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8年06期
【原文出處】《學術月刊》(滬)2008年3期第131～142頁

【作者簡介】張先清，歷史學博士，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廈門 361005)

【內容提要】 關於鄭成功家族的歷史活動一直是中外學術界關註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數代學者長時期辛苦工作下，目前有關鄭氏家族的中文資料已得到比較系統的整理與研究。相比之下，除了部分荷蘭文檔案外，數量龐大的相關西文資料卻一直未獲有效開發利用。在17世紀三位天主教傳教士利勝、閔明我與帕拉福克斯所撰寫的西班牙文書稿中，就包含有豐富的鄭成功家族史料。這些傳教士基本上是同時代鄭氏家族興衰的見證人，利勝甚至還與鄭成功及其家族重要成員有過直接的接觸，對鄭氏家族的內外活動有著細致的觀察與描繪。註重解讀這些歐洲天主教文獻的相關記載，並將其與現存中文文獻相互貫通，必將有助於深化鄭氏家族史事的研究。
The historical activities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fter a long-term hard work, Chinese Sources concerning Zheng family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researched more systematically in presently. On the contrary, apart from some Dutch archives, a huge number of relevant sources written in different European langugae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tapped and utilized. There are plentiful research source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among the books and manuscripts written in Spanish by three Catholic priests in 17th Century: Victorio Riccio, 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se priests were basically a witness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Zheng's family, Victorio Riccio even had direct contacted with Zheng Chenggong and some key members of his family, therefore he could offer a meticulous observation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Zheng family. Pay attention to interpret these European Catholic literature and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existing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history of Zheng family.
【關 鍵 詞】17世紀/天主教文獻/鄭成功家族17th Century/Catholic literature/Zheng Chenggong family

［中圖分類號］K248/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8)03-0131-12
作為明清之際縱橫東南亞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鄭成功家族勢力的興衰引起17世紀向外擴張的歐洲社會較廣泛關註。在與鄭氏家族勢力交往的過程中，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海上國家留下了許多關於其家族事跡的記載。毫無疑問，這些由同時代歐洲人所撰寫的西文記錄，在研究鄭成功及其家族活動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可惜的是，這部分西方文獻並沒有像中文文獻那樣得到國內學者比較深入的開發利用。除了一部分荷蘭文檔案得到翻譯整理外，對於數量眾多的西班牙、葡萄牙語種資料，幾乎少有人觸及。本文以17世紀三位天主教傳教士所撰寫的西班牙文書稿為考察對象，探討內中有關鄭成功及其家族事跡的記載，並結合相關中西文獻史料，對其在研究17世紀鄭氏政權興衰方面的史料價值進行初步分析。
一、利勝與鄭成功家族故事
多明我會士利勝(Victorio Riccio, 1621-1685)①是17世紀下半葉卷入華南詭譎多變政局中的一位傳奇人物。1621年1月，利勝出生於意大利佛羅倫薩著名的利氏家族中。1631年1月入多明我會。從羅馬聖多默學院畢業後，他成為一位哲學教授。②在多明我會士黎玉範(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感召下，他加入赴東方傳教隊伍，於1648年6月底抵達菲律賓馬尼拉，成為西班牙多明我會聖玫瑰省的一員。利勝先是被安排到當時馬尼拉閩南華商聚居的巴利安(Parián)區傳教，並由此學會了閩南語和不少漢字。1655年7月，他受馬尼拉多明我會派遣由馬尼拉渡海入閩，並受命留在閩南地區，一方面負責向閩南人傳教，另一方面承擔聯系馬尼拉和福建多明我會傳教區之間人員、書信、補給往來的中轉任務。③從1655年到1663年，利勝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鄭氏家族掌控的閩南地區傳教。1663年底，鄭軍丟失廈、金根據地，撤離到臺灣島後，利勝跟隨已降清的原鄭氏家族重要將領鄭鳴駿到泉州地方傳教，此後又輾轉前往福州。由於正值楊光先掀起反教案，清廷下令各地官府抓捕西方傳教士，利勝在福州未能久居。1666年1月，利勝搭乘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離開福州，前往臺灣雞籠（基隆）。在短暫停留雞籠期間，他曾經受荷蘭人委派，與臺灣鄭氏政權談判。1666年3月，利勝乘坐荷蘭商船由雞籠抵達馬尼拉，以希望能夠說服西班牙殖民當局恢復與荷蘭人自1648年起中斷的貿易，但卻因此遭到流放。④不久他得以獲釋並返回馬尼拉，並被委派到距離馬尼拉約一公裏的聖若翰住院服務，同時也借以調養身體。就在這段時間裏(1666-1667)，利勝接受馬尼拉多明我會的委托，開始編撰一部反映多明我會入華傳教歷史的書稿。利勝曾經試圖返回中國傳教，但因清廷自康熙八年（1669年）起已頒布諭旨禁止傳教而未能如願。此後，利勝一直留在菲律賓群島傳教，直到1685年2月17日死於馬尼拉華人社區。⑤
