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看來，中國家族制度大抵是一種特別保護老幼的辦法，因為幼年、少年和老年既然占據我們的半生。那麼，幼者和老者是應該過著美滿的生活的：這一點很重要。幼者確比較微弱無力，比較不能照顧自己，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卻比老人更能夠過著一種缺乏物質上的舒適的生活。兒童常常是不大感覺到物質環境的艱難的，因此，窮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樣快活，如果不是更加快活的話。他也許是赤著足的，可是那在他不但不是什麼苦事，反而是一種舒服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赤足走路在老年人常常是一種不可忍受的苦事。這是因為兒童有著較大的活力，有著活躍的青春。他也許有其一時的悲愁，可是他把這些悲愁忘得多麼容易啊。他沒有老人家那種金錢的念頭和做百萬富翁的夢想。他至多只是搜集一些香煙畫片，希望換點錢去買小孩玩的空氣炮，而在另一方面，有財產的寡婦卻在搜集“救國公債”。以這兩種搜集的東西而論，其間的樂趣是無法比擬的。原因是兒童還不會象成人那樣，受過人生的威脅，他的私人習慣還不曾養成，他不是某一咖啡商標的奴隸，他是隨遇而安的。他的種族偏見很少，而且完全沒有宗教上的偏見。他的思想和觀念還不曾墮入某一些常軌。所以，老年人甚至於比兒童更需要依賴人家，因為他們的恐懼比較明顯，他們的欲望也比較確定。 

　　中國民族的原始意識裏早已有這種對老年人的深情，這種情感我覺得和西方的尊重閨秀之俠義與對女人的殷勤頗為相同。如果古代的中國人有尊重閨秀之俠義的話，那不是以婦孺為對象，而是以老人為對象的。這種情感在孟子的言論裏有著明顯的表現，例如他說：“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這就是王政的最後目標。孟子也說出世界上四種最無能力的人：“鰥寡孤獨。”在這四種人之中，第一二種應該由經濟學去加以救濟，其辦法是使天下沒有曠夫怨女。至於孤兒應如何處置，據我們所知，孟子並沒有發表過意見，雖則孤兒院和養老金一樣，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孤兒院和養老金並不足以替代家庭。看來只有家庭才能夠使老幼得到美滿的生活。可是講到幼者的生活，那當然是不必多說的，因為他們可以得到天然的父母之愛。中國人常常說：“水流下不流上。”所以人們對父母和祖父母的情愛是比較缺乏的，比較需要教導的工夫的。一個天生自然的人愛他的孩子，可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是愛他的父母的。到了最後，敬老愛老的教訓成為一般人所公認的原則，有一些作家說，他們希望得到奉養年老的雙親的權利，這種願望是極為強烈的。一個中國君子的最大遺憾是：老父老母病入膏肓時不能親侍湯藥，臨終時不能隨侍在側。一個五六十歲的大官如果不能請他的父母由故鄉來京都和家人同住，而且“晨昏定省”，便無異犯了道德上的罪惡，應該認為是可恥的事情，而且須不斷地向朋友和同事解釋，說一些推托的話。有一個人回家時雙親已死，便說出下列的兩句話： 
　　　　樹欲靜而風不息， 
　　　　子欲養而親不在。 
　　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人度過了詩一般的一生，他一定會視老年為他最幸福的時期，他不但不會使可怕的老年來得遲些，反而會期望著老年的來臨，漸漸把老年造成他一生最幸福的時期。我在比較東西人生觀念時，並沒有找到絕對的差異，只有在對老年人的態度這一方面，發見一些絕對不同的地方。關於我們對性，對女人，對工作，遊戲和事業的態度，其差別都是相對的；中國人的夫妻關系和西洋人的並沒有根本的差異，父母子女間的關系亦莫不然。可是在我們對老年人的態度方面，其差異是絕對的。東方和西方的見解是相反的。