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飯店

一位外國朋友告訴我，他每次來北京，一定下榻北京飯店，他說，那好處是，回到他那國家，人家問起：在北京住哪兒呀？答曰：“北京飯店。”別人就點頭，雙方就不用再啰唆什麼。如果回答是香格裏拉、希爾頓、凱賓斯基……對方起碼會說：“啊呀，北京也有這些啊。”如果是完全中國味道的名字，則可能引出一番議論：“什麼含義呢？在北京什麼地方？舒服嗎？……”

　　一句“我住北京飯店”，一切就都不言而喻了：身份、財力、接待規格、享受到的特色、方便度、舒適度……

　　我八歲跟隨父母來到北京。同來的還有小哥和姐姐。大哥和二哥那時都已在外地工作，所以不同行。父親原來在重慶海關任職，1950年後被新的海關總署調京任用。從重慶乘船先往武漢，再從武漢乘火車來到北京，接待我們的總務處人員把我們帶往臺基廠海關總署裏面，暫時安排在一座小洋樓的地下室裏居住。父母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期，隨祖父母在北京居住過，對於北京充滿感情，重返故地的興奮溢於言表，但小哥和姐姐卻不以為然，他們初到北京，跑出機關大院去轉悠一番後，回到地下室當我的面怪腔怪調地調侃：“北京--好得勒兒！”他們是在背後歪曲性地學舌，來北京之前，父母一再跟子女宣諭北京極好，但是兄姊初來乍到的感受卻是“不怎麼樣”。那時我才八歲，父母兄姊不許我出屋亂跑，我好悶啊！後來有天母親終於牽著我的手，帶我去一條胡同裏訪問一家舊識，我才有機會睜大眼睛，觀察“好得勒兒”的北京。

　　出臺基廠北口，我見到了東長安街，往東看有個牌樓。母親絮絮地跟我灌輸：因為在東邊，單是一個，而不是像豬市大街那邊的十字路口有四個牌樓，因此叫做單牌樓，同樣的牌樓在這條街盡西邊還有一個，所以又分別叫做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那地名兒又簡化為東單和西單，四牌樓呢，也分東四牌樓和西四牌樓，地名則簡化為東四和西四……當時我聽了完全不往心裏去，誰想到四十幾年後，母親播下的種子，竟開花結果，我的一部長篇小說就以《四牌樓》命名。

　　我感興趣的是響著特殊鈴聲的有軌電車。它在馬路當中軌道上運行的身影，令我覺得十分龐大，而且神秘。幾年後我才有機會坐上它，而且知道那鈴聲是駕駛員用腳踩出來的。大約十二歲的時候，因為上學放學總乘固定的一路電車，跟一位司機臉熟了，有回車上比較空，停站後，我鼓足勇氣，請求那司機讓我踩踩鈴閥，那司機竟同意了，當我踩出的鈴聲震響自己耳膜時，形成了我童年時代的一次歡愉高潮。半個多世紀過去，不知那位司機還在世否？一個生命賜予另一個生命歡愉，哪怕是短暫的、瑣碎的，也是宇宙間至美至妙的事情！

　我長大成人以後，才知道北京飯店裏有若幹父兄輩銘心刻骨的生命記憶。父親隨祖父初到北京的那十來年，因為祖父是清朝最後一科的舉人，到日本留過學，辛亥後在蒙臧院當僉事，薪酬頗豐，住進凈土寺胡同一座原來蒙古貴族的舊居--稱作“樸園”--裏面，從留下的舊照片上看，堪稱是個大宅門，父親在裏面隨祖父母很過了幾年好日子，但是，後來政局動蕩，先遷到了什剎海畔，祖母去世，再遷到西四南邊的缸瓦市--那時祖父續了弦，又生了幾個子女，生活質量就下降不少，到1924年，祖父南下廣州，參加革命去了，拋下續妻，更拋下了子女，父親本來常隨祖父到北京飯店應一些名流的飯局，而且因為聰慧勤奮，也考取了協和醫科大學，現在我還保留著他當時一張西服革履的照片，一派富家子弟、未來名醫的模樣，但南下的祖父雖然給續妻寄生活費，那後母對父親卻十分苛酷，等於是掃地出門，不僅不管繳納學費置備必要的學習用品，連飯錢也不給，父親十分狼狽，為了應付生活，常常以代人考試的方式，掙些風險很大的錢，也曾到祖父那些仍留在北京的朋友那裏，請求幫助，但人家只不過給點小錢，或僅是把父親順便帶到前門外的擷英番菜館，或北京飯店裏的法國餐廳，讓他在飯局上忝列末座，當他面說些恭維祖父的話罷了；父親因為實在繳不起協和醫科大學的學費，只得退學，為盡快獲得一個牢靠的飯碗計，就去報考了海關，被順利錄取，於是娶了母親，而且很快生下了大哥。

