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1912～2005），筆名元伯、元白，北京人，滿族，學者、教授、書法家、文物鑒定家。著有《啟功叢稿》等。

陳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學者，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史學上的貢獻，更是國內國外久有定評的。我既沒有能力一一敘述，事實上他的著作具在，也不待這裏多加介紹。現在當先生降誕百年，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際，我以親受業者心喪之余，回憶一些當年受到的教導，謹追述一些側面，對於今天教育工作者來說，仍會有所啟發的。

我是一個中學生，同時從一位蘇州的老學者戴姜福先生讀書，學習“經史辭章”範圍的東西，作古典詩文的基本訓練。因為生活困難，等不得逐步升學，1933年由我祖父輩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著我的作業去介紹給陳垣先生，當然意在給我找一點謀生的機會。傅老先生回來告訴我說：“援庵說你寫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錯，可以去見他。無論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總要勤向陳先生請教。學到做學問的門徑，這比得到一個職業還重要，一生受用不盡的。”我謹記著這個囑咐，去見陳先生。初見他眉棱眼角肅穆威嚴，未免有些害怕。但他開口說：“我的叔父陳簡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們還是世交呢！”其實陳先生早就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對於封建的科舉關系焉能那樣講求？但從我聽了這句話，我和先生之間，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墻壁。此後隨著漫長的歲月，每次見面，都給我換去舊思想，灌註新營養。在今天如果說予小子對文化教育事業有一滴貢獻，那就是這位老園丁辛勤灌溉時的汗珠。

一、怎樣教書

我見了陳老師之後不久，老師推薦我在輔仁大學附屬中學教一班“國文”。在交派我工作時，詳細問我教過學生沒有？多大年齡的，教什麼，怎麼教？我把教過家館的情形述說了，老師在點點頭之後，說了幾條“註意事項”。過了兩年，有人認為我不夠中學教員的資格，把我解聘。老師後便派我在大學教一年級的“國文”。老師一貫的教學理論，多少年從來未間斷地對我提醒。今天回想，記憶猶新，現在綜合寫在這裏。老師說：

1.教一班中學生與在私塾屋裏教幾個小孩不同，一個人站在講臺上要有一個樣子。人臉是對立的，但感情不可對立。

2.萬不可有偏愛、偏惡，萬不許譏誚學生。

3.以鼓勵誇獎為主。不好的學生，包括淘氣的或成績不好的，都要盡力找他們一小點好處，加以誇獎。

4.不要發脾氣。你發一次，即使有效，以後再有更壞的事件發生，又怎麼發更大的脾氣？萬一發了脾氣之後無效，又怎麼下場？你還年輕，但在講臺上即是師表，要取得學生的佩服。

5.教一課書要把這一課的各方面都預備到，設想學生會問什麼。陳老師還多次說過，自己研究幾個月的一項結果，有時並不夠一堂時間講的。

6.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們也不看。要改重要的關鍵處。

7.要有教課日記。自己和學生有某些優缺點，都記下來，包括作文中的問題，記下以備比較。

8.發作文時，要舉例講解。缺點盡力在堂下個別談；缺點改好了，有所進步的，盡力在堂上表揚。

9.要疏通課堂空氣，你總在臺上坐著，學生總在臺下聽著，成了套子。學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別人的作業，或看小說，你講的多麼用力也是白費。不但作文課要在學生坐位行間走走。講課時，寫了板書之後，也可下臺看看。既回頭看看自己板書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學生會記不會記。有不會寫的或寫錯了的字，在他們坐位上給他們指點，對於被指點的人，會有較深的印象，旁邊的人也會感覺興趣，不怕來問了。

這些“上課須知”，老師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復說明，唯恐聽不明，記不住。

老師又在樓道裏掛了許多玻璃框子，裏邊隨時裝入一些各班學生的優秀作業。要求有頂批，有總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點的地方，都是為了標誌出優點所在。這固然是為了學生觀摩的大檢閱、大比賽，後來我才明白也是教師教學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檢閱。

