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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項羽率領的四十萬大軍宿營新豐鴻門,劉邦迫於形勢,不得不到這裏來見他,於是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鴻門宴。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裏用生動的文筆記敘了這一事件的全過程,現在我們看一下宴會開始後的情況吧。宴會開始,賓主入坐: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範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範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默不應。範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這就是常說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在鴻門宴的故事中,除了項莊舞劍以外,提到劍這種武器處還有以下幾段:
當張良看到事情不妙,急從軍門找來樊噲為劉邦保駕,於是(樊)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
當劉邦借口去廁所而逃出項羽軍營時,是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最後,當範增知道劉邦已逃離楚營以後,大為惱火,氣得把劉邦委托張良送他的一雙玉鬥,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由以上幾段引文,可見鴻門宴故事的主要情節的展開,都幾乎與劍這種兵器有關,從項王、範增到各個將領,都隨身佩帶著劍。還可以看出劍和盾配合使用,是當時步兵的標準兵器。這還是沿襲著戰國時期步兵的裝備,在雲夢秦墓出土的銅鏡上,就有執盾持劍武士的生動形象。
但是,在軍隊中大量而普遍裝備劍的情況,歷經兩漢以後,有了很大的變化。下面還是再舉一個宴會中發生的事件為例子,這次宴會的地點是東吳名將呂蒙的家裏,時間大約在公元215年前後。原來當時東吳的另一員將領淩統,因為與甘寧有殺父之仇,總想尋機復仇,這次兩人正好在呂蒙家裏舉行的一次宴會上相遇。淩統復仇心切,就想用項莊舞劍的辦法,在席上刺殺甘寧,酒酣,(淩)統乃以刀舞。可是甘寧也早有防備,寧起曰:寧能雙戟舞。於是酒宴前出現了刀、戟對抗的緊張場面,這急壞了東道主呂蒙,趕快出來排解,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在這一事件中,東吳的三位將領所使用的兵器,是刀、刀和楯、雙戟(手戟),卻沒有看到劍的蹤跡。由項莊舞劍到淩統舞刀,正生動地反映了在兩漢400年間,軍隊中主要裝備的短柄格鬥兵器,從劍轉變到刀的歷史事實,近年來發現的大量考古資料,也可以粗略地勾畫出這一變化的輪廓。下面就來看一下由劍到刀這一變化的具體情況吧!
談到劍,首先來看一看它出現的時代,以及它的用途。19561957年,在陜西長安張家坡的西周墓裏,出土了一把短短的青銅劍,報告中稱做匕首,全長不過27厘米,它的形狀像細長的柳葉,裝柄的部分略瘦,上面有兩個縱列的圓穿孔,看來是在兩側附貼木柄,通過圓孔釘合成一體來使用。同樣的柳葉形青銅劍,後來又在北京琉璃河53號墓和陜西寶雞竹園溝1號墓都出土過,其中琉璃河的一把更短些,僅僅長17.5厘米。這些短短的青銅劍,有效使用的鋒刃部分不過1718厘米,也可以說是和匕首差不多。至於它的用途,應該是一種防範非常的衛體兵器。西周時期以車戰為主,兩軍對陣時,首先用遠射的弓矢,待到戰車錯轂格鬥時所用的兵器就是長柄的戈、戟和矛、鉞了。只有雙方戰士扭打在一起時,僅有十幾厘米鋒刃的短兵器才會起作用,但是在車戰的條件下,這種機會是不多的。劍的名稱,正是因它的用途而得的,據《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圖1
由於以上原因,在西周初期車戰所使用的兵器組合中,劍是不占重要位置的。這一點也可以從這種兵器出土數量之少,以及它和出土銅戈數量比較相差懸殊等方面反映出來。除這種扁莖有脊的柳葉形劍以外,在西周墓裏獲得的青銅兵器中還有另外兩種短劍。一種是在甘肅靈臺白草坡的西周墓裏發現的,劍身近似一個修長的銳角三角形,身後接較窄的短莖,上面還遺留有木柄和纏繩的痕跡,2號墓裏出土的兩件通長24.3厘米,插在銅鞘內,鞘上帶有由蛇、牛等動物和纏枝植物紋組成的鏤空圖案,很是精美(圖1)。另一種短劍,如昌平白浮西周墓發現的幾件,劍身有脊棱,在莖和劍身相接處(就是後來安劍格的位置)向左右各斜伸出一個小齒,在莖端裝飾有鳥頭或獸頭圖案。圖21.洛陽中州路出土象牙柄銅劍
