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8年10期
【原文出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2008年第3輯期第151～160頁

【作者簡介】巴兆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

【內容提要】 中日書籍交流史是近年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但對其中的地方
誌這種歷史地理文獻尚缺乏系統的探討。本文以方誌東傳日本最為頻繁的明末至清鹹豐年間為研究範圍，從文獻傳播學的角度，歸納並分析了這期間中國向日本輸出地方誌的三個階段及其特點，探索了渡日方誌的流向。
In recent years the book flow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one of several focuses in the academic study. But there are less systematic explanations on eastward spread of the literature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three phases and its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local gazette export to Japan during late Ming to Xianfeng（鹹豐） of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 probed into the flow direction in Japan.
【關 鍵 詞】方誌/書籍史/文化交流local gazette/history of books/cultural exchange

［中圖分類號］K9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205(2008)03-0151-10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國地方誌最多的國家之一。早在9世紀中後期已有地方誌在日本流傳①。此後，方誌流傳日本始終不輟，在早期日本文庫中就時有方誌發現。13-15世紀著名的金澤文庫，收藏漢籍十分豐富。“中國書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庫及相模金澤文庫，以為聚書之淵藪。他庫雖藏書，未及二庫也”②。所藏宋版《太平寰宇記》號稱天下孤本③。方誌大批量地輸出日本是在明末至清鹹豐間，即日本的江戶時代。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是以往任何時候所無法比擬的。目前學界僅見有三位日本學者對此略有涉及④，但多局限於德川吉宗及其紅葉山文庫，很少涉及其他藩主、私家文庫，更缺乏方誌東傳過程的宏觀把握。因此，本文願就此作一考察，以求教於方家。由於明清文獻記載的缺乏，本文主要利用筆者在日做訪問學者期間所搜集的日文資料。
一　1603-1715：以明代方誌為中心的輸出期
明末清初以來，日本是中國人出海貿易的重要地區。因日本江戶幕府崇尚文教，重視漢籍的輸入，唐商在從事一般貨物貿易的同時也把漢籍帶到日本⑤，地方誌當然也在其中。由於赴日唐船數直接關系到輸入日本方誌的多少，這裏以日本《正德新令》施行唐船入港配額和信牌的起始年1715年作為第一、二階段的分界線。
有關這一時期方誌輸入日本的海關資料極少。今日本公文書館藏《唐蠻貨物帳》⑥僅記載1709年、1711年、1712年、1713年有唐船帶去書籍，而有方誌的，對照《舶載書目》第9冊，只有1711年五十一番南京船船頭程方城運去《江南通誌》76卷26冊，以及《西湖遊覽誌》16冊，《西湖遊覽誌余》10冊。要考察這一階段日本的方誌輸入只能從當時的文庫著手。
幕府紅葉山禦文庫收集唐船持渡書大致始於1639年前後⑦。研究該文庫的方誌收集最主要的資料是《禦文庫目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有關《禦文庫目錄》的版本，大庭脩先生認為有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本、靜嘉堂文庫本、長崎市立博物館本。筆者在日期間又新發現了尊經閣文庫藏本。尊經閣本《禦文庫目錄》，分乾、坤二冊，末有題記：“右《禦文庫目錄》系江戸幕府之書，其中所記假字分類系年裒集，可以征當時舶載書目之梗概矣。……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家寶調查會。”對比狩野文庫本，尊經閣本除個別字有差異外，內容相同，他們可能均源自一個祖本，惜未見流傳於何處。