我知道老師並沒搞過什麼教學法、教育心理學，但他這些原則和方法，實在符合許多教育理論，這是從多年的實踐經驗中辛勤總結得出來的。

二、對後學的誘導

陳老師對後學因材施教，在課堂上對學生用種種方法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在堂下對後學無論是否自己教過的人，也都抱有一團熱情去加以誘導。當然也有正面出題目、指範圍、定期限、提要求的時候，但這是一般師長、前輩所常有的、共有的，不待詳談。這裏要談的是陳老師一些自身表率和“談言微中”的誘導情況。

陳老師對各班“國文”課一向不但是親自過問，每年總還自己教一班課。各班的課本是統一的，選哪些作品，哪篇是為何而選，哪篇中講什麼要點，通過這篇要使學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經過仔細考慮，並向任課的人加以說明。學年末全校的一年級“國文”課總是“會考”，由陳老師自己出題，統一評定分數。現在我才明白，這不但是學生的會考，也是教師們的會考。

我們這些教“國文”的教員，當然絕大多數是陳老師的學生或後輩，他經常要我們去見他。如果時間隔久了不去，他遇到就問：你忙什麼呢？怎麼好久沒見？”見面後並不考查讀什麼書，寫什麼文等等，總是在閑談中抓住一兩個小問題進行指點，指點的往往是因小見大。我們每見老師總有新鮮的收獲，或發現自己的不足。

我很不用功，看書少，筆懶，發現不了問題，老師在談話中遇到某些問題，也並不盡關史學方面的，總是細致地指出，這個問題可以從什麼角度去研究探索，有什麼題目可做，但不硬出題目，而是引導人發生興趣。有時評論一篇作品或評論某一種書，說它有什麼好處，但還有什麼不足處。常說：“我們今天來做，會比它要好”，說到這裏就止住。好處在哪裏，不足處在哪裏，怎樣做就比它好？如果我們不問，並不往下說。我就錯過了許多次往下請教的機會。因為絕大多數是我沒讀過的書，或者沒有興趣的問題。假如聽了之後隨時請教，或回去趕緊補讀，下次接著上次的問題尾巴再請教，豈不收獲更多？當然我也不是沒有繼續請教過，最可悔恨的是請教過的比放過去的少的多！

陳老師的客廳、書房以及住室內，總掛些名人字畫，最多的是清代學者的字，有時也掛些古代學者字跡的拓片。客廳案頭或沙發前的桌上，總有些字畫卷冊或書籍，這常是賓主談話的資料，也是對後學的教材。他曾用30元買了一開章學誠的手劄，在30年代買清代學者手劄墨跡，這是很高價錢了。但章學誠的字，寫得非常拙劣，老師把它掛在那裏，既備一家學者的筆跡，又常當作劣書的例子來警告我們。我們去了，老師常指著某件字畫問：“這個人你知道嗎？”如果知道，並且還說得出一些有關的問題，老師必大為高興，連帶地引出關於這位學者和他的學問、著述種種評價和介紹。如果不知道，則又指引一點頭緒後就不往下再說，例如說：“他是一個史學家”就完了。我們因自愧沒趣，或者想知道個究竟，只好去查有關這個人的資料。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師表現一番，老師必很高興。但又常在我的棱縫中再點一下，如果還知道，必大笑點頭，我也像考了個滿分，感覺自傲。如果詞窮了，也必再告訴一點頭緒，容回去再查。

老師最喜歡收學者的草稿，細細尋繹他們的修改過程。客廳桌上常擺著這類東西。當見我們看得發生興趣時，便提出問題說：“你說他為什麼改那個字？”

