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盧森堡公園

巴黎塞納河左岸的盧森堡公園，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不但聽說，也看見過，當然，看到的是照片。那照片不是單純的風景照，上面有人物。有的人物是熟悉的，比如大姑媽和二姑媽，她們都曾在法國留過學。有的只知道跟兩位姑媽有這樣那樣的關系，所以會一起在盧森堡公園留影，但究竟何許人也，父母說出過幾位，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再有的，則父母也說不清了。隨著我告別少年時代，進入青年時期，社會環境使得家裏那樣的照片深藏起來，對照片上的人物，父母即使知道也緘默不語了，我呢，也漸漸失掉了探究的興趣，因為，對那樣一些影像刨根問底，屬於危險的興趣。再後來，大風暴襲來，人們在恐懼中紛紛毀滅舊照片。風暴過後，天空晴朗起來，我家收拾舊照片，居然也還殘存一些，在巴黎盧森堡公園裏拍攝的，剩有四五張。1986年至1987年，我在《收獲》雜誌開了個《私人照相簿》專欄，在《留洋姑媽》那篇裏展示了兩張。其中一張有著盧森堡公園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那兩邊有著巨杯形花缽裝飾的寬闊臺階。

　　盧森堡公園號稱巴黎最大的市內公園，但是跟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壇、陶然亭等公園比較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最近在網絡上看到一位到巴黎自由行的“驢友”抱怨，說那盧森堡公園令他失望，一無蓮池錦鯉，二無曲徑通幽，三無疊石怪趣，四無遊廊山亭，他去那天還起風，公園碎石路面上旋起沙塵，令他十分掃興。個體生命對同樣景物的感受往往差異極大，我很尊重那位“驢友”的感受。我1983年第一次造訪巴黎，就去了盧森堡公園，後來每次必去，特別是2000年那回，借住在朋友家，他們家就在盧森堡公園旁邊，幾乎天天要在那公園裏穿行，用中國古代文人的語言來形容，是“十二欄桿拍遍”，那公園，似乎也成了一個熟稔的法國朋友。我的感受是，盧森堡公園體現著西方的一種造園理念，就是那空間不是用來讓人驚艷，而是用來讓人放松的，因此，它裏面雖然有著古典式的宮殿建築（現在是法國眾議院），有著美迪奇噴泉那樣的園林小品，更分布著若幹圓雕，以及大片的花壇，但那些事物對遊人眼球的吸引力有限，它的主打布局是隨意栽種的樹林與林蔭道，還有草坪花壇邊碎石地面上那些可以隨意移動使用的鐵椅。在我看來，盧森堡公園之美，樹木花草、圓雕噴泉都在其次，那些在樹下花前，坐在鐵椅上放松自己，或讀書報，或撫琴弦，或緊依緊偎，或老少互嬉……的普通巴黎市民的自然生態，是最美的。