從《禦文庫目錄》並對照今公文書館所藏，1639年前收集的方誌有《大明一統誌》、《廣輿記》、萬歷《應天府誌》，此後的輸入情況是：1641年萬歷《合州誌》，1644年（順治元年）崇禎《閩書》，1645年正德《姑蘇誌》，1646年弘治《八閩通誌》、《淳熙三山誌》、《修誌文移》，1648年《大明一統誌》，1652年嘉靖《吳興掌故集》、崇禎《義烏縣誌》，1653年嘉靖《山東通誌》，1655年萬歷《杭州府誌》、天啟《衢州誌》，1656年萬歷《四川通誌略》、萬歷《溫州府誌》，1657年《方輿勝略》、萬歷《湖廣總誌》、萬歷《吉安府誌》、崇禎《漳州府誌》，1658年萬歷《上海縣誌》，1660年嘉靖《浙江通誌》、萬歷《廣東通誌》、萬歷《常州府誌》、萬歷《揚州府誌》、萬歷《江都誌》、萬歷《宜興縣誌》、崇禎《清江縣誌》，1685年萬歷《鄒誌》。紅葉山文庫不僅搜集多部明代方誌，而且連明代修誌的官府文書《修誌文移》也收到了。
江戶時代在長崎擁有購書特權的除紅葉山禦文庫外，還有“禦三家”⑧等藩主大名。比如尾張藩，其初代藩主德川義直“自幼好學，致力於搜集漢籍”⑨。尾張藩文庫所藏方誌，只有《新編方輿勝覽》、《廣皇輿考》2部“駿河禦讓本”來自將軍德川家康的遺藏，其它多從長崎購買。蓬左文庫藏尾張藩文庫書物奉行編的各期藏書目錄為我們提供了實證。其（寬永）《禦書籍目錄》著錄：《方輿勝覽》8冊、《太和山誌》6冊、《鄖陽誌》6冊、《全椒縣誌》4冊、《鄖臺誌》5冊、《錢塘誌》8冊（酉年買本）、《名勝誌》76冊、《惠安縣誌》4冊、《鼓山誌》4冊。這本目錄反映了1624-1643年間（寬永）尾張藩文庫的購藏情況，但太過簡略，大部分誌書難以了解其購買原委。到1789-1800年間，該文庫再編寬政《禦文庫禦藏書目錄》⑩，解決了這一問題：
一、《大明一統誌》，百五十，唐本，
五十冊。……寬永二年（1625年，天啟五年）以前禦買之。（引者註：《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作元和末年買本，即1623年）
一、《福州府誌》，百五十五，唐本，八冊。……寬永六年巳禦買之。
一、《鄖陽誌》，百五十五，唐本，六冊。……寬永九年申禦買之。
一、《大嶽太和山誌》，百五十四，唐本，六冊。……寬永九年申禦買之。
一、《鄖臺誌》，百五十五，唐本，五冊。……寬永九年申禦買之。
一、《鼓山誌》，百五十四，唐本，四冊。……寬永十三年子禦買之。
一、《全椒縣誌》，百五十四，唐本，四冊。……寬永九年申禦買之。
一、《錢塘縣誌》，百五十四，唐本，八冊。……寬永九年申禦買之。
一、《衡嶽誌》，百五十四，唐本，八冊。……寬永六年巳禦買之。
一、《惠安縣誌》正續，百五十四，唐本，四冊。……寬永十三年子禦買之。
一、《西湖誌》，百五十四，唐本，六冊。……寬永五年（1628年，崇禎元年）辰禦買之。
一、《名勝誌》，百五十二，唐本，七十六冊。……寬永十二年亥禦買之。
將上述誌書與今蓬左文庫的藏本比對，全部是明代誌書。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有明確紀年這一時期唐船輸出的方誌有104部，其中總誌15部、通誌10部、府誌27部、州誌5部、縣誌44部；以區域計，全國15部、上海2部、山西1部、陜西2部、山東4部、江蘇15部、浙江26部、安徽8部、江西4部、福建14部、湖北7部、廣東2部、廣西1部、四川3部，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為多。實際輸出數應不止這些。如前田綱紀獻給幕府的13部明代府誌，盡管已知在1721年前已流傳日本，然因無法考訂其具體的輸入時間而暫付闕如。同樣的緣故，林羅山家族所藏的《方輿勝覽》26冊、《大明名勝誌》93冊、《八閩通誌》24冊、《粵大記》10冊、《江西省大誌》5冊、《閩書》80冊、《山東通誌》2冊、《福州府誌》30冊、《金陵世紀》4冊(11)，也未計算在內。
二　1716-1745：以康熙方誌為中心的輸出期
1716年，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家繼過世，德川吉宗以紀州藩主入主江戶幕府，中日間迎來了一個方誌貿易的鼎盛時期。據現有資料不完全統計，迄1745年，約有521部有明確輸入紀年的誌書被唐船攜帶到日本，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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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這一時期唐船的方誌輸出，大約有兩大特點：一為數量多。此期輸日方誌較前期明顯增加，據上表，總誌5部、通誌49部、府誌90部、州誌44部、縣誌329部、鄉鎮誌4部；以省區計，全國性的5部、北京3部、上海2部、天津1部、河北35部、山西19部、遼寧2部、陜西5部、山東49部、江蘇56部、浙江77部、安徽25部、江西61部、福建29部、臺灣2部、河南40部、湖北16部、湖南29部、廣東31部、廣西13部、四川13部、貴州4部、雲南4部，平均每年輸出27部。從時間上看，除個別年沒有誌書外，其余均有誌書輸日，而且還出現三個尖峰。1721年輸出達32部，這可能與日本的將軍吉宗馳禁令有關。1720年2、3月間，吉宗下令：“自貞享二年（1685年）來，唐船持渡書內有邪教事者皆令禁絕。此後有關邪教法儀者，同樣更加禁止。但無實質損害的書，既可作為禦用物，亦可在世間買賣。”(12)1725年108部，浙江最多，有25部，其次江蘇、山東、河南，各11部，福建10部再次之。1726年更多，達114部，浙江竟有30部，約占26%，江蘇次之，26部，河南11部、安徽10部又次之。1733年又出現尖峰，有78部，以江西18部、廣東11部為多。