老師常把自己研究的問題向我們說，什麼問題，怎麼研究起的。在我們的疑問中，如果有老師還沒想到的，必高興地肯定我們的提問，然後再進一步地發揮給我們聽。老師常說，一篇論文或專著，做完了不要忙著發表。好比剛蒸出的饅頭，須要把熱氣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還常說，作品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為這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所以老師的著作稿，我們也常以第三類讀者的關系而得到先睹。我們提出的意見或問題，當然並非全無啟發性的，但也有些是很可笑的。一次稿中引了兩句詩，一位先生看了，誤以為是長短二句散文，說稿上的斷句有誤。老師因而告訴我們要註意學詩，不可鬧笑柄。但又鄭重囑咐我們，不要向那位先生說，並說將由自己勸他學詩。我們同從老師受業的人很多，但許多並非同校、同班，以下只好借用“同門”這個舊詞。那麼那位先生也可稱為“同門”的。

老師常常駁斥我們說“不是”、“不對”，聽著不免掃興。但這種駁斥都是有代價的，當駁斥之後，必然使我們知道什麼是“是”的，什麼是“對”的。後來我們又常恐怕聽不到這樣的駁斥。

三、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一片丹誠

歷史證明，中國幾千年來各地方的各民族，從矛盾到交融，最後團結成為一體，構成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和它的燦爛文化。陳老師曾從一部分歷史時期來論證這個問題，即是他精心而且得意的著作之一《元西域人華化考》。

在抗戰時期，老師身處淪陷區中，和革命抗敵的後方完全隔絕，手無寸鐵的老學者，發憤以教導學生為職誌。環境日漸惡劣，生活日漸艱難，老師和幾位誌同道合的老先生著書、教書越發勤奮。學校經費不足，《輔仁學誌》將要停刊，幾位老先生相約在《學誌》上發表文章不收稿費。這時期他們發表的文章比收稿費時還要多。老師曾語重心長地說：“從來敵人消滅一個民族，必從消滅它的民族歷史文化著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不被消滅，也是抗敵根本措施之一。”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的西洋教會所辦的，無可諱言具有傳教的目的。陳老師的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他在20年代做教育部次長時，因為在孔廟行禮跡近拜偶像，對“祀孔”典禮，曾“辭不預也”。但他對教會，則不言而喻是願“自立”的。20年代有些基督教會也曾經提出過“自立自養”，並曾進行過募捐。當時天主教會則未曾提過這個口號，這又豈是一位老學者所能獨力實現的呢？於是老師不放過任何機會，大力向神甫們宣傳中華民族的文化，曾為他們講佛教在中國所以能傳布的原因。看當時的記錄，並未談佛教的思想，而是列舉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對佛教存在有什麼好處，可供天主教借鑒。吳歷，號漁山，是清初時一位深通文學的大畫家，他是第一個國產神甫，老師對他一再撰文表彰。又在舊恭王府花園建立“司鐸書院”，專對年輕的中國神甫進行歷史文化基本知識的教育。這個花園中有幾棵西府海棠，從前每年花時舊主人必宴客賦詩，老師這時也在這裏宴客賦詩，以“司鐸書院海棠”為題，自己也做了許多首。還讓那些年輕神甫參加觀光，意在造成中國司鐸團體的名勝。

這種種往事，有人不盡理解，以為陳老師“為人謀”了。若幹年後，想起老師常常口誦《論語》中兩句：“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才懂得他的“若心孤詣”！還記得老師有一次和一位華籍大主教拍案爭辯，成為全校震動的一個事件。辯的是什麼，一直沒有人知道。現在明白，辯的什麼，也就不問可知了！”

一次我拿一卷友人收藏找我題跋的納蘭成德手劄卷，去給老師看。說起成德的漢文化修養之高。我說：“您做《元西域人華化考》舉了若幹人，如果我做‘清東域人華化考’，成容若應該列在前茅。”老師指著我寫的題跋說：“後邊是啟元白”，相對大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靈魂，更是各個兄弟民族團結融合的重要紐帶，也是陳老師學術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個中心。

