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隆福寺街

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這條街。這是一條曾經極度繁華而如今已然蕭索的街。它滋養過我的童年、少年時代。我不會因它的沒落而稍減對它的尊重與摯愛。

　　它與寬闊的北京東四西大街平行。東四西大街更古老的名稱是豬市大街。很多人知道北京前門大街走到底，南邊那兒的路口叫珠市口。珠市口是賣珍珠的路口嗎？據說“珠市”其實是“豬市”的掩飾寫法。老北京人愛面子，比如屎殼郎（一種推糞球貯藏起來當糧食的昆蟲）胡同，會寫成“史可量胡同”，“打狗巷”會寫成“大格巷”，爛面胡同會寫成“爛漫胡同”，等等，但東四牌樓西邊那條街，卻一直坦率地寫著豬市大街的名稱，居住在附近的人們並不以為丟面子，為什麼不丟面子？“要問豬市大街在哪兒？就在隆福寺跟前！”有了隆福寺撐面子，也就不必忌諱豬市的寫法了。

　　隆福寺，我曾寫過多篇文章，詳盡地表述過我的回憶。我的長篇小說《四牌樓》裏，將若幹人物的命運展示在這個空間裏。但是這座有著世界上最精致美麗的殿堂藻井的古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被徹底拆解，如今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卻又在那裏建造了似是而非的商業大廈，在屋頂上造出了一圈古典殿堂式建築，號稱是“恢復隆福寺往日風貌”，新老北京人對此都不認賬，懶於光顧，後來商廈遭遇火災，改變了幾次經營內容，總難以吸引顧客，以至我寫這篇文章時，仍是一座落寞的大樓。從這大樓往南延伸，那時也建造了一座面向豬市大街的商廈，不知道設計師是怎麼想的，其建築語言，令人聯想到的絕非明清寺廟，倒很像日本神社。這座臨街的大樓也一直沒有成為繁榮的商業空間。

　　隆福寺在我童年時代，是北京常設性的最大廟會，其攤檔商品的琳瑯滿目、豐富多彩以及吆喝聲浪、百戲雜耍，會令置身其中的人產生來到了童話世界的奇幻感覺。記得大概是1954年，那時的蘇聯芭蕾舞團到北京演出，演出地點就在豬市大街往南一點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他們下榻的地方，大概就在豬市大街西口路南的華僑飯店，那時算是最高檔的賓館了，有天我放學後，就看到一些蘇聯人，女的特多，而且那些女士個個身材窈窕，穿著裙子，腿特別長，抹著口紅，興奮地從隆福寺山門裏出來，都提著抱著握著夾著買來的東西，雖聽不懂他們那些歡聲笑語，卻知道他們分明是在稱贊廟會。那時候我已經讀過安徒生童話《夜鶯》，知道西方人對中國有種特別的想象，那些跳《天鵝湖》的俄羅斯美女，該覺得是到了“夜鶯的國度”吧？她們高興，我這個小北京，也很高興，因為從“夜鶯的國度”這個角度來說，她們何嘗不是為隆福寺增添了色彩的“過路天鵝”呢？