二為多康熙方誌。521部中能考訂屬於康熙間編纂或印刷的誌書大約有387部，占此時段唐船持渡方誌總數的74%。如1726年午二番船就帶去了29部誌書，其中康熙間編或補修的有《重修揚州府誌》、《江浦縣誌》、《睢寧縣誌》、《高郵州誌》、《六合縣誌》、《桃源縣誌》、《（贛）榆縣誌》、《蕭縣誌》、《寧國縣誌》、《儀真縣誌》、《含山縣誌》等23部(13)。按《唐船進港回棹錄·享保十一丙午年》：“劉二番寧波尹心宜本年二月十七日帶巳牌進港，本年六月十五日領戊申牌回棹。”(14)可知，這是艘尹心宜為船頭的寧波船。
這一時期輸日方誌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與日本幕府的政策導向有關。將軍德川吉宗被稱為“中興之主”(15)，他主導的幕府重視實學，以殖產興業為施政目標，需要地方誌來為幕府施政作參考。《有德院殿禦實紀附錄》記載：
他常召集禦側、小姓、小納言等，讓他們搜索書籍。……先下令搜尋本邦古書，後又以唐商攜來之書籍雜亂，要求先提供書目禦覽，然後從中挑選有用之書。但他並不特意尋找詩賦、文章之類的書籍，而是專門搜集對輔國佐政有益之書，比如那些記載了中國情況的府州縣誌。這樣，禦文庫藏書遂倍增於從前(16)。
其次為吉宗個人的身體力行。吉宗搜集漢籍開始於1720年(17)，此後他不斷利用禦文庫，查閱禦文庫中的地方誌。從《幕府書物方日記》“征用《應天府誌》等”條看，吉宗首次調閱方誌的時間在1721年5月19日，所閱誌書有《應天府誌》、《杭州府誌》、《吉安府誌》、《溫州府誌》、《衢州府誌》、《漳州府誌》、《常州府誌》、《揚州府誌》、《江都誌》、《上海縣誌》、《浙江通誌》、《普陀山誌》(18)。再如1722年4月24日，他調閱了《浙江通誌》、《杭州府誌》，5月28日調閱《太平府誌》，10月25日調閱了正統《大名府誌》、萬歷《保定府誌》、萬歷《河間府誌》等12部明代府誌以及《西湖遊覽誌》、《西湖誌余》(19)。對禦文庫方誌的利用又促使吉宗不斷地向來長崎的唐商訂貨，這樣中國方誌就源源不斷地被販運到日本。
又次，清朝正當盛世，各地普修誌書。隨著全國政治穩定，經濟復蘇發展，清朝掀起了修誌熱潮。1673年，采納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的建議，“詔天下直省、府、州、縣鹹修輯誌書，於是直省有司各設館，餼集高才生以從事”(20)。雍正皇帝也重視誌書編纂，還在1729年定省、府、州、縣誌60年一修。“文化稍高之區，或長吏及士紳有賢而好事者，未嘗不以修誌為務，舊誌未湮，新誌踵起。”(21)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1673-1743年，清朝修有誌書1518種(22)。清朝誌書的大量編纂出版為方誌大量出口奠定了物質基礎。
再次，得益於中日貿易的穩定發展。　日本《正德新令》實施後，中日貿易常態化發展，每年均有一定數量的唐船到長崎。如1717年43艘，1718年40艘，1719年37艘，1720年36艘，1721、1722年各33艘，1723年，34艘，1725年13艘，1726年33艘，等等(23)。唐船的批量抵日，不但運去了日本所需物品，而且也攜帶去了日本所需的方誌。
至於持渡的康熙誌多，一方面與清代康熙間編纂的誌書數量多有關，另一方面還和將軍吉宗的搜集誌書旨趣相關。“關於府誌之書，尤其是清朝府誌，將軍希望詢問長崎有否，如有，請長崎奉行通告高木作右衛門。倘若唐船萬一攜來清朝府誌，乞望賜告敝人，以達於幕府”(24)。“他對清朝政治很感興趣，尤其想了解康熙皇帝長期治世和輝煌業績”(25)。
三　1746-1817：以康熙、乾隆方誌並舉的輸出期
1745年9月，吉宗退位，相繼擔任將軍的德川家重、德川家治，“盡管政界多變，但吉宗的遺命還是得到了執行”(26)。日本的方誌需求雖然不如以前那麽多，然還是有市場，故而唐船還是斷斷續續地運去。據不完全統計，1748-1750年間運去15部，1751-1763年間11部，1764-1771年間18部。到1789-1800年、1804-1817年間，唐船方誌輸出又出現一次高潮。尤其在下列幾個年份特別多：1795年48部，其中江蘇7部最多；1805年多達185部，其中總誌30部、通誌4部、府誌22部、州誌18部、縣誌110部、鄉鎮誌1部，以省區看，較多的是江蘇28部、安徽18部、江西13部、廣東24部、湖南12部、上海9部；1807年40部，以山東、湖南較多，分別是11部、7部。期間，除明代方誌、順治方誌繼續販運，以及部分雍正方誌外，主要是康熙、乾隆間編著或出版的誌書。從現有資料看，1748-1817年間舶載誌書約366部，能考訂屬於乾隆編纂或印刷的誌書大約有156部，占43%，康熙方誌77部，占21%。而且，當時舶載方誌的船只可能較多，但大多只是一、二部，只有極少數船載誌量較大。1804-1805年曾在長崎奉行下任職的大田南畝記錄：1805年醜貳番船載來《南匯縣誌》1部6冊，醜三番船載來《廣輿記》6部、《蘇州府誌》1部，醜六番船攜來《增訂廣輿記》10部。醜五番船陳國振販運的方誌較多，有《江西通誌》、《重修遂寧縣誌》、《重修鹽亭縣誌》、《重修邵武府誌》等83部(27)。