　盧森堡公園的空間，並不在一個平面上，大體而言，是它的東北部，對比於其他部位，高出幾米，兩個平面的過渡，便由那寬闊的臺階完成，那個臺階，也就成了遊人們留影的一個常取場景。三十幾年前，曾與二姑媽聊起盧森堡公園的這個臺階，她感嘆道，恐怕幾代曾到巴黎的中國人，都上下過那臺階，並大都在那上面留過影，她就陪何香凝，還有廖承誌，多次經過那臺階，她說，上世紀初，不僅留法的人士必定在那臺階留下足跡，當時在歐洲其他國家留學的，尤其是在德國留學的人士，都會或途經巴黎，或利用假期從柏林等處來巴黎活動，比如周恩來、宋慶齡、朱德、孫炳文、鄧小平……就十之八九會在那寬闊的臺階閃過自己的身影。我拿出在那寬臺階上拍攝的舊照片讓二姑媽指認，她告訴我，其中那個高挑身材、一身白色洋裝的女士，叫張邦珍。我問：張邦珍如今在哪裏？二姑媽輕聲說：去臺灣了。我本能地回應道：啊，是個反動派啊！二姑媽遲疑了一下，就跟我說：其實，那個時代，在保皇黨和軍閥們看來，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亂黨”，也就是說，都是革命黨，跟李大釗一起被軍閥張作霖絞殺的，就有好幾位並非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其中一位非常年輕的女士，叫劉悒蘭，二姑媽跟她接觸過，就是國民黨員，屬於國民黨左派。張邦珍呢，最早也應該算是國民黨左派，跟共產黨人過從甚密。後來國共分裂，直到大決戰，當年在巴黎一起遊盧森堡公園的人，才徹底分道揚鑣，張邦珍隨宋美齡去了臺灣。我註意到另一張照片上，有位女士女扮男裝，留男士分頭，穿中式男性大褂，二姑媽告訴我，她叫羅衡，那時應該也算是國民黨左派，二姑媽和羅衡都曾當過何香凝先生的秘書，但羅衡後來也去了臺灣。我又本能地回應道：啊呀，怎麼她也成了反動派？二姑媽微微搖頭道，政治理念固然對一個人的行為起著重要作用，但人是復雜的，人的感情更是具有推動力的。她以比較含混的語言讓我知道，張邦珍和羅衡在巴黎時就不是一般的親密，後來回到中國，兩個人同在一所中學主政，同室居住，張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羅的男士裝束十分粗獷，人們對她們從瞠目以視漸漸到見怪不怪，因此，大決戰勝負迅速分明時，張執意要去臺灣，羅怎舍得？也就去了。二姑媽跟我講張、羅故事時，已經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那時我雖然在政治話語上還使用“反動派”之類的名詞，卻已經有機會看到白先勇剛出版的《孽子》，開了些竅，懂得張、羅的“孽女”情緣必須尊重，再回過頭來看她們上世紀初在巴黎的留影，越發憬悟到世事的詭譎與人性的神秘。

那張有大姑媽、張邦珍站在盧森堡闊臺階上的照片裏，前端還有位手持便帽、西服短褲的男士，姿勢十分隨意，他是誰？父親曾說，怕就是羅家倫吧。二姑媽那天雖然沒有被照到鏡頭裏，記憶還不甚模糊，就搖頭，說怎麼會是羅家倫？羅家倫那時候已經接近30歲，照片上的男士應該是更年輕的一位留學生。羅家倫是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幹將，流芳百世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就是他起草的。他後來先到美國、德國留學，1925年許入讀巴黎大學。那時他尚未遇到後來的妻子張女士，在歐洲狂追過一位中國留學生，那位女生是在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化學的，羅家倫在柏林就不斷給那女生寫情書、送玫瑰，後來人家跟一些同學來巴黎度假，在盧森堡公園，他就當著大家向那女生示愛，眾留學生或插科打諢，或真誠祝福，但那女生不僅不為所動，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了拒絕……

　　那位被羅家倫追求的女生，也曾在盧森堡公園的那個闊臺階上跟一些人合影，因為其中有我大姑媽，我家也曾有過一張，但很早的時候，就被撕毀了，毀掉它的，就是那位也曾有過美麗青春的女士。

　　那位女士名藍素琴。記得大約是我12歲的時候，我們家住進來一個人，在我眼裏，分明是個老婆婆，父母卻讓我喚她藍孃孃。她怎麼是我孃孃？孃孃應該是母親的姊妹，應該跟母親一樣姓王啊，而且，母親家族的孃孃已經很多，比如那時候八孃孃就在北京農業科學院工作，來往很多，但八孃孃也從沒有在我家留宿過，這位藍孃孃怎麼提著個破舊的小箱子住到了我家，住進來了許多日子，也不見她走，最讓我覺得離奇的是，她也不去上班，三頓飯跟我們圍坐在八仙桌上一起吃。

