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鄭和遠航開始600周年

【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5年01期
【原文出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2004年06期第61～67頁
【作者簡介】南炳文，南開大學　歷史研究所，天津　300071
南炳文（1942-），男，河北廣宗人，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15—16世紀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動，標誌著人類開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對封閉隔絕的狀態，轉向彼此交往日密、漸成一體的狀態，文明發達程度急劇提高。對這一劃時代的偉大歷史活動，仍需繼續加強研究。當前最需搞清的問題之一，當是要將近來提出的鄭和船隊分k24p103.jpg確否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實現環球航行的論證，進一步審核，找出真相。這一上百年的偉大歷史活動，主要是通過中國人和歐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沒，但還應認識到，其成功實乃全世界各國人民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果。強調這一點，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能啟發今人和後人自覺地加強全人類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協作，具有實踐意義。在這一歷史活動中，中國人和歐洲人分別采取了建立朝貢體系和建立殖民地體系兩種對外關系模式。兩種模式從道德角度講可分上下，而從實際後果角度講，皆遭否定。這提示後人，應該探索出新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模式，這種新模式起碼是各國，尤其是大國強國，不可忘記實行互利的原則。
【日 期】2004-09-08
【關 鍵 詞】鄭和遠航/地理大發現/朝貢體系/殖民地體系/對外關系模式比較

中圖分類號：K248.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34（2004）06-0061-07
影響巨大的鄭和下西洋屬於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學習明史有年，但對鄭和下西洋尚未作過認真研究。今值鄭和遠航開始60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謹不顧疏陋，就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發表幾點淺見，以作紀念。敬請方家指正。
　　　　一
15—16世紀，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動。首先是中國的航海家鄭和，奉明成祖、明宣宗之令，自公元1405年（永樂三年）至1433年（宣德八年），先後七次率船隊遠航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創了經過南海、印度洋由中國直通西亞和非洲的遠航紀錄。而後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不斷派出船只沿非洲西海岸出航，在馬德拉、亞速爾、佛得角等群島建立了深入大西洋探險的前哨陣地，1460年他死去時，葡萄牙人已經到達了塞拉利昂。接著，1487—1488年，葡萄牙王約翰二世派出的葡萄牙水手巴托洛米烏·迪亞士，率隊航行發現了好望角；1492—1493年，熱那亞航海家克裏斯托弗·哥倫布在西班牙國王資助下西渡大西洋，到達了當時歐洲人從未到達的美洲華特林島、古巴和海地；1497—1498年，達·伽馬率領的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橫渡印度洋，直達印度卡利卡特港；1519—1522年，葡萄牙人費迪南·麥哲倫及其同伴，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完成了西班牙—大西洋—麥哲倫海峽—太平洋—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西班牙這一令人贊嘆的環球大航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成績，激發了英法等國的航海積極性。1497年，英王派出威尼斯人約翰·卡博特為之從布列斯特出發，向西北航行，到達了紐芬蘭。1524年，法王派佛羅倫薩人喬瓦尼·維拉查諾西航美洲，考察了從卡羅來納到新斯科舍一帶的北美海岸。以上所述，乃是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內容在學術界已得到公認的部分。另外，近些年有的學者根據1459年（即鄭和船隊停航26年以後）歐洲威尼斯地圖繪制專家弗拉·毛羅所繪制的世界地圖及其上的兩段註文，提出鄭和第六次出使航海時，其分k24p103.jpg已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深入西南非洲沿岸。