2.上村嶺虢國墓出土銅劍
3.長沙東郊329號墓出土銅劍
4.洛陽中州路2729號墓出土銅劍這種劍中最早的例子,是在山西保德縣林遮峪獲得的,但是劍身和莖通體向一側微曲,劍首鑄成鈴狀,與它同時出土的青銅器具有殷代晚期的特征,可以說明這把劍也是那一時期的。看來這兩種短劍是殷周時期一些少數民族的兵器,前一種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後一種散發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氣息。它們在殷末西周初期的墓中出現,應該是反映著當時殷周和邊疆的少數民族的密切聯系,也是我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見證。
劍作為兵器開始受到重視,應該是西周以後的事,也就是在那一時期,劍的形制有了新的變化,我們現在於考古發掘中已經獲得的春秋早期的青銅劍,都是柱脊劍,也就是由圓柱體的莖,直向前伸延而形成劍身的凸脊,只是有的劍莖上裝有劍首,有的沒有。在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的幾把劍,都是有劍首的(圖2)。洛陽中州路第2415號墓出土有裝在象牙鞘裏的銅劍,就是沒有劍首的。它們的形體都比較短,一般在2840厘米之間。中州路的那一把,劍長28.5厘米,加上那刻工精美的象牙柄,全長也不過33厘米左右。這把劍安好柄後,外貌正好和洛陽金村出土銅鏡上那位騎士所握的劍相似,這幅跨馬用劍刺虎的圖像,正好提供了當時以劍搏刺對方的形象資料。這樣類型的劍只適於前刺,而不適於劈砍,所以也稱它是一種直兵,《晏子春秋》記崔杼殺了齊莊公以後用武力逼諸將軍大夫盟於大宮,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又謂曲刃鉤之,直兵推之。這對早期較短的劍的使用方法,倒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但是,當時還處於車戰盛行的後期,劍在戰鬥中的作用依然和西周時期相同。
就在中原地區還主要依靠戰車作戰的時候,在南方的吳越地區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情況,那裏水網縱橫,並且當時還處於地多林莽,尚待開發的階段,奔馳在北方平原的巨大而沈重的戰車,在那裏幾乎是沒有用武之地的,相反各種戰船卻是軍隊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裝備。適應著這樣的客觀條件,吳、越的軍隊的主力是步兵。遲至公元前584年,申公巫臣從晉國來到吳國,才幫助吳國組訓了第一批戰車部隊(《左傳成公七年》),盡管如此,吳國軍隊的主力依然還是步兵,即使又過了整整一個世紀以後也還是如此。公元前482年吳晉爭先的黃池之會時,吳王夫差為了顯示軍威而排列的三個方陣,依然是由精銳的步兵所組成的(《國語吳語》)。至於夫差的死對頭越王勾踐的軍隊,也是步兵。為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教練士兵提高擊劍的水平。關於越女和猿公的傳說(《吳越春和》卷9《勾踐陰謀外傳》)正是反映著這一歷史事實。兵器是隨著軍事上的需要而改進的,為了進行步兵戰鬥,車戰中使用的長度接近人的軀幹三倍的長柄戈、矛,是不適用的。步兵所需要的是適於近戰的鋒利而輕便的短兵器,劍正具有這些特點,所以這種兵器在吳越有了很大發展。因此,當時吳越地區鑄劍的水平,遠遠超過中原諸國,出現了許多傳奇式的鑄劍大師,如歐冶子和幹將夫妻。尤其是幹將、莫邪鑄劍的故事,一直流傳到了現在,正是因為吳越青銅劍冶鑄技術水平當時就為人們所稱頌,才能化成那樣神奇而又生動的傳說。也正因為如此,春秋時期的吳越簡直成了寶劍之鄉了,這裏出產的質精物美的青銅劍,極受中原各國的重視。所以《考工記》才講: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近幾年來在考古發掘中獲得的吳越銅劍,更是提供了有力的實物例證。這些銅劍中,有幾把上面帶有吳王或越王造劍的銘文,圖3
