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事，思來者”。每個歷史的經歷者都有責任為後人存史。然而，每一個存史者或史學者在記錄、敘述或者研究歷史事件產生、發展變化的過程中，都不可能處於歷史之外，以一個絕對客觀的態度進行記錄和敘述，而是以不同的存史角度或方式，如文體、表達形式、研究空間等，自覺不自覺地在敘述中打上時代或敘述者本人的烙印。因此，能否以及如何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樣本，一直是存史者和研究者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回憶錄作為一種存史文體，最適宜保存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它是歷史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詞。

回憶錄：當代人負有存史責任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王海光

檔案文獻資料和回憶錄是復原歷史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

當代中國所發生的社會歷史變遷，是三千年未有過的大格局。每個歷史的經歷者都有責任為後人存史。檔案中保留的原始文字資料和當事人追記的回憶錄，都是復原歷史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如果把檔案文獻資料當作歷史現場的物證，回憶錄就是歷史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詞。當事者和知情人的記述，有著檔案文獻資料不可替代的存史價值。

　　第一，檔案文獻對歷史的記載是有限的，文字記錄缺失，文字記錄不存，文字記錄有誤，這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都是屢見不鮮的。以中共中央出兵朝鮮決策為例，迄今為止，即便是官方出版物，都未曾公布過中央高層幾次會議商討的記錄。有研究者推斷，很可能當年的會議沒有記錄。在缺乏文獻的情況下，彭德懷的自述、聶榮臻的回憶、楊尚昆的訪談錄，這些當事人的口述資料便顯得彌足珍貴，否則，出兵決策過程很難知曉。第二，檔案文獻中記錄的資料，有許多是經過選擇性處理的。有些重要的歷史細節可能當時沒有記錄下來，也有些是在選擇性的記錄過程中被過濾掉了。以1967年“全面奪權”的決策過程為例，實際上，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已經表示了他要將“文化大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決心。家宴自然不便記錄，幸賴王力有個事後回憶，人們才知道“全面奪權”的來由。（王力：“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談話和我的看法”，載《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4頁。）第三，檔案文獻的記載對當時歷史場景往往忽略不記，而有的可能是比文字記載還重要的歷史記憶，離開了這些場景就有可能說不清楚歷史事件發生的真相，後人很難具有那種生動具體的歷史現場感。第四，檔案文獻是對當事人已經表現出來的言行記錄，在這些當事人言行中的情態、感受和復雜的思想動機，是不容易把握住的。這就需要通過當事人的回憶作一補充，才能窺其真意。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例，薄一波作為主管工業的副總理，事先準備在會上的發言稿是原要講一講“大躍進”的缺點和問題，但上山後看到會議的風向變了，不敢再拿出稿子來，轉而又違心地參加到批彭德懷的行列中，才得以僥幸過關。(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67～869頁。)他的這一段復雜的心路歷程，也只有在他自己的回憶錄才能坦露出來。

回憶錄最適宜保存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勢，但也最難把握

　　回憶錄的存史方式，最適宜保存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情態”反映的是人們在歷史現場中的歷時性作為，描述在歷史事件中不同當事人的態度、神態、言行等現場表現，是復原歷史中最難把握的知性方面。對於歷史發生過程中的“道理”，後人通過文獻資料的研究是能夠認識清楚的；但對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則是後人難以準確摹寫和真切感受到的。梁啟超先生論史，最註重歷史的情態，認為情態是“過而不留”的事情，文字傳寫困難，為史者“摹體尚易，描態實難”。歷史的知性本是生動鮮活，有血有肉的。歷史記述一旦缺乏情態，也就成了所謂“得肉遺血，得骨遺髓”的粗劣摹本，論人述事自然不免是隔靴搔癢，得理而不得其形，得形而不得其神，歷史也就成了一部生硬刻板的教科書。