在詢問人家歲數或說出自己的年齡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得到最明顯的例證。在中國，一個人正式訪謁人家，第一句問尊姓大名，第二句便是問：“貴庚？”如果對方歉然說他今年二十三歲或二十八歲，訪問者普通總安慰他，說他前程遠大，將來會享高壽。可是如果對方說他今年三十五歲或三十八歲，訪問者馬上表示莫大的敬意說：“福氣！”其熱誠是隨著對方的歲數而增高的；如果對方的年齡在五十歲以上，訪問者立刻低聲下氣的表示謙卑和尊敬。所以，老人家如果辦得到的話，都應該跑到中國去住，在那邊，甚至一個胡須花白的乞丐也可以得到人們格外的善遇。中年的人都在盼望到五十晉一的時候可以做壽，至於那些飛黃騰達的商人或官吏，他們連四十晉一的生日時也會大做其壽，熱鬧一番。可是到了五十一歲的生日——活過了半世紀——無論哪一階級的人都是歡欣鼓舞的。六十一歲的壽辰比五十一歲更快樂更偉大，七十一歲的壽辰自然又比六十一歲更快樂更偉大了；一個人如果能夠慶祝八十一歲的壽辰，人家便當他是得天獨厚的幸運兒。留胡須成為那些做祖父者的特權，一個人如果還不夠資格，如果還未做祖父或不上五十歲，留起胡須來是有受人背後譏笑的危險的。因此，青年人常常模仿老人家的態度、尊嚴和見解，希望使人看起來年歲大些；我知道有些中學畢業的中國青年作家，年紀不出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卻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勸青年應該讀什麼書，不應該讀什麼書，同時，以父兄垂愛後輩的態度，討論青年的陷阱。 
　　當我們知道一般中國人對老年人的重視時，這種變成老人或有著老成樣子的欲望是可以了解的。第一，老人有說話的特權，青年人必須傾耳靜聽，免開尊口。中國有句俗語說：“少年人有耳無嘴。”三十歲的人在說話時，二十歲的人照理是應該靜聽的，四十歲的人在說話時，三十歲的人也應該靜聽。人們既然幾乎都有說話給人家聽的欲望，那麼，一個人年紀越大，在社會上越有說話給人聽的機會。這是一種大公無私的人生遊戲，因為人人都有成為老人家的機會。因此，父親在教訓兒子的時候，如果祖母開口說話，他便須突然停下來，改變態度，他當然是希望有一天會占據祖母的地位的。這是十分公平的，因為當老人家說：“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馬路還要多呢”的時候，青年人有什麼權利可以開口呢？青年人有什麼權力可以說話呢？ 
　　我雖然頗為熟悉西洋生活和西洋人對老年的態度，可是有些話聽起來還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使我不斷地覺得驚奇。這種態度的新例證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我聽見一個老太太說她有幾個孫兒，可是“使我覺得苦惱的倒是第一個”。我深知美國人不願使人有年老的印象，可是我還是料不到他們會說出這種話來。我頗能諒解那些不上五十歲的中年人，我知道他們要給人家一種印象，以為他們還是活躍有生氣的，可是我有一次碰見一個白發的老太婆，在談話中自然而然地談到她的歲數，不料她竟用詼諧的態度把話題轉到天氣上去。我時常忘掉這一點，要讓老人先入電梯或汽車。“老人先走”這句習慣的話幾乎脫口而出，我連忙讓這句話縮進去，可是找不到適當的話可以代替。有一天，我在車上碰到一個非常和藹莊重的老人和他的妻子，我無意中向這位老人家說出一句慣常的敬老的話，不料那老人家卻轉過頭去，用滑稽的口吻對著坐在旁邊的妻子說：“這個青年竟這麼厚顏，以為他比我更年輕呢！” 
　　這是極無意義的事情。我真是迷惑不解。我不明白青年和中年的未婚女人為什麼不願說出她們的歲數，因為青春的可貴是十分自然的。中國少女如果到二十一歲時尚未結婚或訂婚，也會覺得有點恐慌。年歲是很無情地溜過去了。她們有一種怕被撇在外邊的恐懼感覺，即德國人所謂 