比較重要的有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吳王光劍、湖北襄陽蔡坡12號墓出土的吳王夫差劍和河南輝縣發現的另一把吳王夫差劍,另外,還有在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蔡墓裏出土的吳王夫差大子姑發間反劍。出土的重要的越王劍,有湖北江陵出土的兩把越王劍望山1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和藤店1號墓出土的越王州句劍。特別是在望山1號墓裏獲得的那把越王劍,出土時完好如新,鋒刃銳利,制工精美,全劍長55.7厘米,劍莖纏緱還保留著清晰的痕跡,劍格飾有花紋而且嵌著藍色琉璃,劍身滿布菱形的暗紋,襯出八個錯金的鳥篆體銘文,為越王鳩淺自作用鐱(劍)八字,鳩淺就是那位臥薪嘗膽終於滅吳的勾踐(圖3)。這把劍顯示著春秋晚期以來銅劍共有的特點之一,就是刃部不是平直的,其最寬處約在距劍格2/3處,然後呈弧線內收,至近劍鋒處再次外凸然後再內收成尖鋒,刃口的這種兩度弧曲的外形,更說明劍在使用時註意的是它直刺的功能,而不是以斫擊為主的。這把劍的鑄造技術,代表了當時吳越工匠的最高水平。1973年在日本舉辦的中國出土文物展覽中,這把劍和東漢的銀鏤玉衣等都是展出的精品,當時郭沫若先生曾題詩:越王句踐破吳劍,專賴民工字錯金。
劍和刀(3)回頂部章節目錄
銀縷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並指出:劍銘自作,實賴民工;衣被王軀,裁成匠手。創造歷史者,並非英雄帝王,乃是人民工匠。(《文物》1973年第6期)
越國滅掉了吳國,然後自己又被楚國吞掉,越王句踐破吳劍也就被當作戰利品而擄到楚國去了,這就是江陵一帶的楚墓裏不斷出有帶有吳王、越王銘的青銅劍的原因。同時,吳越精湛的鑄劍技術,也就為楚國所掌握,使得本來已有相當水平的楚國鑄劍工藝,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從江陵、長沙一帶的楚墓中獲得數量眾多、鑄制精美的青銅劍,甚至在一座墓裏竟放有多達32把銅劍的例子,正是說明了這樣的歷史事實。於是,過去關於吳越的神奇的鑄劍傳說,也隨之轉而落到楚國的頭上。幹將、莫邪就不是為越王鑄劍而是為楚王鑄劍了,並且出現了眉間尺為父報仇的動人情節,最後以同葬三頭的三王墳做為整個故事的結尾。後來魯迅先生就摭拾了這一傳說,寫成了收入《故事新編》中的《鑄劍》一篇,給這古老的傳說賦入了新的深刻的寓意。
在戰國時期,隨著車戰的衰落和步兵的興起,劍在戰爭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成為當時步兵的標準裝備之一。以魏國的武卒為例,一個士兵的裝備如下:護體的裝具是甲和胄,遠射兵器是十二石的強弩(每人配備五十支弩箭),格鬥兵器是戈和劍。從汲縣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揮劍戰鬥的步兵或水軍戰士的形象,而且那些手持長柄矛戟格鬥的戰士,每個人的腰上都毫無例外地佩帶著插在鞘裏的劍(圖4)。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銅壺上也有著畫面大致相同的戰鬥圖像,同樣可以看到用劍戰鬥和佩劍的戰士。隨著劍在戰爭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也就迫切地要求改進質量,加強殺傷能力,圖4
於是對兵器的制造者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加長劍身的長度,另一方面要使它更加堅韌和鋒利。在長度方面,從已經獲得的春秋到戰國早期的青銅劍來看,它們的總長度一般只有50厘米左右,山彪鎮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上所刻畫的劍也都是這種較短的劍。由於青銅質較脆,所以增加劍長在工藝上相當困難,這就使青銅劍的長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不過由於那些無名的匠師付出了長期而艱巨的勞動,到了戰國晚期在這方面已經有了相當大的進展,例如秦國的青銅劍在秦始皇時期已經達到8191.3厘米的長度。在增強殺傷能力方面,主要是生產了劍脊和劍刃含錫量不同的復合劍,這種青銅劍的脊部呈紅色,因為其中含錫量較少(約10%),所以比一般青銅質柔而堅,比較不容易折斷。劍的刃部含錫量較多(約20%),所以質脆而硬,使得刃口更加鋒利。同時,為了避免銅劍表面銹蝕,甚至出現有經過鉻鹽進行表面氧化處理的例子,這種青銅劍是秦國的產品,雖然已經埋在地下2000多年,至今劍身並未銹蝕,還是烏黑發亮。順便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東周時期盛行佩劍之風,促使青銅劍鑄造的日益華美,不少劍身上顯現著各種細密的幾何形花紋,有的還采用鎏金、錯金銀、鑲嵌等技術來裝飾銅劍,使它更加美觀。到了這時,青銅劍的鑄造工藝已經達到了最高的限度,但是制出的兵器不論在劍長和鋒利程度兩個方面,都並沒有滿足當時戰場上的士兵對兵器的要求。要解決這個矛盾,唯一的途徑是尋求比青銅更好的原材料和更新生產技術。