1789-1817（寬政、文化）年間方誌對日出口之所以能再次快速增長，主要得力多方面的因素。從中國方面講，乾隆、嘉慶朝社會穩定、文化繁榮，朝野對地方誌編著仍然重視。“乾隆乙酉歲（三十年），聖天子以西陲底定，疆域式廓，乃命臣工重修《大清一統誌》，將以垂示奕葉，為千古未有之典章。部牒至黔，分行下獨陽，尅期待復”(28)。“乾隆三十一年，朝廷重修《一統誌》，詔取直省誌乘以進”(29)，1801年“詔修《一統誌》，征天下省、府、州、縣誌及近年增舊更制各條目”(30)。方誌編印數量持續增長，僅1765-1784年短短20年間就修成誌書291種(31)，如果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的誌書合起來統計，則達到2605種，約占清朝方誌總數的53%(32)。供出口的方誌貨物十分充足。
從日本方面看，一是簡化了書籍入關檢查手續，方誌的輸入速度提高了。“到寬政年間，江戶方面希望盡早看到書籍實物的要求更為急迫。林大學頭曾致函老中松平定信，表達了如下的意向：應簡化禦用書籍的遴選，提高書籍審查的效率。對唐商也應盡快支付貨款，以使之盡可能多地舶來書籍。……手續簡化後，江戶預購的書籍無須二、三年後方可到手”(33)。二是特別交易的實施。1794年幕府規定，唐船乘員攜帶的個人書籍雖非訂購之商業書籍，但經特別批準後可以進行交易。如1794年卯五番船帶來的《婁縣誌》、《天門縣誌》、《如臯縣誌》、《京山縣誌》、《青浦縣誌》、《鎮平縣誌》、《常德府誌》、《秀水縣誌》、《商水縣誌》、《元豐九域誌》、《青州府誌》、《句容縣誌》等31部誌書就是通過特別交易為禦文庫購藏的(34)。三是需求市場擴大。江戶時代前期是寺廟文化向世俗文化的過度轉型期，對地方誌感興趣的僅局限在幕府和少數藏書家，“寬政、享和、文化時代前後，日本文化已發展到一個相當的水平，……大名、旗本等武士中間不乏文化人，町人階級中也是優秀人才輩出。這些文化人對中國的書籍抱有興趣是很自然的”(35)。其中，對地方誌有購藏意願的較前大大增多了，如毛利高標、松浦靜山、中川忠英、大田南畝、木村孔恭、松平定信等。有買家，唐商當然願意販運地方誌了。
1830年以後，唐船輸出方誌盡管也有，但數量已大為減少。如1835-1843年16部，1845年5部，1849-1853年14部。這有可能是日方認為禦文庫對清代方誌收集已基本齊全，只要拾遺補闕即可，不需大批購進；也可能是日本學界、書肆、幕府對漢籍的興趣發生了變化。從1841-1855年間《書籍元帳》考察，需求轉向金石碑帖、清名人文集、教科書和小說。
四　渡日方誌的流向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明末至清鹹豐間唐船輸出方誌約有1245部(36)。其中，有明確紀年可考的大約1026部，除總誌外，各省區情況是：北京3部、上海18部、天津2部、河北44部、山西29部、遼寧5部、陜西20部、甘肅1部、新疆5部、山東77部、江蘇121部、浙江133部、安徽60部、江西86部、福建53部、臺灣4部、河南59部、湖北36部、湖南46部、廣東69部、廣西20部、四川30部、貴州8部、雲南7部、西藏1部。
這些方誌，在經過長崎海關檢查後流向日本各地的藩主、藩校、大名、老中、奉行、寺廟，如松浦藩主靜山松浦購有《吳興掌故集》、康熙《松江府誌》、乾隆《蘇州府誌》、雍正《揚州府誌》、乾隆《直隸瀘州誌》，白河藩校立教館購有《太平寰宇記》、《大明一統誌》、《長安誌》、萬歷《寧波府誌》、崇禎《海鹽縣圖經》，長崎奉行中川忠英購有《大清一統誌》、順治《湖州府誌》、康熙《松江府誌》，大阪町人學者木村孔恭購有《大明一統誌略》、《廣皇輿考》、《廣輿記》、《長洲縣誌》、《常熟縣誌》，老中阿部伊勢守正弘購得《大清一統誌》，成瀨因幡守正購得《廣東通誌》，高野山釋迦文院購得《大明一統名勝誌》、《廣輿記》、萬歷《嘉興府誌》，萬壽庵購得《大明一統誌》。主要的入藏戶有以下五家：
1.紅葉山文庫
江戶幕府的紅葉山禦文庫是唐船持渡方誌的主要買主，在長崎的書物奉行、書物改役、書物目利等都負有為禦文庫選購誌書的義務。禦文庫在1720年以前購買方誌不多，僅29部。此後，唐船販運到長崎的方誌多進入該文庫。《幕府書物方日記》中常常有長崎運來方誌入庫的記載，如1723年7月12日，由兵庫頭大人交來《福建通誌》4套32冊、《山西通誌》4套36冊、《廣西通誌》4套30冊、《四川總誌》6套40冊，裝入兩個箱中，存放新書庫(37)。11月18日，《臺灣府誌》1套8冊、《嶽州府領州縣衛誌》2套16冊入庫(38)。1725年4月29日，新收《汝寧府誌》20冊、《洛陽縣誌》6冊(39)。1734年長崎奉行漥田肥前守將歷年為禦文庫購方誌與清代16省160州1411縣逐一對照，並報告：“以上標朱印的二京、十四省通誌，合計十六部，皆於享保七年、八年兩年間奉上。諸省之府州縣，合計一千五百七十五。……其中，標有朱印的三百八十二部誌書，於享保七年至十九年間陸續持渡來奉上，……另外，《永定衛誌》一部，《九溪衛誌》一部，《永寧誌》一部，《建武誌》一部，亦屬府縣誌之類，於同年間持渡來呈上。”(40)1817年，盡管禦文庫入藏方誌已達528部，但還希望進一步收集：
