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金瓶梅》的經歷　

　　十幾年前的事了。
　　那時廣州的北京路不像現在這麽亂。那時比現在還亂。
　　那時的北京路的人不像現在這麽多。那時比現在還多。
　　正是七八月份。我和同學躍平從來沒經歷過這麽熱的天氣，沒見識過這麽多的人。我們熱得想把身上的衣服全扒光，管他雅觀不雅觀；我們熱得想把身邊晃晃悠悠的人群變成北方故鄉映出垂柳倒影的清涼的小河水；我們熱得亂看街上的女人，她們竟然穿得那麽少！天，我們那邊的女同胞呀……
　　就是這樣。出了廣州火車站，我們就被拋入了人流。我們簡直有點傻，就像人流中的泡沫，先漂到珠江邊的一個碼頭，問有沒有去海南的船票。沒有？我們又漂到旁邊的一個長途汽車站，問有沒有去海南的車票。有？好的，買兩張。然後我們問一個路邊的老人哪裏有書店，不料那家夥居然聽不懂普通話，一邊搖扇子一邊搖頭，搖得我們心涼涼的。問年輕人吧。年輕人說：“去北京路啦，不會搞錯的啦。”
　　就這樣，我們來到北京路。北京路上沒有天安門，也沒有故宮；北京路上全是車和人。公共汽車剎車的聲音和北京的一樣，都可以殺死人的耳朵，我們總算找到了感覺，知道自己並沒有出國。街兩邊店鋪門前大都放著音箱，音箱裏吼出的聲音大都是齊秦的“北方的狼”。躍平說：“這裏也唱北方的狼啊！”我抹了一把汗甩在地上：“我們不就是北方的狼？”
　　在還沒有找到書店的時候，我們的眼睛花了。我們當時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就看見一個女人站在那兒，手裏捧著一套《金瓶梅》。我們當然知道《金瓶梅》，但只看過“此處刪去多少多少字”的潔本，聽說在北方什麽級別以上的人才能看到未刪節的原本。我們還曾開玩笑地說，熬到那個級別，也就老了，看什麽《金瓶梅》嘛，浪費！現在這街上的女人手裏拿的竟然就是《金瓶梅》！真不愧是開放地區呀！開放就是好呀，我們這麽想著，就走過了那個女人，也沒敢問什麽。走了兩步，又有一個女人擋在我們前面，手裏捧的又是《金瓶梅》。我們以為還是剛才那一個，因為她們長得差不多：黑黑的，矮矮的，眼睛凹著，顴骨突著，嘴唇厚著，扁扁的胸藏著，臟腳上穿的是拖鞋……可是我們回頭一看，剛才那個女人還在剛才那個地方；再往前一看，還有許多手裏捧著《金瓶梅》的女人，站崗似的一溜排開，幾乎就是每個路燈柱下一個。她們像人流中的樁子，捧著《金瓶梅》默默地砥柱中流。
　　再走幾步，我們想問問了。躍平說，你問。我說，你問。他於是用家鄉口音的普通話怯怯地問：“多少錢？”女人笑了：“好便宜的。30啦，是全本的啦，買一套吧。”我對躍平說：“太貴，比我們去海南的汽車票還貴，走吧。”我們就走了。
　　再走幾步，又是一個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們好像陷入了一個圈套。這一次我們連價都不問了，只說：“太貴，不要。”女人卻說：“你給個價啦。”我們突然想起臨行時人家告訴說，在南方買東西要會砍價，朝著一半往下砍。躍平說：“15塊，賣不賣？”女人扭頭就走。我對躍平說：“這麽砍價可能不行。”躍平說：“反正我們也買不起，砍著玩吧。”