　　那時我家住在錢糧胡同海關宿舍，我家門外有株高高的金合歡樹，盛夏時，合歡花，也叫馬纓花，滿樹盛開，散出特殊的香氣，全家人輪流洗澡，洗完澡，各自搬個小板凳，坐到樹下，扇著大蒲扇乘涼。有次父母到屋裏做什麼事去了，樹下只有我和藍孃孃，她一聲不響，我不高興，就纏著她給我講故事，她嘆口氣說：“有什麼好講的呢？講深了，你怕不懂。”我越發不高興了，跟她說：“我5歲就上學了，現在都要上初二了。別小看了我！那年爸爸媽媽帶我們從武漢坐火車到北京，我因為歲數小，是免票的，可是，乘務員發現我在那裏算帶小數點的除法，就要查我的年齡，他說，哪有這麼小的娃兒就懂小數點的呢？再說我到這21中，語文老師頭一堂課，提問，讓說出來暑假裏讀了什麼書，問到我，我說讀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他眼睛瞪得好圓……”藍孃孃這才噗嗤一聲笑了，用蒲扇拍著我背說：“鬼娃兒！沒想到你人小心大！”我就說：“可不。我在爸爸的那個放舊照片的紫檀匣子裏，看到過大姑媽、二姑媽她們在法國的照片，有個地方叫盧森堡公園，在那地方照的最多，爸爸說照片裏頭也有你呢！你為什麼不跟我講講盧森堡公園的故事呢？”藍孃孃聽了臉色陡變，四面望望，然後低聲說：“以後快別再提那些陳年舊照。”稍後又說：“故事我懶怠講。不過，你既然早熟、早慧，倒是可以給你推薦本讀物。我知道你哥哥姐姐都是喜歡俄羅斯古典文學的，所以你也讀了《上尉的女兒》。其實德國的文學也是很好的，有本書叫《茵夢湖》，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圖書館裏找到？”

我在很久以後，才讀了《茵夢湖》的中譯本。因為是一個特別的人所推薦，我的讀後感，是很個案的。我掩卷後思緒悠悠。藍孃孃一生未婚。我見到她時，應該是五十歲出頭，何以那麼出老？原來，她是從監獄裏放出來，因為實在無處安身，才投靠到我家的。我不會特別去註意父母和藍孃孃的談話，尤其是當他們壓低聲音交談時，我總是走開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既然在一個空間裏生活，免不了還是聽到一些、記住一些。有一次是藍孃孃跟媽媽說，感謝我家給了她這麼舒服的居住條件，特別是能在大澡盆裏仔細洗幹凈自己，她說她剛進監獄的時候，最感苦惱的還不是那罪名，而是身上立刻長滿了虱子，她說她在獄裏後來受到表揚，就是由她發起，制訂方案，督促眾牢友一齊努力，消滅了虱子，連看守們也都高興，因為原來看守回到家裏也遭抱怨，虱子是牢門關不住的，從牢裏傳染到牢外，大家一齊滅虱，牢內牢外都舒服多了。藍孃孃住的是新政權的監獄，那麼，她是個反動派無疑了。父母怎麼會留她在家裏住呢？我那時候好不容易才被批準系上紅領巾，這種覺悟還是有的，有一天，媽媽和藍孃孃上街買菜，我就跟爸爸提出了這個問題：“藍孃孃怎麼回事兒啊？”爸爸簡單地回答我：“她是因為歷史問題抓進去的，現在查清楚，放出來了。她無親無故了，實在沒地方安身啊。現在她正在向政府申請安排工作，等把她安排了，她就會離開咱們家的。”後來有一天，聽到藍孃孃跟父母聊天，媽媽責怪她：何必把那張有她和羅家倫的照片要去撕掉？她說往事實在不堪回首。那天大家在盧森堡公園拍完照，又出公園在街邊咖啡座吃餐，那羅家倫還是那麼不管不顧，眾人都在哄笑，“我膩煩極了，就一個雞蛋丟過去，把他身前的玻璃杯砸了個粉碎！”藍孃孃的這段敘述一直鑲嵌在我的記憶裏。1988年在巴黎，我特意登上盧森堡公園的闊臺階，穿過一片樹林，走出它東北大門，面前是一條有著好幾個咖啡館的街道；盧森堡公園是一個幾處有門，與周邊街道相連的公眾共享空間，我在《私人照相簿》的照片說明裏，把公園裏的闊臺階說成街頭，就是因為它實際上與外面街道渾然一體；那麼，半個多世紀以前，藍孃孃是在哪個咖啡館的露天咖啡座，往羅家倫那邊扔雞蛋的呢？那種咖啡館確實不僅供應咖啡及其他飲料，也供應吃的，藍孃孃扔出去的雞蛋，應該是英式的煮雞蛋，豎放在一種專門的雞蛋托子上，吃的時候，先用餐刀背將殼擊裂，然後再剝去所有蛋殼，最後是用手拿起來吃，還是用叉子叉起來吃呢？……悠悠歲月裏，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附近，曾發生過藍素琴將煮雞蛋擲向羅家倫的一幕，而在那以後，並沒有太久，羅家倫回到中國，1927年與一位張女士結婚，1928年成為清華大學校長，1931年成為中央大學校長……後來也去了臺灣，成為高官，1969年，他的人生謝幕。他一直保留著那張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闊臺階上拍攝的，雖然是多人合影，卻有著那時候他眼裏西施的藍素琴的照片嗎？在他的遺物裏，還找得到嗎？