近來陸續新收的舶來地誌也不少，其中兩京十四省誌已經齊全了，不過，各府州縣的地誌才收集四分之一。……未收之地誌要陸續收集齊全，以繼承有德大君（引者註：德川吉宗）之遺誌。於是與林祭酒會商，在本月　（引者註：文化十四年十月）四日向京極參政建議，將搜訪書目交給長崎鎮府，並告知清商陸續將書載來(41)。
至1864年時流入禦文庫的方誌共有589部(42)。
禦購誌書的價格至今仍是個謎，在《幕府書物方日記》、《禦文庫始末記》和今人著作中均未見記載。大田南畝在1804年長崎任內曾作《百年之帳》記載了十余部誌書的價格，這些誌書似應在1803年或1804年輸入。而在聖堂文庫的《戌五番、六番、七番、八番、九番唐船持渡特別交易書》內，記有1803年《蘭溪縣誌》、《重修遂昌縣誌》等6部方誌輸入，並特別註明：“為禦用書籍，請領會其旨。”(43)把這6部禦購方誌與大田南畝《百年之帳》一對照，竟然相同(44)：
《蘭溪縣誌》一套十二匁七步五厘
《重修仙居縣誌》一套十二匁七分五厘
《重修泰順縣誌》一套付款十二匆
《重修遂昌縣誌》一套付款十五匁
《重修景寧（縣誌）》一套付款廿八匁六分
《建德縣誌》一套十二匁七步五厘
由此似乎可以推定，《百年之帳》所記中的上述6部誌書的價格應當是禦文庫購買誌書的價款，而且可能是進口原價。
2.加賀藩
即金澤藩，位於今日本石川縣金澤市。雄厚財力，是唐船輸出方誌等漢籍的主要買受者之一，有“天下書府”之稱(45)。起初，“有唐船來到加賀海岸，購入其所載書籍，這已經成為了定例”(46)。後來由兩個渠道輸入地方誌。一是通過長崎。“中國、和蘭的書委托長崎奉行購求”(47)。二是書店。江戶唐本屋田中清兵衛就與他有業務上的聯系(48)。加賀藩藏《杭州府誌》、《湖州府誌》、《開化縣誌》等就來自田中清兵衛。加賀藩輸入地方誌主要在第5代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時。1659年，前田綱紀開始搜集方誌等和漢書籍(49)，至1722年初獻給幕府《保定府誌》、《河間府誌》、《大名府誌》、《真定府誌》等13部明代府誌前，方誌的收儲量已相當驚人。1721年8月28日，大學頭林信篤給綱紀信中稱：“上命調查府誌藏本，貴處多達三百多部，實驚人耳目。”(50)到第11代藩主前田治修（1745-1810年），重整藩政，振興文教，創辦藩校明倫堂，也購買了一些清代方誌。加賀藩共購入多少方誌現在已難考知。山根幸夫以尊經閣所藏70部明代方誌加上明治初石川縣上繳文部省的80部推測，加賀藩購藏明代方誌150部(51)。如果我們把宋元誌書和清代誌書也統計在內，大約現存的原加賀藩購買的方誌約177部。現傳世的比實際購買的少，主要是“寶歷九年，金澤失火，兩棟書庫被燒毀，失去了很多圖書；再加上給幕府的進獻，以及婚嫁吉兇之時的贈送等原因，書庫的圖書數量在一百數十年間減少了許多，而且在明治廢藩之時又有部分書籍散失”(52)。
3.佐伯藩
在今大分縣佐伯市。“豐後佐伯藩毛利氏佐伯文庫在質量上是德川時代與水戶彰考館、加賀尊經閣文庫並駕齊驅，屈指可數的一個文庫。而且令人驚嘆的是，這一文庫所搜集的圖書都是在俸祿不過二萬石的毛利高標在位時完成的”(53)。毛利高標(1755-1801)開始購買漢籍的時間，大庭脩認為在1782年，即從寅十番船上購書(54)。如果大庭脩之說無誤，那麽他開始搜集方誌的時間也在此年，即從寅十番船上購買《江山縣誌》開始了他大量收購地方誌的生涯。他搜集方誌等漢籍的途徑主要是從長崎購買。當唐船入港時，“公常遣家臣到長崎，購買從中國持渡來的書，每年數百部，價值達到數千金，以致造成二萬石的藩財政非常拮據”(55)。國會圖書館藏立原東軒《見聞書目·毛利侯長崎調進書目》就記有：“《嘉禾誌》十二本……《江寧府誌》四十八本……《九域誌》十本……《秀水縣誌》十二本，……《新安誌》十本。”另外，他還派人到大阪書店去買書，與離長崎較近的松浦藩主松浦靜山結交，以便第一時間得到唐船入港的情報(56)。流入佐伯藩的方誌，據《紅粟齋藏書目》（公文書館藏）、《毛利家藏書目》（公文書館藏）、《毛利家書目》（學習院藏）、《佐伯書目》（公文書館藏）記載，約有142部。其中，總誌有《九域誌》等9部，通誌有《南畿誌》、嘉靖《浙江通誌》、《閩書》等32部，府誌有《姑蘇誌》、萬歷《福州府誌》、萬歷《衛輝府誌》等55部，州誌有嘉靖《和州誌》、康熙《通州誌》等6部，縣誌有萬歷《錢塘縣誌》、天啟《海鹽縣圖經》、康熙《沭陽縣誌》等40部。此外，還有不少專誌。