利勝可以說是17世紀與鄭成功家族關系最為密切的一位天主教傳教士。因長住閩南，他得以與鄭氏家族交接往來，並由此見證了此期間鄭氏家族的一系列重大軍事外交活動。因此，當1666-1667年間利勝受命撰寫《多明我會在中華帝國之業績》⑥這一部重要書稿時，就在書中記載了關於鄭成功及其家族活動的大量珍貴資料。其中最有特色的包括如下幾個部分：
其一，關於鄭成功父親鄭芝龍的生平事跡。鄭芝龍是鄭氏家族崛起的關鍵人物。但可惜的是，目前所見有關鄭芝龍早期經歷的中文史料基本上是吉光片羽，由此使得鄭芝龍的早年生涯變得撲朔迷離。⑦而利勝在書稿中就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記載鄭芝龍的早期活動，如內中提到：“（尼古拉斯·一官）出生於安海港前的一個小漁村石井(Chiochy)，由於極端貧困，他決定出外碰碰運氣。他先是到了澳門，在那裏以‘尼古拉斯’為名受洗，隨後前往馬尼拉。在這兩處地方他都從事低下的工作。後來他來到日本，投靠在那裏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叔叔。叔叔看他機敏能幹，就放手讓他管理全部的生意，而且還給他娶了一位異教的日本女子。他和她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及聲名最顯的就是國姓，後文我們會談到他的事跡。”⑧這段引文值得註意的是不僅明確提到鄭芝龍的家鄉是安海石井，而且談到鄭芝龍在往日本依附李旦前，曾經在澳門、馬尼拉謀生。我們知道，關於鄭芝龍赴日前的行蹤，一直比較模糊，尤其他究竟是否到過馬尼拉，還存在疑問。因為此前所見提到鄭芝龍曾經居住馬尼拉的史料，基本上出自18、19世紀的出版物，如傳教士康若翰(Juan de Concepcion)所著《菲律賓群島通史》、傳教士馬地內斯(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所著《菲律賓史》等，⑨前後相隔一二世紀，難以為憑。而利勝此書撰寫於1667年，基本上屬於與鄭氏父子同時代的記敘，可說是目前所見最早反映鄭芝龍曾到馬尼拉的史料之一，無疑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在接下來的部分，利勝對鄭芝龍亦商亦寇、實力坐大、受撫明廷、遠販東西洋、權傾閩省、投降清軍、為“韃靼人”裹脅到京城羈押，終被殺死等一系列事跡都有簡述。⑩
其二，1656-1660年間的清鄭沖突。從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起，清軍與以廈、金為基地的鄭氏軍隊在華南地區展開頻繁交戰。現存有關此時期清鄭沖突情況的中文史料盡管比較豐富(11)，但往往失之籠統，特別是鮮有具體細節方面的描繪。而利勝則因耳聞目睹得以在其書稿中為我們提供了發生於這段時間內幾次大規模清鄭沖突的詳細情況。如1656-1659年間，鄭成功發起聲勢浩大的北伐。其時利勝正在廈門，對於此次鄭成功北伐的前後經過，他就花費了不少筆墨專門加以描述。為準備大規模的北伐，1656年鄭氏軍隊從閩南出發，襲擊了福建東北沿海許多地區。利勝記載了當年冬季一支龐大鄭氏船隊進入閩東福安縣的情況：
1656年基督降臨節的第四個主日，大大小小超過3000艘的國姓的舢板從海口溯福安河而上。當他們剛一著陸，這些海寇們立即開始蠻橫地洗劫該地。他們搶奪一切東西，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殺戮。他們強奸婦女，抓捕壯丁。最後，他們放火燒毀了許多村鎮。遠遠就能望見陸地上令人可怖的濃煙。(12)
此次鄭氏軍隊滯留閩東長達十個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盡管通過這類“取糧”活動，鄭軍獲得了必要的補給，但也給當地民眾造成了極大的損害。此處利勝所提到鄭軍劫掠閩東沿海地區的情況，恰好可以與同時期當地民間文獻的相關記載相印證。(13)1658年夏，鄭成功正式興師北征；是年八月間，軍抵羊山，遇颶風而遭受重創。這次羊山風暴事件，是鄭成功北伐過程中經歷的一次大挫折，中文史料如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等都有記述。(14)利勝則指出，在這次風暴襲擊中，鄭成功共損失了600艘舢板。此外，在一艘大船上的五個兒子以及許多女人全都被風浪吞沒。鄭本人則因在半小時前離開這艘船而幸運地逃過一劫。(15)盡管遭遇不測，但卻未能動搖鄭成功北征決心。1659年，鄭成功再度率軍沿長江進發，直抵南京城下。此次南京戰役最後以鄭成功潰敗而告終，不少中文史料俱有記載。(16)而利勝在描寫南京之潰時則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國姓的軍隊攻進（南京）第一道城墻已有十五天。臨近九月的一個早晨，太陽還未升起，他們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無以計數的韃靼騎兵的包圍之中。此時，城裏的清軍也沖出來，國姓的軍隊潰敗了。只有他和一些人從狂烈的洪流中逃生而出。……其余的人都死了，他們被殘忍的韃靼人砍成碎片。……一些人攻擊了國姓在江中的艦隊，幾乎燒毀了整個艦隊。激流、潮水和北風推動著燃燒的船只，只有一些船只因為停泊外海得以幸免。國姓劃了一只小船靠近大舟。在短短的時間裏，他長期苦心經營，花費無數代價建立的軍隊毀滅了：士兵，水手，馬匹，武器，供給，人員以及幾乎所有他的船只。帶著羞恥及頭部重創，他悲慘地只身返回了廈門。(17)
應該指出的是，由於利勝並未隨軍出征，他的上述描述可能是間接聽聞自參戰的鄭軍將士，因此帶有幾分傳奇色彩。而接下來的清軍進攻廈門之役則因是利勝親身經歷而提供了不少翔實的記錄。據利勝記載，鄭成功攻打南京的軍事行動極大地刺激了清政權，決意派遣大軍徹底擊敗鄭氏這個對手。(18)1660年春，清軍在達素的率領下向閩南逼進並於是年6月17日向廈門發起了大規模的攻擊，而鄭成功也整軍迎戰，雙方在廈門海域爆發了“東方海面上有史以來最激烈及最可怕的一次戰鬥”。(19)按照利勝的記述，參戰的船只共有1200艘，其中“韃靼人”有800艘，而“國姓”則有400艘。戰爭從黎明開始，持續到午夜二時。一開始鄭軍失利，不少軍士向清軍投降，一些戰船也被清人焚毀。但是中午時分，風向變得對鄭軍有利，他們抓住時機迅捷猛烈地攻擊清軍的艦只，殘忍地大加殺戮。被殺死的清軍不計其數。許多清軍船只被鄭軍炸沈，一些船只則被俘獲牽引到岸上。利勝特別指出，鄭軍制勝的一個原因是其火炮優於清軍。(20)這次大海戰以清軍慘敗而告終，在利勝筆下其場面令人觸目驚心：
這場戰爭將海水染得血紅，死屍和垂死者遍布洋面。剛剛看見一艘船沈沒，另一艘又著火了，敵人屠殺了該船上的所有人。旁邊的一艘船上的戰士，盡管執著重武器，不顧一切地跳入水中以避免落入敵人之手。檣倒桅斷，船只四分五裂。箭如急雨，炮矢俱下。陣陣火藥雷鳴般爆炸。戰士狂叫，垂死者哀嚎。號角聲，戰鼓聲，鑼聲混亂一片，夾雜著火炮齊鳴聲。這真是一幅人間地獄圖畫，充滿著令人作嘔的氣味，人們絕望的尖叫以及茫然不知所措和恐懼萬分的混亂。(21)
