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兄的高考路
　　就在宿舍的室友開始怯怯地進行交談，並按照年齡排出宿舍的老大、老二、老三的時候，只有他一言不發，白天和父親一起出去，晚上回來要麽看書要麽趴在枕頭上寫東西。他的父親在學校裏陪了他一個星期，當時我們就說，這個不能自立的家夥，這麽大了還要老爸陪讀。
　　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我們寢室8個人當中他宿舍床頭的書架是第一個被書塞滿的。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本來是要自己來學校報到的，只是因為有太多的書要從家鄉帶到學校裏來，所以老爸只好當了兒子的搬運工。
　　後來，他父親回家了，我們宿舍的其他人基本比較熟了，彼此之間的交談也更放得開，話題更豐富，但這個家夥還是只在必要的時候附和一兩句。
　　這就是後來稱之為“師兄”的同宿舍的李XX，其個性和傳奇成為此後我們四年大學生活的一段佳話。
　　聽他說，他本來的名字並非叫李XX，而是一個很農村很土的名字，後來讀了些書之後，自己才改成了這個更有人文氣息的名字。至於“師兄”這個稱呼，因為他在老家讀書的時候，他的哥哥經常練習武術，他也參與，在高中的時候也算是小有名氣，還收了兩個弟子，雖然有時候喊他師父，但更多的時候是喊師兄，我們對其經歷都很感興趣，所以也就“師兄師兄”喊起來了。
　　其實，大家喊他“師兄”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對他讀書的勤奮和博學頗有些敬重。
　　整個大學關於師兄的記憶或者評說，有四個方面是不能避開的：一是書，二是哲學，三是音樂，四是酒。當然，還有對於未來某天北大未名湖邊那個叼著煙鬥給學生講課的老頭的想象。
　　首先是書，為了讀書，他一度將自己的夥食費每天削減到3塊錢，省下的錢用來買書和蠟燭。雖然說學校的餐飲價格相對較低，但是在2000年，三塊錢確實不算什麽，這也就可以想象“師兄”每天在食堂吃的是什麽：白菜、粉條，饅頭，或者是每個大學新生帶著鄉下節約的習氣所食用的鹵面。
　　我們一度擔心他會因營養不良而使身體出現什麽問題，但事實上，師兄每天晚上會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鍛煉，回來總是生龍活虎，還不時地拿起拖把當棍耍（我們經常到隔壁宿舍去借拖把用，因為我們的總是先壞。），並沒有出現營養不良的癥狀。
　　於是，每個月師兄都會找個周末出去一天，回來背一包書和一些蠟燭。接下來的時間裏，白天去圖書館或者去自修室，晚上就開始秉燭夜讀。自此他開始成為宿舍中最後一個起床的家夥。
　　和大多數學校一樣，在我們還是大學新生的時候，那些學長們和輔導員，還有那些可惡的什麽學生會幹部，總愛在我們身上展示一下他們的威風，歪主意之一就是，要大家早晨起來跑操，雖然開始的時候對於那些單純的青年男女可以借此機會與自己心目中的帥哥靚妹打個照面並道個早安，但是，要是天天這樣也不是什麽好主意，而且對於師兄這樣的“old boy”（這是他給自己起的英文名字），在缺少起床動機和經歷了一夜的思想放逐之後，被那些幹部們掀被子的事情也就再所難免了。
　　具體情況是，學校裏的官僚制度的設計決定了，校學生會會考核院學生會的工作，所以，每天早晨在校學生會的人來檢查之前，院裏的“官們”都會親自到宿舍喊我們起床。
　　“喊我幹嗎，去喊別人。”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都說，師兄真是“酷”。這句話師兄先是給院裏的那幫“狗崽隊”隊員說，後來校學生會的幹部得到的也是同樣的話。開始的時候，我們還勸他，“可以給他們做點面子活，過得去就行了”，但後來，我們都說“師兄真他媽的牛，去他媽的什麽狗崽隊。”於是，我們看到師兄的名字開始被通告，而且據說通告5次就勒令退學。可師兄還是依然白天去讀書晚上還是讀書，還是很少能按要求起來，他對大家的告白是：“早開除我也好，早就不想在這破學校呆了，遲早我要到北大去教書，在那未名湖邊，叼著福爾摩斯煙鬥給我的學生講課。”
　　師兄說的去北大教書，他的目標是去教哲學。說實在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師兄到底看了多少書，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決定要鉆研哲學的，但是，我們宿舍的每個人都領教過他的哲學狂想式的發泄。其中，有些趣事是不能不提的。
