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斵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彩，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嘆終百年。這是一首《擬行路難》，為以氣骨勁健、詞采華美見稱的劉宋詩人鮑照的作品。詩中借博山香鑪(鑪今通作爐)引出閨中哀怨，負心人已去，空余香煙縹緲的博山香爐，說明人心易改，令人長嘆。六朝時人常借博山香爐的香與爐來隱喻男女之間的愛情，也見之於民謠，如謠歌《楊叛兒》中有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亦可見博山香爐是當時日常的用品。除鮑照詩外，六朝時詠博山香爐的詩賦還有很多，今存有齊劉繪、梁沈約和昭明太子、陳傅等人的作品，但多是描繪香爐的華美，因而不如鮑詩借物隱喻，既富有情趣且寓意深刻。

其實，詠香爐而含隱喻，並不始於鮑詩，早在漢代已有這樣的作品，如古詩中的四坐且莫喧一首，以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作為結尾，比喻世俗的人竭力追求浮名，結果好似蕙草被燒，香氣很快散掉，到頭是一場空虛，意似宣揚道家的思想。以鮑詩與之相比，似更具生活情趣。

古詩中對香爐本身是這樣描述的：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確實很簡練地刻畫了漢代銅香爐的特征：在一個圓形銅盤的中央，豎立著上承爐身的直柄，爐身是上仰的半球形，以盛香料，上蓋作尖錐狀的山形，並開有許多出煙的小孔。蓋上多雕飾精美，重峰疊嶂，鳥獸人物出沒於林莽之中。使用的情景古詩中也有描述：朱火然其中，青煙揚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由於這種香爐工藝精湛，難於制作，不是一般工匠所能勝任，故古詩中用古代的巧匠來喻當代的工師，說：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其實漢代的制爐名匠，有一位的姓名還是流傳下來了，那就是長安巧工丁緩。據《西京雜記》，他除能制作名貴的常滿燈和臥褥香爐外，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丁緩制的博山香爐，今天雖已不存，但是從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中獲得的漢代青銅博山香爐，也頗多精品，它們應可與丁緩的作品相媲美。

西漢時期，雕鏤精美的銅博山香爐，開始出現在已被發掘的王公勛貴的墳墓之中。通常使用的類型，可舉在河北滿城的中山靖王劉勝和他妻子竇綰二墓中的出土品為例。劉勝墓中放置的銅香爐，沒有承托的圓盤，柄下有圈足，柄部鏤雕成三條騰出波濤的龍，以頭頂托爐身。爐身上部和爐蓋合成層層上疊的山峰，雖無九層至少也有六七層，峰巒間點綴有樹木，神獸、虎豹出沒其間，還有肩負弓弩追逐野豬的獵手，特別是雕出一些體態靈活的猴子，或高踞在峰頂，或騎在獸背，更使作品增加了生趣。全爐紋飾均錯金，線條勁健流暢，有粗有細，細的近於發絲，工藝極為精湛。若於爐內焚香，輕煙飄出，繚繞爐體，自然造成山景朦朧、群獸靈動的效果(圖1)。竇綰墓中放置的一件，是下面帶有承盤的，爐蓋也作人獸出沒其間的重重山巒，但似不如劉勝墓的那件精巧。山巒下有一周由龍、虎、朱雀、駱駝及草木、圖1圖2雲氣等組成的花紋帶。爐柄的造型最具匠心，雕出一個裸身力士，僅腰束短裈，肌肉凸張，孔武有力，他屈膝騎在仰首伏地的神獸背上，左手按獸頸，右手上托奇峰聳立的爐體，造型穩重而不呆滯，確有力舉萬鈞的氣勢（圖2）。這兩件銅博山香爐的體高分別是26厘米和32.3厘米，它不但適於在當時席地起居時置於席邊床前，也適於列置幃帳之中。