利勝還記載了同時發生在陸地上的一次交戰。清軍推測鄭軍主力都集中在海上，陸上必定空虛。他們通過與一位率5000步兵扼守入島要道的鄭軍將領密謀，試圖攻進廈門島。(22)由於鄭軍士兵大部是本地人，他們看到自己的家人財產面臨危險，因此拒絕聽從該叛變將領的指揮，仍然頑強抵抗，盡管遭受極大損失，但打敗了清軍，阻止了清軍從陸上偷襲廈門的企圖。(23)此處利勝提到的鄭軍叛將應是時任高崎守將右虎衛鎮陳鵬，他在戰前私通清同安總兵施瑯，“謀為內應”，後被鄭成功以“通虜遏師”罪誅殺。(24)
其三，1661-1662年清廷遷界與鄭成功收復臺灣。為了徹底摧毀鄭軍，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厲行遷界政策，下令江、浙、閩、廣數省濱海居民盡遷內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25)。遷界給東南沿海地區居民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離海三十裏村莊田宅悉皆焚棄”(26)。特別是閩南地方“火焚二個月，慘不可言，興、泉、漳三府尤甚”(27)。清廷遷界時，利勝往返金門、廈門兩地，照顧遭劫教徒，得以親眼目睹了此項野蠻政策帶來的巨大破壞性，並將其見聞寫入書中。依照利勝的記載，清軍燒毀了東南沿海界外的一切，沖天的大火持續了數周，廈門城甚至三天都不見太陽。(28)為了重建抗清基地，鄭成功決定收復臺灣。利勝在鄭成功進發臺灣的時候沒有隨軍出征，留在金門，但他親眼目睹了龐大的鄭氏艦隊出發的壯觀景象。1661年4月，由500艘舢板、40000人組成的鄭氏艦隊離開金門，向臺灣島進發。1662年2月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值得註意的是，利勝在書中特別提到鄭軍將士親口告訴他，大約9000鄭軍和632名荷蘭人死於整個戰役中。(29)這點似不見於其他中西文獻史料，應當引起重視。
其四，1662-1663年鄭氏政權與馬尼拉的聯系。利勝書中還記載了他充當鄭成功的使節，出使馬尼拉的經過。鄭成功占有臺灣島後，即把目光轉向菲律賓群島。他計劃派遣使節攜帶文書前往馬尼拉宣諭西班牙殖民者盡早納貢。也許考慮到利勝是來自馬尼拉的神父，鄭成功決定挑選他作為使節。1662年4月，鄭成功派人召諭留在廈門的利勝前來臺灣，交給他一封文書，命令他作為使節前往馬尼拉，並告誡他如果沒有完成使命就別指望返回臺灣。利勝別無選擇，只得在4月底乘上鄭成功為他準備的船只前往馬尼拉。經過十七天的航行後，5月10日，利勝乘坐的船只抵達馬尼拉灣。他換乘一只小舟從河道進入馬尼拉城。當他到達聖多明修院時，受到了多明我會會士的歡迎。隨後，利勝在省會長的陪同下拜會了西班牙殖民總督馬利克·德·拉臘(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與他協商如何處理鄭成功的宣諭以避免在當地居民中造成混亂。雙方決定不公開鄭成功宣諭中武力威脅的內容，而只談貿易問題。隨後馬尼拉當局舉行了正式的歡迎儀式，利勝穿著鄭氏官服，帶著隨從與西班牙總督會見。(30)盡管利勝和總督極力避免泄露利勝來使的真正目的，但消息還是外露了。在馬尼拉激起了騷亂，一部分西人揚言要殺死巴利安區的華人。在此情況下，當地華人決定在5月25日發起反抗。他們殺死了一些土著人和兩位當時在巴利安的西班牙人，向馬尼拉城發動進攻，但是被裝備精良的西班牙軍隊擊敗，一部分人被殺死，一部分人逃往山林，還有一部分人則退守巴利安地區。利勝在獲得馬尼拉殖民總督的授權後，與另一位多明我會士馬若瑟(Jose Madrid)一起進入巴利安華人社區，試圖調節華人與西班牙人之間的這場沖突。盡管西班牙人極力鼓動總督下令攻打華人，但在利勝的說服下，西班牙殖民總督最終同意讓成千上萬的華人搭船離開馬尼拉回國。(31)在上述馬尼拉事變發生時，有一些停泊在馬尼拉灣的華人船只乘亂逃回了臺灣。一位閩南船長向鄭成功哭訴了發生在馬尼拉屠殺華人情況。鄭成功大怒之下，馬上下令整軍討伐，但卻因突患重病逝世而未果。(32)由於馬尼拉西班牙殖民當局決定拒絕鄭成功的納貢要求，如何回復鄭成功成為一個問題。盡管此前鄭成功已經警告利勝未完成使命不得返回臺灣，但他仍然自告奮勇承擔轉遞回復的使命。於是，馬尼拉西班牙殖民總督任命他為使節，交給他一封答信。利勝乘上一艘中國舢板船前往臺灣，途中船只幾遭風險。由於遭遇臺風，船只無法在臺灣安平港靠岸，船上華人決定直接駛往中國大陸，終於在1662年8月31日這一天抵達廈門港。(33)利勝因鄭泰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屠殺華人事件上遷怒於他而幾乎被下令處死，但關鍵時刻他獲得了一位名叫孫伯多祿的天主教徒的幫助，將馬尼拉屠殺原委以及自己居中苦心調停的經過告訴了鄭泰及其他鄭氏官員，如此才被釋放。(34)此後利勝為恢復鄭氏政權與馬尼拉之間的和平而奔走呼籲。他多次和鄭泰以及其他鄭氏首腦人物協商。但是鄭泰等人對於西班牙殖民當局在馬尼拉和其他島嶼屠殺閩南華商的行徑難以釋懷，而且他們認為既然鄭成功已經有令討伐，那麽在他死後，更應該繼承其遺誌向馬尼拉進軍。(35)利勝極力為馬尼拉當局辯護，指出鄭氏政權進攻馬尼拉，其結果對雙方都有害無利。特別是鄭氏政權此時正處在清軍和荷蘭人的圍攻態勢之下，如果再與西班牙人翻臉，這樣會導致四面楚歌的境地。明智的做法是繼續與馬尼拉當局保持和平，在商貿交往中獲得雙贏。(36)也許是被利勝所指出的利害關系打動，包括鄭經、鄭泰在內的鄭氏政權首腦們幾經商議之後，決定委任利勝作為全權使節前往馬尼拉解決雙方之間的爭端。這樣，1663年4月4日，利勝再次身著官服，率領一支鄭氏政權壯觀的外交使團離開廈門，於當月19日抵達馬尼拉，受到了西班牙殖民當局的盛大歡迎。5月6日馬尼拉殖民當局決定歸還所有被沒收的華人武器和錢財，重新歡迎華人商船前來貿易。雙方正式簽訂和平協議。上述鄭成功宣諭馬尼拉的行為顯示了鄭氏家族在占據臺灣島後對自身戰略方針進行了一定的調整，是研究鄭氏家族的海外政策方面必須加以關註的地方。然而，囿於史料，迄今為止，關於鄭氏家族試圖征服菲律賓群島的這一段插曲尚未得到比較深入的研究。(37)而利勝此處以親歷者的身份記述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無疑為我們研究這一段史事提供了最為豐富的第一手史料。
其五，1663年鄭氏家族內訌與清荷聯軍攻陷廈門。鄭成功死後，鄭氏家族內部生亂，清軍乘機聯合荷蘭東印度公司攻占廈、金兩地，促使鄭經撤守臺灣。利勝書稿中也以親身經歷詳述了這段見聞。1663年7月，利勝帶著與馬尼拉西班牙殖民當局協商結果返航。當他於7月27日抵達廈門時卻發現該島處於一片混亂當中。起因是鄭氏集團內部發生了一次大內訌。鄭經在一次宴會過程中逮捕了鄭泰，指控他企圖謀殺自己，並且與清軍合謀獻出廈門。(38)次日鄭泰在牢中懸梁自盡。隨著鄭泰身亡，其家屬、部下在鄭泰兄弟鄭鳴駿的帶領下，渡海至泉州，投降了清軍。(39)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因臺灣為鄭軍攻占，思圖報復，派遣艦隊前來協助清軍。(40)於是，清荷聯軍，加上投降的鄭泰部屬，三方聯手在1663年11月間向盤踞在廈門和金門的鄭經大舉進攻。據利勝記載，投入戰鬥的雙方艦只近千艘：屬於清軍的有400艘，已投降清軍的鄭泰部屬有百余艘，荷蘭人有15艘。至於鄭經也有400艘。11月19日至20日，雙方在廈門海域展開兩晝夜的激戰，死傷無數，最後鄭經失利，撤退到了臺灣島。清荷聯軍進占廈門後，對該城大肆燒殺搶掠，利勝親眼目睹了繁華的廈門城短時間內化為灰燼的悲慘狀況。(41)
