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1914～2004），原名桂蒼淩，江西廬山人。著有散文集《西非日記》、《五月鵑》以及電影文學劇本等。

東林寺是晉朝慧遠法師開創的。我國佛教蓮宗的祖廟，位於廬山香爐峰下。靠近著名詩人陶淵明的家，陶淵明的名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南山指的就是廬山的香爐峰。李白的詩：“日照香爐生紫煙”也指的是香爐峰。我見到，有些註文，釋為“太陽照在香爐峰上，生出的紫煙”，這是想當然的說法。其實香爐峰旁另一峰即名門日照峰，日照峰和香爐峰是並列的。李白詩是說日照香爐二峰上生出紫煙，日照並非太陽照的意思，而是確有此峰也。

詩人陶淵明退隱之後，和慧遠經常來往，詩酒留連，有時二人，談到更深夜半，踏月而行。人們常常愛談這樣一件事。出東林寺山門，步行約百步左右，有一條清澈的小溪，上跨一石橋，名曰虎溪橋。當年來訪慧遠談經論道的人很多，於是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送客不過虎溪橋。”有一個月夜，慧遠和陶淵明談到更深，陶淵明還意猶未盡，慧遠和他二人步著月色，談得興濃，不知不覺走過了虎溪橋，當他們還在繼續前行時，忽然陶淵明想起慧遠送客不過虎溪橋的規定，於是攔著慧遠說：到此止步吧，早已超過了虎溪橋了。兩人不禁相撫大笑，這時一只正在溪邊飲水的老虎也笑了起來。於是兩個人和一只虎大笑不止。後人為了紀念這件人間罕事，就在虎溪橋邊建築了三笑堂。

1928年冬，我正14歲，《九江日報》上，登了一則廣告，大意說：著名國學大師、考據學家古直、公愚又號層冰，在廬山東林寺設帳課徒。父親看到這一消息後，決定讓我去東林寺從古層冰先生。過了春節後，母親為我整理行裝，當時到東林寺交通困難，一條路是乘火車到沙河站下車，步行到東林寺；另一條由妙智鋪過石門澗到東林寺。因祖母過去生活在九江桂家壟，對這一帶十分熟悉。於是根據祖母意見叫了一乘黃包車，坐到妙智鋪，這是一條上廬山的沙石公路，愈走愈高，拉車的十分吃力，到妙智鋪下車後，第一感覺這是高寒地區，比市區溫度低，到處積雪，沒有行人，一派荒寒氣象。敲開一家大門，找到一個農家，有幾個人正在烤火。我要求他們能有人幫我挑行李上東林寺，議好腳力後，就跟著他走，這是一條到處積雪高低不平的山路。

走進東林寺我的第一印象，這是一座寧靜古雅脫俗的禪寺。進門並沒有四大金剛，大殿比較一般寺廟低，沒有大紅油漆的柱子，幔帳已經陳舊，殿中懸了一盞長明燈，燈光微弱昏黃，穿過大殿，右邊則是排房瓦房，第一間為一小客廳，現為古先生設帳之處，裏面則是一長方形的房間，有扇北窗，正好對著著名的聰明泉。這就是我們的集體宿舍。一共六名同學，其中閔孝吉兄弟二人，沒和我們同住，住在這裏的是張嗣塤、張嗣墀、昆仲、蔡照麟和我。同學中閔孝吉年長，我最幼。後來閔孝吉兄弟二人，去了臺灣，據雲均為著名學者，其余四人除我一人外，均已辭世。

寺中當時五名僧人，一名齋公。住持為妙理法師，他身體瘦弱，言語不多，據雲解放後他還健在。有一名知客僧粗眉大眼，此人好講大話，有時晚飯後，他老在我們宿舍前散步，他喜歡找我們聊天，吹噓他原來在武當山出家，練就一身武藝，能飛檐走壁；當時我們都看過一些武俠小說，對這類武林高手好勇任俠的行為，十分尊敬。我們以為他是當今俠客，在這荒山野寺中，聊寄一棲之枝。於是一度很興奮，認為認識了當世英雄，將來一定會有驚天動地的行為。一位同學提出想拜他為師，他要先交他一百塊大洋作為拜師費。這樣一來，使我們大失所望。我們想俠客能隨便要錢嗎？如果一個壞人給錢，他也收為徒弟嗎？七嘴八舌地大家議論，我們發現他很多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以後就不再聽他吹牛了。