另一種類型的銅博山香爐，具有較長的爐柄，體高為一般香爐的兩倍以上，看來在宴會等場面中使用較為合適。這類香爐，可舉從茂陵附近1號無名冢的1號從葬坑中獲得的一件為例(圖3)。圖3該爐的爐身也是上仰的半球形，上蓋作重峰疊嶂的山形。但爐柄極長，柄下底座鏤雕二龍，蟠體仰頭張口，爐柄即自龍口中上伸，作五節的竹節狀，柄上端承爐身。並在柄上鑄出三條曲體昂首的長龍，龍頭托頂在爐身底側。龍體鎏金，爪銀色，鱗甲靈動，體態矯健。全器紋飾多鎏金銀，華美異常。爐體通高達58厘米，是出土同類器物中最高的實例。爐上有銘刻，知系宮內所造，原為未央宮物，後歸陽信家，當時稱作金黃塗竹節熏盧，說明當時香爐和熏爐的名稱是通用的。上面所舉的實例，都是工藝精湛、只有皇室貴胄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至於一般官僚地主的用器，則形體較小，裝飾也較簡單，除了青銅鑄造的以外，也有陶制品，一般也是由承盤、爐柄、爐身和山形有孔的尖錐狀爐蓋所組成，也有的在山形蓋的頂峰飾一振羽翹尾的朱雀。但墓中隨葬的陶質博山香爐，有些屬於制工粗劣的明器。

魏晉時期，皇室貴胄中銅博山香爐沿用不衰。據晉《東宮舊事》，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太子納妃，有銀塗博山連盤三鬥香爐一(《太平禦覽》卷703)。但至今我們還沒有在晉墓的發掘中，獲得過精美的銅博山香爐，因此還難以說明是否與漢代博山香爐的形制有區別。南朝依西晉遺風，博山香爐仍然流行，因此才產生前述的那些詠博山香爐的詩賦和謠歌。這些詩賦中用華麗詞藻渲染描繪出的博山香爐，似乎鏤雕有不少頗具故事情節的人物形象。如南齊劉繪詩中說博山香爐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復有漢遊女，拾羽弄余妍。前引鮑照詩中也有上刻秦女攜手仙之句，大約指傳春秋時秦穆公小女弄玉與蕭史的愛情故事，最後夫妻乘鳳仙去。因為我們還沒有獲得六朝時銅博山香爐的實物，難於證實。圖4

但有些也可能是詩人的想象而非出於寫實，如鮑詩首句雲爐為洛陽名工所鑄，即非寫實，因劉宋時洛陽為北朝地域且當時已不再生產博山香爐了。因此詩中引弄玉蕭史之典，只不過是為了以仙侶攜手與情人變心相比照，而取得更好的藝術效果而已。

南朝時一般使用的博山香爐的真貌，也可以從有關文物資料中找到它的形象。常州南郊戚家山發現的南朝晚期畫像磚墓中，有一塊侍女畫像磚。畫面是一位雙髻少女，長裙大履，衣帶飄飛，轉體舉手，姿態生動，在她的左手上托有一件博山香爐，下有承盤，爐柄上托半球狀爐身，上有重山形蓋，山顛立一振羽翹尾的朱雀（圖4）。從這一圖像看，似乎南朝的博山香爐仍然沿襲著漢代的舊制。（1986）

鏡奩鏡盒鏡臺

中國古人自照容顏，長期使用青銅鏡。追溯以青銅制鏡的歷史，至少是在距今4000年以前的齊家文化時期。殷商時期的青銅鏡，也已在安陽殷墟的墓葬中出土過，僅婦好墓中就出土過四面。東周時期，青銅鏡制工日趨精美，使用頗為普遍。後歷經漢魏六朝，直至隋唐宋元，青銅鏡的制作和使用經久不衰。殆至玻璃鏡於晚清流行，才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制工精美的青銅鏡，自為人們珍愛的日常用具，為保鏡面明瑩，除適時打磨外，也須仔細收貯，自然就制作了專為貯鏡的器具。而以鏡照容時，除以手持外，也須有支承的器具，特別是當梳理頭發和做面部化妝時，總須雙手同時操作，自然無法再以手執鏡，因此支承銅鏡的器具更是不可缺少之物。由於上述原因，存貯銅鏡的鏡奩（lin）、鏡盒以及支承銅鏡的鏡臺等物應運而生，它們也與銅鏡一樣，是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目前在考古發掘中出土銅鏡數量頗多，而與銅鏡有關的存貯或支承的器具雖有發現，但卻不如紋飾精美、制工精良的青銅鏡受人註意。