除了以上內容外，有意思的是，利勝在其書中也依據自身的觀察描繪了鄭成功、鄭經的性格特征及其對待天主教的不同態度。在利勝筆下，鄭成功“身材勻稱，皮膚白於純種中國人，表情嚴肅，說話如同獅吼”。性格“果敢、堅毅，但也報復欲強，殘忍”。他甚至誇張地提到在鄭成功掌權的十五年間，先後下令懲罰了超過五十萬人。其中很多人只是因為微小的過錯就遭受大罰。同時，鄭成功還是一位精通各種武器的傑出武士，在戰鬥中總是身先士卒。(42)至於鄭經，利勝則將其描寫成一位荒淫享樂、能力低下的人。(43)在對待天主教問題上，父子倆也呈現出不同的一面。鄭成功對待天主教比較寬容，他允許利勝等傳教士在廈門等地公開傳教，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地舉行宗教慶典。對於地方上騷擾教堂、攻擊教士的行為，有時也加以幹涉。(44)相反，鄭經則一度十分反感天主教，他曾經放任隨從攻擊利勝在廈門新修的一所教堂，企圖搶奪過來改造成供自己尋歡作樂的處所。(45)這些都是不見於其他書籍檔冊的珍貴記載。總之，利勝以一位長期在鄭氏家族控制的閩南地區活動的西方人的親身經歷，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研究鄭氏家族活動的極其有價值的文獻史料。
二、閔明我與鄭成功家族故事
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8-1686)也是17世紀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入華多明我會傳教士。1618年，閔明我出生於西班牙的卡斯特羅格尼茲(Castrogeriz)；1634年，進入貝納菲爾(Penafiel)多明我會小修院，其後又進入瓦亞多利德(Valladolid)的聖保祿多明我會修院學習，畢業後即擔任了該修院附屬著名的聖格列高利學校講師。(46)1645年，閔明我遇見返回西班牙招募會士去中國傳教的黎玉範，受其影響，他立即報名加入了黎玉範組織的東方傳教團。1646年，在黎玉範的帶領下，他與另外二十余位多明我會士乘船抵達墨西哥。1648年6月，閔明我、利勝等一行人跟隨黎玉範來到菲律賓馬尼拉。他受命向當地土著人傳教。1650年5月，閔明我被任命為聖多瑪斯大學講師。1654年，他又被任命為薩馬爾(Samal)聖卡特琳教堂的本堂神父，由於神學造詣出眾，他同時還兼任聖多瑪斯大學的神學教授一職。在這段時間裏，閔明我目睹了第一位中國天主教神父羅文藻的晉鐸場景。在馬尼拉傳教期間，閔明我染上疾病，醫生建議他返回歐洲休養。1657年，他離開馬尼拉，取道印度返回西班牙。1658年，當閔明我停留望加錫(Macassar)的時候，恰遇一艘駛往澳門的葡船。船上乘客包括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及一批新入華傳教的傳教士。閔明我決定跟隨他們前往中國，加入在福建的多明我會傳教團體。1658年7月，閔明我抵達澳門。不久，閔明我尋機進入福建福安縣傳教。(47)此後數年，他大部分時間都留在華南地區傳教，直到1664年清廷禁教，驅逐傳教士，他與其他二十余位傳教士在1666年3月被驅往廣州羈押。閔明我在廣州度過了四年時光，他利用這段時間系統地研究中國宗教文化，同時與被關押在一起的耶穌會士們辯論中國禮儀問題。(48)由於與耶穌會士存在嚴重分歧，閔明我尋機逃至澳門，並決定由此前往馬尼拉或羅馬，向教會上層陳述多明我會關於中國禮儀的看法。1670年1月，閔明我乘上一艘駛往印度的葡船。途中歷經種種波折，終於在1673年1月輾轉抵達羅馬。在羅馬，閔明我向教宗克萊孟十世(Clement X)及傳信部匯報了中國傳教區的情況及與耶穌會在中國禮儀問題上存在的分歧。他還婉拒教廷有意任命其為首位中國主教的建議，極力推薦羅文藻擔任此職。盡管閔明我一直希望能夠返回中國傳教區，但多明我會卻命令他返回馬德裏，擔任聖玫瑰省司庫一職，負責為亞洲傳教會招募人手。閔明我同時還受命編輯利勝所著《多明我會在中華帝國之業績》一書。1674年6月，閔明我返抵馬德裏。但他並沒有按照修會的要求編輯利勝上述書稿，而是動手編寫自己關於中國的兩本重要書籍，即《中華帝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論集》(49)與《中華帝國教會的古今爭論》(50)。1677年，閔明我被任命為西班牙的一處海外殖民地、位於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奧拉(Hispaniola)島的聖多明我大主教，此後他一直住在這裏，直到1686年2月死於該島。(51)
閔明我無疑是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較大影響的人物，這突出表現在他參與中國禮儀之爭並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角色。尤其是1676年他所著《中華帝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論集》一書在馬德裏首次問世後，很快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出版，引起歐洲知識界關於中國禮儀問題的廣泛爭論，進一步激化了禮儀問題。(52)因為本文的主題並非討論閔明我與禮儀之爭的關系，故此處不贅。值得註意的是，在閔明我的《中華帝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論集》一書第六部分第三十章中，他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記載鄭成功及其家族事跡。(53)其主要內容有很大部分與前述利勝的記載雷同，如鄭芝龍的生平，鄭成功抗清及收復臺灣，鄭成功宣諭馬尼拉的經過等。(54)此外，與利勝一樣，閔明我也記述了鄭成功性格中勇敢而又殘忍好殺復雜性的一面。(55)很顯然，閔明我書中關於鄭成功家族事跡的資料主要來源於利勝，這一點，從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利勝神父致信我們”也可以得到驗證。(56)但是，閔明我並非簡單摘錄利勝的資料，而是在自己的書中也補充了一些利勝書稿中沒有記載的內容。
首先，利勝書中並沒有收錄1662年4月鄭成功致菲律賓總督馬利克·德·拉臘的函件內容，而閔明我則記錄了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馬利克·德·拉臘1662年7月10日致鄭成功的回信全文。第一封信件內容如下：
承天命而立之君，萬邦鹹宜朝貢，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惡荷夷不知天則，竟敢虐我百姓，劫奪商船，形同盜賊，本當早敕水師討伐，然仰體天朝柔遠之仁，故屢寄諭示，以期彼悔罪退過。而彼等愚頑成性，執迷不悟，邀予震怒，遂於辛醜年四月率水師親討，兵抵臺灣，捕殺不計其數。荷夷奔逃無路，脫衣乞降，頃刻之間，城池庫藏盡歸我有。倘彼等早知負罪屈服，豈有如此之禍哉？爾小國與荷夷無別，淩追我商船，開爭亂之基。予今平定臺灣，擁精兵數十萬，戰艦數千艘，原擬率師親伐，況自臺至爾國，水路近捷，朝發夕至。惟念爾等邇來稍有悔意，遣使前來乞商貿易條款，是則較之荷夷已不可等視，決意姑赦爾等之罪，暫留師臺灣，先遣神甫奉至宣諭。倘爾及早醒悟，每年俯首來朝納貢，則交由神甫復命。予當示恩於爾，赦爾舊罰，保爾王位威嚴，並命我商民至爾邦貿易。爾仍一味狡詐，則我艦立至，凡爾城池庫藏與金寶立焚無遺，彼時悔莫及矣！荷夷可為前車之鑒，而此時神甫亦無庸返臺，福禍利害，惟擇其一，幸望慎思速決，毋遲延而後悔。此諭。永歷十六年三月七日。(57)