在春秋時期,鐵器登上了舞臺,成為促進奴隸制與封建制更替的一個重要因素。鐵器的使用,引起了農具、工具乃至兵器方面的大變革,出現在戰爭舞臺上的鐵制兵器中,比較重要的一種就是鐵劍。現在獲得的年代最早的一把鋼劍,是早在三門峽西周墓中出土的短劍,還不是實際作戰的兵器。看來是實戰用的鋼劍,最早的一件是湖南長沙鐵路車站建設工程中從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裏出土的,經過鑒定這把劍所用的鋼是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鋼,金相組織比較均勻,說明可能進行過熱處理。這把劍出現在楚國的疆域內,並不是偶然的。秦昭王曾經向秦相範睢表示過如下的憂慮: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禦勇士,恐楚之圖秦也。(《史記範睢列傳》)秦昭王當時這樣贊揚楚國生產的鐵劍鋒利,說明當時楚國鑄造的鐵劍是馳名全中國的。在湖南等地的楚墓裏,已經多次發掘出鐵質的各種兵器,有劍、矛、戟和鏃等。其中鐵劍的數量是比較多的,它們的長度大大超過了一般的青銅制品,常常不短於70厘米,接近1米或超過1米的也不少。其中最長的鐵劍長度已達到1.4米,幾乎是一般青銅劍長度的三倍左右。除了楚地以外,文獻中也紀錄過三晉地區生產有鋒利的鐵劍。代表當時鋼鐵兵器最高水平的產品,是在燕國的疆域裏發現的。1965年在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中發現了一座叢葬墓(44號墓),從墓裏獲得了50余件鐵兵器,其中僅劍一種就達15把之多。取比較完整的八把劍測量,最短的一把長69.8厘米,最長的一把長達100.4厘米,平均長度約88厘米。其中三把劍經過鑒定,只有一把是用塊煉鐵直接鍛成的鐵劍,另外兩把則是由含碳不均勻的鋼制成的,其一就是這批劍中最長的那一把。這兩把劍都是用塊煉鐵滲碳制成的低碳鋼件,是用純鐵增碳後對折,然後多層疊打而成。為了提高刃部的硬度,都是經過淬火的,這是我國出土古代鐵器中已經知道的最早的淬火產物。經過淬火的長鋼劍,性能遠遠超過了體短質脆的青銅劍,進一步滿足了步兵戰士對兵器裝備的要求。不過當時各地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楚燕等地的這些先進的鋼鐵長劍,還不足以裝備所有的部隊。至於生產水平不如它們的各國,情況就更不同了。所以各國軍隊中使用的兵器,大量還是青銅制品,例如秦始皇陵陶俑坑的兩次發掘中,發現的大量兵器絕大多數都是青銅制品,出土的劍雖然較長而且表面經過鉻鹽氧化處理,但仍舊全是青銅制造的。隨著歷史車輪向前運轉,先進的鋼鐵兵器終究要取代落後的青銅兵器的,但那已是漢代的事了。
現在我們已經談到本文開始時所舉鴻門宴所處的歷史時期了,那時經過秦末農民大起義正轉成楚漢之爭,中國的大地上印下了無數步兵留下的足跡,他們互相進行著殊死的搏鬥。他們所使用的兵器,除了長柄的矛、戟和遠射的弓、弩以外,就是劍和盾。我們回憶一下司馬遷筆下的樊噲手持長劍、鐵盾在鴻門宴上的威猛的形象,就可以想象那時裝備著劍盾的武士了。這時劍的外貌,同春秋至戰國初年時的劍相比,已經大為改觀了,劍身幾乎加長一倍,原有兩度弧曲的刃部伸成平直的了,更加鋒利,劍鋒的夾角則逐漸由銳加大。由這些變化,可以看出劍的功能已經由主要是直行向前推刺敵人,轉而主要是用刃部劈砍。延續到西漢初期,情況大體還是這樣,晁錯在上疏文帝言兵事時,列舉了當時漢王朝軍隊中的主要兵器,依然是長戟、矛、弓弩和劍盾,特別指出在曲道相伏、險隘相薄的地形條件下,劍盾可以發揮最大的作用(《漢書晁錯傳》)。隨著鋼鐵冶煉技術的發展,劍的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改進。到了漢武帝時期,鋼劍的鍛造技術更加提高,可以代表當時技術水平的一把鋼劍,是在河北滿城劉勝(他死在元鼎四年,即前113年)的墳墓裏發現的,它的長度超過1米,裝在塗著褐色漆的木鞘裏,放在劉勝屍體的右側。經過鑒定,這把劍雖然還是用塊煉鐵做原料,反復在木炭中加熱滲碳,折疊鍛打而成的,但是比燕下都出土的戰國鋼劍的質量有了很大提高。表現在夾雜物分散和尺寸減小、數目減少。同時劍中不同碳含量分層程度漸小,各片組織均勻,燕下都劍的低碳層厚約0.2毫米,而這把劍的低碳層僅有毫米。每層的厚度減小了,那是加多了反復鍛打次數的結果,也就是向百煉鋼發展的過程,這把劍也可以說是正在形成中的百煉鋼工藝的早期產品。同時,這把劍的刃部經過淬火,剛硬而且鋒利,那沒有經過淬火的脊部則仍舊保持著較好的韌性,收到剛柔結合的效果。至於鐵劍使用較普遍的例證,可以從河南洛陽西郊金谷園、七裏河等地西漢中晚期墓的出土物中觀察到,那些墓中出土了數量很多的鐵劍,僅是長度在80厘米以上的劍,就有37把,其中最長的一把有118厘米。從漢墓的壁畫和後來的畫像石上,可以看到佩帶和使用這種長劍的畫像。