先秦時期用以存貯青銅鏡的器具，在湖北的楚墓裏曾有出土。1982年發掘的江陵馬山1號楚墓中，在頭箱的大竹笥內存放的物品中有一件小圓竹笥，其中放有包裹在鳳鳥花卉紋繡絹鏡衣內的羽地蟠螭紋銅鏡。圓竹笥編工精巧，蓋頂周邊及轉折處，口沿的內外層均用寬竹片相夾，細篾鎖口。外層經篾紅色，緯篾黑色，編織成矩形和十字形花紋，內層篾素色，正中用紅黑色篾編成十字交叉紋。蓋、底套合通高5.4厘米，徑23.2厘米。江陵馬山1號楚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年齡約40至45歲的女性，那件精工編成的圓竹笥，即是她用以存貯銅鏡的鏡奩。與鏡奩同時出土的小竹笥，還盛有梳篦等物。

到了漢代，存貯銅鏡的器具有的是精致的漆器。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轪侯家族墓中，在1號墓內發現有單層五子漆奩，其中放置有裹在鏡衣中的青銅鏡，還有梳、篦、笄、鑷等物品。那座墓中的死者也是一位年長的婦女。

如從上述墓例看，鏡奩似多出土於婦女墓中。《後漢書皇後紀》中，亦記有光武帝陰皇後鏡奩之事，漢明帝謁原陵時從席前伏禦床，視太後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後漢書》作者以此作為明帝性孝愛的例證。上述考古發現與文獻中，鏡奩均與女性生活相聯系，但如果得出當時鏡奩僅只婦女使用物的結論，則是不切實際的，如廣州市象崗山西漢南越王墓中，放置南越王物品的西耳室中，出土有目前國內考古發掘所見最大的西漢繪畫青銅鏡，就存貯在圓形的漆鏡奩之中。可惜那件漆鏡奩早已殘損，難辨全貌。同時文獻中還有皇帝賜賞物品中有鏡奩的記載，《太平禦覽》引蔡邕表曰：賜鏡奩等，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以漆奩盛鏡，直到晉時仍盛行，《太平禦覽》引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尺二寸，漆匣盛蓋。此外，晉時又流行以青銅制作鏡奩。在江蘇宜興發掘的西晉周處家族墓中，第5號墓和第6號墓都出有銅質鏡奩。鏡奩的形制相同，都是圓形，有蓋，蓋頂心有紐，蓋面和奩腹各飾弦紋數周。第5號墓出有兩件鏡奩，一件蓋徑19.2厘米，高10.5厘米，另一件蓋徑18.9厘米，高10厘米。奩內除各存貯有銅鏡和鐵鏡外，圖1

一件鏡奩內還有鐵匕首，另一件內有銅弩機（圖1）。第6號墓的鏡奩，亦高10厘米，其中只放一面圓鐵鏡。看來這些銅質鏡奩，都是死者生前的實用器具，表明當時社會上即流行以銅制作鏡奩，又流行使用鐵鏡。至於晉時漆鏡奩的殘跡，可以從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中看到，其中第3號墓(王丹虎墓）出土鐵鏡上有絲織物殘痕，周圍尚存圓形漆鏡奩痕跡，奩上有銀質柿蒂紋飾件，可見鐵鏡原是裹於鏡囊內再置於漆鏡奩之中。第2號墓出土銅鏡上面，也存有紅漆片殘跡，也應貯存於漆鏡奩之中。