四、竭澤而漁地搜集材料

老師研究某一個問題，特別是作歷史考證，最重視占有材料。所謂占有材料，並不是指專門挖掘什麼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張找人所未見的什麼珍秘材料，而是說要了解這一問題各個方面有關的材料。盡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見的平凡書中，發現問題，提出見解。自己常說，在準備材料階段，要“竭澤而漁”，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條材料。至於用幾條，怎麼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問題來了，材料到哪裏找？這是我最苦惱的事。而老師常常指出範圍，上哪方面去查。我曾向老師問起：“您能知道哪裏有哪方面的材料，好比能知道某處陸地下面有伏流，刨開三尺，居然跳出魚來。這是怎麼回事？”後來逐漸知道老師有深廣的知識面，不管多麼大部頭的書，他總要逐一過目。好比對於地理、地質、水道、運動等等調查檔案都曾過目的人，哪裏有伏流，哪裏有魚，總會掌握線索的。

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經》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經》，曾說笑話：“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這些“大塊文章”老師都曾閱覽過嗎？我腦中時常泛出這種疑問。一次老師在古物陳列所發現了一部嘉興地方刻的《大藏經》，立刻知道裏邊有哪些種是別處沒有的，並且有什麼用處。即帶著人去抄出許多本，摘錄若幹條。怎麼比較而知哪些種是別處沒有的呢？當然熟悉目錄是首要的，但僅僅查目錄，怎能知道哪些有什麼用處呢？我這才“考證”出老師藏的“四藏”並不是陳列品，而是都曾一一過目，心中有數的。

老師自己曾說年輕時看清代的《十朝聖訓》、《朱批諭旨》、《上諭內閣》等書，把各書按條剪開，分類歸並。稱它的《柱下備忘錄》整理出的問題，即是已發表的《寧遠堂叢錄》。可惜只發表了幾條，僅是全份分類材料的幾百分之一。又曾說年輕時為應科舉考試，把許多八股文的書全部拆開，逐篇看去，分出優劣等級，重新分冊裝訂，以備精讀或略讀。後來還能背誦許多八股文的名篇給我們聽。這種幹法，有誰肯幹！又有幾人能做得到？

解放前，老師對於馬列主義的書還未曾接觸過。解放初，才找到大量的小冊子，即不舍晝夜地看。眼睛不好，冊上的字又很小，用放大鏡照著一冊冊看。那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結果累得大病一場，醫生制止看書，這才暫停下來。

老師還極註意工具書，20年代時《叢書子目索引》一類的書還沒出版，老師帶了一班學生，編了一套各種叢書的索引，這些冊清稿，一直在自己書案旁邊書架上，後來雖有出版的，自己還是習慣查這份稿本。

另外還有其他書籍，本身並非工具書，但由於善於利用，而收到工具書的效果。例如一次有人拿來一副王引之寫的對聯，是集唐人詩句。一句知道作者，一句不知道。老師走到藏書的房間，不久出來，說了作者是誰。大家都很驚奇地問怎麼知道的，原來有一種小本子的書，叫《詩句題解匯編》，是把唐宋著名詩人的名作每句按韻分編，查者按某句末字所屬的韻部去查即知。科舉考試除了考八股文外，還考“試貼詩”。這種詩絕大多數是以一句古代詩為題，應考者要知道這句的作者和全詩的內容，然後才好著筆，這種小冊子即是當時的“夾帶”，也就是今天所謂“小抄”的。現在試貼詩沒有人再做了，而這種“小抄”到了陳老師手中，卻成了查古人詩句的索引。這不過是一個例，其余不難類推。

胸中先有魚類分布的地圖，同時爛繩破布又都可拿來作網，何患不能竭澤而漁呢！

五、一指的批評和一字的考證

老師在談話時，時常風趣地用手向人一指。這無言的一指，有時是肯定的，有時是否定的。使被指者自己領會，得出結論。一位“同門”滿臉連鬢胡須，又常懶得刮，老師曾明白告訴他，不刮屬於不禮貌。並且上課也要整齊嚴肅，“不修邊幅”去上課，給學生的印象不好，但這位“同門”還常常忘了刮。當忘刮胡子見到老師時，老師總是看看他的臉，用手一指，他便不安。有一次我們一同去見老師，快到門前了，忽然發覺沒有刮胡子，便跑到附近一位“同門”的家中借刀具來刮。附近的這位“同門”的父親，也是我們的一位師長，看見後說：“你真成了子貢”，大家以為是說他算大師的門徒。這位老先生又說：“入馬廄而修容！”這個故事是這樣：子貢去見一個大人物，因為容貌不整潔，被守門人攔住，不給通稟。子貢臨時鉆進門外的馬棚“修容”，不知是洗臉還是刮胡子，守門人就讓他進去了。大家聽了後一句無不大笑。這次他才免於一指。