這寺內僧人，在妙理法師主持下，基本上是守戒律的，每天晨鐘暮鼓，倒是有的，青燈黃卷，卻未看見。但他們嚴守清規，不食葷腥。為了照顧我們，飯由齋公和他們一道做，這裏沒有店鋪，我們每人都帶有臘魚臘肉、香腸火腿一類食品，青菜可以在他們菜園中采摘，不收費用。於是我們幾人，就要分配洗菜，洗碗，炒菜等任務。我分配洗菜，當時我很高興，第一天一早提著籃子走到虎溪邊蹲下來，一看溪水上面已結了一層厚冰，還可以看到下面潺潺的流水，我順手拾起一塊鵝卵石，砸在冰上，但冰已結得十分厚實，我只得回去找了一柄鐵鋤頭，使勁地敲下去，這才看到冰上的裂痕。當時我感到，好像是一面鏡子給我砸破了，很有點惋惜，因為要水洗菜，非把這面厚鏡子砸爛不可。好容易開了一個大窟窿，但當我把菜放進水中用手洗時，兩只手凍得像割裂開了一樣的疼痛。將菜勉強洗完後，我的雙手已經麻木了，只得挽著菜藍子回來。

我們的房間大而無當，沒有天花板，寒風總從瓦縫飄進來，一到晚上，點一盞油燈，有時點一支蠟燭，山風呼嘯時，我們房間就燭影搖曳，這時只得紛紛上床，把被子塞得嚴嚴實實的，我們窗外山上都是大毛竹林，常常一場大雪，將毛竹壓彎到我們瓦上，半夜，大風將毛竹上的積雪搖了下來，冰棱從瓦縫中灑到我們床上，接著瓦上的積雪，一大塊、一大塊地崩下，有時還聽到不知名野獸的長嘯，在這深山寂靜的寒夜裏，使人引起一種漠然的恐懼。

一天上午古先生和一位年輕女子，來到我們的小客廳。先生穿一套黑色西服，布鞋，又戴了頂瓜皮帽，手裏拿了枝手杖，樣子使人感到古怪。那位年輕女士，古先生說是他的秘書，她穿了藍布棉旗袍，一條大圍巾將頭包起。先生進來後，就一屁股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女秘書站在他身邊。我們學生一律站著，一見先生落座，我們就主動地向他鞠了躬。先生拿出一張紙，上面寫了我們姓名，他一個個點名字：被點了名的除了應聲，還要站出來，先生問了一些他的情況後，就點其次的。我大概是年紀最幼，所以最末點了我的名。先生問我這些天在讀什麼書？我說：“先生沒說，我不知道要讀什麼書。”先生一聽有些不高興，就問：“你帶了什麼書來？”我說：“我不知道先生要教什麼書，所以我沒帶書來。”先生更不高興地說：“一個讀書人難道可以一本書也不帶嗎？”我說：“我只帶了一部《辭源》。”先生一聽我的話，不禁勃然大怒地說：“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我一聽他這話，感到不能理解，並不是故意頂撞他，我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先生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這時不僅我不懂，所有同學都十分驚訝先生說的話，大家交頭接耳。先生大概也感到有些過分。於是比較緩和地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說了一大串書目。又接著說：“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他說完後就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回過頭來說：“你們讀什麼書，和怎樣讀書，過兩天，我會送來的。”說完先生就和秘書走了。

他一走，我們就像開鍋的開水一樣沸騰了起來。因為他剛才講的話，我們都是聞所未聞的，真可以說茅塞頓開，大家對古先生頓時都尊敬了起來。

過了兩天女秘書送來了先生寫的讀書方法四條：①目治之書，②心治之書，③口治之書，④手治之書。秘書對這四條作了些解釋。她說：“目治之書，只要看看就可以了；心治之書，就是說心裏要記住的；口治之書，就是朗朗地高聲讀出；手治之書，就是要抄下來的。”秘書解釋後，又說，“我已經把你們要用的書，清理了出來，你們跟我去搬回來。”還說：“先生關照讀書人要愛書，不準睡下或躺下看書，要正襟危坐地讀書，不許油汙墨染，不許折角……”

我們跟著女秘書走出廟門，向左拐到一個小村後面一幢土房中。幾間土房，都是高齊屋頂的書架，堆滿了線裝書，先生在裏面看書，我們不敢進去。女秘書將先生要我們讀的一些書交給我們，並一再叮囑，不許弄壞。

這以後，我們就根據先生的教導，開始來做學問了。起初因年稚學淺，有些困難，後來漸漸地沈下去，感到很有興趣了。

但是，好景不長，大約半年後，天熱了的時候，一天先生來說，他接到中山大學多次信電，要他去任中文系主任，他不得不離開我們了，他要我們根據他的方法去做學問，將來一定會有成就的。