　　Torschlusspanik（一個人在城門關閉時怕擠不進城的恐慌），她們怕公園夜間關閉的時候，她們留在裏邊不能出來。因此，有人說二十九歲那一年是女人畢生最長的一年；她一連過了四五年還是二十九歲呢。可是，除此之外，怕人家知道歲數的恐懼心理是毫無意義的。人家如果不認為你是年老的，怎麼會認為你有智慧呢？而且，青年人對於人生，對於婚姻，對於真價值，事實上懂得什麼呢？西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是重視青春的，因此弄得男女都不願把歲數告訴人家：這一點我是能夠諒解的。據那種古怪的推論，一個工作效率甚高，精力充足的四十五歲的女書記，如果讓人家曉得歲數，人家便會馬上以為她是無用的東西了。她為維持飯碗起見，把歲數守秘密，有什麼可怪呢？可是，這麼說來，生活型態本身和青春之被重視是毫無意義的事了。據我看來，這是毫無意義的。這種態度無疑地是商業生活所造成的，因為我相信老年人在家庭裏一定比辦公室裏更受人家的尊敬。到了美國人開始有點輕視工作效率和成就的時候，我想這個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當美國的父親視家庭而不視辦公室為他的生活的理想地，當他象中國父母那樣，能夠心平氣靜地公然對人家說，他有一個肖子可以代替他的地位，受兒子供養是榮耀的事情：到了這個時候，我想他一定會切望那個幸福時期的來臨，在五十歲以前，一定會很不耐煩地計算年歲的過去。 
　　在美國，筋強力壯的老人對人家說他們是“年輕的”，或聽見人家說他們是“年輕的”，而事實上其意義是：他們是健康的；這似乎是語言上一種不幸的事情。人到老年而身體健康，或“老當益壯”，確是人生最大的幸運，可是稱之為“健康而年輕”卻是削減了老年的魔力，把事實上十全十美的東西看做有缺點的東西。“朱顏白發”的康健智慧的老人，以恬靜的聲音暢談人生經驗：世界終究沒有比此更美麗的東西。中國人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常常用一個“朱顏白發”的老人，去做塵世最大幸福的象征。美國人一定有許多會看見中國圖書上的壽翁，高額、朱顏、白發——而且笑容滿面！這幅圖書是多麼生動啊。他用手指輕輕撫拈著垂到胸前的長發，態度寧靜而知足，他是尊嚴的，因為他到處受人家的尊敬，他是滿足的，因為沒有人懷疑過他的智慧，他是和藹的，因為他曾經看見過人類那麼多的悲愁。對那些生氣蓬勃的人，我們也稱頌他們說：“老當益壯”，至於象喬治那樣的人，我們則說他“老而愈辣”，因為他年紀越大，越有刺激性。 
　　在大體上說來，我在美國找不到白須的老頭子。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可是他們也許是故意，約定不使我看見的。我只有一次在新傑西州（New　Jersey）碰到一個有長須的老人。也許美國人用安全剃刀把長須剃掉吧，這真是象中國的無知農民伐除山林那麼可嘆，那麼無知，那麼愚蠢；中國的無知農民把華北美麗的樹木砍掉了，使山上象美國老人的下頷那麼濯濯，那麼難看。美國還有一個礦山不曾發現，當美國人張開了眼睛，開始大規模的開墾和種植林木的工作時，他們就可以發見一個埋藏著美麗和智慧的礦山，使他們覺得心曠神怡。美國的老頭子完了！長著頸下之髯的山姆大叔（UnAcle　Sam——代表美國）完了，因為他用安全剃刀把髯剃去了，弄得他看起來象一個輕浮的少年傻瓜，下頷突出，而不是很溫雅地下垂著，而且眼睛的光輝不由一對厚眶的眼鏡背後發射出來。用這個少年來代替那個偉大的老頭子是多麼不適當啊！我對於美國最高法院問題（雖則這與我毫不相幹）的態度，純粹是由我喜愛許士的臉孔而決定的。他是美國遺留下來的唯一老頭子嗎？抑是美國還有許多老頭子呢？他當然是應該退休的，因為這乃是體貼他的表示，可是果如有人說他衰老，那在我看來卻是一種不可容忍的侮辱，他有一個我們可稱為“雕刻家之理想”的臉孔。 