　　讀過大學的一般都記得剛開始學計算機時的那份狂熱，尤其是在上機操作的時候，都是迫不及待，當其中的一個人發現電腦裏面竟然可以找到一些小的如《超級馬裏奧》這樣好玩的遊戲時，大家更是變得近乎瘋狂。總是在老師離開的那一段時間玩一會，每個人都在提心吊膽地將顯示屏在DOS操作系統演練和遊戲之間切換。而師兄對這些都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他坐在電腦前，拿著一本書看，老師來檢查的時候他才敲幾下鍵盤以表示自己在學習電腦，老師走開後，他又繼續看書。
　　當一位同學把這一幕指給我們看的時候，我們差點笑出聲來。
　　後來有一次我通過網絡打電話到宿舍，想告訴師兄，電腦和網絡這個東西是多麽誇張，花1塊5毛錢竟然可以打一個小時的長途電話。但師兄卻說，“我在看書，你應該給遠方的人打才劃算。”別忘了，那時沒有幾個人可以不沈浸在QQ聊天或者網絡遊戲中，並且很多人還因此徹夜不歸。
　　當然，也有一樣東西可以讓他暫時放下哲學著作，這就是音樂。有一天他竟然抱回來一把小提琴。
　　“不會吧師兄，小提琴，高雅啊。”在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嘗試過彈吉他的，我們宿舍就有兩把，在當時的語境中，吉他被看做是“愛情的沖鋒槍”，師兄卻抱來了個小提琴，真讓人不可思議，難道他要去泡西方女神？後來的事實是，我們每天開始聽到唧唧哇哇的怪聲，實在受不了啦，有一天我們扶著宿舍門說，“師兄，我們來個合奏吧。”（他拉小提琴的聲音實在和宿舍門開關時的聲音沒什麽區別），而這段成為後來永遠的笑談。
　　不過還好，後來這把小提琴被捆在了他的床頭再也沒有被打開過，直到大學畢業，上面滿是灰塵。只是後來，我們又開始聽師兄吹簫，還好，他的勤奮練習使我們在經歷了不太長時間的噪音汙染後開始享受起他的旋律，他也似乎終於在古典和哲學中找到了消遣。
　　說到消遣，就不能不說酒了。他開始時不時地約上幾個人出去“暈乎”，直到有一天我們體味到哲學和酒的聯姻是多麽讓人心驚膽戰。
　　師兄被我們救上來了，在那個月圓之夜。
　　那是中秋節，宿舍的幾個兄弟出去喝酒，回來後就找不到師兄了，我只看到桌子上的烤鵪鶉。後來就聽到同宿舍的同學在宿舍後面的金水河邊喊救人。當我們出去的時候，看到的是渾身濕透的師兄。師兄跳河了。據目擊這次跳河的同學說，師兄是毫不猶豫一個猛子就栽進去了。後來在宿舍裏，師兄解釋說他生活的過於理性，自己也太壓抑。
　　只是，當時的我並沒有理解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麽，直到將近畢業。在考研最後一門考試結束的時候，師兄很憂慮地告訴我：“壞了，這次我考上了。”這時我才明白，他努力了四年就是希望自己能夠考上中山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但因為家境貧寒，他又希望自己考不上，斷了這個念想，然後找工作，養家糊口。可偏偏自己考得很好。
　　後來的故事是，師兄真的考得很好，並順利地就讀於中山大學的哲學系，直到今年博士後畢業，開始了在大學的教書生活。而直到今天，我還經常把師兄的故事講給一些遭遇人生選擇困境的孩子聽，告訴他們縱然是十分艱難的人生境遇之下，對理想的堅持一樣重要。師兄顯然成為了一個正面的案例。但我也很清楚，這並不能完全掩蓋我們這個社會正在越來越普遍和嚴重化的不公平，其中就包括：在中國大量的農村地區，很多孩子都在為享受基本的受教育權利而掙紮，也有很多孩子因為家庭的貧困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
　　高考，到底是誰的公平？
　　當然，貧困也顯然不是農村教育問題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廣受詬病的原因是，教育資源在地區和城鄉配置不均的問題，這也構成了媒體對爭論多年的復讀班進行辯論的重要的背景之一。
　　每年高考錄取接近尾聲的時候，對於那些在落榜和不落榜之間仿徨猶豫的孩子們來講，也是最後決定要不要復讀的時候，而在這個時候，從一些新聞中可以感受到，復讀班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每年都要引起關註，而一些所謂違規開辦復讀班的公立高中也開始被接二連三地曝光。