前面已經提到用劍戰鬥時劈砍的功能增加的問題,這一點在騎兵戰鬥中尤為重要。戰國末年騎兵作為獨立的兵種開始出現,在秦始皇陵的陶俑坑中也發現了和戰車部隊排列在一起的騎兵形象。但是,成建制的大量使用騎兵,還是秦末農民大起義經過楚漢之爭到西漢初年這一段歷史時期中開始的。縱橫馳騁在戰場上的大隊騎兵,手執長劍向敵人沖擊時,由於馬速很快,想要斃傷敵人主要靠揮臂劈砍,而不是用劍向前推刺。這樣一來,尖長的劍鋒的作用不大了,雖然兩側都有刃,但是劈砍時只能使用其中一側的刃,另一側的刃不但不能發揮作用,而且使制造工藝更為復雜,必需在狹窄的劍身兩側都做出同樣鋒利的刃口,所以只能把全器最厚的地方安排在中脊處,這樣一方面工藝要求高,另一方面在劈砍時還容易折斷。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為騎兵生產更合用的劈砍兵器,提高戰鬥力。於是在西漢時期,出現了環首的長刀,這是一種專用於劈砍的短柄兵器,它只在一側有刃口,另一側做成厚實的刀脊,同時去掉了尖銳的長劍鋒。厚脊薄刃不但從力學角度看利於砍劈,而且刀脊無刃,可以加厚,因而不易折斷。所以《釋名》說: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西漢時期的鐵刀,直脊直刃,刀柄和刀身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一般沒有像劍那樣衛手的格,只有個別的加有和劍格一樣的銅質或鐵質的格。刀柄首端毫無例外地制成扁圓的環狀,所以常常叫它環首刀。在洛陽的西漢墓裏,環首長刀的數量日漸增多起來,例如19571958年在洛陽西郊清理的那批西漢墓裏,就有23座隨葬有較長的環首刀,它們的長度從85厘米直到114厘米。鐵刀出土時通常和鐵劍一樣插在鞘裏,刀鞘是由兩片木材合制,用絲線和織物把它們纏緊,然後再在外面塗上漆,在鞘的末端,裝飾著扁扁的銅琕。這些帶有漆鞘的環首鐵刀,多是出土於死者屍體的兩側,和那些帶漆鞘的鐵劍的出土位置一樣,說明它們原來是死者生前隨身佩帶的。在《史記》、《漢書》裏存有不少西漢時期將校官吏佩刀的記錄。名將李廣在隨衛青出塞作戰時,迷失了道路,回軍後憤而自殺,就是引刀自剄的。從下面的蘇武的例子,又可以知道漢王朝出使匈奴的使節是隨身佩刀的,《漢書蘇武傳》記:當匈奴逼蘇武投降時,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還有一個在昭帝時出使匈奴的任立政,他受霍光等委派還負有勸說李陵回漢的任務。當任立政在匈奴單於舉辦的宴會上看到李陵的時候,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之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漢書李廣附孫陵傳》)。這不但說明漢王朝的使者佩刀,而且佩帶的正是環首刀。由佩劍到同時也開始佩刀,說明環柄刀日益受人重視。
劍和刀(5)回頂部章節目錄
適於劈砍的環首長刀,逐漸地從戰場上把長劍排擠開去,成為軍隊中大量裝備的短柄武器,這一變化到東漢末年已接近尾聲。在山東沂南畫像石墓墓門的橫額上,刻著一幅戰鬥圖像,交戰的雙方除了弓箭以外,主要的格鬥兵器就是環首刀,配合它使用的防護裝具是長方形的盾牌,不論是在橋頭鏖戰的雙方步兵,還是從左側馳來的那些騎兵,都是左手持盾,右手揮刀。生動地表現出西漢初年軍隊中大量裝備的劍和盾,這時已為刀和盾所取代。戰場上的這一變化,也是和東漢時期鐵刀制造得日趨精良分不開,而精良的長刀又是當時冶鐵煉鋼技術進一步提高的產物。在長沙地區東漢墓裏獲得的鐵刀,長度常超過1米,有的達到128.5厘米。河南地區出土的東漢鐵刀也是如此,陜縣劉家渠東漢墓裏的環首長鐵刀,和長劍一樣備有髹漆的木鞘,特別是刀柄的結構還保留得較完整,那是在鐵刀柄兩側用木片夾起來,然後外面緊纏粗繩,以便於捉把,在刀環上還纏著絹布。