　　或許正是由於過去的歷史撰述過於刻板，近些年來紀實文學題材的歷史作品大為流行。此類作品於史實之外，施之於作者的個人推斷和合理想象，平添一些情景描述和人物心理分析，以求得歷史的生動性。但這種憑借合理想象得來的歷史生動性，最容易誤導不熟悉歷史的讀者。所以，在從提高歷史知性的意義上講，與其要後人憑想象編寫出那些文學體的紀實歷史，還不如讓當事人保留下更多實實在在的歷史記憶。畢竟，離歷史現場最近的人對歷史現場的臨摹，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回憶錄是具有個人親歷特點的歷史發言稿，對歷史細節的披露最為詳細，表達感情最為真切，有不容忽略的存史價值。相對於復原歷史的全面性、準確性和豐富性的要求而言，每個人都受到時空限制，所經歷的都是歷史的一個斷面，大家的歷史感受是很不一樣的。由於在歷史中所處方位不同，有的大堂正景，有的旁門側影，但各有其存史的價值，當“正景”和“側影”合一時，歷史便成了“全景”。所以，歷史需要經過多角度、多層次的反映，才能達到整體的復原效果。從存史的要求上說，只有歷史中的不同角色都有所體現，才能完整地呈現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

回憶錄表現出自我合理化的因素

　　各種回憶錄中，作者的撰寫動機如何，直接決定其存史的價值。那些個人功利目的性極強的回憶錄，並不能承擔傳世的作用，日後隨著社會生活透明度的不斷提高，公共話語範圍的不斷擴大，必然是價值遞減的。但回憶錄畢竟是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即使是從對歷史負責的願望出發，作者也會有意無意地出現撰述的誤區，仍會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諱之處和對自己當時言行的撇清之舉。就回憶錄而言，要如實地記錄自己，坦露一生心路歷程，這是把自己放到一個公共的手術臺上，當眾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盧梭《懺悔錄》那樣，具有嚴酷的靈魂拷問能力的大徹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幾許？

　　平心而論，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多少都會有當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裏面。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們對曾經歷過的尷尬事，為擺脫懊惱和懺悔的長期煎熬，求得心裏的安寧，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相對合理性的解釋的。差別僅僅在於，這種自我合理化產生的撰述誤區，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為之。有心為之，長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會把謊言當作事實。無心為之，能夠在事實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夠在真假美醜的邊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所以在存史中出現誤差時，兩者的態度判若雲泥。

　　在回憶錄中表現出來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觀上有自我解脫的需要，在客觀上有著時過境遷的記憶誤差。從橫的方面看，我們所經歷的歷史現場，都是整體過程中的一個斷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體事件和個別情節，所以在回憶往事之中還必須具有一種歷史整合的能力，否則我們個體記憶的歷史印象是支離破碎的。從縱的方面看，隨著我們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價值體系已經與過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非評價標準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這些變化隨著我們的生活同步發生，在改變我們頭腦中思想觀念的同時也往往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記憶方式，把現在的合理性移植到過去的合理性上，產生一種“合理”的歷史遺忘。因此，能否以現在的認識高度，重新回到當時的語境中反省事實，也是維護歷史真實性、客觀記錄歷史的存史需要。這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審視他人的客觀態度，還需要借助當時的日記、筆記和文件等原始資料恢復歷史的記憶，特別是需要有其他歷史當事人的交流、印證和相互補充。人們的個體回憶都是不可避免地有著記憶上的誤差，但如果在啟發大家共同回憶的群言環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這個誤差。

　　從存史的價值上說，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事廢人。歷史的經歷者，特別是經歷過一些重大歷史現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人，無論為了對自己有交代，還是為了對世人、對後人有交代，都不應帶走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為積極的存史態度，都有給後人留下歷史記錄的責任。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既逃避不了，也湮滅不得，既不能企望能夠洗去過去的痛苦，也不能姑息以往的罪錯，只能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勇敢地直面歷史，客觀地正視歷史。正是從這點認識出發，筆者期望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敢於秉筆直抒歷史，參加到撰寫回憶錄的隊伍中去，從而看到各種各樣的回憶錄面世。