一次做司鐸書院海棠詩，我用了“西府”一詞，另一位“同門”說：“恭王府當時稱西府啊？”老師笑著用手一指，然後說：“西府海棠啊！”這位“同門”說：“我想遠了。”又談到當時的美術系主任溥先生，他在清代的封爵是“貝子”。我說：“他是孛堇”，老師點點頭。這位“同門”又說：“什麼孛堇？”老師不禁一楞，“哎”了一聲，用手一指，沒再說什麼。我趕緊接著說：“就是貝子，《金史》作孛堇。”這位“同門”研究史學，偶然忘了金源官職。老師這無言的一指，不啻開了一次“必讀書目”。

老師讀書，從來不放過一個字，作歷史考證，有時一個很大的問題，都從一個字上突破、解決。以下舉三個例：

北京圖書館影印一冊於敏中的信劄，都是從熱河行宮寄給在北京的陸錫熊的。陸錫熊那時正在編輯《四庫全書》，於的信劄是指示編書問題的。全冊各信劄絕大部分只寫日子，既少有月份、更沒有年份。裏邊一劄偶然記了大雨，老師即從它所在地區和下雨的情況勾稽得知是某年某月，因而解決了這批信劄大部分寫寄的時間，而為《四庫全書》編輯經過和進程得到許多旁證資料。這是從一個“雨”字解決的。

又在考順治是否真曾出家的問題時，在蔣良騏編的《東華錄》中看到順治卒後若幹日內，稱靈柩為“梓宮”，從某日以後稱靈柩為“寶宮”，再印證其他資料，證明“梓宮”是指木制的棺材，“寶宮”是指“寶瓶”，即是骨灰壇。於是證明順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實錄》屢經刪削修改，蔣良騏在乾隆時所摘錄的底本，還是沒太刪削的本子，還存留“寶宮”的字樣。《實錄》是官修的書，可見早期並沒諱言火葬。這是從一個“寶”字解決的。

又當撰寫紀念吳漁山的文章時，搜集了許多吳氏的書跡影印本。老師對於畫法的鑒定，未曾作專門研究，時常叫我去看。我雖曾學畫，但那時鑒定能力還很幼稚，老師依然是垂詢參考的。一次看到一冊，畫的水平不壞，題“仿李營邱”，老師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說：“這冊是假的！”我趕緊問什麼原因，老師詳談：孔子的名字，歷代都不避諱，到了清代雍正四年，才下令避諱“丘”字，凡寫“丘”字時，都加“邑”旁作“邱”，在這年以前，並沒有把“孔丘”、“營丘”寫成“孔邱”、“營邱”的。吳漁山卒於雍正以前，怎能預先避諱？我真奇怪，老師對歷史事件連年份都記得這樣清，提出這樣快！在這問題上，當然和作《史諱舉例》曾下的功夫有關，更重要的是親手剪裁分類編訂過那部《柱下備忘錄》。所以清代史事，不難如數家珍，唾手而得。偽畫的馬腳，立刻揭露。這是從一個“邱”字解決的。