作為這一時期優質鋼刀的代表作品,應該是山東蒼山發現的一把有紀年銘的長刀,全長111.5厘米,刀脊的厚度與刀身的寬度相比,大約是1∶3。刀身上飾著錯金的火焰紋,並且有18個錯金的隸書刀銘: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孫。由此可以知道這把刀是漢安帝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制造的。這把刀經過鑒定,是以含碳較高的炒鋼為原料,經過反復多次鍛打的。銘文中的卅湅,即三十煉,可能代表著一定的工藝質量標準,刀中矽酸鹽夾雜物有明顯分層,經過用一百倍顯微鏡觀察,約有三十層左右,也許三十煉的含意就是指將炒鋼鍛造後折疊鍛打,這樣反覆鍛打三十層而制成的。同時,這把三十煉大刀的刃部還經過了淬火。過去在日本也發現過一把東漢鐵刀,紀年是靈帝中平年間,當公元184189年,錯金刀銘中有百練(煉)清剛(鋼)之句。上述的兩把刀制造出來的時間相差不多,銘中的卅湅和百煉都是屬於百煉鋼的範疇。采用百煉鋼造刀,大大提高了質量,加速了它成為軍隊中主要短柄兵器的進程。
值得註意的另一點,是在考古發掘中不斷獲得東漢時期裝飾華美的鐵刀,河北定縣43號墓裏出土的一把可以算是典型的代表,全刀長105厘米,刀身上飾有線條流暢的錯金渦紋和流雲圖案,精美異常。發掘者認為這座墓是熹平三年(174年)死去的中山穆王劉暢的墳墓,這把精美的錯金鐵刀可能就是他生前的佩刀。西漢時期的輿服制度,自皇帝至於百官,無不佩劍,當環首刀興起以後,平時常常帶刀,尤其是軍隊中的將領更是如此,這在前面已經講到了,而佩劍似乎只有在上朝時還要帶著它。到了東漢初年,皇帝常在賜給臣子劍的同時賜給佩刀。這樣一來佩刀也已成為封建王朝規定的一種輿服制度,《後漢書輿服誌》有詳細的敘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定縣出土的錯金鐵刀,正是合於諸侯王黃金錯的規定。時代風氣變了,除了一些典禮以外,平時由佩劍改為佩刀了。所以《輿服誌》中特別對佩刀的制度重點敘述一番,不過後來的人有的對這種變化不清楚,例如為《輿服誌》做註的劉昭就在這段文字下面加了自己的按語:臣昭按:自天子至於庶人,鹹皆帶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劍履上殿,不稱為刀,而此誌言不及劍,如為未備。這是他對東漢時期重佩刀的風尚,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輿服制度並不清楚,才對《輿服誌》的作者求全責備的。由於官吏平時佩刀而不佩劍,所以有些過去發生用劍的事情,東漢時就是用刀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當時一些下級官吏為了勸阻他的上級別去幹他認為不該辦的事,但上級已經上車要出發了,於是這個死命勸阻的人就采用利刃砍斷馬鞅的辦法,使車子無法行駛。在佩劍之風盛行的時候,自然是用佩劍,例如公元前555年在晉軍的攻擊下,齊侯駕,將走郵裳。大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左傳襄公十八年》)。過了五百多年以後,東漢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劉秀要去打隗囂,郭憲反對,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後漢書郭憲傳》)。另一個例子是周章隨太守行春時,途中太守欲謁竇憲,周章反對: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後漢書周章傳》)。上面的三個小故事中,使用劍或用刀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著由佩劍轉為佩刀習俗上的變化。另一個故事也可以看到官吏平時佩刀,東漢末年董卓想廢掉漢獻帝而立陳留王,找袁紹商量,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三國誌魏書袁紹傳》)。這就是所謂長揖橫刀出,將軍蓋代雄。這位袁紹當時正是佩刀而沒有佩劍的。
到了三國時期,軍隊中大量裝備的實戰用短柄兵器,就只有刀了,刀的制造也更加精良,例如諸葛亮讓蒲元鑄造的刀稱絕當世,因曰神刀。這些神刀,是在斜谷造的,共三千口,當時蒲元镕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雲:雜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頭首服雲: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鹹共驚服,稱為神妙。(《太平禦覽》卷345引《蒲元傳》)。這個故事說明當時淬火技術有了發展,能夠鑒別不同的江河的水具有不同的淬火能力。