其實隆福寺固然曾是個美輪美奐的空間，它山門外的那條街，即隆福寺街，也曾是個光彩奪目的長街。我記得街上有不止一家書店，有售賣新書的，更有售賣從線裝書到民國時期石印、鉛印的形形色色的舊書刊的。我那時年紀雖小，卻已經很愛泡書店，賣新書的書店我當然愛去，也買些適合我那時心智發展的新書，比如從蘇聯翻譯過來的童話《哈哈鏡王國歷險記》，從意大利翻譯過來的童話《洋蔥頭歷險記》（可能並非從意大利文直譯而是從俄文轉譯，其作者羅大裏那時是親蘇的），記得我還買到過一冊冀汸的長詩《橋》，他是當作兒童文學來寫的，對當時的我在詩歌審美上有著啟蒙作用。後來我知道出了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冀汸也是“胡風分子”，但我將那本《橋》一直保存了十幾年，直到1966年夏天，出於恐懼，才將它拋棄。我不知道冀汸的《橋》在他平反後重印過沒有，能不能買到，冀汸先生還健在吧？我希望，如果他本人讀不到我這篇文章，那麼，有讀到這篇文章而認識他的人士，能將我這段文字轉述給他，我要向他致謝，我十幾歲的時候，在隆福寺的書店裏買到過《橋》，而這座“橋”，也是我那個時期心靈獲得的養分之一。我的同齡人那時候鮮有進舊書店的，我卻出於好奇心常往裏鉆。我承認那裏面很多的書我連書名都認不出，比如《訄書》，這是什麼書啊？作者叫章炳麟，那時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我得承認，現在我知道他是誰了，卻也仍未讀過《訄書》，但此刻我卻能鮮活地回憶起當年在隆福寺舊書店裏所看到的那書的封面，它給予我的刺激是需要終生消化的--從那一刻起，我懂得了我們中國文化有多麼深奧，懂得了對文化，對書籍，對寫作，對閱讀，自己需要永遠保持虔誠。我記得我在舊書店裏買回過一本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是本用文言文寫的言情小說，拿到家後很後悔，因為看不明白，但我把它保留到青年時代，後來讀了覺得很好，只是受限於時代氛圍，難以跟別人交流閱讀心得。

　　隆福寺街的舊書店各有名稱，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修綆堂。它也是如今街上幸存的唯一舊書店了，由於那書店早已由私營而公私合營再完全國營，納入新華書店的分支專賣舊書的中國書店，因此它現在的招牌是中國書店，但它的位置一直沒變，離隆福寺街東口不遠，路南，那房屋基礎架構還能引出我對當年修綆堂濃釅的懷舊情緒。我小時候原來不懂得為什麼那書店叫修綆堂，後來是父親告訴我，“修”是長度很充分的意思（我立即想到“修長的身材”這個語匯），“綆”是繩子的意思，這兩個字連起來，則是指長長的井繩，就是從井裏汲水，要用這長長的井繩拴牢了水桶，才能獲得水的滋養，書店自比為“修綆”，為讀書人提供汲取知識的方便，這個店名確實取得好！父親一度是修綆堂的常客，他從那裏買到過《增評補圖石頭記》和線裝的《浮生六記》，他雖藏在枕頭底下，卻都被我趁他不在時取出來翻閱過。

但是隆福寺街給予我的更大快樂，是它擁有頗多的演出場所。光電影院就在街東段密集了三家。其中兩家歷史悠久。東口的明星電影院池座小一點，但它的銀幕前面有足夠的表演空間，因此，為了招徠看客，它常在電影開映前加演一點真人表演的節目。記得上小學的時候，喜歡京劇的小哥帶我去那裏看費穆執導的京劇藝術片《生死恨》，是梅蘭芳的代表作，彩色的，出了電影院小哥責備我在座位上睡大覺，我辯稱看過的都記得，小哥就問我記得哪段，我說記得在鳳儀亭，呂布把三叉戟朝董卓扔過去，小哥又笑又氣，輕輕在我頭上鑿了兩個“爆栗”。《生死恨》演的是宋代故事，梅蘭芳塑造的韓玉娘形象固然哀婉動人，唱腔固然幽咽甜美，怎奈我一個小童如何消化得掉那份沈悶？沒到一半便酣然入夢，是必然的，但是，我記住的三國故事也非胡謅，因為在電影開映前，確實加演了話劇《鳳儀亭》。在我和小哥穿過孫家坑胡同往錢糧胡同家裏走的時候，我跟他繼續聊那出加演的話劇。我說：“那個貂蟬好老啊，一點也不美，不明白為什麼呂布董卓要為她打架。”那時候我雖然還沒有讀《三國演義》原作，系列小人書是翻爛了的，何況還攢“洋畫兒”（紙煙盒裏附送的小畫片），“古代百美”系列那時候我已經攢了三十幾種，其中的貂蟬畫得相當美麗。小哥嘆口氣說：“京劇有‘四大名旦’，也有‘四大黴旦’，演話劇電影的也一樣啊，咱們今天看見的那個扮貂蟬的，我上中學的時候可紅啦，還演過電影，可是現在完全是個‘大黴旦’，竟然在明星電影院裏這麼討生活，唉，此一時彼一時也！”小哥又提起街口外，東四牌樓南邊路東，還有家私人電影公司。“但是現在私人拍電影演得出來嗎？前些時公司老板死了，大出殯，那情景跟新社會格格不入，但他家屬還指揮公司人員一路跟著拍紀錄片，估計那也就是他們公司最後的一部片子啦！”小哥說這些話的時候，倒也還有幾部殘存的私人電影公司拍的片子允許放映，其中一部叫《太太萬歲》，可惜那時候我能看卻不想看，後來那樣的電影都被趕下銀幕了，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太太萬歲》是根據張愛玲的原創劇本拍攝的，而上映時她已去往香港。