　　美國的老人們現在還堅持要那麼匆忙，那麼活躍，這心理我想是過份應用個人主義的直接結果。這是因為他們有自尊心，他們愛好自立的生活，他們覺得倚賴子女是可恥之事。可是美國人民在他們憲法上所規定的許多人權之中，居然忘掉了受子女供養的權利，這是奇怪的，因為這是一種由服役產生出來的權利和義務。父母曾為他們的孩子勞苦工作，在他們患病的時候曾有許多夜不曾合眼，在他們還未能說話之前，曾經洗過他們的尿布，曾費了二十幾年的工夫養育他們，使他們能夠成家立業；這麼說來，什麼人能夠否認父母在年老時有受孩子奉養敬愛的權利呢？人們受父母適當的照顧，在照顧他們的子女之後，也受他們的子女的適當照顧：在這麼一個家庭生活的一般系統之中，一個人真不能夠忘掉個人和他的自尊嗎？中國人沒有個人自立的意識，因為人生的整個觀念是基於家庭中的互相幫助；因此，一個人在年老的時候受孩子們奉養，並沒有什麼可恥的地方。反之，有孩子們奉養他，倒是幸福的事情。在中國，一個人只是為此而生活的。 
　　在西方，老年人抱著自卑的態度。情願獨自個兒住在一間樓下開著餐館的旅館，因為他們想體貼他們的孩子，心中有一種毫不自私的念頭，不願幹涉孩子們的家庭生活。可是老人家確有幹涉的權利，如果幹涉是不痛快的事情，它卻是自然的事情，因為一切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乃是一種忍耐的教育。無論如何，父母在孩子小的時候曾經幹涉過他們；我們已經在行為主義者的結論中看見不幹涉的邏輯，他們以為孩子都應該和他們的父母隔離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容忍自己的父母，不能容忍年紀已老，比較無力自助的父母，不能容忍為我們做那麼多事情的父母，那麼，我們在家裏還能容忍什麼別人呢？我們反正須受克己自制的訓練，否則連婚姻也會破裂。同時，最優秀的旅館茶房怎麼能夠代替親愛子女的親身的服侍、忠誠和敬愛呢？ 
　　中國人這種親身服侍年老雙親的觀念，完全是基於感激的心情。一個人欠朋友的債務也許是可以計算的，可是欠父母的債務卻是無法計算的。中國人在討論孝道的文章裏，時常提起洗尿布的事情，這在一個人自己有子女的時候，是意義深長的。所以，為報答親恩起見，子女在雙親年老的時候，把最好的東西給他們吃，把他們最喜歡的菜肴擺在他們跟前，豈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兒子服侍雙親的責任是很艱難的，可是把服侍父母和在醫院裏服侍陌生人來作比較，卻是一種褻瀆。例如，屠羲時在《養正遺規》的《童子禮》裏，曾敘述兒童對長輩應盡之義務；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蚊蠅。冬月則審察衣褥之厚薄，爐火之多寡，時為增益；並候視窗戶罅隙，使不為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 
　　所以，誰在中國不願做老人家、老父、或老祖父呢？中國的無產階級作家譏笑這種行為，稱之為“封建的”遺留，可是這種風尚確有其可愛的地方，使內地的老紳士依附著它，認為現代的中國是每況愈下了。人人都有變成老人的一天，只要他相當長命，而他一定是希望長命的：這是重要的論點。如果一個人忘掉這種愚蠢的個人主義（認為一個人可以過著抽象的獨立生活），那麼他必須承認：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生活型態，使黃金時代藏在未來的老年裏，而不藏在過去的青春和天真的時期裏。因為如果我們采取相反的態度，那麼，我們便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和無情的時間在賽跑，對未來的東西不斷地發生恐懼——不消說，這種比賽是十分無希望的，在這個比賽中，我們結果都要失敗。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夠阻止老年的來臨；他只能欺騙自己，硬不承認自己已漸漸衰老。反抗自然既然是沒有用處的，一個人還是爽爽快快地讓老年來臨吧。人生的交響樂應該以一個和平寧靜，物質舒適，和精神滿足的終曲為結束，不應該以破鑼破鼓的砰礴聲為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