　　對於公立高中禁止開辦復讀班的規定，在教育部2002年公布的文件中就有明確的規定，所以說，對復讀班的禁止也算是“有法可依”。按照官方主流的說法，之所以禁止公立高中開辦復讀班，比較堂皇的理由有二：一是教育部等教育主管部門認為，目前我國高中的教學資源尚難以滿足應屆生的需求，所以，高中要是將本來就有限教學資源投入到復讀班中去，肯定會影響應屆生的教學，這樣就會造成對應屆生的不公平，二是代表了很多應屆生的家長的想法，就是說如果允許這些復讀的學生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參加高考，一起競爭那有限的高考錄取名額，對那些應屆生就是不公平。
　　所以，對於復讀班的攻擊和批判，無論哪一條理由，最後的批判武器都是說“影響了公平”。
　　這裏的公平到底是誰的公平呢？不讓學校開辦復讀班，對那些落榜的考生們的公平又在哪裏呢？和很多問題一樣，既然有人要以根本性的公平問題來指責復讀班，那就讓我們也追溯一下兩條理由背後的公平與不公平。
　　先說教育部等教育主管部門提出的有限的教育資源公平配置的問題。在此問題中，說我國高中階段的教學資源不足，這點我表示認同，但是，要追求因為教育資源有限而導致的不公平，最首要追究的不是復讀班的開設導致的對應屆生教育資源投入的分流問題，而是，我們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的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地區和城鄉之間的不公平配置的問題。
　　2009年，我的一個表妹考上了我們市裏最好的一所高中（也是我們市裏少有的省重點中學之一），親戚朋友都非常興奮。在這所學校，無論是老師還是教學設備都是其他學校所無法相比的，其升學率也是其他學校沒法比的。所以，每年當地初中畢業生都拼了命地往裏考，通過各種關系和金錢輸送進去的孩子也不在少數，因為大家都知道，進了那個學校，基本上就等於一條腿邁進了大學的門，而且可能是很不錯的大學。但是，從本質上來說，那應該是我們所轄的每一位公民的高中，但實際上，絕對不是一個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平等使用的高中。
　　我讀初中時，學校對面就是我們鄉鎮的高中，最開始的時候，那個高中還可以招收到不錯的學生，也有一些不錯的老師，每年也可以考上幾個不錯的大學。可我高中畢業再回去的時候發現，那個高中早已經物是人非人去樓空——倒閉了，後來聽說，學校裏不錯的老師都去了縣裏的重點高中。
　　這就是省重點中學和一個鄉下高中的命運對比：他們獲得不可同日而語的資源配置。而在這樣的兩個高中之間，因為一場考試或者因為家裏財富的多寡，有多少孩子被剝奪了去獲得良好的高中教育的權利，這裏面的公平呢？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去好的高中讀書，那是孩子考出來的，沒有本事自然只能讀差的高中，但是，單就這一考，就使多少孩子喪失了與其他孩子競爭的機會，而且，這些都是公立高中啊，這又何來公平呢？
　　這還只是城鄉的分配不公，就是在是省重點中學和北京的比如人大附中、北大附中這樣的高中之間，教學資源的分配又何嘗是公平的？這些地區間的分配不公，背後與距離權力中心的遠近有著明顯而直接的關聯，而能否選擇比較好的地區的高中，對更多的孩子來說，你考一次的機會都不給，而是根據你的出生就把你排除在這些資源配置最好的學校之外了。
　　可以說，這些不公平要比主管部門文件中的所謂復讀生占用了應屆生有限的教育資源的不公平要嚴重得多。
　　再來看那些應屆生家長的意見，在他們的孩子是應屆生的時候，他們希望少一個競爭對手，這樣的心情無可厚非，畢竟，在那千軍萬馬闖獨木橋的高考之路上，少一個競爭對手，就意味著多一個機會。但是，他們想過沒有，如果第一次失利，他們願意放棄復讀的機會嗎？他們不希望找個好的環境復讀嗎？
　　當然，這些家長們沒有錯，因為更大的錯和不公平早已經存在了，那就是在一考定終生的高考制度之下，從一開始就扼殺了多少人奮鬥的可能。
　　上面所說的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了，沒有任何的新意，今天重復說出來，也就是要提醒那些以曝光所謂的公立高中復讀班而樂此不疲的媒體朋友，希望你們能夠想想當年自己高考時的忐忑，想想復讀班之外的每年圍繞高考而發生的那些悲劇，想想更具根本性的體制的不公平發生在哪裏。