[1]（P225-226）[2]2002年，英國皇家海軍退役潛艇司令加文·孟席斯又出版了《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作者為研究鄭和航海，調查足跡遍及120多個國家以及900多個博物館、檔案館和圖書館，在此廣泛調查的基礎上，該書提出鄭和及其寶船分k24p103.jpg在1421—1423年期間曾經進行了繞過好望角、途經美洲的環球航行，認為哥倫布不是美洲的發現者，麥哲倫也不是第一個進行環球航海的人。[3][4][5]這些觀點若得到進一步的證實，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內容，就應是比過去學術界公認的更加豐富了（據2004年1期《歷史檔案》所刊李宏為《沈寂數百年，一鳴傳天下——〈大明混一圖〉》一文及影印該圖，中國繪於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89年六月的《大明混一圖》中，“南部非洲好望角，海陸線條精美，筆法流暢，形制一目了然”。此圖繪於鄭和第六次下西洋以前33年，由此圖看來，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時其分k24p103.jpg繞過好望角似甚有可能）。不管孟席斯等人的觀點能否被證實，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的意義都是堪稱巨大的。在這大約一百年略多一點的時間裏，中國人與歐洲人先後從歐亞大陸的兩端，分別進行了空前的向海洋的大進軍，這一場大進軍不僅顯示了人類征服海洋的勇氣、智慧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標誌著人類從此進入了一個帶根本性的歷史轉折時期：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對封閉隔絕的狀態，從此漸被彼此密切交往、人類漸成一體的狀態所代替，與此相適應，人類的文明發達程度急劇提高，生產力低下的古代和中世紀成為過去，高度發展的新時代向人們迎面走來。
對於這樣一個意義重大的世界歷史活動，顯然應該認真研究，深刻認識，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理解人類的過去和今天，從而利於人類正確地迎接自己的將來，以增進人類的福祉。國內外史學界，實則早已以極大的熱情對15—16世紀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動，進行了多方位的深入研究。但人類的認識是永遠不可能窮盡真理的，不管關於宏觀世界的真理，抑或關於某一具體領域的真理，都是如此。因而關於這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研究，眼下和將來仍會有題目可做和應做。就這一航海活動的研究講，筆者認為當前最為迫切需要搞清的問題之一，當是鄭和航海分k24p103.jpg的活動範圍問題，要將近來提出的鄭和船隊分k24p103.jpg確否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實現環球航行的論證，進一步審核，找出真相。這個審核的工作，工作量相當繁重，要做廣泛的文獻、遺物、傳說調研，要靠全世界史學界的通力合作。但因屬於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基本事實，事關重大，有多麽大的困難，也應克服，力爭完成。這是當代學術界義不容辭的一項任務。現在全世界的史學界同仁，相互間已經逐漸形成了交流、協作的機制，只要重視起來，這個任務一定可以完成。
　　　　二
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重大成就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通過歐洲人之手取得的，其中包括哥倫布之橫渡大西洋，使歐亞舊大陸居民從此再也不會忘記美洲這塊“新大陸”，迪亞士、達·伽馬開辟了自歐洲通過大西洋、繞過好望角、橫渡印度洋到達印度的航線，以及麥哲倫進行了自出現伊始就不再被人遺忘的環球航行等。就這些成就主要是通過歐洲人之手而取得的這一點說，歐洲人的功勞實不可沒。但是，僅僅談及這一點是不夠的。這些成就之所以能取得，實是基於人類航海能力的空前提高，以至達到了具備航行於全球所有海洋的能力，而這一能力水平的達到，乃是全世界各國人民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時，在歐洲人進行這些航海探險時，還得到過非歐洲人的幫助。所以從這一角度說來，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通過歐洲人之手而取得的成就，應歸功於整個人類。關於此，過去少有人提及，起碼少有人加以特別強調。筆者認為對此實應特別提出加以論說。
如所周知，規模較大的航海離不開確定方向的羅盤（即指南針），而15—16世紀歐洲人的出色航海活動，正是有賴於這種利器的幫助。美國人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就明確指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能進行這些航海的原因之一，“即地理知識的進步和指南針以及星盤的傳入使得航海家們有勇氣出海去冒險”[6]（P224）。馬汝軍、張昭君著《環球航海第一人——改變了地理世界的麥哲倫》更具體地寫出，葡萄牙亨利王子在培養航海家隊伍時的情形是：“幫助舵手掌舵的有‘星相家’，這是一些精通領航業務的專家，他們會看羅盤，能算出羅盤偏差並在地圖上標子午線。理論與實踐創造性地結合在一起，經過多次探險，從普通的漁夫和水手中逐漸湧現出一代新的航海家和探險家，他們後來在事業上都有所建樹”[7]（P11）。在麥哲倫作環球航海時所使用的船只上，就備有必不可缺的羅盤：“必需的航海儀器也有大量儲備：羅盤、羅盤針、沙漏計時器、星盤、比重秤和星座一覽表，還為官員們準備了15本嶄新的簿冊”[7]（P110）。