　　海關的待遇很好。大哥隨父母過上了優裕的生活。多年後大哥跟我說起，小時候，父母曾把他帶進北京飯店吃餐，還請了幾位好朋友，有那父親的好朋友就問大哥：“長大了幹什麼？”大哥伶俐地回答：“當醫生。”父親臉上就現出真切的笑容。父親未能在協和醫科大學完成學業，是他一生的痛。因此他始終期盼子女中有人能代他完成這一夙願。但是後來我們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大成人，並沒有一個成為醫生，雖然父親為我們後來都能自食其力而欣慰，但竟沒有一個成為醫生，依然是他心底裏的隱痛。

　　北京飯店和協和醫學院離得很近。在京城的那片空間裏，有著父親怎樣的希冀與失落啊！

大哥小時候在學校不好好讀書，膽子大，凈幹些讓父母擔驚受怕的事，比如在海關宿舍兩棟離得很近的樓房屋頂上，他找來一塊兩端剛夠壓住樓頂的木板，拿根繩子把自己吊在木板上，蕩秋千，那木板在他快樂的蕩悠中，不住地跳動著，眼看一端就要滑下屋頂，他卻渾然不覺。母親發現，幾乎暈倒，鄰居們幫助制止，父親下班回來聽說，再加上學業荒疏，訓斥他他還梗脖子，氣得將他抓過去打屁股。大哥在學校裏常常“抱打不平”，惹出事端，學校礙於父親海關有職務，不好公開出布告將大哥開除，就通知父親，將他“默退”。大約是我四歲的時候，有次大哥在吃飯時，父親訓斥他，他頂撞，父親氣憤中把一碗面拋到地上，大聲吼：“你給我滾！”大哥立刻站起來，晃晃肩膀，沖出門去，母親追出去，大聲呼喚，哪裏喚得回來，父親也以為他過幾天會自己回來，卻從此不知蹤影。過了半年多，有天母親忽然高興得流淚，原來大哥給家裏寫來了信，說他在北京，為美國調停國共兩黨軍事活動的派出機構工作，他會一點英文，派上了用場，父親下班回家，母親柔和地報告了大哥的來信，父親沒有再生大哥的氣，看了信，微微點頭，說了句：“只怕還有誇張。”確實有誇張，我稍大後，二哥告訴我，大哥那兩年在中美聯合組成的“軍調處”，其實只是個跟著別人去采購食堂原料的“小炊撥兒”（北京話，意為讓人指使幹雜活的角色）。角色雖小，但活動的空間卻非常壯麗，那就是北京飯店。大哥跟二哥講起，那時候北京飯店裏經常有舞會，他也可以參加，在舞會上別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幹什麼的，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身材勻稱，相貌英俊，從襯衫裏顯現出陽剛的肌肉線條，據說有次參加舞會的大明星美女白光，非常喜歡他，一連約他跳了六支舞曲，讓那天舞會上的其他男士嫉妒得眼睛出火，白光一再贊揚他是“好小弟”……