第二封信內容是：
致中國沿岸及海上之王國姓閣下：西班牙人惟服從其國王，僅崇拜天地造物之主，萬物之原，無始無終全能上帝，並生於其聖教，也將死守以終，此事世人無所不知也。西班牙人之交易正經恒久不變，亦可贊譽者也。近數年來，中國人攜價值數千金之商品前來，換去寶貴財富而成富，對彼等所示之友情，吾人亦曾給與厚誼與援助。自中國戰亂以來，閣下既以友情相示，吾人亦續守信義，保護閣下船只，並充分提供糧食及其他必需之物品。韃靼人曾要求驅逐來自閣下領土之中國移民，吾人亦予以拒絕。對閣下戰爭勝敗有關之物質或友誼亦均供與以示厚誼。閣下對此曾表謝意，並誓續不朽如巖石之友誼。閣下曾遣使者前來，吾人亦厚禮相迎，厚禮送之以歸。然今閣下背你原應守之約，而要求吾人納貢，此乃因閣下認識不足，未曾想及曾所受至上之福以及如此將引來何等禍害所致。閣下欲征服吾諸島，實為不可能之事。……今以你之使臣利勝神甫為我使者，攜此復函，旨在邀信釋疑也，殊盼善迎之，以遵君王間使臣之特權。你我彼此有鄰邦之誼，敬祈上帝賜閣下智慧俾悟真理。1662年7月10日，馬尼拉。(58)盡管這兩封信函的全文在其他西方文獻中也屢有轉引，但大多出自18、19世紀書籍。(59)而閔明我此書出版於1676年，距離上述書信撰寫時間不過間隔十余年，可以說是最為接近該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參考價值。
其次，特別值得註意的是閔明我還補充了一些1667年利勝書稿完成後所發生的關於鄭氏家族的事跡，例如，他曾在書中寫下這樣一段關於鄭經與三藩之亂的記錄：
國姓的長子，就是前面提到他要處死的那位，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是一個本性不良的人，也不像他的父親那樣果敢與聰明，因此我懷疑他可以統治中國的任一省份，就像這一年即1675年所報告的。從馬尼拉送來的1674年的信件告知我，中國一位四個省份的統治者造反了，並且追隨者頗多。而從中國送來的1673年的信件卻沒有提到這些，這使我產生懷疑。我也不知道在那兒有哪位領有四個省份的總督，除非是指吳三桂(Vu San Kuei)。假若是他造反，那韃靼人就危險了。(60)
從這段引文可見，由於閔明我此時期正擔任西班牙多明我會聖玫瑰省駐馬德裏的司庫，可以定期收到來自中國及馬尼拉本會傳教士的來信，因此得以掌握關於中國的消息。顯而易見，此次提到的造反事件即指1673年底吳三桂舉兵反清，隨後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繼加入，釀成“三藩之亂”。(61)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已經離開中國多年，但閔明我卻似乎相當了解中國政局。從中國傳來的信件中並沒有提到帶頭造反者的名字，但他很快就聯想到吳三桂，並且精確地判斷出實力雄厚的吳三桂造反將給清廷造成極大的危險。此外，從引文中也可看出，閔明我對鄭經評價頗低。但他卻沒有料到，不被他看好的鄭經也率軍卷入了“三藩之亂”，而且一度重新控制東南沿海地區達數年之久，成為影響清廷統治的一個心腹大患。(62)以上這些都是利勝書稿中沒有記載的內容，從而從一個側面為我們考察鄭成功家族的活動提供了若幹有價值的線索。
三、帕拉福克斯與鄭成功家族故事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1600-1659)是一位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1600年6月26日，帕拉福克斯出生於西班牙納瓦那(Navarra)的菲特羅(Fitero)，青年時期先後求學於阿卡拉(Alcala)和薩拉曼卡(Salamanca)大學，1620年大學畢業後，步入政界，在西班牙王室中任職，1629年，成為天主教神父，1639年，被任命為墨西哥普埃蔔拉(Puebla)主教。1640年6月，帕拉福克斯抵達任所，很快因不滿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及奧斯定會侵犯其主教職權而與當地上述天主教修會發生沖突。1642年6月至11月間，他受命暫時代理新西班牙總督一職。任職期間，帕拉福克斯致力於整頓殖民政府財務管理，純潔天主教信仰，清除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1647年，他因不滿當地耶穌會權力膨脹而與該修會產生激烈沖突，釀成美洲教會史上著名的帕拉福克斯事件(Palafox affair)。(63)1649年，帕拉福克斯離開墨西哥返回西班牙，並於1653年被任命西班牙奧薩馬(Osma)教區主教，1659年10月死於該教區。(64)
與利勝及閔明我不同，帕拉福克斯從未進入中國傳教，但他卻是17世紀中西關系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國——菲律賓——墨西哥——西班牙航線是17世紀聯結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65)，每年夏季從馬尼拉浩浩蕩蕩地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的大帆船帶去了大宗的中國商品，同時也帶來了有關中國的各種消息。作為墨西哥教區的高級神職人員以及掌管調遣菲律賓船隊(the Philippine vessels)的實權者，帕拉福克斯得以依據定期從馬尼拉送達的報告，獲知中國傳教會的進展及時局變化，由此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66)當17世紀中葉中國禮儀問題在教會內部逐漸升溫時，帕拉福克斯也介入了這一爭端。其時他與墨西哥教區耶穌會士之間的矛盾正逐步加劇，因此，當他了解到發生在中國傳教區的上述爭端時，自然選擇站在多明我會與方濟各會的一邊，反對耶穌會士的做法。1646年8月，多明我會士黎玉範率領包括閔明我在內的一批新招募到的本會傳教士由西班牙抵達墨西哥普埃蔔拉，計劃由此乘船前往馬尼拉，然後轉入中國傳教。在墨西哥停留期間，他們受到了帕拉福克斯的良好招待(67)，並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獲得了後者的支持。例如，當黎玉範等人初抵普埃蔔拉時，帕拉福克斯就向他們展示了一篇由馬尼拉耶穌會士莫拉雷斯(Diego Morales)所寫的為在華耶穌會傳教策略辯護的論文，使黎玉範等多明我會士得以及時掌握耶穌會在禮儀問題上的最新動態。(68)其後，當黎玉範發現利勝在1646年9月所帶來的教宗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關於中國禮儀問題的敕諭未經設在馬德裏的印度委員會(el Consejo de Indias)批準，從而可能為在華耶穌會士所拒絕接受時，帕拉福克斯也適時伸出援手，親自致信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指責在華耶穌會在禮儀問題上的態度，請求加以幹預。(69)
