動的。再看看義和團，它是極其錯誤的排外運動，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後果。辛亥革命怎麽樣？我很欣賞章士釗晚年說的一句話：‘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這是過來人對史學界的嚴重批評。照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正確的地方是繼續推進晚清新政沒有做完的事情。除了這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推翻了一個皇帝，把三綱裏面最重要的一綱打掉了，對推動思想解放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其實，行內人都知道，太平天國研究，很早就有肯定和否定的兩大派。義和團運動，我相信中青年學者裏面恐怕很少人願意頌揚。於是，即使你肯定辛亥革命，但除掉兩個，作為一個綱領就樹立不起來了。”[10]
把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確定為意識形態正宗也是出於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政治需要。因為共產黨主張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和資產階級。1938年，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提出一個公式：“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確認並不存在“獨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之類的其他生產方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延安整風中被確定為核心教材，斯大林的公式通過這本書的流行，成為一種思想定勢。取得全國政權後，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教育改造，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此後，“五階段論”便成為金科玉律。其實，“五階段論”原本不過是馬克思分析歐洲歷史時一種描述，他從來沒有把這種描述當作歷史發展的規律，斯大林把他說成是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顧準認為這是“完成了對歷史的強奸”。現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部落社會不經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而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一些農業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而跳躍到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歷史上沒有任何社會完整地依次經歷過“五種生產方式”。歐洲的日耳曼和斯拉夫兩大族系都沒經過奴隸社會，更不要說亞洲各民族。封建社會亦不是從奴隸社會延續來的，古羅馬之後的封建是重起爐竈，西周的封建也不是從奴隸制演變而成的。“五階段論”已經受到學術界紛紛質疑，目前仍在學校的教科書中流行。
（四）穿越歷史遮蔽
《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卷的開篇是《歷史記憶》一章，選文內容集中在搶救運動、大躍進、文革等20世紀的災難。曾有朋友提出，不必只選災難記憶，也可以選光榮的記憶。青年一代了解本民族光榮的奮鬥歷史當然是必要的，這有助於樹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但編者的這種選擇，主要是想在有限的篇幅裏突出被遮蔽的歷史側面。光榮的歷史，是不曾被遮蔽的，至少當下沒有遮蔽。公眾從圖書報刊上，廣播影視上，都不難獲得大量的相關信息。而災難的歷史情況就不同了。巴金有兩個願望，一是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館。現代文學館得到政府的支持，在他有生之年已經落成。而文革博物館，至今卻一點影子也沒有。讀本之所以選擇與搶救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相關的回憶文章，就是因為這方面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被遮蔽了。

遮蔽歷史，割斷記憶的力量來自幾個方面。
第一種力量來自意識形態。意識形態要維護體制本身的繼承性，認為打開黑箱，讓大眾了解歷史真相，籠罩在體制上的光圈就不再神聖了。於是通過控制公共傳媒，壟斷歷史檔案，使大眾無法接觸與歷史真相相關的信息。一些歷史當事人，一些了解和研究歷史的學者和作家，既使說出寫出歷史真相，也難以通過傳媒與公眾見面。甚至國外公開了的歷史檔案，他們還要對國內讀者加以封鎖。以至於越是晚近的歷史，面貌越是模糊不清，研究難度越大。
第二種力量來自當事人或親屬後代的幹擾。研究當代的歷史，比研究上古的歷史還難。因為久遠的歷史，當事人早已經不在人世，親屬也不在人世，不論怎麽評說，與活人的利害關系不大。而晚近的歷史，主人公或者主人公的親屬還活著，一旦公開褒貶，就涉及一些人的利益和感情。現在，一些回憶文章對歷史人物有負面的議論，往往招來親屬的訴訟，以至於一些作者和媒體為了避免麻煩，只好隱去其名，或用符號代替，讓讀者猜謎。
第三種力量來自通俗文化的誘惑。揭示歷史真相，可以偏重於上層，也可以偏重於下層。上層的真相難於曝光，下層的真相易被忽視。揭示兩方的真相都很重要。對於一般公眾而言，上層政治是黑箱運作，自己的命運受其支配，卻不知運作的真實過程。越不知道，越有了解的渴望。當時過境遷，禁忌松動之時，一些似是而非的傳奇故事便粉墨登場，搶先迎合公眾了解真相的饑渴。中國書刊市場上流行的宮廷內幕、紅墻傳奇並不少，它們在細節上盡可花裏胡哨，無中生有，但在對歷史的判斷上，與主流宣傳的價值取向並無二致。通俗文化以娛樂感官為宗旨，以商業利益為目的。嚴肅的歷史可以被熱鬧的戲說取代。這種文化氛圍的受眾，將傾向於享樂型的信息接受，不屑於了解沈重慘烈的歷史真相，乃至對了解歷史真相產生逆反心理。
在世紀交替、千年轉換之際，有兩個因素觸發了中國知識界拒絕遺忘的呼籲和警覺。
其一，是日本右翼勢力要抹殺和掩蓋20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的侵略暴行。這不僅引起了中國和亞洲國家公眾的警覺，連美國學者都看出了問題：“在日本教育中，戰爭這段時間變成空白。在觀念保守的文都省的安排下，1937至1945這一風雲變幻的年代，在它欽定的教科書中一筆帶過。而隨後的年代，由於日本日漸繁榮，對戰爭的記憶日漸淡化，新的一代對歷史真相、對確切發生過的事件，實在是所知甚微。年長的戰爭幸存者，包括對這一時期應讀有更多了解的政治領袖們，采取了對當時發生的事件一概不認賬的態度。比方說，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諸國的入侵，被說成是‘進出’。在一些長於粉飾的日本歷史學家的協助下，許多政客竟然爭辯說，諸般罪行中的‘南京大屠殺’，根本就是信口雌黃；而在緬泰鐵路和巴丹死亡行軍中對盟軍戰俘的粗暴折磨，也不見有人提及；直到最近，惡名昭著的731部隊軍醫對犯人所施行的觸目驚心地肆虐方被揭發出來。”[11]2002年，作為細菌戰受害者民間索賠總代表的王選女士連續當選《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和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的人物，集中體現了公眾的意願。她在民間調查的細菌戰觸目驚心的證據和細節，不要說日本，就是中國的歷史書也缺乏詳細的記載。日本戰敗後，保留了天皇制度的連續性。他們對戰爭罪責的反省與德國大不相同。中國歷任政府放棄對日索賠，也給日方推卸戰爭罪責以可乘之機。