　　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希望復讀，一旦復讀，無論來年成功與否，付出的至少都是一年的青春，那個更大不公平，每年耽誤了多少人的青春，你們計算過嗎？浪費別人的時間等於圖財害命，所以，復讀班背後的那個體制性不公平，是一種罪，是一種體制之罪，我們更應該向這個罪去追討公平。
　　被徹底取消高考資格的孩子
　　我是在2007年6月遇到的周靖，當時因為女兒的高考問題，她正在對自己7年前的決定進行反思。此前的2000年，周靖認為戶籍只是一紙規定而已，她毅然從海南辭職來北京發展，戶籍則留在了海南省海口市。然而7年後，當自己的女兒進入高中並即將面對高考的時候，她急了。
　　按照北京市教育部門的規定，拒絕具有北京工作居住證（俗稱北京綠卡）而無北京戶口人員的子女在北京參加高考，海南省則是根據教育部的要求實行戶籍和學籍的雙認證，這樣一來，孩子雖在北京正常讀高中，但卻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同時，雖然自己的戶籍在海南，但因為沒有在那裏讀高中，所以學籍缺失，自己的孩子同樣沒有資格在海南參加高考。
　　“北京和海南兩地的高考政策都把我的孩子排除在外了。”周靖不得不和其他遭遇類似情況的家長一樣，在為孩子找個能夠參加高考的地方，而且，當他們試圖通過法律途徑尋求解決的時候，突然發現，連個合適的訴訟對象都找不到。
　　周靖的女兒沒有參加高考。而從2003年以來，“綠卡子女”都沒能在北京參加高考。
　　在2007年6月，我曾與周靖多次見面，當面傾聽其跌宕起伏的經歷。2000年，出於個人發展需要，周辭掉海南的工作來到北京，戶籍則留在了海南省海口市。當時正在讀小學5年級的女兒隨其來到北京讀書，後進入初中，這期間，她為女兒繳納了借讀管理費。
　　轉機出現在2003年。當年6月30日，北京市正式實行《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其中第四條規定，持《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在八個方面享受北京市市民待遇，其中包括“其子女在京入托、入中小學就讀，免收借讀管理費”。這是北京市人事局出於吸引人才的需要而出臺的一個部門規定。
　　2004年，周靖通過其所在的單位申請了北京綠卡。同年，北京市為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員發放了4.7萬張北京綠卡。
　　2006年，在北京市教委發出的《關於北京市高級中等學校2006年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規定，雖無北京市戶口但“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有效期內）的人員子女考生”可以報考規定的高中。所以，當年周的女兒順利考入北京潞河中學高中就讀。
　　進入高中以後，高考的問題開始顯現。由於孩子成績非常好，學校的老師開始不時地詢問其女兒戶口的事情。而周靖對女兒的回答總是，“這個事情你不要問，所有的問題都由媽媽來解決。”
　　但是，隨後看到的與自己具有類似情況的家庭的遭遇很快讓周靖意識到，問題並非她想象的那麽簡單。按照當年北京市《關於實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的若幹意見》中指出的那樣，“持《工作居住證》滿3年的，經聘用單位考核推薦，根據其能力、業績情況，對於符合年度人才開發目錄要求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這樣，這批持綠卡人員就有可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北京人”。
　　但三年後，他們這些持有北京綠卡的人並沒有被轉為北京戶口，而北京教育部門明確規定，拒絕無北京戶口人員子女在京參加高考。
　　那就回到海南去考。
　　可是，回海南的路也被堵死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全國各省區都實行了學籍和戶籍雙認證的高考報名制度，海南省在高考移民一度泛濫的情況下，實行嚴格的治理措施，海南省的高考報名政策中明確規定，“本人小學或者初中在我省學校畢業且畢業時戶籍在我省，現在省外高中學校就讀，2005年12月31日前經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備案手續並取得我省高中階段學籍。也可以在我省報考，但只能報考本科第三批和專科（高職）學校。這類考生從2008年開始不能在我省報考。”