現學界都把佐伯藩藏書的功績歸結於毛利高標一人，似欠全面。貢獻最多無疑是毛利高標，但在他之前應有部分家傳，似會購買部分方誌。據史料記載，豐後佐伯自明後期以來就與中國有貿易往來。“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七日，又有五艘駛來。十五年，在佐伯之浦攏岸。其後永祿年間，又駛來數次。天正三年乙亥（1575年），停泊四杵之浦。此時載來……名人書畫、綾羅、錦繡……各種珍奇寶物”(57)。第6代藩主毛利高慶（1675-1743年），崇尚儒學，獎勵文武，喜好學問已成毛利家的傳統(58)。《商舶載來書目》、《舶載書目》記載1721年輸入萬歷《山西通誌》，這部誌書在日本只有佐伯文庫有藏本，就有可能是在高慶時購入的。
4.德山藩
在山口縣，是一個只有四萬石俸祿的小藩。方誌購入主要在第3代藩主毛利元次(1667-1719)時。毛利元次，字善長，號德山，對藏書有特別的嗜好。自稱：“先人性有好嗜之癖，一一不勝計。余亦有書癖，如過者不及，故欲忘卻，不克禁，他見者可謂書淫。”(59)其讀書處稱棲息堂。德山藩的購書宗旨是，不崇尚古版舊鈔，而重視實用之書。“其搜集範圍，涵蓋經史子集各部，幾乎網羅所有研究中國學術文化所必需的典籍，而尤重當時較罕見的地方誌、小說、戲曲之類”(60)。他所購買的方誌數量不太多，但品質非常高，多明本，主要有《大明一統誌》、《大明（一統）名勝誌》、《廣輿記》、《南畿誌》、《山東通誌》、《閩書》、《廣東通誌》、《嚴州府誌》、《八閩通誌》、《紹興府誌》、《嘉興府誌》、《真定府誌》、《松江府誌》、《吉安府誌》、《兗州府誌》、《羅山誌》、《金華府誌》、《湯溪縣誌》、《上元縣誌》、《汝州府誌》、《汝南誌》、《南陽郡誌》、《萊州府誌》、《閩都記》、《嚴州府誌》等(61)。
5.林家與學問所
林家是江戶時代具有特殊地位的家族，世襲幕府大學頭一職，主持幕府的文化事業，自然與地方誌的輸入有著密切的關系。將軍德川家康時，著名學者林羅山（1583-1657年）成為幕府經師，經常為德川家康父子、近侍講授經史，並受托管理家康的駿河文庫。1630年，林羅山在上野忍岡創辦書院，1686年，將軍德川家綱賜名“弘文院”，成為林家私塾。四年後遷湯島，改稱“昌平黌”，並被幕府授權成為傳授官學和祭孔的中心(62)。1797年，幕府將林家私塾升為最高官學府，易名“昌平阪學問所”。
江戶幕府重視修史編誌，諸多史學著作與編著物，如《貞觀政要註釋》、《寬永諸家系圖傳》、《本朝通鑒》、《禦書籍目錄》、《地誌物產部》以及地誌的編纂多是由林家主持下在學問所完成的(63)。可能因教學和學術研究的需要，以及林家每年可在長崎購買“六百目”(64)（即600匁）漢籍的特權，林家及學問所也成了唐船舶載方誌的買家之一。據（寬政改正）《學府書目》，在1789-1800年以前林家已購買《方輿勝覽》、《大明一統誌》、《大明一統名勝誌》、《山東通誌》、《八閩通誌》、《閩書》、《粵大記》、《江西省大誌》、《福州府誌》、《金陵世紀》等方誌。另，公文書館藏有抄本《林家書目》10冊，反映1820年前林家購買方誌的情況，較前增加了《廣輿記》、《續河南通誌》、《龍沙紀略》、《衛藏圖識》、《蘇州府誌》、《浦江縣誌》、《建德縣誌》、《淳安縣誌》、《分水縣誌》、《於潛縣誌》等18部誌書。1821年後至幕末，又新增《大明一統誌》、《南畿誌》、《廣東通誌》、《浙江通誌》、《應天府誌》、《江都誌》、《上海縣誌》等23部方誌(65)。
總之，在明末清朝的相當長時間裏，日本出於學習中國文化和地方管理、搜集經濟作物與藥材國產化的經濟情報、效法編纂地誌以及註經研史的學術需要，形成了需求地方誌的廣闊市場。在這一市場網絡中，由於江戶幕府的“鎖國”政策，日本人不得出海，中荷商人只能到長崎一港（1603年—1636年還可到平戶），中國商人承擔了供方的角色，負責把地方誌運到長崎，而在方誌日本國內的檢查、投標競價、銷售則全由日本人參與，中日方誌貿易的供銷關系在時間上具有持續性，在人員構成上具有單一國籍性。地方誌東傳後，大多得到了日本需求者的妥善收藏，並持久流傳。方誌所承載的文化與知識，如地方治理的經驗、經濟作物種植方法、方誌編纂知識，等等，也隨之傳播日本，對日本社會產生了不小影響。此時的方誌輸出史，其實就是一部漢文化圈發展深化史。
［後記］：本文在寫作中曾得到業師鄒逸麟教授的悉心指導，謹此致以謝意。
［收稿日期］2007-08-27
註釋：
①文中“方誌”主要指總誌、通誌、府州誌、縣誌等。總誌是否屬於地方誌有分歧，此依據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1962年）例把總誌歸入方誌類型中。
②［明］鄭舜功：《日本一鑒》卷4，1939年影印本。
③金澤文庫本《太平寰宇記》現存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有提要。清光緒間楊守敬在日時，影刻以收於《古逸叢書》中。