　看電影，看完和小哥阿姐閑聊，常涉及電影以外的人和事，小哥又跟我說過，新中國了，那些舊明星很多都遇到一個不適應的問題，往往不是他們不願意適應新社會，而是新社會已經難以為他們提供施展藝術才能的角色，工農兵要成為舞臺銀幕的中心嘛，像舒繡文，以前在《一江春水向東流》裏演富貴潑婦多麼奪人眼球，現在怎麼辦？她努力去演了部歌頌勞動模範的《女司機》，但是不僅觀眾看著別扭，她自己看著也難受，後來就自願來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舞臺上謀求藝術生命的延續；再比如上官雲珠，以前在銀幕上最擅長扮演資產階級姨太太，現在怎麼辦？後來她非常努力，在《南島風雲》裏扮演了共產黨遊擊隊的護士長，塑造出了一個革命女性的形象，非同小可啊！從此繼續吃了十來年電影演員這碗飯……但是有的女演員，比如一位綽號“甜姐兒”的，外貌氣質不具備上官雲珠那樣的可塑性，越來越無角色可演，就毅然別辟蹊徑，嘗試寫作，倒也終於成為了一個擅長報告文學的作家，後來我與其有相當密切的交往，那就是黃宗英……扯得有點遠了，但這樣的回憶，是必要的，使我進一步憬悟，任何一次社會大變革，都要對許多人甚至所有的生命重新洗牌，而且，其特別值得大悲憫的是，即使有的個體生命積極真誠地參與洗牌，甘願洗心革面重新起步，到頭來也可能還是要被無情淘汰，如上官雲珠，她最後是在極度迷惑不解的痛苦中從樓窗跳下，跌在一個菜筐裏結束了人生苦旅……

　　在明星電影院真是看到過很多明星演的電影，許多世界名片。看過的電影裏印象最深的還有印度故事片《流浪者》，那時我已是初中生，上下集連映看完，出了電影院就跟同學一起哼唱電影插曲《拉茲之歌》。

　　另一個電影院叫蟾宮。我覺得它名字取得真好。那時候電影還是黑白片居多，電影片子就仿佛銀色天宮裏的景象，而且我從小就聽大人說，月宮裏有玉兔，有銀蟾，玉兔不停地搗靈藥，銀蟾不住地吐仙氣，蟾宮，多麼神奇的所在！我上到初三的時候，就不耐煩跟著大人去看電影了，他們的選片有時實在不符合我的趣味，比如他們買了《一件提案》的電影票，讓我一起去看，我就找理由推托，因為我實在想不出那“提案”能有什麼吸引我的地方。有時也會跟同學一起看電影，比如蘇聯電影《牛虻》就分別跟不同的同學看過好幾遍，直到現在，仍能復述出電影裏的場景、鏡頭轉換，以及配音演員的一些道白。那時候同學多半喜歡看打仗的電影或香港電影。