　　這樣一來，周靖的孩子徹底被取消了報考大學的資格。
　　“媽媽，我們這批人來到北京開始就和別人不一樣。”
　　後來，在我的公開報道中，我將與周靖有類似遭遇的持有“北京綠卡”的學生家長形容為“周靖們”。通過周靖，我才發現，與周靖一樣，還有一些人正被這個尷尬的局面所傷害。
　　賴女士2002年來到北京工作，2004年拿到北京綠卡，2007女兒就讀於北大附中二年級，學習成績位居年級前茅。但現在的情況下，她一方面各處奔走，一方面準備回原籍河南參加高考。
　　“有時候孩子回到家躺到床上跟我說，媽媽，我們這批人來到北京開始就和別人不一樣。”孩子這樣的感慨讓賴女士多次流淚。
　　另一媽媽王女士對於孩子高考的事情已經心灰意冷。在奔走了三年以後，2007年高三畢業的孩子最後只能選擇回到山東原籍去參加高考，在我見到王女士的時候，她告訴我，剛在山東參加完高考的孩子由於估分結果不是很好，“情緒受到很大打擊。”
　　“在河南、山東這些地方的高考錄取分數本來就很高，競爭很激烈，所以，回去一兩個參加高考，當地主管部門卡得也不是很嚴格，可是，海南卻非常嚴格。”周靖告訴我，為了這個事情曾經有很多家長希望通過多種途徑來尋求解決，但是，最後總是從終點又回到問題的起點。
　　2006年2月，學生家長王女士、戴女士等人找到北京市教委信訪辦，市教委復信一封：“根據國家教委的政策，回戶籍所在地報考”；又找到北京市高招辦咨詢處，得到的回復是：“我們是執行單位，按北京市教委的政策辦。”
　　隨後，在面對有關媒體的追問時，北京市人事局答復是“綠卡和戶口是兩回事，綠卡只是讓持卡人享受北京市民的某些待遇。”
　　北京市教委高招辦回答：“我們管不了。這種情況的考生只有一條路，回原籍參加高考。至於綠卡轉入北京市戶口的問題應該去問人事局。”
　　咨詢再次回到北京市人事局。
　　幾年來，歷屆綠卡子女都被堵在高考門檻之外，家長們前赴後繼地奔走在政府各個部門，至今沒有答復。
　　現在的周靖試圖通過法律的手段來爭取事情的突破，但是，她與律師聯系的結果是，一時間找不到一個訴訟的對象。
　　“每個地方，以及一個地方在推進相關政策的改革過程中，脫節了，而我正好處在了這個空白地帶。”周靖頗感無奈。
　　時至今日，“周靖們”堅定地認為，應該讓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我們和高考移民是有本質上區別的。”
　　她告訴我，部分考生通過辦理非正常戶口遷移手續，在分數線較低的省份獲取報考資格和較多的錄取機會，這些考生絕大多數未在戶口遷入地實際居住和接受高中教育，“這種現象被稱為‘高考移民’，但是，把‘綠卡子女’歸為‘高考移民’是不公正的。”
　　她的理由包括，從個人動機上講，雖不能完全排除讓子女在北京受到良好教育的訴求，但持綠卡人員不是為了子女高考才到北京工作的，而且，自己來北京過程中是以為北京做出貢獻為前提。其次，是北京感召人才的優惠政策促成其子女隨家長進京；北京需要這些人才，需要為人才提供基本的生存權，子女受教育權是受憲法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也是最起碼的人道主義；持綠卡人員並沒有“辦理非正常戶口遷移手續”的非法行為，“在戶口遷入地實際居住和接受高中教育”等情況都有據可查，完全可以在北京工作居住時間和子女在京讀書時間劃定界限加以區別有“高考移民”傾向的範圍。
　　也正是在遇到周靖以後，有感於北京市一群持有工作居住證（俗稱“北京綠卡”）的家長的遭遇，我曾有針對性地走訪了國內多個推動戶籍改革的地區和城市，也采訪了多位國內研究戶籍改革問題的專家，其中包括法學界、社會學界、文化學界、公共管理學界等領域的專家。希望能夠對中國的戶籍改革給出較為系統的討論。當時希望得到答案的一個總體性問題是，戶籍改革到底是一場什麽樣的改革呢？結論是：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等領域表現出來的所有缺陷，都可以成為這一改革推進的阻力，這是這一改革的復雜性體現，同時也體現了這一改革的迫切性。
　　當然，即便是在當時看來，輿論和學界已經不是第一次熱論戶籍改革的命題，只是，相較於此前，當時的用語更加激烈，並且，更多的人開始試圖用訴訟的手段來打破這一制度所帶來的歧視，為當下社會尋找一個公平的起點。