至於這些刀的形制,據《蒲元傳》講,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可見是一種環首刀。就是在傳統的寶劍之鄉,歷史上的吳、越和楚地,寶劍也把它在戰爭舞臺上的位置讓給長刀了,東吳的步兵所使用的短柄兵器,主要是刀和手戟,這已在本文開始時所舉淩統與甘寧的那段故事中講到了。又如當甘寧百騎劫魏營歸來後,孫權很高興,獎給甘寧絹千匹、刀百口(《三國誌吳書甘寧傳》註引《江表傳》)。同時,在東吳從孫權到一般將領、官吏平時都佩刀。赤壁之戰前夕,曹操的大軍逼近長江,孫權急集文武大員商議對策,會上主戰與主和兩派爭論激烈,最後孫權決心采納周瑜等的主戰方案,於是權拔刀砍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三國誌吳書周瑜傳》註引《江表傳》)。拔刀砍案,正因為孫權佩帶的是刀,這也說明東吳沿襲著後漢以來的輿服制度,吳王平時是佩刀的。據梁陶弘景《刀劍錄》,孫權在黃武五年采武昌山銅鐵作十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僅就這一次,也可看出那大量鑄造的鋼刀是用來裝備部隊的實戰兵器,而鑄造的少數寶劍,則是供服玩之用了。當然這些劍是鍛工極精的,孫權常常根據寶劍的特點,分別命名,有白虹、紫電等名目。也可以說,從東漢以後,寶劍在戰場上失去它的光輝以後,它的功能就只有以下兩項。第一項是佩帶,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直到西漢,佩劍和實戰兵器是分不開的,平日佩帶,戰時迎敵,這時則僅僅剩下了在輿服制度中作為佩飾的功能。於是只具有華美的外形也就夠用了,銳利的鋒刃卻沒有用了,這樣一來,從西晉起甚至改用木劍。《晉書輿服誌》: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蜯、金銀、玳瑁為飾。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輿服制度因時而易,時而佩劍,時而佩刀,例如北周武帝時期,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隋書禮儀誌》)。隋朝再次統一了全國,規定輿服制度中繼續保留著劍和玉佩,用真劍,也用象劍;有雙佩,也有只佩,按官品各異: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則象劍。帶真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一品及散郡公、開國公侯伯,皆雙佩。二品、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皆只佩。綬亦如之。(《隋書禮儀誌》)唐代也大致如此,朝廷之上仍然是劍佩鏗鏘,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幹(岑參《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的境界,不正是那些官員們所向往的嗎?劍的另一項用途,是和道教有關,成為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法器,又傳說真人屍解也要用劍,更加深了神秘色彩。陶弘景普通年間為梁武帝造的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等神劍13把,劍上分別刻有各種真人玉女名字、風伯雨師形、蚩尤神形、星辰北鬥二十八宿等等,就是突出的事例。除此以外,所謂豪俠之士亦重寶劍,以唐代著名詩人來說,李白和杜甫青年時都曾學劍,李白詩就有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與李白同時還有一位擊劍名人叫裴旻,後來人們把李白詩、張旭草書和裴旻劍舞稱為三絕。這也是當時的社會風習,所以唐詩中也多有描述寶劍的豪言壯語,或多為文人誇張之辭,魯迅先生曾說: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語,可以不必說了;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說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起來,簡直是毫不自量,想學刺客了。這應該折成零,證據是他到底並沒有去。不論如何,任俠擊劍,與真正兩軍相殺的戰爭是沒有什麽聯系的。