　　又來一個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們正要說“15”，剛才那個女人追了上來：“15就15，賣給你們了，掏錢吧。”我們有點懵，掏錢的手有點猶豫。女人又催：“有沒有搞錯呀，快點啦，一會公安來了就麻煩啦。”煩人的“啦啦啦”。躍平也學會了：“你先把書給我們看看啦，是不是真的啦。”女人遞過書來，我們翻了翻，是真的，於是掏了錢。我們像初嘗禁果似的，心裏有顫抖的快樂：我們竟然買了《金瓶梅》！
　　這時，女人又把書從我們手裏拿走：“我去給你們包一下，讓人看見不好的啦。”躍平說，看人家南方的服務，真想得周到。不一會，女人拿著報紙包好的書回來，往我們手裏一塞，轉身急急地進了一家店鋪，不見了。她為什麽像逃跑似的？壞了！我對躍平說，這事不大對頭，趕快打開包看看。
　　撕開嚴嚴實實的包，我們看見了什麽？看見了幾本過期的高考復習資料，看見了一本老革命家的文選。天！這就是路邊盛開的“金瓶梅”？這就是《金瓶梅》？
　　“追！”躍平吼道，他是有名的烈性子。我們進了那家店鋪，裏面沒有那個女人。我們問，見沒見一個女人？賣《金瓶梅》的女人？店裏的人搖頭：“什麽《金瓶梅》？什麽女人？搞錯呀？”
　　我們再回到剛才買書的地方，仍然看見烈日下站著一溜賣《金瓶梅》的女人，卻分不出哪個是剛才賣給我們書的女人。她們都沖我們笑，她們的笑容充滿詭秘和得意，她們手上的“金瓶梅”在她們這樣的笑容裏邪惡地盛開著……
後宮佳麗三千冊

　　整理書房仿佛登山，讓人有望而卻步之感。準備送走的書有三類：第一類是一眼就可以決定去留的，省心省力，沒什麽說的；第二類在去留之間，大費思量，皆因標準不清，尺度難以把握，看來整理書房的理論問題還沒解決；第三類是當初多買幾本準備送人的，去留問題好說，去到哪裏又成問題。
　　今天看見那一小格關於藏書票的書，有些感慨。我買書很早，啟蒙卻晚，知道藏書票就是更晚的事了。有一陣到處去找這類書，後來終於發現自己精力不濟，財力不支，遂洗手不幹了。1998年6月28日至7月8日，深圳舉辦第七屆全國藏書票大展暨國際藏書票邀請展，我去參加了開幕式，還起心發願從與會版畫家那裏訂制藏書票，後來卻打消了念頭：收藏一事真的要講緣分，許多的藏品門類需要忍著不去碰它，否則難免有頭破血流也撞不到南墻的時候。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剛來深圳時的一件事：那天剛發了獎金，大概千元左右，我隨即去圖書館的書店，看有什麽新書。在門口的人行道邊，有幾個擺攤賣“文物”的人。我彎腰看了看，不想被一個純樸的農民拉住，說：“你別看他們的，我這裏有好東西，跟我走。”當時下起了雨，那個自稱河南南陽人的農民拉我到了附近一棵樹下，打開包裹，裏面全是一些玉器和瓷器。他說他們家鄉新發掘了許多墓葬，這些東西都是墓中的隨葬品，絕對真貨，價格便宜。我哪裏懂什麽瓷器玉器，但也裝模作樣地摸摸這個，看看那個。我說我只對書感興趣，問他有沒有古籍之類。他說他以後會給我找，又滔滔不絕地推銷他的“文物”。我答應買一件，大幅度地砍價，他說如果按你的價格你還得再買點別的。就這樣搭來配去，我的防線崩潰，把當月的獎金全給了他，買回一堆玉鐲、玉墜、瓷碗、瓷瓶，心裏想這其中有一件是真的也就值了。幾個月後我和深圳文物商店的經理談起此事，說哪天我把從街邊買來的東西送給他鑒定一下。他哈哈大笑，說是不是河南農民賣給你的？是不是都是從墳裏挖出來的寶貝？我一時覺得很不好意思，心想果然上了當。經理臨別丟給我一句話：就你掙的那點錢，還想玩瓷器？好好寫你的稿子吧。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現在除了買幾本自己喜歡的書，別的藏品我都不碰了。每一門收藏都是學問；我讀讀收藏的故事，看看印出來的藏品也就行了，沒那份學養，把收藏的念頭藏起來算了。