我卻漸漸喜歡上了蘇聯的某些反映現實生活的電影，比如《生活的一課》，演的是一個女大學生畢業前夕愛上了一個大工程的部門負責人，後來她丈夫職位越升越高，卻越來越脫離群眾、剛愎自用，她憤懣地離開了丈夫，後來她丈夫終於因犯錯誤被撤職貶黜，正當她丈夫灰頭土臉地在發配地的小屋子前哀嘆時，她卻提著箱子回到了他的身邊，他們擁抱在一起，決定一切從頭開始。這是部所謂“反官僚主義”、“提倡社會主義道德”的“意識形態正確”的影片，當然是為鞏固蘇聯體制服務的，但因為充滿生動的細節，演員表演到位，蒙太奇結構流暢，是部好看的電影。前些時我從網絡上調出了它的視頻，那些當年打動過我的片段，依然令我感慨。還有一部在蟾宮看過的影片印象難消，就是巴基斯坦的《叛逆》，那是部手法誇張甚至可以說相當幼稚的左翼影片，以窮人向富人復仇為主題，但其中男女主角的形象具有個人魅力，兩位演員都是當年該國的明星，那影片是隨巴基斯坦電影周來華的，身體健碩的男演員蘇赫特在蟾宮電影院參加了首映式，並在電影院前面的照相館拍了一幅照片，很快被陳列在櫥窗裏，一時成為隆福寺街的一樁趣事，那部影片也就在蟾宮連映了許多天，我看過兩遍。當年的蟾宮電影院結構很獨特，它的正面是個照相館，照相館兩邊有甬道通進去，進去後才是電影院前廳，那前廳又經營花卉零售，連通向裏邊的甬道兩側也擺滿夾竹桃盆栽，令觀眾賞心悅目。那時候蟾宮電影院在前廳的幾面墻壁上，從上到下滿貼著電影海報，映過的沒映過的全有，林林總總，光是欣賞那些海報，也令人得到一定的滿足。

　　後來在蟾宮隔壁又蓋起一座劇場，可以放映電影，也可以進行舞臺演出，叫東四工人俱樂部。我上高三時開始給《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寫稿，大約是1959年某天，收到報社寄來的一張電影票，地點就是這個工人俱樂部，報社會以什麼片子來招待它的通訊員和作者們呢？直到開映前我也不清楚。燈暗了，開演了，是部譯制好的意大利電影《羅馬十一點鐘》，不知別的觀眾感受如何，於我來說，是多層次的洗禮，首先是人性的洗禮，這部影片以在羅馬發生的一樁真實事件為題材拍攝而成：眾多女性為爭奪一個打字員的職位，把應聘場所的樓梯擠垮了，釀成有死有傷的慘劇。當年引進這部電影，不消說是為了教育中國人民“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當然，影片制作者是意大利左翼藝術家，確有抨擊他們所置身的社會的用意，但於我而言，受到震撼的，卻是對復雜而微妙的人性的揭櫫。在經歷了慘劇後，影片結束時，仍有固執地淩晨去等候面試的女子，在風中瑟瑟發抖，俗眾就這樣卑微地生存。其次，影片對我進行了一次審美洗禮，使我懂得，群戲也可以構成動人的作品；線性敘述與環狀敘述都能形成對讀者觀眾的牽引，問題在於如何巧妙穿插；悲劇中可以嵌入喜劇因素，催人淚下與令人莞爾同樣必要；給出結論不如讓欣賞者自己去回味琢磨。後來翻閱電影史，知道《羅馬十一點鐘》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潮流中，與《偷自行車的人》《米蘭的奇跡》等齊名的經典之一。

　　在隆福寺商場裏面，有個小劇場，專門上演曲劇。有個小劇團，長期在那裏面演《清宮秘史》。後來魏喜奎在那裏演出了曲劇《楊乃武與小白菜》，大約在1956年，有天忽然周恩來總理去那裏看了這出戲，雖然看完並沒有上臺與演員握手，也沒有說什麼，但記者一報道，這戲就紅了，後來新鳳霞的評劇版本也大受歡迎，過幾年，魏喜奎就拍攝了彩色戲曲藝術片。周總理到隆福寺看《楊乃武與小白菜》也成為這條街歷史上的一樁盛事，剛剛故去的詩人柯巖，她那首名詩《周總理，你在哪裏？》記得裏面有句“他在出席政治局會議”，其實無妨加一句“他在隆福寺小劇場看劇”。