　藍素琴不以羅家倫後來的發達而後悔對他的拒絕。她始終不愛他。她回國以後，本來以她那柏林大學化學系的水平，足以到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化學系謀取一個教職，但她沒有去，她應該始終不後悔那個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的拋物運動。但以她向我推薦《茵夢湖》而推論，她應該是懂得愛情的。她那隱秘的愛情，究竟有幾許的甜蜜，幾許的辛酸？她始終獨身，可見那曾經有過的愛情，是個淒惻的故事。她若願寫小說，怕也能寫出本類似《茵夢湖》的書來吧？

　　大概是我上到初二上學期的時候，有天放學，不見了藍孃孃，去那間原來她借住的房間，不見了她那只破舊的小皮箱，我就知道，她走了。也沒問父母，到吃晚飯的時候，桌上少了她的碗筷。又過了一個星期，傳達室送來的報紙裏有一封信，記得信皮上印著西南師範學院的字樣，父母傳閱後，一個說：“這下好了。”一個說：“其實不用道謝。”我就知道，藍孃孃被安排到大學教她在德國學來的化學了。很長的時間裏，我把她忘記了。

　　到1963年的時候，我已經是個中學教師了。那時候父親已不在海關工作，他被調到張家口的解放軍外語學院當英語教師。那一年暑假，父親母親先從張家口到北京，跟我會合，然後一起到成都，住到了他們的發小鄧伯伯家裏。鄧伯伯比他們年齡略大，他們叫他鄧哥。鄧伯伯早年也在法國留學，我在他書房的書櫥裏，看到了我看熟了的以盧森堡公園闊臺階為背景的老照片。那時候鄧伯伯是全國政協委員。一旁聽鄧伯伯跟父母懷舊，也聊到羅家倫追求藍孃孃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提到那只拋出的煮雞蛋，鄧伯伯當時似乎在場，回憶起時不免呵呵地笑。鄧伯伯指著那張舊照片，逐一說著他們後來的人生軌跡，有的在留學時就病死了，有的後來絕不再跟照片上的同遊者來往，不知所終，這些聽來當然無所謂。但是，有的，他就說：“那時候激烈得很啊，誰想到後來竟投靠到他那時激烈反對的勢力懷抱裏去了！”這話聽了也還不算驚心，但他又說道：“那時候大家吵歸吵，總覺得心還是靠近的，都恨軍閥混戰，恨列強瓜分，恨貧富不均，恨驕奢淫侈，恨政客虛偽，恨世風糜爛……大家都是熱切要讓中國富強的社會變革者啊，多一半應該算是真誠的社會主義者，懷揣著熱血浸泡的理想……可是，後來，這位把那位視為死敵，那位更實實在在地對那邊那個實行了鎮壓……當年大家在那盧森堡公園的寬臺階上，互相摟著肩膀，齊唱《馬賽曲》啊……”他提到了藍素琴，記得媽媽問他：“鄧哥，按說後來批判胡風，正式啟動鎮壓反革命的大運動，還有反右，她都難以幸免啊，怎麼聽說她倒都平安無事？”爸爸只低頭無語，因為他在1957年的“鳴放”中，也“說錯了話”。鄧伯伯沈吟了一陣，這樣解釋：“是呀，有的人就是並無言論，也給劃到敵我矛盾那邊去了。藍素琴麼，聽說在‘鳴放’的時候，有人動員她為解放初的被捕入獄吐苦水，動員她要求平反，她就在會上說，那樣處置她是對的，後來安排她這份教職，她除了感激，沒有別的話說。依我想，她是悟透了。果然求得了平安。”