歷史研究的“空間”問題逐漸受到史學界的註意。際域研究應該為區域社會史研究所竭力倡導，這是區域社會史順利邁向整體史的橋梁。

通過“小地方”認識“大歷史”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池子華 徐國普

以整體史為依歸的價值取向是開展區域社會史“綠色”研究的必要前提

　　區域社會史無論是被視作區域的社會史（與區域的經濟史、文化史相對應，是區域整體史的構成要件），還是社會史區域研究（與社會史專題研究相對應，是整體社會史的構成要件），毫無疑問是整體史研究的基礎和必要路徑，是對社會史整體性理解的一種深刻表達和闡釋。換句話說，區域社會史研究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而整體史才是社會史的價值訴求和終極目標。有鑒於此，區域社會史研究應有整體史理念和廣闊的視野來引領和支撐，力避研究的“碎片化”傾向。整體史的目標固然難以實現，但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當放棄為實現這一目標而作出的種種努力。法國年鑒學派幾代學人費弗爾、布羅代爾等均崇尚整體史觀，但他們卻在區域社會史研究領域頗有建樹，飲譽史壇。這種成功地處理好整體研究與區域研究的關系，從而收到見微知著功效的典型範例，對於我們不無啟發意義。相反，如果背離整體史的價值導向，區域社會史研究極易陷入純粹個別和支離破碎的窘境，不利於學術研究的總體整合，其結果可能導致區域社會史喪失原有的史學學科依托而成為其他學科的附庸或遊離於其他學科間的“孤魂野鬼”。

以整體史為價值取向，應著眼於區域社會史與整體史的有效榫接

　　那麼，如何促成區域社會史走向整體史呢？我們認為域際研究（或曰區域比較研究）不失為一個有效路徑或策略選擇。區域社會史中的“區域”，有沒有可能設定社會史意義的標準（以往的區域大多采用自然地理區域或行政區域來觀照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這是可以探討的，但無論如何區域範圍是相對的，且有大小之別。區域之中有局部，區域又是整體的局部。開展不同區域之間的比較研究，充分進行“域際”交流和對話，互動比照，方能顯出各自區域的特色，同時克服局部研究和個案研究難以避免的片面與膚淺。這對為中國社會史的“骨架”儲備豐滿的“血肉”，進而全面理解社會史，洞悉其發展脈絡，實現社會史學的整體關懷，大有裨益。因此，域際研究應該也必須為區域社會史研究所竭力倡導，這是實現多個區域社會史之間實驗性耦合的有效媒介，也是區域社會史順利邁向整體史的橋梁。

建構“中國本土特色”理論體系，應成為未來區域社會史研究追求

　　在以往的研究中，區域社會史從一般或整體社會史的理論和方法上獲益匪淺，但自身理論創造動力不足，無法引領區域社會史走向深入。區域社會史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失衡，即理論研究的嚴重滯後與不足，是不爭的事實。這使理論的“導向”作用難以得到應有的發揮，在實際研究中不得不大量借用西方社會史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式。這種“借用”，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外來的”沒有被完全“內化”和“本土化”而導致的生搬硬套、魚龍混雜，甚至概念混亂的現象層出疊見，於事無補。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之下，理應借鑒“西學”，但一味的“拿來主義”而不加消化使之“本土化”，必然受制於外來“強勢”文化（西方社會史理論等）的約束，最終導致“自我”的迷失。包括區域社會史在內的中國社會史至今沒有形成自己的話語系統和概念體系，根本原因正在於此。因此，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我們強調理論的“自主創新”，倒不在於“糾偏”，而在於其對構建區域社會史理論至關重要，同時也可為中國社會史理論體系的逐漸健全完善盡綿薄之力。

《史記》作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記述歷史的同時，也具有令後人推崇的文學價值。它是紀實文學的經典，為推進目前紀實文學的進化，提供了創作經驗。

《史記》，在存史之中註入文趣

《東北之窗》雜誌社 余 音

《史記》作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其史學價值與文學價值的有機統一受到後人的推崇。但是，在文學坐標系中，《史記》究竟應該怎樣定位，至今仍眾說紛紜。有的說她是“史傳文學”，有的說她是“傳記文學”，還有的說她是“報告文學”、“散文”（狹義的理解）。《史記》定位混亂，也使其文學價值受到了挑戰。

什麼是文學？歷來存在著兩大派別——虛構派和技巧派。虛構派人多勢眾，屬於“主旋律”。那麼，作為文學，如何對《史記》做出準確的定位呢？過去，由於受“文學=虛構”的狹隘文學觀的影響，文體劃分不科學，將傳記文學、報告文學等列入散文的名下，造成思維和實際操作的混亂。為此，我提出了“兩類七體”的劃分辦法，即將文學分為虛構文學和紀實文學兩大類型，虛構類文學包括小說、詩歌、故事、表演文學（包括廣播劇、戲劇、影視劇本和唱本等），紀實類文學包括紀傳文學（包括人物傳記、遊記等）、報道文學（包括報告文學、電視和廣播節目人物專訪、影視紀錄片文本等）、新散文（包括雜文、隨筆、抒情文、小品文或散文詩等）（詳見《紀實文學革命論》，《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這樣，《史記》的文學定位就一目了然了。從類型上看，《史記》屬於紀實文學；從文體上看，《史記》屬於紀傳文學；從文樣上看，《史記》屬於傳記文學。