　　1959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了《青春之歌》，裏面利用真實的廳堂展現了1934年左右的北京飯店，在《風流寡婦》的圓舞曲旋律中，紳士淑女翩翩起舞，當然那是作為反面場景，來襯托主人公革命女青年林道靜“出於汙泥而不染”，不過我看那一片段時，還是很艷羨那樣的華麗生活。1962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又拍攝了《停戰以後》，裏面有更多北京飯店的場景，不僅有廳堂，也有客房走廊和客房內景，其中很多鏡頭也是實景拍攝。1903年建成的北京飯店，最初是兩個法國人的資本，後來有中國民族資本家的資本加入，在收歸公有之前，是個中法股份有限公司在經營，它的建築風格和內部裝修，有濃厚的法國風味。到1962年的時候它的面貌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因此用來拍攝在裏面發生的歷史故事，是很便當的。

《停戰以後》裏面有個女翻譯的角色，由著名電影演員秦怡的妹妹秦文扮演，她似乎沒有姐姐那麼美麗，但演技不錯；據說她扮演的那個角色的原型，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46年到1947年的“軍調處”就設在北京飯店裏面，那確實曾經是王光美重要的人生舞臺。多年以後，王光美被打倒被侮辱投入監獄，大哥偷偷告訴我，他在“軍調處”當小跟班時，曾見到過號稱輔仁大學校花的王光美，感嘆人生真是詭譎莫測。大哥在內戰爆發後開了小差，跑到南方，後來參加了解放軍，1960年他從海南島駐地請探親假回北京，一個人悄悄跑進北京飯店，當然是由懷舊情緒支配，那時北京飯店是不能隨便進去的，一般市民或外地人也很少有人嘗試進入，可能大哥穿一身軍裝，又善於應對，居然放他進去了。他出來以後，心情不好，因為他發現，那裏面的舞廳，依舊舞曲縈回、舞影翩翩，只不過曲子多了蘇聯風味的，男士西服革履的不多，女士穿連衣裙的不少，但也有穿旗袍燙卷發的，據說是上級指示，準許少數女子保持舞女職業，以備首長和外賓之需。大哥覺得所看見的場面與參軍後受的教育相悖，又不能公開議論，只能私下與小他兩歲的二哥傾訴苦悶，這是後來二哥見我懂事了，才轉述給我的。北京飯店這個空間，就這樣給予過我大哥難以理抹清楚的心靈刺激。

　　盡管多次內部改裝修飾，老北京飯店的樓體始終存在。1959年在它西邊修造了一座新樓，跟它聯通，新樓底層有華美寬敞的宴會廳，現在仍是京城許多重要政治活動或體面的商業活動的使用空間。老北京飯店的東邊原來是鐵道部的辦公樓，1974年拆除，建造了更新的一座線條簡捷的具有現代化設施的店樓，也與最早的店樓連通。但改革開放以前，新老三座連通的店樓都是平頭百姓不能隨便進去的，除非你當了全國勞動模範，把你安排為代表、委員什麼的，在某個會議召開期間，才讓你住進去。1974年建成的新店樓，安裝了紅外線遙控的自動扉，那時候成為京城市民茶余飯後的一個話題，啊呀，先進得不得了啊，人剛走過去，它就蔫不嘰地自動打開，你走過去沒幾步，它又蔫不嘰地自動合上，神仙門啊！什麼時候咱也穿過它一趟啊！表達向往者多半就會遭到奚落：美得你！你是哪棵蔥？哪輪得到你享受那神仙門的樂子！如今到處是自動扉，有幾個人還記得三十多年前的這些心態與話語？

　　我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進入過北京飯店。但是1975年的時候，得到過一次邀請，差點兒去穿越那先進的自動扉。