這類情況還多，憑此三例，也可以概見其余。

六、嚴格的文風和精密的邏輯

陳老師對於文風的要求，一向是極端嚴格的。字句的精簡，邏輯的周密，從來一絲不茍。舊文風，散文多半是學“桐城派”，兼學些半駢半散的“公牘文”。遇到陳老師，卻常被問得一無是處。怎樣問？例如用些漂亮的語調，古奧的詞藻時，老師總問“這些怎麼講？”那些語調和詞藻當然不易明確翻成現在語言，答不出時，老師便說：“那你為什麼用它？”一次我用了“舊年”二字，是從唐人詩“江春入舊年”，套用來的。老師問：“舊年指什麼？是舊歷年，是去年，還是以往哪年？”我不能具體說，就被改了。老師說：“桐城派做文章如果肯定一個人，必要否定一個人來作陪襯。語氣總要搖曳多姿，其實裏邊有許多沒用的話。”30年代流行一種論文題目，像“某某作家及其作品”，老師見到我輩如果寫出這類題目，必要把那個“其”字刪去，寧可使念著不太順嘴，也絕不容許多費一個字。陳老師的母親去世，老師發訃聞，一般成例，孤哀子名下都寫“泣血稽顙”，老師認為“血”字並不誠實，就把它去掉。在舊社會的“服制”上，什麼“服”的親屬，名下寫什麼字樣。“泣稽顙”是比兒子較疏的親屬名下所用的，但老師寧可不合世俗舊服制的習慣用語，也不肯向人撒謊，說自己泣了血。

唐代劉知幾做的《史通》，裏邊有一篇《點煩》，是舉出前代文中嗦的例子，把他所認為應刪去的字用“點”標在旁邊。流傳的《史通》刻本，字旁的點都被刻板者省略，後世讀者便無法看出劉知幾要刪去那些字。劉氏的原則是刪去沒用的字，而語義毫無損傷、改變。並且只往下刪，絕不增加任何一字。這種精神，是陳老師最為贊成的。屢次把這《點煩》篇中的例文印出來，讓學生自己學著去刪。結果常把有用的字刪去，而留下的卻是廢字廢話。老師的秘書都怕起草文件，常常為了一兩字的推敲，能經歷許多時間。

老師常說，人能在沒有什麼理由，沒有什麼具體事跡，也就是沒有什麼內容的條件下，做出一篇駢體文，但不能做出一篇散文。老師六十歲壽辰時，老師的幾位老朋友領頭送一堂壽屏，內容是要全面敘述老師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貢獻，但用什麼文體呢？如果用散文，萬一遇到措詞不恰當，不周延，不確切，掛在那裏徒然使陳老師看著蹩扭，豈不反為不美？於是公推高步瀛先生用駢體文作壽序，請余嘉錫先生用隸書來寫。陳老師得到這份貴重壽禮，極其滿意。自己把它影印成一小冊，送給朋友，認為這才不是空洞堆砌的駢文。還告訴我們，只有高先生那樣富的學問和那樣高的手筆，才能寫出那樣駢文，不是初學的人所能“搖筆即來”的，才知老師並不是單純反對駢體文，而是反對那種空洞無物的。

老師對於行文，最不喜“見下文”。說，先後次序，不可顛倒。前邊沒有說明，令讀者等待看後邊，那麼前邊說的話根據何在？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註釋。說，正文原來就是說明問題的，為什麼不在正文中即把問題說清楚？既有正文，再補以註釋，就說明正文沒說全或沒說清。除了特定的規格、特定的條件必須用小註的形式外，應該鍛煉，在正文中就把應說的都說清。所以老師的著作中除《元典章校補》是隨著《元典章》的體例有小註；《元秘史譯音用字考》在木板刻成後又發現應加的內容，不得已改板面，出現一段雙行小字外，一般文中連加括弧的插話都不肯用，更不用說那些“註一”、“註二”的小註。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據文章中，並沒有使人覺得缺少什麼該交代的材料出處，因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另外，也不喜用刪節號。認為引文不會抄全篇，當然都是刪節的。不銜接的引文，應該分開引用。引詩如果僅三句有用，那不成聯的單句必須另引，絕不使它成為瘸腿詩。