從文學史的角度考察，由於紀實文學創作需要寬松的社會環境，作者又需要文史兼備的才華，所以，紀實文學一直處於專制制度的打壓之下，難以形成繁榮局面。但是，也誕生了像《史記》、《徐霞客遊記》這樣的文學經典。清代學者錢大昕認為，《史記》的微旨“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是紀實”；張大可教授指出：“寫歷史原則上不需要夾帶感情，更不用說過多的主觀色彩；而文學創作，則需要濃烈的感情。司馬遷在紀實之中註入了濃烈的感情，所以《史記》既是歷史，又是文學。”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90年代以來，以“特稿”為基本文本形式，以貼近生活貼近社會、頌揚人情美人性美為己任的紀實文學異軍突起，席卷中國文壇。與此同時，虛構文學則四面楚歌、日落西山。目前，特稿還只是處在紀實文學的初級階段，並不是所有的特稿都是紀實文學，只有那些富含文學性的優秀特稿才可以成為紀實文學作品。為了提高文學品味、推進特稿向紀實文學的進化，應該從多角度、全方位地學習、借鑒《史記》的創作經驗。

其一，發憤著書，不平則鳴。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真正偉大的作品，大多是作家堅持自己的進步理想或正確的政治主張，在遭到反動勢力迫害後，為了抗爭而“發憤著書”的產物。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不是為了泄私憤。因此，他在《史記》中，不僅對漢朝以前的史實客觀記述，而且對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等人的功過都是秉筆而書，對後人富有啟迪。作家，特別是紀實作家，應該是社會的良知。在采寫特稿（紀實文學）的時候，要實事求是。而一些報告文學家搞有償采寫，大發橫財，結果使報告文學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受到讀者的鄙視，80年代那種繁榮局面一去不復返，至今還是一蹶不振。

其二，愛奇尚奇，行文峻潔。司馬遷愛奇。通觀《史記》一百三十篇，有一百一十二篇是寫人的，司馬遷用妙筆刻畫了四千多個人物，可以說是題材多樣，人物眾多，但是，卻千人千面、各具風采，奧秘何在？就在於他選材嚴、開拓深、角度刁、善剪裁、能出新。司馬遷愛奇而不獵奇、媚俗，他筆下的奇聞逸事都是為了塑造人物性格服務的，選材嚴格，以一當十。在《留侯世家》中，司馬遷明確表示的選材原則是：張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文似看山不喜平。

其三，廣收博采，以信傳信。為了寫作《史記》，司馬遷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準備工作，幾乎漫遊了大半個中國，實地考察了眾多的古戰場和名人故裏，並尋訪了許多名人後代和知情者，收集了豐富詳實的素材，精心撰寫，反復推敲，前後用了40年的時間才完成《史記》。李希光認為，司馬遷是最好的記者。從新聞學的視角來看，這是正確的結論。但是，“采訪”並非記者的專利，史學家、偵探、考古學家、民俗學家、紀實文學家等都離不開“采訪”，即使是虛構文學家也需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

其四，語言鮮活，技巧圓熟。文學，說到底就是趣味的語言。在“三趣”中，文趣是基本的，也是第一位的。司馬遷在寫作《史記》時，是作為歷史專著來著筆的，但是，從古至今，為什麼對她的文學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與《史記》中蘊涵著濃烈的文趣是分不開的。《史記》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漢書》也寫了，但是《漢書》比《史記》的文學價值要低一個檔次，原因也在於其文趣不足。當代特稿興起的時間不長，在文學性上還不夠成熟，文趣平淡，獵奇有余，還需要以《史記》為範本，認真領會，勤於實踐，不斷提高文趣水平。

《史記》作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記述歷史的同時，也具有令後人推崇的文學價值。它是紀實文學的經典，為推進目前紀實文學的進化，提供了創作經驗。

（摘編：鄔偉民，2007-5-28， 收藏自 《新思考網》）http://hist.cersp.com/kczy/sxdt/200705/64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