先生走後，我們也紛紛向妙理法師告別，離開了東林寺。當時寫了一首五律，是這段生活的紀實：

負笈東林寺虛心從古師

破冰洗苦菜秉燭讀唐詩

地遠無香客林深有野麋

僧家閑散慣高臥日遲遲

二年後我離開故鄉，來到上海，從此浪跡江湖，為救亡抗日奔走呼喊。古先生教的讀書方法和書目，已經置之腦後。沈浸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及“不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誓不為人”的決心中。但清夜月明，夢縈魂繞，徘徊在回憶中時，東林寺的這段生活，常常會浮現出來。1976年，也就是十年浩劫的最後一年，我才被“解放”出來，為了逃避再度迫害，開春我就申請到九江大橋工地深入生活。沒想到回九江後，受到市委和各界朋友的熱情接待，市委並派葉祥發同誌專門陪同我，我帶著漏網之魚的心情，來到大橋工程處報到，當時大橋黨委書記劉萬春同誌，把我安排在外賓招待所，看到我有些不安時，對我說：您放心在這兒住吧，想做什麼盡管做，想吃什麼盡管吃，不要怕上海什麼人外調，我會對付他們，我們這裏有兩萬多工人，還是我們說了算，沒有你們老同誌，我們工人怎麼會翻身。這樣和葉祥發同誌就在大橋工地住了下來。晚上，常常安排一些先進工人來談話，白天我們就在長江邊漫步，對著滾滾東去的、後浪推著前浪、頃刻不留的江水，踏著千裏長堤，看著無邊柳色，不禁浮想翩飛：廬山還是那麼巍然峙立，大江還是那麼日夜奔騰。我17歲時，就是從這大江上的船，漂流到上海，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滄海棲遲，又乘著江船回到這裏，當然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出去時，是無限的理想，今天回來卻滿身創傷，而故鄉山川還是同當年一樣美好。

濃烈的鄉情，美麗的故鄉景色，對一個飽經風霜歸來的遊子，是多麼地慰藉啊。

據說我的舊宅，已被日本帝國主義飛機炸毀，現在連瓦礫也找不到，已成為一家頗具規模的爐子工廠。既然回來了，總應該去看看。因為原來新壩這條街已折掉了，我失去了依據，又因過去那些破破爛爛的老房子，一概換成了新的建築。好像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昔日的痕跡什麼也沒有了。正在此時忽然看到了原來家門口的一株老柳樹，我像看見親人一樣跑過去說：“想不到你還在啊！”我的淚水也不禁淌了下來。桑田滄海，本是歷史發展中的自然現象，但是我的創痛，卻是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

一個春晴的早晨，我對葉祥發同誌說：“小葉，我想去看看東林寺。”他一聽馬上說：“這很容易，我去要一部車。”

於是我們兩人和宣傳組的另兩同誌就乘車在一條不平的沙石公路巔簸了一個多小時。一到山門，紅墻仍舊，但掛上了一塊化肥廠的招牌。走進去一看，面目全非，大殿中挖成一個化肥池子，用過去歷代的石碑來鋪墊池底，四周也是用石碑砌成的，還看到一塊康有為的斷碑。這正是“文化大革命”時代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當時一陣腦脹目熱，什麼也沒說，什麼地方也沒去看，就拉著葉祥發等同誌上車。在車上我只說了一句：“東林寺已經沒有了。”

1984年初春，我和《文學報》幾個同誌來到九江，在王一民同誌陪同下，又訪東林寺，這時化肥廠沒有了，有位僧人出來張羅說：“應各方施主要求，要重修東林寺。”我聽了這話感到高興地說：“希望恢復原樣，不要弄成香火廟。”見我高興，和尚拿出紙筆，要我留下點什麼。當場我寫了首五律：

負笈東林寺，悠悠五七年。

無心求慧遠，有意學陶潛。

三笑堂邊月，虎溪橋畔泉。

今朝尋往事，歷歷在燈前。

當時詩興很好，寫完五律後，又寫了首七律：

今朝又到東林寺，屈指光陰五七年。

寺廢寺興浮百感，我來我往惹情牽。

松懷殘雪添剛氣，寺對南山看紫煙。

盛世山林新氣象，詩情如湧上華箋。

這次我對東林寺的修建，抱著很大的希望，東林寺是一所有國際影響的蓮社凈土宗的祖寺，是應該保存下來的。

1989年夏天，我和露茜到廬山休假，聽說東林寺已建成了，十分高興，於是專程前往，進門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一座清靜高雅、帶著東晉遺風的古寺，給這些俗不可耐、斤斤為利的和尚，搞成了一座香火廟。東林寺已隨著歷史的塵埃，煙飛灰滅了。我記憶中的東林寺已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