④日比野丈夫可能是最早作專門探討的學者，所著《德川幕府にょゐ中國地方誌の蒐集》（巖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巖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主要論述了江戸幕府德川吉宗收集地方誌的原因，認為到1817年幕府的方誌收集基本結束。大庭脩的《江戶時代にぉけゐ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1984年。1998年由戚印平等翻譯，更名為《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由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除系統論述江戶時代中日書籍交流歷史外，還專設“地方誌的收集”一項，集中論述了德川吉宗收集方誌的緣起，並且開列輸入的誌書名目。［日］山根幸夫的《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誌につぃて》（《明清史籍の研究》，研文出版，1989年）則從回憶其1947年利用地方誌撰寫畢業論文著手，從尊經閣文庫、上野圖書館藏明代方誌追溯江戶時代輸入的明代方誌數量。國內學者對此基本沒有研究。
⑤日本江戶時代習慣稱清朝赴日商船為唐船、清朝商人為唐商、漢籍為唐本。有關江戶時代日本的漢籍輸入總況，可閱讀［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
⑥《唐蠻貨物帳》，（東京）內閣文庫，1970年影印本。
⑦［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8頁。
⑧江戶幕府創始人德川家康分封其子義直、賴宜、賴房建立尾張、紀伊、水戶三親藩之統稱。
⑨蓬左文庫：《蓬左文庫要覽》，1935年，第12頁。
⑩蓬左文庫監修：《尾張德川家藏書目録》，（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年，第43-48頁。
(11)《學府書目》（寬政改正），抄本，日本公文書館藏。
(12)［日］近藤正齋：《好書故事》卷74，（東京）第一書房，1976年。
(13)《舶載書目》卷22，卷23，（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年。
(14)《唐船進港回棹録·島原本唐人風說書·割符留帳——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4年，第82頁。
(15)鄭學稼：《日本史》（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第231頁。
(16)《有德院殿禦實紀附録》卷10，（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
(17)王勇、大庭脩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0頁。
(18)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3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第128-129頁。
(19)《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紀》第4冊，第25、57、149-151頁。
(20)康熙《鎮江府誌》，張九征《序》。
(21)朱維錚校註，《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441頁。
(22)巴兆祥：《方誌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第121頁。
(23)［日］木宮泰彥著，胡錫華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42-643頁。
(24)《鬆雲公林家往復書簡》。該《書簡》，尊經閣《加越能文庫解說目錄》有著錄。筆者在尊經閣查閱資料時曾提出閱覽要求，因此系前田家家傳文書，特別珍貴，現已不對外開放，很遺憾，未能目睹前田綱紀的真跡。此轉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54頁。
(25)［日］日比野丈夫：《德川幕府にょゐ中國地方誌の蒐集》，巖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巖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第538頁。
(26)［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05頁。
(27)［日］大田南畝：《瓊浦又綴》卷上，（東京）巖波書店，1986年。
(28)乾隆《獨山州誌》，劉岱《序》，轉引自龍尚學：《貴州地方誌序跋凡例選錄》（貴州地方誌辦公室），1984年，第60頁。
(29)劉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誌提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8頁。
(30)嘉慶《東臺縣誌》，唐仲冕《序》。
(31)巴兆祥：《論大清一統誌的編修對清代地方誌的影響》，《寧夏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第70頁。