15—16世紀的歐洲航海家是憑什麽而得以獲取羅盤的呢？這也是眾所周知的：至晚在11世紀，中國人已將羅盤使用於航海，歐洲之獲取這一知識和技能，乃是12世紀通過撒拉遜人從中國傳入的（註：參見（宋）朱彧《萍洲可談》卷2。）。[6]（第16章、第20章）如果前文所述近些年來有些學者關於鄭和船隊的分k24p103.jpg曾經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甚至作過環球航行的觀點是正確的話，那麽迪亞士、哥倫布、麥哲倫的航海活動即很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鄭和及其寶船分k24p103.jpg航海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倘若確實存在，那麽中國人對於歐洲人在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取得那些成就所起的作用，則更不可忽視。
猶太人、阿拉伯人以及東非、西亞的其他居民，在歐洲人取得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的重要成就時，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亨利王子在培養自己的航海隊伍時，據說“聘請了許多猶太學者和阿拉伯學者來為自己服務，主要是來自巴利阿裏群島的天主教的猶太地理繪圖家。葡萄牙水手們根本不會使用和繪制海圖、制造儀器，於是這些猶太、阿拉伯異教徒就教他們制作使用精確的航海儀器和圖表”[8]（P22）。在達·伽馬率領的葡萄牙船隊橫渡印度洋時，則得到了東非人的幫助。克裏斯托夫·法曼在其所著的《人類文明史圖鑒·發現新大陸》中記載：“在今天肯尼亞海岸的馬林迪，達·伽馬有幸遇見了一位友好的蘇丹。蘇丹認為可能與達·伽馬結盟反對他的對手，因此，派一位經驗豐富的航海家艾哈邁德·伊本·馬吉德隨行，幫助他渡過下一段探險之路——向東穿越印度洋到達印度。有了馬吉德的指導和有利的順風，4000公裏的航程只花了一個多月。至此，第一支抵達印度的歐洲船隊於5月中旬停泊在無限的沙灘和棕櫚婆娑的卡利卡特港。”[9]（P29）這一次開通歐洲人自東非至印度的航線是非常重要的，由此開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無不感到相互競爭的激烈，各自加快了航海探險的步伐，促進了其航海成績的擴大。這次航海的重要價值，尤其凸顯了非歐洲人在歐洲人取得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重要成就時所發揮的作用。
在歐洲人取得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的重要成就時，作出一定貢獻的還有東南亞居民。這以麥哲倫環球航海時表現最為明顯。麥哲倫環球航行時，隨身帶著一個原先從馬來亞買來的名叫亨利的奴隸，亨利在航行進入馬來語地區後，成了麥哲倫與當地人溝通的翻譯。如在到達菲律賓群島的宿務島時，為了先給島民“來個下馬威”，使其知道自己的艦隊“有雷霆萬鈞的神力”，“麥哲倫下令鳴槍致意”。“一聲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使島民“驚恐萬狀”。“他們亂喊亂叫，四散奔逃，躲避這些外國人”。麥哲倫立即派亨利“上岸執行外交使命：告知島上的土王，這一聲響雷決不表示敵意，恰恰相反，這是他們英武的上將（麥哲倫）大顯神威，向強大的宿務土王致敬”。至於麥哲倫艦隊之來臨宿務島，是從菲律賓群島中的另一小島馬索華島出發的，而這段航路，艦隊之人全不知曉，其領航者乃為馬索華島的土王卡蘭布。本來，麥哲倫只要求卡蘭布“給他派一名可靠的領航員領路”，但卡蘭布熱情地請求親自出馬，經過三天航行，這位土王便使艦隊駛近宿務島，並“信心十足地把手一揮，將艦隊徑直引向坐落在岸邊的都城”。[7]（P205-217）
不管前文所述近些年來有些學者關於鄭和船隊的分k24p103.jpg曾經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甚至作過環球航行的觀點能否被證實，鄭和及其分k24p103.jpg的航海活動，都絲毫無愧地作為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偉大成就之一部分而載入史冊。這一成就的取得，無疑主要是通過中國人之手而具體實現的，這是中國人的光榮和驕傲。但是，就如同通過歐洲人具體取得的那部分成就之中有非歐洲人的功勞一樣，通過中國人之手而具體實現的這部分成就中，也包含有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民族之成員的心血和汗水。鄭和下西洋時所應用的航海技術和知識，無疑承自元代。而如所周知，在中世紀航海史上，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波斯人、阿拉伯人擔當重要角色，擁有豐富的航海知識。在元代及元朝以前的唐、宋時期，中國與波斯人、阿拉伯人在航海知識與技術方面，肯定相互有所交流。《秘書監誌》卷4內記載了一個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秘書監征尋回回文剌那麻的文件，“剌那麻”為波斯文的音譯，意為“指路”、“旅行指南”，乃當時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海道圖經一類的書籍。由這一征尋事件，可以反映出元代中國對學習波斯人、阿拉伯人航海知識和技術的重視。