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1911～），山東清平人，學者、翻譯家、散文家。著有學術論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等，譯作《沙恭達羅》、《羅摩衍那》，散文集《天竺心影》等。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裏；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誌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並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裏。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她手下的小嘍羅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兇極惡的教師爺架子，並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並沒有誇大，它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裏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後兄弟倆被逼背鄉離井，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裏，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於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麼一來，竟然尋（讀音ｘíｎ）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決不會結親。她家裏飯都吃不上，哪裏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裏路。這個五裏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是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裏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回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於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裏，鄉裏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個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裏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裏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他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註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裏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麼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裏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麼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面，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面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裏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裏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上一次。我當時並沒有註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裏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幾個制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裏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舍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銹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只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裏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餵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裏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裏，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裏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裏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裏，自己餵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裏賴著吃黃面糕。黃面糕是用黃米面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面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面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麼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復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呆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呆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裏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誌，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