(32)黃葦等：《方誌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17頁。
(33)［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54-55頁。
(34)《聖堂文書·卯五番船特別交易》及特別交易制度，轉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14-318頁。
(35)《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第155頁。
(36)大庭脩統計約561種（部），見［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7頁。
(37)《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4冊，第289頁。
(38)《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4冊，第375頁。
(39)《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5冊，第179頁。
(40)《舶載書目》卷40。
(41)［日］大田南畝：《一話一言》卷40，（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
(42)據［日］渥美忠篤等《元治增補禦書籍目録》（ゆまに書房，1985年影印本）統計。
(43)轉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12頁。
(44)［日］濱田義一郎：《大田南畝集》第8卷，（東京）巖波書店，1986年，第457-458頁。匁、目、分、厘等為江戶時代貨幣單位。匁與目同，為銀一兩的六十分之一。分為一匁的十分之一。厘為一分的十分之一。步系比率、利率單位。
(45)藩主人名事典編纂委員會：《三百藩主人事典》第3冊，（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年，第120頁
(46)［日］淺野梅堂：《寒檠瑣綴》（殘書）卷1，抄本，東洋文庫藏。
(47)［日］藤岡作太郎：《松雲公小傳》，高木亥三郎，1910年，第3頁。
(48)［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6頁。
(49)［日］藤岡作太郎：《松雲公小傳》，高核三郎，1910年，第3頁。
(50)《松雲公林家往復書簡》，轉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55頁。
(51)［日］山根幸夫：《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誌につぃて》，山根幸夫：《明清史籍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9年，第70-87頁。
(52)［日］小野則秋：《日本文庫史》，（東京）教育圖書株式會社，1942年，第164頁。
(53)《日本文庫史》，第165頁。
(54)《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第155頁。
(55)［日］佐藤藏太郎：《佐伯誌》，（佐伯町）豊國史談會，1914年，第174頁。
(56)［日］梅木幸吉：《佐伯文庫の研究》，（佐伯市）佐伯印刷株式會社，1979年，第145-146頁。
(57)《豐薩軍記·一宗麟政務並唐船渡海之事》，轉引自《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6頁。
(58)《三百藩主人事典》第4冊，第371頁。
(59)［日］毛利元次：《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元次《自序》，德山市立図書館，1965年。
(60)［日］上村幸次：《解說》，［日］毛利元次：《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德山市立図書館，1965年，第54頁。
(61)《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山田実成：《德山毛利棲息堂蔵書目録》，（東京）吉川半七，1896年。
(62)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6頁。
(63)［日］福井保：《江戸幕府編纂物·解說編》，（東京）雄松堂，1983年，第12-14頁。
(64)［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79頁。
(65)昌平阪學問所：《昌平學舍書籍目録》，抄本，尊經閣文庫藏。^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