　　當然，和對中國的戶籍到底怎麽改革缺乏共識相比，當時，在經歷了多年的討論以後，可以說，對戶籍改革背後的復雜性已經有了基本共識，只是在改革目標的達成以及達成改革目標所選擇的路徑上，分歧依然很大。也這是在這一背景下，在我看來，基層實踐反饋回來的信息，或許可以提供更多具有工具理性的思考。這也使得在這一領域的改革已經從爭辯改革合理性和正當性的階段進入了技術性操作的階段。
　　戶籍之痛
　　對於包括戶籍改革在內的諸多領域改革的未來，我向來樂於持樂觀的態度，所以，在當時對“周靖們”所遭遇的困境進行報道的時候，我還一度堅定地認為，這些問題完全可以在5年內至多10年內獲得解決，但今天看來，似乎並沒有那麽樂觀，相反，比之前還要悲觀。直到今天，我偶爾還會接到一些“北京綠卡”持有者的電話，他們有時告訴我，他們會選擇什麽時間什麽地點在哪裏聚會討論對策，有時甚至會告訴我，會選擇在什麽時間到有關主管部門門口請願。
　　每個人都沒有放棄對自己權利的追求，這就是改革的動力源之一，而且，在我看來，這也是最為靠譜的動力源。在河南省汝陽縣——一個國家級貧困縣，這裏的戶籍民警告訴了我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的百姓會根據自己的生活體會和具體的利益得失對二元的戶籍做出選擇。行政性調控正在失去效果，市場正在發揮作用，“政府要做的可能只是放開”。
　　對戶籍改革的討論，遠沒有結束，並且，直到目前，我們都沒有看到太多深入推進這一改革的勇氣和現實。而與此同時，從2005年始，國家開始對農村進行史無前例的減負甚至是“反哺式”的福利配給，使得在包括河南汝陽縣在內的最需要城鎮化的地區出現了“非轉農”的熱潮。此外，在城市向農村擴張的過程中，農村的土地價值開始引起更多的城市居民的註意，於是非轉農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周邊也開始以另外一種動機和狀態出現。
　　還有就是二級城市，地方政府出於對城市房地產經濟等拉動的需要，開始在當地展開了激進的戶籍放開改革。結果發現，大量人員流入和戶籍配套的福利性開支巨大，使得當地政府不得不對已經實行的福利供給強制叫停，於是，糾紛不斷，而隨後發現調解糾紛的法律依據普遍缺失，地區性戶籍改革一時間紛紛敗走麥城，名存實亡。
　　另一個案例則向我們證明了城鄉戶口的二元結構也許不是戶籍調整的核心所在，如何解決與戶口掛鉤的福利供給，並且認清解決這些供給由誰來支付才是最關鍵的。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浙江臺州，因為地方經濟相對比較發達，所以，該市下轄的三個區在出臺了一些允許大學生“非轉農”的政策後，包括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大量學生湧向這個地方，於是，在戶口的二元結構沒有得到真正化解的時候城鄉二元結構卻實際上已經打破了。
　　此前，國家大劇院的招聘中對應聘人員作出了“具有北京戶口”的限制，這隨之引發了“多事律師”的公益訴訟。於是，基於戶籍問題而引發的大學生就業、城市規模控制、城市居民權利主張等問題的討論開始公開化。
　　怪誕表象的背後是利益的沖突，改革正是在對利益重新配置的過程中得以推進，而戶籍改革更牽涉到在民間尊嚴意識覺醒下的權利主張，對社會情緒影響巨大。
　　戶籍制度中包括了三個方面，戶籍登記制度、戶口遷徙制度和居民身份證制度。應該說，戶口登記制度並沒有過多詬病的地方，在國外這樣的制度也都存在，而且更加完善。
　　癥結出在戶口遷徙的層面。在計劃經濟的特殊年代，國家行政性地規定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種戶口，並行政性地對兩者之間的轉化做出了限制，且在一開始就表現出了通過這樣的限制進行利益區別配給的手段屬性。所以，在這樣的二元戶口制度形成以後，包括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眾多社會福利保障部門也就開始將各自領域的政策開始在兩種戶口性質的基礎上進行二元化。
　　所以，在較多的主流的觀察者看來，戶籍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進行戶籍背後的福利配給制度的改革，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其復雜性可想而知。