1968年的時候，我任教的那所中學進駐了軍宣隊（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們負責組織學校裏的“鬥、批、改”，我因為1964年曾經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一篇《京劇不適宜表現最當前的現實生活》的文章，裏面還提出不應該在現代戲裏取消小生小嗓、旦角水袖等傳統行當，有“反對革命樣板戲”“反江青”的罪名籠罩頭上，因此灰頭土臉、夾著尾巴做人，哪敢主動接近軍宣隊，但那軍宣隊的指導員和一位戰士，卻主動來跟我接近，我把自己的“問題”坦白給他們，沒想到，指導員在我單身宿舍裏私下跟我說：“老戲也有好的，我就最愛看《楊八姐遊春》！”讓我心頭輕松了許多。那戰士姓周，他也常到我宿舍來聊天，跟我開許多玩笑。有天小周來我宿舍一反常態，愁眉苦臉，原來他父親病重，想到北京來看病，但那時一個農民進北京城，住店和到醫院看病，都必須要有省裏革命委員會開具的介紹信才行，何況看病和住店都得花錢，困難呀！我就跟小周說，你父親來了北京，可以就住我這間屋子、睡我這張床，我北京有個姐姐，她家離這學校也不算太遠，我就每天在她那裏住，白天來學校參加“鬥、批、改”好了；另外，我沒成家，工資一個人用不完，也有點小積蓄，幫補你父親一些醫藥費並不影響我的生活。只是，那省裏的介紹信，你怎麼才能開出來呢？討論中，指導員也來我宿舍，聽說了，就給他出主意，說你們省裏革委會，正好有我戰友在那裏負責站崗，我給你帶上封信，兵幫兵，一家親，你就一定把那介紹信開下來，你爹的病得抓緊治！三人議定，小周當夜就趕回家，沒兩天帶來他父親，安頓在我的宿舍裏，又到協和醫院看了病，確診是化膿性肋膜炎，加緊治療不提。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學校裏有人正式在大會上質問：“為什麼猖狂反對江青的劉心武還沒有揪出來？”一派群眾組織貼出了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又在校門外墻上刷出每個字使用一整張大字報紙的大標語“劉心武猖狂反對江青同誌罪該萬死！”那天下午就要將我掛牌子戴高帽批鬥，但下午廣播裏宣布又有新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發表，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學校的革命師生照例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歡呼，我那個下午就混過去了。第二天一早軍宣隊通知那派要揪鬥我的群眾組織：“劉心武那篇文章夠不上現行反革命，不同意你們揪鬥。”軍宣隊將我保下，是那時西城區領導所有中學運動的總部（設在航空胡同民國時期的航空署，一座中西合璧的樓房裏）作出的決定，但我覺得我們學校的軍宣隊小分隊的指導員，包括小周與其他成員，替我說了好話，一定起著不小的作用。

　　軍宣隊成員實行輪換，1974年的時候，指導員和小周早已回到原部隊，而小周他們那個連，恰好就分配到新建成的北京飯店值勤，他們離開我任教的那所中學以後，我們一直還保持著聯系。小周有天見到我，就邀我跟著他到北京飯店新樓參觀，他說我跟在他身後，別出聲就行，保我能享受自動扉之樂，還能進沒住人的客房開眼界，知道什麼是中央空調，當然更可以看到那時一般單位和家庭都很稀罕的彩色電視……他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我沒有應約而去，我這人膽小，不願冒險去品嘗非分的甜頭。

　1980年以後，我是北京飯店的常客。或參加在西樓宴會廳的各種名目的活動，或到裏面會見外賓，有時媒體的采訪也借用那裏面的空間。1986年我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文學》雜誌社工作，雜誌社搞活動，也常租借裏面的多功能廳，記得一次是在老樓頂層，先開研討會，再吃自助餐，因為雜誌社裏有能人，通天都行，遑論搞定這麼一個飯店，他們跟我匯報，非常好的自助餐，所收費用卻相當便宜，那真是些美好的時光。

　　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之一，是開啟了民智，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飯店不斷出新鮮事。開頭也是限制一般民眾，“閑人免入”，但就有外地來京的普通人，大搖大擺地往裏走，被攔住，問幹什麼的？理直氣壯地回答：“吃飯的！你這外頭不是大字寫著‘北京飯店’嗎？到了首都，進這飯店吃個飯，怎麼不行？”若是在“文革”時期，這來闖的人很可能就被視為敵對分子，給薅起來了，但那時的北京飯店工作人員意識也在發生轉變，只是耐心解釋：“目前還不對外，但是你們的願望我一定向領導反映，也許沒多久，這裏就對所有人開放了--可是衣衫不整的，還是不許入內啊！”闖店的人也就心平氣和起來：“別總是只接待首長外賓，快點開放！你開放了，我穿得比今天還鮮亮地進來吃飯！”