[10]既然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和知識承自元代，元代中國又重視學習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和知識，由此推知，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和知識，應當有一部分源於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這樣看來，鄭和下西洋所取得的成就中不能說沒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一份功勞。《瀛涯勝覽》“靺鞨國（即天方國也）”條記載，“宣德五年，欽承聖朝差內官太監鄭和等往各番國開讀賞賜，分k24p103.jpg到古裏國，太監洪見本國差人往彼，就宣差通事人等七人，賫帶麝香、磁器等物，趁本國船只到彼，往回一年，買到各色奇珍異寶、麒麟、獅子、駝雞等物，並畫天堂圖真本回京，其驀加國王亦差使臣將方物跟同去者七人貢進朝廷”[11]（P2149）。按：古裏即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天方即麥加，位於紅海東岸，今屬沙特阿拉伯。由這段記載看，鄭和下西洋時其個別分支出使者，起碼是宣德年間第七次出使時分出的在印度洋西北部由卡利卡特到麥加的七人使團，其航海乘坐的竟是麥加的船只。這也為鄭和下西洋的成就中有某些部分應屬於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功勞，提供了證據。
在這裏，筆者強調了不論是歐洲人還是中國人，其在15—16世紀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所取得的成就，皆包含其他國家和民族之成員的辛勞。這一強調，不是為了貶低歐洲人和中國人的貢獻，更不是抹殺其功勞，而相反，筆者是十分重視歐洲人和中國人在各自的航海活動中所作出的貢獻的。筆者在這裏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強調，目的無非是讓過去少有人提及、起碼少有人特別強調的這些內容，通過這一強調而為人重視起來。這些內容之為人重視起來，是非常應該的，因為這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甚至可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了解、不重視這些內容就是沒有全面、深入地把握住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真相，在學術上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重視這些內容之實踐意義，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些內容顯示了各國各族人民互相協作的威力，對這些內容的重視無疑會啟發今人和後人進一步自覺地加強全人類在征服自然中的交流協作和互相幫助，從而大大提升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筆者對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體現全人類共創輝煌的具體細節，發掘得尚極膚淺，盼望有更多的同道繼續就這一內容進行探討。
　　　　三
15—16世紀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主要是中國人和歐洲人兩方面進行的。大航海是征服海洋的過程，也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發生交往關系的過程。這當中，表現出了兩種外交模式。一為中國人的外交模式，一為歐洲人的外交模式。前者是一種建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註：《皇明通紀》卷2。）的朝貢體系的對外關系模式。這種模式從實現“際天極地皆王臣”（註：《瀛涯勝覽》卷首（《紀錄匯編》本）。）之目標出發，以強盛國力（包括武力、經濟力）為後盾，采用招來和經濟上厚往薄來為主的方式，要求各國臣服，形成各國奉中國為天朝上國而又基本獨立行事、彼此和平相處的國家關系。武力備而輕易不用，只在頑固作梗者出現時，偶或一用（如《國朝典故》卷104《星槎勝覽》“錫蘭山國”條所載錫蘭山國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被擒事）。某結果帶來了中國先進文明之向外傳播、中外之經濟交流和亞非地區的國際和平安定局面。各國皆得受益，中國也能得到好處，除中國天子享受萬國來朝的榮譽外，還使中外互通有無，滿足了以皇帝為首的上層人物對海外奇珍的需求。但中國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造成了財政的緊張，物力不繼，有礙強盛國力的保持，因而不可能永遠實行下去。
歐洲的外交模式是一種建立殖民地體系的對外關系模式。這種模式從掠奪國外巨量財富的目的出發，以船堅炮利為基礎，采取武力征服、殘酷屠殺為主的手段，霸占外國土地，建立殖民地，形成宗主國對殖民地完全控制、支配的相互關系。其結果是一方面歐洲的文明帶到了殖民地，另方面宗主國肆意殘害殖民地人民，對之進行血腥的經濟控制和剝削，西方宗主國大受其益，而殖民地人民承受的是血與淚、苦不堪言的災難。據記載，當哥倫布於1492年的航海中登上美洲的第一個海島聖薩爾瓦多島時，一上岸“就展開了西班牙的旗子”，“拔出寶劍插在地上，大聲宣布以西班牙兩位陛下的名義接管此島，他本人正式就任‘印度’總督，命名此島為聖薩爾瓦多島”，當他離開這個小島繼續探險時，又“命令手下去搶（岸上的）人，結果不費吹灰之力抓來7個”，“命令把這7個人帶回西班牙作活的觀賞物，眼前先用作翻譯”。[8]（P193-196）當其到達伊斯帕尼奧拉島時，“把在聖薩爾瓦多島上舉行過的儀式又重復了一遍，還在西岸的高處樹了一個大十字架。海軍上將（哥倫布）對大家解釋說：‘這既是為了宣揚整個基督世界，也是為了讓人看見，這塊陸地屬於國王和王後陛下，處在我們至高無上的神耶穌基督的保護之下’”[8]（P203）。哥倫布的這些表現，可說是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歐洲人所奉行的對外關系模式的典型表現。後來繼起的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對外模式雖有變化，但本質精神依舊，西方資本主義數百年的發達崛起，正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說不盡的苦難之上的。