　　但復雜性從來就不應該是擱置改革的借口，尤其是在因為戶口的二元格局以及各地在推行地域特色明顯的改革出現混亂的情況下，也使我們的戶籍改革更加迫切。
　　而考慮到問題的復雜性，更多的專家更傾向於認為，應該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則，放權於地方。然而，事實卻證明，在各自為政原則下的戶籍改革，解決的問題總是少於產生的問題，因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決定了各地為戶籍改革所能支付的成本是不一樣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正是公民遷徙的動機之一，於是，舊的門檻被革掉了，新的門檻又產生了。
　　所以，我曾經在報道中鮮明地提出，自上而下的綜合改革也許是最現實的選擇。改革的阻力我們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分別來自於各地情況的不一致性以及中央各部門對本部門利益的固守。所以，戶籍改革中，最需要協調的關系包括中央各部門之間關系和地方之間的關系，這都需要從更高層面來統領。
　　事實上，從1992年開始，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對戶籍進行改革的動議在包括中央在內的多個層面已經展開，但正是由於上述附加在戶籍上的諸多社會福利配給情況的存在，使戶籍改革牽涉因素復雜，直到目前為止，也未能取得令社會滿意的進展。
　　在有關部門之前啟動改革的改革中，最為著名的是公安部經過多年醞釀於1998年推出的四點意見，其中在堅持了方便居民遷徙的改革精神下，表現出了觸及戶籍背後的利益附加的努力，但是，阻力也隨之而來，與這些利益相關的有關部門成了改革的最大阻力。
　　而且，改革需要面對的另一個事實是，在全國的多個地方，戶籍改革的動機多有不同： 擴大城市規模通過外來人口拉動房地產經濟的有之，通過將城市近郊農民集體農轉非以收回大量土地的有之。在這些功利性的改革政策推行以後，問題也隨之而來——房價是上去了，但這些新居民的福利誰來買單？所以，很多地方開始叫停，有的地方政府幹脆臨時規定，從某年某月以後農轉非或者外來遷入的人口不享有與土著居民同樣的福利待遇，一時間，亂象橫生。
　　而種種亂象背後，都要求改革的盡快推進，而不是像有些專家所說的，在各個部門的相關利益配給模式調整分別完成以後再展開戶籍改革。
　　改革者們的處境
　　很顯然，“共識危機”已經成為阻礙改革深入進行下去的原因之一，這一方面是指因為沒有改革的共識，使得改革的具體制度和政策設計缺乏前提，在技術層面上無法落實，另外，沒有共識成為了保守的改革者反對改革最方便的借口之一。對於前者，我們或許可以等待並盡可能通過智慧的設計、公開的討論和勇敢的決策，盡可能較早地達成這一共識，但對於後者，則需要提出警醒，沒有共識不應該成為不改革的理由和借口。
　　這讓我想到一個朋友，他從其所在的雜誌社辭職，原因是自己抱著改革的目標而來，而經過幾個月的運作，其改革思路卻遭到了同事的強烈反對，因此，在這種挫敗感和無力感的雙重打擊下，於是向當時力邀自己加盟並給予了極大支持的單位領導告別。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現實生活中鮮活的改革故事，雖然事涉一個單位而非一個國家，事涉一件具體的事情而非一個宏大的改革命題，但是，在這個故事中，一個具有改革精神的人物，一個頗具開拓性的改革目標，一個原來的保守群體，以及在這些元素中發生的激烈的碰撞，卻都給了我們思考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所經歷的改革的機會，而我在奉勸這個朋友堅持下去的時候，我講得最多的是：作為一個立誌改革的人，除了具有堅定的改革精神和目標以外，還必須具有遠大的胸懷，要能站在比那群所謂充滿保守意識的“老人”更高的地方來審視改革中出現的沖突，而且，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改革者，要堅韌，尤其是在困難重重的時候。