在關註中國傳教會發展狀況的同時，帕拉福克斯也頗為留意中國時局的變化。他利用前述來自馬尼拉的報告，撰寫了一部《韃靼征服中國史》。該書稿在帕拉福克斯死後由其親屬Don Bernardo de Palafox交給一位法國人帶到巴黎，於1670年出版。(70)全書以長達三十二章的篇幅敘述了自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農民大起義至清軍席卷華南地區的歷史。它與前述閔明我所著《中華帝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論集》被視為是17世紀西班牙關於中國最有份量的兩本書籍，在歐洲社會產生較為廣泛的影響。(71)正如學者評價，因為缺少親歷經驗，帕拉福克斯所撰這部《韃靼征服中國史》傳聞失實之處頗多，與同時代另一位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衛匡國所寫《韃靼戰紀》相比，可靠性顯然不如後者。(72)但它也有其獨到之處，那就是，該書在記載清軍與華南地區南明軍隊交戰方面提供了許多不見於其他史籍的歷史細節，從而引起魏斐德(F. E. Wakeman, Jr.)等知名明清史家的註意。(73)尤其值得關註的是，就同時代的西班牙語種作品而言，帕拉福克斯此書可說是記載鄭成功父親鄭芝龍生平事跡最豐富的一部西文書籍。全書以近三章、七十頁左右的篇幅描述了鄭芝龍的傳奇人生。(74)盡管其部分內容與本文前述利勝及閔明我的相關記載略有交叉，但包含著許多獨特的地方。突出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關於1633年鄭芝龍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事件。1633年，鄭芝龍率軍在金門料羅灣打敗了入侵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取得了料羅灣大捷。這次戰役沈重打擊了荷蘭人，使得“荷蘭駐臺灣行政長官蒲羅曼以武力打開通向大陸的努力宣告失敗，荷蘭人從此退出福建沿海”。(75)作為受撫明廷後首次在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西方入侵者交戰取得的重大勝利，鄭芝龍也借料羅灣之戰向明政府顯示了其強大的海上實力，由此牢固地確立了鄭氏家族雄霸東南亞海域的地位。基於料羅灣戰役在中荷關系史及鄭氏家族史的重要性，中外史家都很重視研究這一段史亭。但是，關於這一事件的中文史料十分零散，現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荷蘭學者依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相關荷蘭文記載而撰成(76)，至於其他西方語種的資料則較少為人所關註。實際上，鮮為人知的是，帕拉福克斯在所撰書中也花費了不少筆墨敘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間的交戰與談判，內中不乏引人註目的歷史細節。據帕拉福克斯記載，當鄭芝龍壯大實力後，就計劃使“占據臺灣島的荷蘭人畏懼他”(77)。他威脅荷蘭人如果不主動撤離的話，就要用武力將他們趕走。鄭芝龍還利用禁止荷蘭人與東南中國開展貿易的手段來打擊對手。當荷蘭人低估鄭芝龍的禁令時，很快嘗到了苦果，因為“他燒毀了他們最好的八艘船只：一次燒毀三艘，在另一場合中又燒毀五艘”(78)。帕拉福克斯認為，八艘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只在交戰中被鄭芝龍燒毀的消息是確鑿無疑的；同時他還認為，應當有更多的荷蘭船只被鄭芝龍燒毀，只是尚缺少可靠的消息以確認具體的數量。荷蘭人在遭受重創之後，開始意識到他們面對的是一位可怕的對手，因此改變策略，與鄭芝龍談判，“最後，荷蘭人與一官和談，他們被迫每年向他交納大約六七千鎊銀幣的貢金，通過這樣的方式以獲許自由交易及從臺灣島航行到中國。這筆錢是無法與他們從這種自由貿易上所獲取的巨大利益相比的”(79)。在帕拉福克斯看來，荷蘭人以“如此廉價的利率”買通了與“一官的友誼”，其後，雙方之間頻繁聯系使這種友誼益發堅固，乃至鄭芝龍“希望把其孩子的教育托付給他們，將他送給他們帶到東印度公司占據的雅加達，使他有可能受到歐洲在禮節與軍事方面的教導”(80)。而對於那些持有鄭芝龍頒發的通行令，前往馬尼拉貿易的中國商船，荷蘭人也不像戰前那樣加以劫掠。(81)
其二，關於鄭芝龍與澳門葡人之間的沖突。鄭芝龍與澳門頗有機緣，這是他年輕時曾經寄腳的地方，同時也是其皈依天主教的處所。但據帕拉福克斯披露，鄭芝龍幾乎因為索回女兒遭拒而發兵攻打澳門葡人：
我認為現在有必要談談發生在一官和澳門葡萄牙人之間的一個分歧。他對該城一直懷有一種偏愛與重視，那兒是他年輕時生活過的地方，那時他從未奢望能有今天這樣高的地位。但一件大事的發生幾乎促使他（就像他威脅的那樣）與（澳門）居民們大起沖突。事情是這樣的：他在日本發跡之初，在那兒有一位私生女。她曾受洗，接受天主教教育。天主教徒們被驅逐出日本後，她夾在他們當中逃至澳門。在那裏她被好心人收留，教導她虔誠地信奉天主教。當一官被告知他的女兒在澳門後，就向葡萄牙人索要她，因為是他的孩子。葡萄牙人知道這是父親在索要自己的孩子，但他們卻認為不宜將他的女兒歸還他，因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他盡管受過洗禮，接受天主教信仰，但現在卻過得像一位外教人，來往的也都是這一類人。但葡萄牙人希望充分地研究、考慮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為此他們召集了教士及其他虔敬人士商議，大家決定不應該將這個孩子交還給她的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後，一官極其可怕地威脅他們，他將率領一支由500或1000艘船組成的艦隊來圍困澳門，用武力奪回女兒，讓所有扣留其女兒的人都遭到滅頂之災。而且從即刻起，他將通過斷絕他們從中國獲得任何給養的方式來困死他們。(82)
盡管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澳門葡人仍然沒有將女兒歸還給鄭芝龍。然而，不知什麽原因，鄭芝龍最終平息了怒火，未將征澳計劃付諸實施，也沒有在海上切斷澳門葡人與馬尼拉之間的通道。因為其後不久，一艘從澳門駛往馬尼拉的葡船遭遇風暴漂到福建沿海時，受到了鄭芝龍的良好款待。鄭芝龍下令為該船補充了給養，並護送其返回澳門。有意思的是，這些受到鄭芝龍善待的葡萄牙人“觀察到一官擁有一個十分奇異的小教堂”，他們註意到教堂裏耶穌基督與聖母瑪利亞及一些天主教聖人的塑像與眾多中國神像擺放在一起。(83)帕拉福克斯的上述記載值得重視。鄭芝龍向澳門葡人索女事件幾乎不見於中文史料，但依據西文史料記載確有其事，如在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文度辣(Bonaventura Ibánez)等人的記載中可以確證。(84)而帕拉福克斯此處書稿無疑是較早披霹其事件始末的西文文獻，對深入研究鄭氏家族與澳門關系具有一定史料價值。