　　十年動亂，隆福寺古建築蕩然無存，隆福寺街也面目全非，明星電影院好像改名為東方紅電影院，蟾宮則改為了長虹。現在明星恢復了原名，長虹沒有改回蟾宮，現在的電影全是彩色，而且全是大屏幕，還有3D功能，以長虹來比喻也確實比蟾宮更貼切。工人俱樂部則改名為個人文化宮，裏面的娛樂項目更加多樣化。

　　我曾在那條街西段路北的隆福寺小學就讀，在那裏我曾把幾十張苦心積攢的糖紙，夾在一本《匈牙利民間故事》的書裏，送給一個我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覺得美麗的女同學；記得男同學裏有一位住在豬市大街南側不遠路東的一個地基陷落在馬路之下的院落裏，那商鋪式的中西合璧風格的大門上面，還保留著“順風車行”的字樣，原來他家以前是開租車行的，所出租的不是黃包車、騾車、汽車，而是馬拉的有彈簧底座的歐式馬車，我們現在從電影、電視劇上還可以看到那種馬車優雅的身影，當然到他成為我的同學的時候他家已經敗落，家裏大人都另覓生計了；我記得在早已拆毀的一條隆福寺街通向豬市大街的南北向短胡同裏，還有個保留著破舊門臉但已不營業的茶館，它那磚雕的字號還很清晰，可惜我忘掉是哪幾個字了，後來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老舍的話劇《茶館》，我就總覺得表現的就是那家我多次路過的破舊大門裏面曾發生過的事情；還記得街上有家命相館，門外有很玄虛的木質對聯，但到我上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它就關閉了；1956年，我在街上遇到腰鼓隊，鑼鼓喧天，是在慶祝北京市所有的私營工廠作坊、商鋪店家都已經完成公私合營，也就是歡慶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但是1981年，專寫報告文學的作家理由告訴我他采訪了北京改革開放後第一家領到執照的私人飯館，地點就在豬市大街南邊胡同裏，菜式很好，我有天就從隆福寺街找到那裏去……當我再次彳亍在隆福寺街的時候，我擷拾著從童年、少年時代一直延續到後來的記憶花枝，心頭百味叢生。是啊，社會變革就是洗牌，淘汰掉許多，有確實應該淘汰的，有淘汰過頭重新拾回的，有既已淘汰便再拾不回來的，有正向淘汰，更有逆向淘汰……俗眾·生活·命運，這條街上的生生滅滅、歌哭吟唱，就仿佛是一部放映不停的集正鬧悲喜之大成的劇情長片，夠我觀看體味一生！

　　眼下的隆福寺街仿佛一個被冷落的資深美人，它的街口雖然早就造起了仿古的牌坊，除了上面寫到的明星蟾宮俱樂部，街上的北京風味小吃店也還有些人氣，但整條街，尤其是西段，一些服裝店常常是門可羅雀。令我有些想不通的是，如今北京的南鑼鼓巷、五道營胡同等處，正在成為所謂體現北京特色的新商業區，那當然是好事，但那兩處的基礎其實遠比不了隆福寺街，為什麼人們在“保存古城風貌”這件事情上非要舍舊趨新？為什麼要拋棄拆毀許多真的古董，而去生造一些新的“民俗空間”？

　　歲月匆匆，在可預測與難預料的世道變幻中，隆福寺街不斷蛻變。街猶如此，人何以堪？還是曠達些好：相信該逝去的總歸要逝去，該到來的總歸要到來。我也並非消極地引頸以待，這些零碎的文字，其實是想為宏大的歷史敘事填補空白，為社會的良性調整提供些微小的助力。

　　2011年12月20日溫榆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