以上兩種對外關系模式應該如何評價呢？從正義仁愛等道德標準來評說，中國明朝實行的對外關系模式應是略高一籌的，它除去要求他國在政治上對明朝表示臣屬的姿態之外，利益的天平幾乎完全傾向了小國一邊。所謂“其所賫恩頒諭賜之物至，則番王酋長相率拜迎，奉領而去，舉國之人奔趨欣躍，不勝感戴”[12]（P6），就證明了這一點。而歐洲的模式則完全相反。馬克思在論述西方原始積累主要的要素時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剿滅、奴役和他們在礦坑中的活埋，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變為一個商業性黑人獵奪場所的轉化：這一切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式的過程，也就是原始積累的主要的要素。”[13]（P828）這正是對這種歐洲模式的非常確切的說明。
若從實際後果來觀察，則兩種模式均受到了否定。關於中國的模式，事實很快就將正確的結論呈現在世人面前：鄭和下西洋進行七次以後，因物力不繼而被迫停止。成化年間有人再提此事時，就受到強烈的抵制而未得成行，從此鄭和式的大規模航海活動在中國封建社會成為絕響。史載：“成化間，有中貴迎和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臺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14]（P307）鄭和式航海之在中國封建社會結束前未能再行，就說明了這種雖然閃耀著正義、仁愛等崇高道德光芒，但嚴重犧牲了大國經濟利益的對外關系模式，在實踐上是不可行的。
關於歐洲的模式，如果從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之後的西方宗主國在全世界急劇擴張、資本主義文明因而急劇發展來看，似乎其實際後果對之作了肯定。但實質上並非如此。我們不應該只看到這種模式給西方宗主國帶來利益的一面，還要看到殖民地人民為之而吃盡苦頭的一面。正是由於殖民地人民由此受盡災難，而從一開始他們就不斷起而抗爭。最初，由於力量弱小，其抗爭未能奏效。但天大的不公平使之產生了天大的勇氣和韌勁，他們的抗爭一直在繼續，敗而不餒，前仆後繼，經過約四百年後，各殖民地人民終於將其小規模的此起彼伏的分散抗爭，變成所有殖民地大約同時共同掀起的抗爭高潮，這就是20世紀前半葉的所謂民族覺醒和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興起，因之殖民體系被基本打碎，各國人民基本實現了民族獨立。由此看來，當我們將審視的目光照到殖民地人民的苦難與抗爭，並一直照至20世紀上半葉殖民體系的基本被打碎，必然會得出結論：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中歐洲國家所推行的那種對外關系模式，在實際上最終也是被否定了的。
過去的學術研究，對於鄭和航海所顯示的對外關系模式之不可長久，多有共識，了解較深，但對於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歐洲人所采用的對外關系模式之實際後果，似乎探討不夠。其給殖民地所造成的災難和引起的抗爭雖有註意，但著眼更多的，是此後幾百年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發達由之而得到實現的客觀後果，對於前者重視不足，對於20世紀前半葉殖民體系的瓦解與15—16世紀歐洲人所采用的外交模式的關系更似乎基本沒有註意。這樣的眼光顯然片面和短視。有的學者在研究15—16世紀世界性航海活動時，將歐洲人與中國人在航海活動中的表現加以對比，以欣賞前者的角度，敘述西方國家的成功，批評明代中國的失策，這當中不能不說有的不無道理，但不可諱言，也不能不說有的犯了上述關於歐洲人對外關系模式評說中的片面和短視的錯誤。今後各國家各民族的交往將日益密切。歷史已經證明了15—16世紀世界性大航海活動中，中國與歐洲所采用的兩種對外關系模式的嚴重缺陷。吃一塹，長一智，人類應該由此而探索出更適用的新模式，以適應客觀形勢的需要，為全人類謀取利益。這種新模式應該是什麽樣子的呢？從15—16世紀中國和西方采用的兩種外交模式所提供的啟示講，它起碼應該是各國，尤其是大國強國，不可忘記實行互利的原則。大國強國一味讓利，會導致自己財政窘迫，力不從心，難以為繼。反過來，大國強國貪婪殘刻，將引起弱小國家的人民喪失生計，被迫造反，搞亂乾坤。只有“互利”通行，方能共同受益，相安相親，充滿後勁。這一點言之容易，付諸實行並非易事。盼望終有一天全世界的政治家都能不忘歷史教訓，從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理智地把“互利”原則當作處理外交關系的準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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