　　很快的，大概是1981年，北京飯店也就允許一般的中國人進入了。真對一般人開放了，往裏進的平頭百姓也並不多，因為裏面消費很昂貴。拿吃餐來說，裏面在1958年就有譚家菜，本是清同治年間譚姓高官的私房菜，後來在街上設了店面，屬於高檔官府菜，民國時期一直存在，新中國成立後，首長喜歡，用來招待外賓，都哄然稱妙，因此最後搬進了北京飯店，首長外賓兩便。現在北京飯店的譚家菜若非公款消費，一般自費的必須是富人才不在乎，中產階級翻開菜牌，若忍住咋舌，心裏也還會鼓槌亂響。但開放的社會畢竟比封閉的社會好，人們的機會、機遇多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多有一般身份的年輕人，穿得體面一點，到北京飯店裏面尋找命運轉折機遇的。他們當然不會住店，也不去吃譚家菜，只是到大堂吧點一杯可樂或咖啡，慢慢地呷，兩眼則不住地觀察，有的就跟外國人搭訕上了，一回生二回熟，來往上了，有的就獲得對方的好感與信任，或幫助聯系了外國大學的獎學金，或對其出國進行擔保。最令人驚嘆，其故事流傳至今不減其魅力的，是一位李姓男子，被來中國旅遊的美國好萊塢老牌女星相中，對其一見鐘情，愛得執著深沈，難分難舍，最後將其帶往美國，那李姓男子在美國為那年邁的大明星送終後，根據大明星遺囑，獲天文數字遺產，後來重返中國，成為京城巨富，而北京飯店，便是他的發祥地。

　　一個空間，在不能進去，只能在外面觀望時，神秘而奇妙，便有許多話可說；若出沒其中成家常便飯，印象繁多，互相重疊，反倒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了。北京飯店於我就是如此。

回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浮到記憶上層的，有兩個人兩三件事。

　　一個人是德國的馬漢茂，這是他的漢名，他那時是西德波鴻大學的教授，熱衷於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新的文學作品介紹到德國，他本人動手翻譯的作品不多，但他善於聯絡中國作家、德國漢學家、出版社、傳媒，也就是組織能力特別強，許多中國作家的作品被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裏面都有他的功勞，他還能設法找到一些機構贊助，邀請安排中國作家訪問西德。我的若幹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如意》等，就都是他組織翻譯出版的，1984年又幫我找到邀請方，提供機票和費用到西德訪問，那幾年裏我們聯絡比較頻繁。大約在1985年，他又來中國，住北京飯店，約我去會面，我去了，他在大堂等我，匯合後，他想到商品部買東西，我陪他去，他要了商品，掏出錢包付人民幣，售貨員不收，他就抗議：“這是你們國家發行的貨幣，為什麼你不收？”售貨員很尷尬，但瞄見他錢包裏有外幣兌換券，就微笑著說：“您不是有能用的錢嗎？您付那個就行。”馬漢茂偏要付人民幣，那售貨員堅持原則不收，僵在了那裏。現在的80後、90後可能已經完全不明白什麼叫外幣兌換券了，那時候外國人到了中國，必須先拿外幣在指定的兌換點兌換成特殊樣式的外幣兌換券，拿那券買東西；而中國人用人民幣，也買不到若幹必須用外幣兌換券才能買的商品，也未必是進口貨，那時有若幹專門制造出來的國貨，只供應外國人，或持有外幣兌換券的中國人。那時候更有一種僑匯券，就是你家在國外的親友給你寄來外幣，國家一律讓你按匯率領取人民幣，但按寄來的幣值發放你一定數量的僑匯券，你可以到專門的商店，尋找你喜歡的商品，那些商品往往是其他一般商店裏沒有的，那商品標簽上會寫出，需要幾張僑匯券，同時需要付多少人民幣。那時各個涉外飯店的商品部都只收外幣兌換券，在建國門外，更有專門的友誼商店，只接待持有外國護照的顧客，裏面只流通外幣兌換券，而專賣僑匯券商品的店鋪又另在別處，我記得崇文門內大街上就有一家。且說馬漢茂那天非要拿人民幣在北京飯店購買商品，弄得售貨員哭笑不得，我在一旁，心裏很不是滋味。後來是馬漢茂嘟嘟噥噥，滿臉不高興，終於從錢包裏抽出一張外幣兌換券，買下了那件物品。馬漢茂後來患憂郁癥在德國跳樓自殺。這件事已過去二十幾年，那時候中國政府缺少外幣，所以有那樣嚴厲的外匯管制，集腋成裘，現在呢，從美國到一些歐洲國家，全都欠中國政府錢，中國政府擁有的外匯儲備之多，報出那數字令人暈眩。世道變化之大，令人長嘆。現在用人民幣在北京飯店消費絕無問題，無論你是哪國人。而停用的外幣兌換券和僑匯券，已經成為收藏市場的熱門貨，價格一路飆升。