其三，鄭芝龍乞師日本。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鄭芝龍奉隆武帝命派遣黃征明、康永寧為正、副使，攜帶書信率使團前往日本，請求發兵助明抗清。(85)關於此次赴日乞師事件，目前所見史料主要出自日本，(86)中方資料少有記載，至於西文資料也是極其罕見，而帕拉福克斯則在書中記錄了這一事件。據帕拉福克斯的描述，鄭芝龍為了抵抗“韃靼人”的進攻，決定“向日本皇帝派遣一個使團以求援”，但遭到了日方的拒絕，日本皇帝答復鄭芝龍使團的理由是：“如果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崇禎向他求援，他本該派遣一支由其最好的戰士組成的規模可觀的軍隊前去救援。同樣，如果是崇禎的合法繼承者的任何一個王子向他求援，他也樂於做同樣安排。但任何個別的人的強求，他是不能同意的。”(87)帕拉福克斯認為日方回絕鄭芝龍求援的原因是日本皇帝耽於享樂，喪失鬥誌。(88)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日本方面在鄭芝龍使臣到來後，曾經慎重地討論了出兵事宜，結果是不出兵的主張占了上風。正當他們決定派遣使臣到長崎向鄭芝龍的使臣作出解釋的時候，恰好得知鄭芝龍已經降清的消息，就令長崎地方官通知鄭芝龍的使臣回國。(89)
其四，鄭芝龍降清後所部助清攻明。帕拉福克斯書中還記載了兩條關於鄭芝龍降清後其部下加入清軍行列，在擊敗廣東復明義軍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史料。第一條史料提到了鄭芝龍所蓄著名的黑人軍。鄭氏家族蓄有一支戰鬥力頗強的黑人軍，這些黑人主要是由澳門逃奴組成，人數約有數百人。他們信奉天主教，大多是職業銃手，鄭芝龍曾將他們編為私人衛隊。(90)對於鄭芝龍降清後這支黑人軍的下落，由於缺少直接的史料，幾成歷史之謎。令人高興的是，在帕拉福克斯書中就提到了這批黑人軍在1647年春與清軍一起抵抗廣東復明義軍圍攻廣州的蹤跡：“在參與守衛廣州城、抵抗海盜進攻的軍隊中，有數量超過200、來自不同國度的黑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是由澳門逃往中國的奴役。在戰爭爆發之初，這些黑人數量超過300，他們都在著名的一官的指揮下抗擊韃靼人。一官信任他們勝過中國人，總是讓他們緊隨左右，而他們也以名副其實的勇敢和忠誠效力於他，直到他被韃靼人打敗的那一刻。在那時，他們中的一些人緊隨一官身旁力戰至死。那些活下來的數目大約有200人，後來他們就投入了韃靼人軍隊，並成為廣州守軍中的一部分。”(91)這條材料值得重視，它清楚地表明鄭芝龍降清後，其所部黑人軍大部分都被編入清軍，並被征調到廣東參與平定復明義軍的戰役。依據帕拉福克斯的記載，這些黑人戰士在守城時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作戰勇猛，不懼死亡，令目睹其勇敢行動的“韃靼人”震驚萬分。戰鬥結束後，黑人士兵們放下武器，從戰場前往廣州城中的耶穌會教堂感謝天主給予他們的庇佑。(92)第二條史料則提到鄭芝龍所部水師在廣州協助李成棟征戰的情況。鄭芝龍在降清前夕擁有一支龐大的水師，“（芝龍）保安平時，樓船尚五六百艘，軍容垣赫，戰艦齊備，炮聲不絕，震動天地”(93)。在他降清後，“諸鄭潰散”，除了一部分部屬在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率領下入海外，也有一部分歸降清軍，被調往廣東參戰。(94)但是，對於這部分歸降鄭軍的規模及參戰情況，因史料匱乏，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而帕拉福克斯書中則載有如下反映這些歸降鄭軍水師參與平定廣東戰役的史料：“1647年4月初，就在廣州城前第二次打敗海盜之後的十天，一支原來歸屬著名的一官指揮的水師出現在同一城市。如前所述，這是他被捕後交給韃靼人的那些軍隊中的一部分。雖然只有70艘戰船，但都裝備精良，給養充足，戰士與水手齊備。他們連船帶人投靠韃靼人，為其與海盜們交戰而效勞。這是一官將士中最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都從韃粗人那裏逃脫加入到海盜們的行列中去了。”(95)這條引文清楚地表明鄭芝龍降清部下的規模及其去向。由此也反映了帕拉福克斯此書確實包含有不少值得我們重視並加以進一步研究的史料。
四、結語
正如不少研究鄭氏家族歷史的海外學者已經註意到的一個現象，鄭成功在不同語種的文獻中往往呈現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96)實際上，這也恰好提醒我們在研究鄭氏家族問題上還存在著許多尚待進一步揭開的謎團。在17世紀的東南亞海域上，恐怕沒有一個家族能像閩南鄭氏這樣在海洋史上占據著如此令人震撼的地位。當懸掛著鄭氏旗幟的帆船絡繹不絕地川航於華南、中國的臺灣島和澳門、日本、菲律賓以及東南亞各地時，也是在向東西各方表明，這是一個屬於鄭氏家族的海洋時代。如今，隨著歲月流逝，海洋早已不屬於鄭氏，但是，有關鄭氏家族的各類傳聞，卻仍然靜靜地流淌在荷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各種歐洲語種的文獻海洋裏。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這些曾經與鄭成功家族頻繁打交道的西方人留下的檔案資料仍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毋庸置疑，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解讀這些用不同西方語言文字寫成的帶有難得的他者視角的文獻，並將其與現有的豐富中文文獻相互貫通，那麽，一部豐滿的鄭氏家族歷史也就能躍然紙上了。

註釋：

①先前學者多譯為李科羅，利畸。有關利勝在華活動的先行研究主要有José María González, Un misionero diplomático, vida del Padre Victorio Riccio, Madrid, 1955. John E. Wills（衛思韓），“The Hazardous Mission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in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y, Chantilly 1977: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er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0. pp. 231-257。此外，臺灣大學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在節譯利勝所撰書籍時也簡要介紹了其在華活動情況，見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d., Spanlards in Taiwan(Documents)，臺北，南天書局，2002, Second Volume,“introduction”, XVII-XIX.