那以後，我有時夜深人靜時，就會想起盧森堡公園闊臺階上合影的那些中國熱血青年，特別是那些寬泛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當中後來真正融入勝利隊伍，“正面打進去”的並不多，因為他們有的並非布爾什維克，有的後來成為托（托洛茨基）派分子，有的後來只聽命於蘇聯的斯大林，有的只是在“白區”活動，幾乎沒有跟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關系緊密的，他們被陸續淘汰掉，勢在必行。到了那狂暴的十年，開始我什麼也不敢想，到林彪摔死的事情公開以後，才又胡思亂想起來。就覺得，其實革命有時候與其說是與反動派的殊死鬥爭，莫若說是與自己原先在一起照相的夥伴之間的路線鬥爭，大批曾經殺害過革命者的反動派頭子，在那十年裏境遇比那些被宣布犯了路線錯誤的有革命資歷的人好過太多。近些年，重讀魯迅的《範愛農》，他用調侃的語氣說，因為範愛農得罪過他，因此，倘若中國真有革命，他魯迅第一個要革掉的，就是範愛農。這把人性揭示得多麼深刻啊！魯迅說他常常無情地解剖自己，這一筆就是拿自己開刀，揪出人性中最陰鷙的成分來。前些天在網絡上瀏覽，發現同是對現實不滿而表示要為改進而奮鬥者，有的分明是一起照過相的，如在盧森堡公園的闊臺階上一起展示過青春年華的人士，卻因對改進現實所開藥方不同，先是發生齟齬，然後互相開罵，以至宣布要滅掉對方，聽說還真有約到某處肉搏以求“徹底了斷”的，不禁一身冷汗。難道，因為人性如此，本是同一臺階上的生命，就必然會在社會變革的進程中，自以為絕對正確者處罰歧見者，狠過那共同的敵方麼？我的這些思緒，無關政治，直指人性。

　　藍素琴離開那盧森堡公園的闊臺階以後，因為報應得早，悟透得早，後來一直低調生存，得以善終。當然，她後來的信息，愈加模糊。

　　新世紀裏，有更多的中國人進出過巴黎盧森堡公園，我認識一位中國血統的法國姑娘，她的中國名字叫棠棠，她快要從法國的中學畢業，正準備考入醫學院，今後去當一名腦外科醫生。這是多麼了不起的誌向！2004年，我和她在盧森堡公園裏散步，我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在路邊樹林裏找到了一棵海棠樹，正當春暖，滿枝粉翠的花蕾，我指給她看，告訴她那是她生命的對應樹，她十分高興。後來我們一起踏上那道寬闊的臺階，她驚異於我眼裏泛出淚光，我不問自答地說：“臺階很寬闊啊，互相包容，就那麼難嗎？”

　　2011年11月23日溫榆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