用比喻來說老師的考證文風，既像古代“老吏斷獄”的爰書，又像現代科學發明的報告。

七、詩情和書趣

陳老師的考證文章，精密嚴格，世所習見。許多人有時發生錯覺，以為這位史學家不解詩賦。這裏先舉一聯來看：“百年史學推甌北，萬首詩篇愛劍南”，這是老師帶有“自況”性質的“宣言”，即以本聯的對偶工巧，平仄和諧，已足看出是一位老行家。其實不難理解，曾經應過科舉考試的人，這些基本訓練，不可能不深厚的。曾詳細教導我關於駢文中“仄頂仄，平頂平”等等韻律的規格，我作的那本《詩文聲律論稿》中的論點，誰知道許多是這位莊嚴謹飭的史學考據家所傳授的呢？

抗戰前他曾說過，自己六十歲後，將卸去行政職務，用一段較長時間，補遊未到過的名山大川，豐富一下詩料，多積累一些作品，使詩集和文集分量相稱。不料戰爭突起，都成了虛願。

現在存留的詩稿有多少，我不知道，一時也無從尋找。最近只遇到《司鐸書院海棠》詩的手稿殘本絕句七首，摘錄二首，以見一斑：

十年樹木成詩讖，勸學深心仰萬松。

今日海棠花獨早，料因桃李與爭秾。

自註：萬松野人著《勸學罪言》，為今日司鐸書院之先聲。“十年樹木”楹貼，今存書院。

功按：萬松野人為英華先生的別號。先生字斂之，姓赫舍裏氏，滿族人，創輔仁社，即輔仁大學前身。陳垣先生每談到他時，總稱“英老師”。

西堂曾作竹枝吟，玫瑰花開瑪竇林。

幸有海棠能嗣響，會當擊木震仁音。

自註：尤西堂《外國竹枝詞》：阜成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擊木震仁惠之音”，見《景教碑》。

功按：利瑪竇，明人以“泰西”作地望稱之，又或稱之為“利子”。《景教碑》即唐代《景教流行中國碑》，今在西安碑林。

又在1967年時，空氣正緊張之際，我偷著去看老師，老師口誦他最近給一位老朋友題什麼圖的詩共兩首。我沒有時間抄錄，匆匆辭出，只記得老師手捋胡須念：“老夫也是農家子，書屋於今號勵耘。”抑揚的聲調，至今如在。

清末學術界有一種風氣，即經學講《公羊》，書法學北碑。陳老師平生不講經學，但偶然談到經學問題時，還不免流露公羊學的觀點；對於書法，則非常反對學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與毛筆所寫的效果不同，勉強用毛錐去模擬刀刃的效果，必致矯揉造作，毫不自然。我有些首《論書絕句》，其中二首雲：“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尤屬《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少談漢魏怕徒勞，簡牘摩挲未幾遭。豈獨甘卑愛唐宋，半生師筆不師刀。”曾謬蒙朋友稱賞，其實這只是陳老師藝術思想的韻語化罷了。

還有兩件事可以看到老師對於書法的態度：有一位退位的大總統，好臨《淳化閣貼》，筆法學包世臣。有人拿著他的字來問寫得如何，老師答說寫得好。問好在何處，回答是“連棗木紋都寫出來了”。宋代刻《淳化閣貼》是用棗木板子，後世屢經翻刻，越發失真。可見老師不是對北碑有什麼偏惡，對學翻板的《閣帖》，也同樣不贊成的。另一事是解放前故宮博物院影印古代書畫，常由一位院長題簽，寫得字體歪斜，看著不太美觀。陳老師是博物院的理事，一次院中的工作人員拿來印本征求意見，老師說：“你們的書簽貼的好。”問好在何處，回答是：“一揭便掉。”原來老師所存的故宮影印本上所貼的書簽，都被完全揭掉了。

八、無價的獎金和寶貴的墨跡

輔仁大學有一位教授，在抗戰勝利後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長，從輔大的教師中找他的幫手，想讓我去管一個科室。我去向陳老師請教，老師問：“你母親願意不願意？”我說：“我母親自己不懂得，教我請示老師。”又問：“你自己覺得怎樣？”我說：“我‘少無宦情’。”老師哈哈大笑說：既然你無宦情，我可以告訴你：學校送給你的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我明白了，立刻告辭回來，用花箋紙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那位教授對我的重視，又婉言辭謝了他的委派。拿著這封信去請老師過目。老師看了沒有別的話，只說：“值三十元。”這“三十元”到了我的耳朵裏，就不是銀元，而是金元了。