②③⑤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Madrid, 1962, Tomo I, pp. 619-620、303-304、622.
④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Manila, 1667，第三冊，第31章，第8段。
⑥即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1667.
⑦福建師大鄭成功史料編輯組：《鄭成功史料選編》，第20-37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⑧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第三冊，第1章，第1段。下引文中該書簡寫為“Hechos”。
⑨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系初探》，載《漢學研究》，1998(2)。
⑩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章，第2-4段。
(11)相關史料見楊英撰、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校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阮旻錫著、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校：《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江日昇撰、劉文泰等點校：《臺灣外誌》，濟南，齊魯書社，2004。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鄭成功史料編輯組：《鄭成功史料選編》，第99-165頁。
(1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7章，第1段。
(13)陳一夔撰、羅承晉點校：《甘棠堡瑣記》，第111頁，福安市甘棠鎮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3。
(14)楊英撰、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校註》，第176-177頁。阮旻錫著、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校：《海上見聞錄定本》，第33-34頁。
(1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1段。
(16)如楊英撰、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校註》，第158-162頁。
(17)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3段。
(18)Victorio Riccl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7段。
(19)(20)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8段。
(2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8段。
(2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9段。關於此次陸戰中文資料可參楊英：《〈先王實錄〉校註》，第178頁。
(23)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4章，第9段。
(24)關於陳鵬私通清軍事，見楊英：《〈先王實錄〉校註》，第239頁。
(25)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第42-43頁。江日昇：《臺灣外誌》，第157-159頁。
(25)(26)(27)《鄭成功史料選編》，第157、158、159頁。
(28)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5章，第8-9段。
(29)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6章，第2-3段。
(30)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6章，第8段。
(3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8章，第1-4段。
(3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8章，第7段。
(33)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9章，第9段。
(34)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9章，第10-11段。
(3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22章，第2段。
(36)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22章，第3-5段。
(37)參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臺灣風物》，第4卷，第1期，1954。
(38)利勝所記鄭泰密謀降清事，中方史料可參“李率泰題為鄭泰等派員議降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447-449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9)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23章，第2段。在利勝書中，鄭鳴駿記為“Kayie”，即“開爺”，這是鄭鳴駿乳名，見江日昇：《臺灣外誌》，第193頁。有關鄭鳴駿投降清軍事，中方資料可參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第5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江日昇：《臺灣外誌》，第191-199頁。
(40)關於荷蘭人助清攻鄭一事，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453頁。荷蘭方面的記載見John E. Wills（衛思韓），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9-104.
(4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23章，第3段。
(4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章，第6，9段。
(43)Victorio Ricclo, Hechos，第三冊，第1章，第9段；第11章，第2段；第22章，第2段。
(44)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8章，第3段。
(4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冊，第11章，第2-3段。
(46)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introduction", XX.
(47)(48)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3, p. 93, pp. 144-154.
(49)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本文引用為該書英譯版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in A. Churchill and J. ed.,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Some now first printed from original manuscripts, with a general preface. Vol. 1, London, 1704.
(50)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de la mission de la gran China, partially printed Madrid, 1679.
(51)以上閔明我傳記資料見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introduction", XXV-XXVIII.
(52)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pp. 224-259. 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introduction", XCIV-C.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第435-4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3)(54)(55)Domingo 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p. 302-307, 302-304, p. 303.
(56)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6.
(57)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4.此信中文翻譯可參見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臺灣風物》，第4卷，第1期，1954。（意大利）白蒂(Patrizia Carioti)著、莊國土等譯：《遠東國際舞臺上的風雲人物鄭成功》，第108頁，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58)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p. 305-306.此信中文翻譯可參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第20-22頁。
(59)顧衛民：《明鄭四代與天主教會的關系》，（澳門）《文化雜誌》，2004年春季刊，中文版第50期。
(60)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6.
(61)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第998-1013頁，陳蘇鎮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62)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第54-80頁。
(63)Charles E. P. Simmons, "Palafox and His Critics: Reappraising a Controversy",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6, No. 4.(Nov., 1966), pp.394-408.
(64)鄭於帕拉福克斯的傳記，見Gearo García, 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Obispo de Puebla y Osma, Visitador y Virrey de la Nueva EspaK24s606.jpga. Mexico: Ch. Bouret, 1918.
(65)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系史》，第78-81頁，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66)Chen Min-sum, "Philippine Sources of Palafox y Mendoza's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in, Annals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 5,1975, p. 52.
(67)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p. 29.
(68)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in J. S. Cummins, Jesuit and Friar in the Spanish Expansion to the East,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p. 406.
(69)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pp. 420-427.
(70)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Historl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Paris, 1670.該書1670年被譯成法文出版，1671年英文版在倫敦問世。本文此處參引即為英文本，標題為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Several remarkable things, concerning the Religion, Manners, and Customes of both Nations, but especially of the latter. London, 1671.
(71)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p. 408.
(72)Chen Min-sun, "Philippine Sources of Palafox y Mendoza's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54-59. Edwin J. Van Kley, "News from China;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5, No. 4(Dec., 1973), pp. 570-571.關於《韃靼戰紀》，見安文思：《中國新史》，第191-247頁，何高濟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73)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第687-688頁。
(74)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Chepter VI-VIII, pp. 110-179.
(75)包樂史(Leonard Blnsse), Tribuut aan China(Amsterdam, 1989), p. 49.轉引自莊國土：《論11至19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形成與發展》，見《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1頁，臺北“中研院”，2000。
(76)包樂史：《中國夢魘——一次撤退，兩次戰敗》，見劉序楓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第151-156頁，臺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
(77)(78)(79)(80)(81)(83)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 137, p. 138, p. 139, pp. 139-140, p. 140, p. 147.
(82)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144-146.譯文亦可參金國平、吳誌良：《鄭芝龍與澳門——兼談鄭氏家族的澳門黑人》，載《海交史研究》，2002(2)。
(84)全國平、吳誌良：《鄭芝龍與澳門——兼談鄭氏家族的澳門黑人》，載《海交史研究》，2002(2)。
(85)(86)(89)南炳文：《周鶴芝的姓名及其乞師日本》，載《明史研究》，第7輯，第186、187、187頁，合肥，黃山書社，2001.
(87)(88)(91)(92)(95)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159-160、160、300-301、306、307.
(90)金國平，吳誌良：《鄭芝龍與澳門——兼談鄭氏家族的澳門黑人》，載《海交史研究》，2002(2)。
(93)(94)《鄭成功史料選編》，第36、37頁。
(96)Ralph C. Croiz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anter, 1977, pp. 29-49.［意］白蒂(Patrizia Carioti)：《遠東國際舞臺上的風雲人物鄭成功》，第5-6頁，莊國土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