類似周處家族墓出土銅質鏡奩形貌的青瓷器，在六朝青瓷中常可見到，或許有些就是瓷鏡奩亦未可知。目前所知確為貯存銅鏡而燒造的瓷器，只有遲至宋代的遺物。在南京博物院所藏古代瓷器中，有一件北宋白釉黑花帶蓋瓷盒，通高12.2厘米。盒蓋上飾黑彩蓮花、荷葉和水生植物圖像，內圈蓋紐兩側分寫有鏡、盒兩字銘文（圖2)。瓷器上有書明用途銘文的作品，是頗為罕見的。以宋代白釉黑花瓷鏡盒與前述宜興周處家族墓出土銅質鏡奩相比，雖然時代相距甚遠且質料不同，但其基本造型卻大致相近似，看來古人選擇這種樣式的容器來貯存銅鏡，是經過深思且經過實用的考驗，才能流傳久遠，長用不衰。至於傳統的漆鏡盒，宋代仍然沿用，並采用了當時流行的新工藝技巧，20世紀70年代末期，曾在江蘇武進發現一些精美的南宋漆器，其中有一件鏡盒，木胎，長27厘米，以剔犀工藝制作而成，褐底，黑面，朱、黃、黑三色更疊，剔刻雲紋圖案。而且這件鏡盒是為收貯新式樣的有執柄的銅鏡而制作，更表現出當時流行的新款式（圖3）。

至於支承銅鏡的鏡臺，特別是帝王官僚所使用的，多追求華美，文獻中多有記述，如《太平禦覽》所引《三國典略》曰胡太後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貴人公主鏡臺四。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玳瑁鈿鏤鏡臺一。此外，《世說新語》還記有溫嶠北討劉聰時曾獲玉鏡臺。可惜目前在考古發掘中，還沒有能夠尋到這些豪華精美的古代鏡臺的身影。只有在傳為顧愷之繪的《女史箴圖》中，有對鏡梳妝的圖像，繪出一鏡臺，但結構頗簡單，下有覆缽狀基座，上設立柱，柱端懸銅鏡，柱中段設一方盤，從其形貌自難想象古文獻中所記豪華鏡臺的廬山真貌。

目前考古發掘中能較清楚地揭示出形貌的古代鏡臺，已是遲至宋代的物品。在宋墓的壁畫或雕磚中，常可看到鏡臺的形貌，其中發現較早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發掘的河南禹縣白沙宋墓中的鏡臺壁畫，繪於第1號墓後室西南壁。畫面繪出女子對鏡著冠，旁有四女侍執物侍奉。鏡臺形貌清晰，著淡赭色，臺端畫七枚蕉葉飾，最上蕉葉飾下系圓鏡一面。鏡臺之下有方桌或方臺，使鏡面高度正好與站立著冠的女子臉部持平（圖4)。據宋陸遊《老學庵筆記》：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白沙宋墓所繪就是這類高鏡臺。與白沙宋墓壁畫所繪鏡臺相似的磚雕，在河南鄭州一帶的宋墓中也有發現。但是迄今還沒有出土過宋代鏡臺實物。目前所獲得的制工最為精美的鏡臺，已是元末的制品，出土於江蘇省蘇州南郊吳門橋南的張士誠母曹氏墓中。圖5

曹氏墓發掘於1964年，因曹氏葬時張士誠割據姑蘇稱吳王，所以墓中隨葬有象牙哀冊，並隨葬有大量豪華物品，有許多金銀器、玉器及大量絲織品，其中有銀鏡一面，放置於銀奩上層。另有一制工精細的銀鏡臺，鏡臺是折疊支架式，由前後兩部分組成，後身頂部鏤雕的雙鳳戲牡丹紋，中心的方框內有六瓣花形圖案。內凸雕玉兔跳躍於流雲、仙草之中，制作纖巧華美。將奩中銀鏡放置其上，恰為適宜。鏡臺通高32.8厘米（圖5)。這件銀鏡臺，可稱中國古鏡臺中最精美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