其二是目前的輿論導向和教育導向，使新一代青少年對文革等晚近歷史相當隔膜。據馮驥才在90年代中期調查，當時的青少年對文革已經基本上不了解。進入21世紀，這種情況就更嚴重了。上一代人刻骨銘心的經歷，下一代人已經漠不關心，無足輕重。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國人不研究，外國人也會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發生在中國，文革研究的中心卻在外國。這種局面很難說是正常的。
穿越歷史遮蔽，重建集體記憶，已經成為大學人文教育無法回避的課題。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牛大勇認為，大學生研究生思想活躍而涉世不深，年輕好學而根底未固，接受力強而省思力弱。大學歷史課的教育不僅關系到他們的基本素養、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培育，而且影響到他們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所以，改進歷史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培養人的洞察力、思辨力、創新力，聯想力。使人們對氣象萬千的發展模式，人事滄桑的復雜關聯，能夠透視背景，觀測源流，辨析因果，洞察玄機。面對復雜紛紜的歷史現象和思潮，能夠鑒往知來，獨立判斷，善於思辨，不斷求索。
在史官文化的環境裏，要想了解歷史真相，一是要有懷疑精神。對於流行的說法，對於教科書和正史，要善於在不疑處有疑。盡信書不如無書。懷疑是研究歷史的出發點。二是要多方尋找第一手資料，將不同的說法互相參照比較。從個人的日記、書信、回憶錄、口述史當中，往往更能窺見鮮活的歷史真相。三是要關註細節。舒衡哲在講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時說：只有當我們嘗試著在一個一個故事、一段一段記憶中去直面它時，大屠殺才有其意義，否則它就會被各種數字與術語淹沒。這些數字和術語有可能引起爭議，乃至於某些篡改者會得出大屠殺從未發生過的結論。具體生動的記憶不僅是此種篡改的有力抗體，而且也是一種最有效的預防疫苗，可防止由於抽象的侵入而使我們對過去變得感覺遲鈍。[12]現有的歷史教科書中也講到了過去的災難。但過於簡約的概括遠遠不足以感受歷史的脈搏。
單少傑在其《略談中國史學的雙重職能》一文中提出，中國歷史學家負有雙重責任，除了負有澄清史實的學術責任，還負有明辨是非的道義責任。一些居於權力頂峰的人，制度對他沒有制約，但他畏懼歷史的譴責。只有讓那些生前有福無德的人死後留下罵名，讓那些生前有德而無福的人死後留下盛名，才能維系社會公正，使一個民族不至於價值失衡。“史不亡國亦不亡”。毀史者即禍國者。對於一般人來說，歷史感的匱乏直接導致道德感的喪失。只知現在，只考慮當下的利益，不知過去和將來，人將無異於行屍走肉。打開黑箱，了解歷史的真相，本身就是一種智慧的樂趣。只有告別無知，才能建立良知。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征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礎，就是對全人類和本民族歷史真相的洞察和把握。

[1] 徐友漁：《記憶即生命》，《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6-7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2]徐友漁：《記憶即生命》，《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7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3] 康納頓：《社會記憶》，《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4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4] 參見徐友漁：《記憶即生命》，《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7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5] 參見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2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6] 轉引自郭聖銘《西方史學史概要》2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 參見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8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8] 《顧準文稿》238-239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9] 魏光奇：《大智心魂》118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10] 袁偉時：《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和開端與挫敗》，廣州，《東方文化》2003（1）4-5頁
[11] 法蘭克·吉伯尼編著《戰爭：日本人記憶中的二戰》5
頁，尙蔚、史禾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12] 舒衡哲：《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博物館的光照之外》，北京，《東方》1995（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