寶劍成為實戰兵器行列中的落伍者,是無可挽回了,而鋼刀取代了它的位置,從此走到兵器的前列,直到冷兵器階段結束時為止。即使火器發明以後,鋼刀也還是繼續留在兵器的行列中,直到近代,騎兵還是離不開馬刀的。鋼刀在漢魏三國時的情況,前面已講過了,下面再大致看看南北朝及以後的情況。南北朝時期一般步兵的標準裝備,就是環首的刀和長楯,在當時的壁畫、畫像磚等考古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步兵的形象。請看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西魏壁畫得眼林故事中,生動地表現了用刀楯裝備的步兵同重甲騎兵甲騎具裝戰鬥的情景。河南鄧縣彩色畫像磚墓裏有一方畫像磚,表現了一支行進中的步兵隊伍,他們除了供遠射的弓矢外,就是環首的刀和楯。另一方畫像磚上,刻畫著一個騎著駿馬、身披兩當鎧的將領,馬後隨從著一個士兵,手裏捧著他的環首長刀,刀環上系著長長的飄帶。這一時期對刀的裝飾也很講究,更把刀環做成各種鳥獸形象,北周皇宮警衛們所用的刀,有龍環、鳳環、麟環、獅子環、象環、兕環、熊環、豹環、貔環、獬豸環、獜環、吉良環和猙環等名目。這種把刀環加上各種動物裝飾的做法,在漢魏時已經開始,其後極著名的有夏赫連勃勃造的百煉鋼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
南北朝以後,鋼刀一直是主要的步兵和騎兵兵器,在唐代軍隊的標準裝備中,能看到大量的佩刀和陌刀,根本沒有劍的蹤跡。所以《唐六典》武庫令條有刀制而無劍制,其中刀制有四,即儀刀、鄣刀、橫刀和陌刀,後兩種是部隊中的主要兵器。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關於唐代士兵的標準兵器裝備,據李筌《太白陰經》,在一軍12500名士兵中,裝備有佩刀8分、10000口,陌刀2分、2500口,也就是平均每人有一把刀。到了北宋時曾公亮等編修《武經總要》一書時,刀的形制有了進一步的改進,從狹直的長條形方刀頭,改成前銳後斜的形狀,有護手,並且去掉了那種扁圓的大環和鳥獸飾物,同時出現了各種長柄的刀,有掉刀、屈刀、筆刀等名目。再遲到明代,茅元儀所修的《武備誌》一書中,刀制沿襲著《武經總要》,當講到劍時說:古之言兵者,必言劍,今不用於陣,以失其傳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清楚地表明由於劍這種兵器早被從部隊裝備中淘汰了,以致連茅元儀這樣的兵器專家都要博搜海外去了解它,最後不過在他的書中沿用了《武經總要》的兩張圖而已。明代名將戚繼光在《練兵實紀雜集》的《軍器解》中,清楚地指出:五兵之制固多種,古今所用不同,而把見今本鎮禦敵器具,細開於後。指出馬步兵都用的兵器,有腰刀,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鏟平削,至刃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刀芒一禿,即為頑鐵矣,此當辯之。這時期火器已較普遍地裝備了明朝的軍隊,冷兵器逐漸衰落,戚繼光所列的部隊的標準兵器裝備有:盔甲、臂手、鉤槍、銳鈀、夾刀、鴨嘴棍、大棒、長刀、藤木牌、狼筅、腰刀、大將軍(炮)、虎蹲炮、快槍、鳥銃、提炮、皮簍、鑼鍋、鑼鼓旗、狼機和圍幔。在以上車、馬、步器具中,根本沒有劍的蹤跡,能夠繼續在實踐中起作用的短柄兵器,只有腰刀。既然軍隊裝備的主要格鬥兵器是刀,在古代小說中自然有所反映,請看施耐庵、羅貫中著的《水滸全傳》,其中一般士兵(不論是宋朝的正規士兵,還是土兵,乃至山寨的小嘍啰)的主要格鬥兵器是刀、棒,連行路時防身也是用刀、棒,且看第二十二回宋江殺了閻婆惜後,為了逃避追捕,與弟弟宋清離家逃亡,上路時兄弟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樸刀,正是當時行路的一般防身兵器。至於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中,除了使用特殊的兵器外,大部分步兵和水軍頭領都是用刀,而且上陣時多用長柄的樸刀,例如第七十回與張清對陣時,上陣的三員步兵頭領:劉唐、朱仝、雷橫,都是手使樸刀的。上陣時用寶劍的頭領,只有那與所謂道術、邪法有關的入雲龍公孫勝和混世魔王樊瑞,第五十三回宋江按所謂天書作法時,也是左手捏訣,右手提劍的,可見這種劍主要不是用來作戰,而是作為一種法器了。只是到了近代,在一些不了解兵器史的小說家筆下,才能看到遲至明朝還會有大隊揮舞著寶劍的騎兵在戰場上出現,但那不過是藝術的虛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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