　　還說藏書票。我倒是認識深圳的藏書票大家郁田先生，他為我制作了一款木刻藏書票，我很喜歡，這是我作為票主的惟一一款。前些年上海束老送給我一枚可揚先生給他制作的賀年藏書票，我視為珍品，善加珍藏，結果藏到哪裏自己都說不清了，希望整理書房時能“發掘”出來。除此之外，我就沒什麽藏書票了。書店裏賣的那些印刷的書票我是不買的，那些東西徒有票形，沒有票趣。閑來無事偏偏又想起藏書票時，我就翻翻我收集的那些關於藏書票的書。
　　有一年去北京，在三味書屋買到一本1986年人民美術版的《日本版畫藏書票選集》。這是“限定紀念本”，共印一千套，由李平凡編。我的這一本編號多少，版權頁上卻沒寫，可見出版界做事不認真遠不自今日始。版權頁上也沒有定價，我是多少錢買的，現在也忘了。所選書票均彩色印刷，但是圖幅過小，只能略觀，無法細賞。
　　這不是我最早買到的藏書票類書籍。第一本該是《可揚藏書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我喜歡可揚先生的藏書票，格局大，拙趣橫生，編《文化周刊》時我“偷”過幾幅作版面插圖，還好，至今沒人向我追討稿費。
　　三聯版的《藏書票世界》和《我的藏書票之旅》當然都買了。吳興文在推介藏書票方面有很大功勞，遺憾的是他的文字一般，遜董橋先生遠甚。前些天就《董橋散文類編》一書的插圖同董先生郵件聯系，董先生希望用藏書票，但是他說他的藏書票都是絕版妙品，絕無外借的可能，要用的話，只能派人來香港拍片。
　　郁田先生贈我的那冊《藏書票香港邀請展票集“97”》，是我“票書”中的珍藏。此書深藍色布面，精裝，封面書名燙銀凹印，中英文對照，雅致極了；也是非賣品，只印五百部。郁先生還在書的扉頁貼了一枚他給我制作的藏書票，絹印，單色暗紅，圖中有“後宮佳麗三千冊”字樣。這句話是我擬訂的，本來要他刻“後宮佳麗三千人”，他說既是藏書，“人”還是改成“冊”好，我也沒反對。他又在票中加了“××藏嬌”，我看了大笑，說此事越搞越香艷了，女權主義者肯定反對。他還就此事寫過一篇小文呢。
　　另外幾種可說的不多，坊間也常見，其中有《李樺藏書票》、《中國藏書票選》、《蘇聯藏書票選》、《中國剪紙藏書票》、《中國藏書票史話》、《圖說藏書票》等。香港的藏書票畫家梅創基先生還簽名送過我一本他自己的《紙上寶石》。
　　值得一說的還有一本香港三聯1991年版的《國際藏書票精選》，是我在廣州買的。第一次見到時嫌書價太貴，丟下沒買。過了半年再去看時，書價竟然漲了一百多，真是見了鬼了。沒辦法，痛下殺手，“娶”它回家。這本票集印制極其精美，所選藏書票皆是精品，扉頁還貼有古元自制藏書票一枚，裝幀設計為寧成春。後來知道，這本書曾獲亞洲書籍設計金獎，怪不得定價一個勁地亂漲。
　　我還曾經有過兩本線裝精印的《中國龍票集》，此書是深圳龍崗區投資印制的，應該還能找到。還在一朋友的辦公室裏見過一函藏書票集，我覬覦已久，某日終於開口“巧取豪奪”。他答應了，說是哪天去他家拿；他忙得很，所以到今天我還沒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