1963年，我有一篇發表過的舊論文，由於讀者反映較好，修改補充後，將由出版單位作專書出版，去請陳老師題簽。老師非常高興，問我：“你曾有專書出版過嗎？”我說：“這是第一本。”又問了這冊的一些方面後，忽然問我：“你今年多大歲數了？”我說：“五十一歲。”老師即歷數戴東原只五十四，全謝山五十歲，然後說：“你好好努力啊！”我突然聽到這幾句上言不搭下語而又比擬不恰的話，立刻懵住了，稍微一想，幾乎掉下淚來。老人這時竟像一個小孩，看到自己澆過水的一棵小草，結了籽粒，便喊人來看，說要結桃李了。現在又過了十七年，我學無寸進，辜負了老師誇張性的鼓勵！

陳老師對於作文史教育工作的後學，要求常常既廣且嚴。他常說作文史工作必須懂詩文，懂金石，否則怎能廣泛運用各方面的史料。又說作一個學者必須能懂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作一個教育工作者，常識更須廣博。還常說，字寫不好，學問再大，也不免減色。一個教師板書寫得難看，學生先看不起。

老師寫信都用花箋紙，一筆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書，永遠那麼勻稱，絕不潦草。看來每下筆時，都提防著人家收藏裝裱。藏書上的眉批和學生作業上的批語字跡是一樣的。黑板上的字，也是那樣。板書每行四五字，絕不寫到黑板下框處，怕後邊坐的學生看不見。寫哪些字，好像都曾計劃過的，但我卻不敢問“您的板書還打草稿嗎？”後來無意中談到“備課”問題，老師說：“備課不但要準備教什麼，還要思考怎樣教。哪些話寫黑板，哪些話不用寫。易懂的寫了是浪費，不易懂的不寫則學生不明白。”啊！原來黑板寫什麼，怎樣寫，老師確是都經過考慮的。

老師在名人字畫上寫題跋，看去瀟灑自然，毫不矜持費力，原來也一一精打細算，行款位置，都要恰當合適。給人寫扇面，好寫自己做的小條筆記，我就求寫過兩次，都寫的小考證。寫到最後，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識，印章，真是天衣無縫。後來得知是先數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詞的字數，哪行長，哪行短。看去一氣呵成，誰知曾費如此匠心呢？

我在1964、1965年間，起草了一本小冊子，帶著稿子去請老師題簽。這時老師已經病了，禁不得勞累。見我這一疊稿子，非看不可。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如看完那幾萬字，身體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詞說還須修改，改後再拿來，先只留下書名。我心裏知道老師以後恐連這樣書簽也不易多寫了，但又難於先給自己訂出題目，請老師預寫。於是想出“啟功叢稿”四字，準備將來作為“大題”，分別用在各篇名下。就說還有一本雜文，也求題簽。老師這時已不太能多談話，我就到旁的房間去坐。不多時間，秘書同誌舉著一疊墨筆寫的小書簽來了，我真喜出望外，怎能這樣快呢？原來老師凡見到學生有一點點“成績”，都是異常興奮的。最痛心的是這個小冊，從那年起，整整修改了十年，才得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見了。

現在我把回憶老師教導的千百分之一寫出來，如果能對今後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幫助，也算我報了師恩的千百分之一！我現在也將近七十歲了，記憶力銳減，但“學問門徑”、“受用無窮”、“不對”、“不是”、“教師”、“官吏”、“三十元”、“五十歲”種種聲音，卻永遠鮮明地在我的耳邊。

老師逝世時，是1971年，那時還禍害橫行，縱有千言萬語，誰又敢見諸文字？當時私撰了一副挽聯，曾向朋友述說，都勸我不要寫出。現在補寫在這裏，以當“回向”吧！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師生同父子；

刊習作二三冊，痛余文字答陶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