還想起一個人，就是韓素音。她生於1917年，現在該有九十四五歲了。她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比利時人，很早就取得英國國籍，幾十年前就定居瑞士洛桑，她最後一任丈夫是印度人，她的著作在許多西方國家出版，我記得其中一本是首先在南美阿根廷一家出版社印制發行的。認識她，我是在葉君健先生家裏，一般人多只記得葉君健是個兒童文學作家，譯有丹麥安徒生童話全集，而不清楚他一度曾算得上是一個英國作家，屬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英國文學精英圈--索爾茲伯裏群星--裏面的一員，那其中包括影響極大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葉君健那時候用英語和世界語寫出的長篇小說頗獲好評，就文學資歷而言，韓素音出道比葉君健晚，他們是在英國相識的，後來一直保持著聯系。我在葉老家裏認識韓素音以後，她偶爾也會單獨約我會面，大約也是1985年，她又來北京，因為讀了我的中篇小說《如意》，非常欣賞，打算翻譯成英文，約我到北京飯店吃譚家菜，我們邊吃邊聊，談得比較深入。她告訴我，北京飯店這地方她太熟悉了，她和三任丈夫，都曾在這個空間裏活動過，她在這個飯店裏目睹了中國社會往往令人吃驚的變化。她認為自己能夠向世界解釋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被中國高層人物看重，周恩來、鄧穎超早在四十年代在重慶就跟她熟識，她通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邀請來華後，周恩來夫婦接見她是必然的，後來鄧小平也接見她，她頻頻來華，也頻頻發表報道、解釋中國的文章，在西方確有一定影響。但是，她後來似乎漸漸失去了報道、解釋中國的權威性，就像定居法國的那位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一樣，伊文思本來是通過紀錄片詮釋中國的權威，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卻力不從心了，西方人覺得他片面，中國官方也失卻了靠他對西方宣傳的倚重，韓素音應該與他同病相憐。我和韓素音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八十年代末，那天前駐美大使章文晉、張穎夫婦在家裏招待她，請我和諶容作陪，章家住處離北京飯店很近。那天席間大家坦率交談，但不甚投機，記得當韓素音報道了一則消息並發表評論後，我心裏很不以為然，諶容似也難以認同，但我們都沒吭聲，章文晉的兒子卻平和而具體地反駁了她，席間氣氛有些個緊張，好在女主人張穎巧妙地把話題引開，大家便集中精神品嘗女主人精心烹制的仿譚家菜火鍋。飯後大家飲茶，繼續聊天，我想起北京飯店就在附近，而韓素音的生命體驗與那個空間又有著那麼密切的聯系，就建議她以北京飯店為主要場景，寫部長篇小說，她笑笑說：“我才不為它做廣告呢。”我感覺她內心裏有種寞落情緒縈回。後來中國政府高層再沒有接見過她。

　　北京飯店當然不用做廣告。它是不言而喻的。我如今很少去那裏，有請帖也懶得去。但它畢竟是牽動過我的家族和我個人的一個重要空間。保持對生命歷程裏的主要空間的敏感，是活力仍在的標誌吧。

　　2011年10月29日寫於溫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