　　堅韌對於改革者而言，與改革的精神和目標同樣重要。或許有點巧合，該朋友的領導在對我這位朋友表示挽留的時候，都使用了同一個比喻，那就是，在他接手該項改革議題的時候，就應該清楚，這裏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張存在色彩和圖案的紙，在這個意義上，改革的目標和原則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這張已經存在色彩和圖案的紙上，經過新的色彩和圖案的設計，讓這張紙變成一張美麗的畫，而且，這個過程要做到成本最小，這就決定了，這樣的改革過程更多地表現為先從針對增量的改革開始，而且，改革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不過，我的這位朋友，在這關鍵的亮點上都顯然犯了錯誤，首先，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制訂了一個全新的改革方案，方案中幾乎是全盤否定了已有的操作，其次，他希望馬上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所以，發生劇烈的沖突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僅僅是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發生的沖突就讓我這位朋友起了逃避之心。我告訴他，對於一個成大事的改革者來說，在改革思路和措施的過程中，廣泛地征求包括原有老人的意見，不僅僅是一個管理的技術性問題，同時，也是保證改革方向正確性所必須要堅持的一個原則——對於一個改革者來講，與對改革追求的勇敢和果斷同樣重要的是，要有兼容並包的氣度和胸懷，如果一個改革者陷入了過於自信的方向設計，縱然是給你一張白紙，也未必可以畫出美麗的圖畫來。而市場競爭是殘酷的，給改革者試錯的空間也是很小的。所以，我提醒他，在推行自己的改革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認真地分析現有的模式和人群，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甚至是可以保持下去的東西，先看清楚哪些是需要改革的，哪些是必須改革的。
　　說了這麽多，大概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改革者怎麽分清和處理存量中優點和痼疾，怎麽看待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關系，怎麽處理顛覆性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關系，改革者應該具有怎樣的視野、胸懷、氣度，而最重要的是，對於一個改革者來說，堅韌和勇於擔當的精神是永遠不能丟的，否則，難堪重任，難成大事。
　　當然，我相信我與朋友的這些探討是具有更廣泛的時代意義的。在今年國慶期間，我曾經給一家報紙的副刊寫過一篇短文，文中提供了一個讓我頗為感慨的對比，那就是在80年代初的豫東鄉村，普通的老百姓對當年國家的改革表現出了強烈的認同意識，以至於包括父親在內的很多人紛紛給寄托了自己未來希望的孩子起名為“建國”“建華”“幸福”等，而在近30年後的今天，同樣是在這個豫東鄉村，更多的人開始擔心和猶疑，他們的土地會不會被收回，他們居住多年的房屋將會被怎樣處理，在這一歷史性的對比中，無意中給我提供了一個思考當下改革形勢的角度，那就是，我們目前的改革故事在更加多元化的爭論中，阻力也與之俱增，其中，存量和增量的改革關系的處理越來越復雜，而對方向性的判斷也越來越難以達成廣泛的共識，在這個時候，對改革者的遠見卓識和堅韌勇敢的精神也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
　　而與此同時，回望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作為危機驅動型的國家轉型故事，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在對中國既有的發展轉型道路進行檢驗的同時，也為正在陷入爭論甚至停滯的改革故事提供了一個機會，所以，期待在“後危機時代”在此於全社會形成新一輪的改革共識，並將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化。
　　而在此，通過記錄下我對這位朋友的勸告和探討，與身處中國各個領域的改革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