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被貪於寬敞、享受的內心所左右，就決定在三大間房前再蓋出一個書房來，而且把那書房的西窗要正對著窗前的一棵死去的槐。槐樹粗矮，枯枝橫生，雖然沒有一棵活樹那樣鮮艷和生動，四季之變都在樹上有著演繹和發生。可也許，一棵枯樹剛好直立在書房的窗前，種些藤蔓從地面攀爬而上，讓枯枝上掛下點線之綠，再有一只兩只烏鴉、麻雀，借著落日夕陽，單腿立於枝頭，呱呱地言叫幾聲，也就不失為一種老樹枯藤和昏鴉寂靜的美學追求。

自己不是詩人，卻總有詩意不識相地到來。

不是畫家，卻總有構圖的設想欲念。

從來沒有一張真正的攝影作品，也總是在園裏拿著相機，把鏡頭向東向西，將樹木、林地、花草、鳥魚們的瞬間，留在一個現代科技夾縫的暗角。這就是我奢侈生活中生多余六指的嗜學追求。如果有朋友真正了解我在711號的一些行為，他不稱我為神經質或精神病患者，那他自己一定有了麻木不仁的精神病，成了被遲鈍圍就起來的套中人。

　　對蓋房的工人，再三交代，把書房的磚墻剛好砌在樹下幾寸之遠，讓我可以推開窗子就行。然而，離開園子到學校做了一天講座，回來時書房的西墻已經拔地而起，而那棵一圍粗的老槐，也被鋸成幾段扔在了院子裏邊。

　　“有礙施工，又是一棵死樹。”

　　工人的解釋合情合理，可卻讓我如把蒼蠅當成了肉吃樣。從此，對那些施工的匠人懷怨在心，緣於和諧的國策，無非總在臉上裝出笑容罷了。居住園內，不懂得一棵枯樹之美，不懂得一棵小草也有命運的跌宕起伏，不明白昆蟲的忙碌和休閑，只知這園裏林密樹多，空氣甚好，正如北京的街巷、公司、機關那些穿著假名牌的先生、小姐，和國家機關的公職人員，目的也就是告訴人說，我穿了名牌衣服，背了名牌皮包，至於那名牌的做工精細、色澤純正、樣貌個性，乃至於連一款名包裏的一個小袋口兒都是人工鎖邊，對他們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被鋸下的老槐樹身首分離，枝丫和樹根被扔在院外林裏任由風吹雨淋，連它作為柴火對火盆渴望的機會都沒有。

　　但對於被截為一米一段的槐樹身，命運就不太一樣了。我把它們擺在院裏的通風處，總是在閑暇之余，站在它身邊凝望和感嘆，總是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拿一本書去和它相陪相伴在一起。偶爾也把落在它身上的麻雀當成詩和靈感寫在相機裏。當然，有一次還坐在它身上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幾句是這樣：

　　來自其他領域的風，

　　降到這沒有名字沒有邊際的大地，

　　帶來天上的雨絲，

　　於是豐饒的祭壇上的神，

　　送回了花朵和生命。

　　我曾經把這靈感之作，拿出來炫耀示人，朗誦給他們聽，如同在每年三月請最好的朋友，品味最好的朋友送給我的中國大地上的第一縷春茶。

　　那些有些不夠厚道、仁義的朋友，一邊喝著中國的第一縷春茶，一邊驚異地問我：

　　“這詩你什麼時候寫的？”

　　我笑著：“好嗎？”

　　他嚴肅：“當然。”

　　“前幾天坐在院裏的枯槐樹上，忽然來了靈感。”說著我又給他的春茶杯裏續著水。

　他仔細地品嘗著那冰雪嫩芽的春茶綠水，想了很長時間，說了令我十分討厭的兩句話：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幾句詩是你在引用聶魯達的那首《植物》吧。”

　　我愕然。在驚異中去書架上翻找聶魯達的詩集，居然從那首《植物》中一字不差地讀到了那樣的詩句。在之後的日子裏，我討厭那位朋友，也討厭躺在院裏的兩段枯槐。我經常坐在那枯槐上冥想和構思，靈感有時噴發如泉，有時似朝陽日出，可現在我懷疑那些靈感中的詩句和小說情節的奇妙脫俗，其實都是對別人的抄襲和對大家小說情節的翻版。我猜想，情況的實質有兩種可能，一是我寫作的江郎才盡，二是那段枯槐在風雨中因為沒有材盡其用而對我的愚弄和報復，才讓我在靈感中得到詩句，其結果卻完全是對別人詩歌的抄襲。次年我有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果然也有了這樣的議論。於是，我就懷疑那段枯槐給我靈感的真偽，決定把它從院裏搬進室內，實行懷柔政策，不僅讓它輪回再生，物盡其用，而且求它，可以不賜我靈感寫作，但萬萬不可給我以假情偽意，讓我誤以為自己有了不凡的作品。懷著兔死狐悲的目的，把院裏的兩段槐幹分為四段，長短不一，高矮有錯，其中一段擺在入門的廳裏，做電壺燒水的專有坐騎，另三段落錯靠墻，在那上邊依次擺放舊的報紙、雜誌，讓它充作文化時尚的形象大使。如此這般，果不其然，後來寫出的詩歌、散文、小說，再也沒有人說我是模仿、抄襲和受了某某啟發，就是真的把別人的詩句鑲在我的詩中，竟也沒人看得出來，並予以無情指正。就是我的小說情節中，明明有偉大作家們的啟悟和感召，那些我的朋友讀者，也都睜眼閉眼，不再在公眾場合明指暗示。

　　這一切都歸功於枯槐對我的真誠。也歸功於我對枯槐的真誠。沒有能在窗前留下它們，讓其再生為老樹枯藤昏鴉的真實傑作，也終於讓它們和書房有了聯系，做了書房的常客和大使，它們自然就會無欺於我的靈感和源源噴薄的寫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