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回來，我給冰心老前輩寫了封信，並隨信寄去了一張從巴黎帶回的盧浮宮畫片。幾天後便接到了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說：“得來信，十分高興，怪道許久不得你消息！原來你逛巴黎去了。1937年春，我在那裏住了一百天。你註意到盧浮宮博物館門前大圓壇內的四色郁金香嗎？”

我去巴黎時屆冬令，盧浮宮博物館門前的大圓壇內暫時無花；但我依然看到了郁金香——在宮門外的巨大花棚中。那花棚是個營業性的花木商場，裏面從整株的樹到單枝的花全有供應。在一隅陳列著一片本應在春日開放的郁金香——那杯狀的花朵傲然挺立著，不但有紅、黃、白、紫等單色的花朵，也不僅有單色上灑斑點、帶金線或復瓣變形的花朵，更有若幹盞一朵紛呈四色，令人不禁嘆為觀止。

郁金香雖然最盛最尊之處在荷蘭，但整個西歐都很流行。如果說西歐人一看到梅花，便會感受到一種中國文化的特異氣息，那麼，我們中國人一看到郁金香，也不禁會聯想到西歐文化的特殊情調。

我想，冰心老前輩四十六年前在巴黎，對盧浮宮門前的郁金香留下那樣鮮明的印象，事非偶然。若要問我對盧浮宮裏所藏藝術珍品的總印象，本來我覺得很難概括，有了冰心老前輩的啟發，我倒覺得有了五個極傳神的字：四色郁金香。

巴黎的盧浮宮，對於中國本世紀以來的幾代文化人，不管去過的還是沒有去過的，都絕非生疏之所。近年來中國的各種報刊上，更大量印載盧浮宮藏品的照片，也出現了許多篇介紹盧浮宮沿革、戢藏，乃至於其開館時間和收費制度的文章，隨手翻翻手邊的近期雜誌，去年10月號的《文匯月刊》和12月號的《北京藝術》上，就分別有柳鳴九《在盧浮宮觀賞古希臘雕塑》和沈大力《盧浮宮的珍寶》這樣的文章；許多地方舉辦“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智力測驗”，也競相把有關盧浮宮的題目列入其中。看來，今後在中國不但文化人必定諳熟巴黎盧浮宮，就是一般的群眾，也將“如若不知盧浮宮，怎稱知書識理人”了。

正因為如此，我不想在這篇文章裏再對盧浮宮作一般性的描繪。而且我去那裏統共不過半天，要把盧浮宮仔仔細細地看上一遍，據說起碼得一個月。我既時間有限，自然也只能首先去把那“盧浮宮三寶”加以瞻仰——即達·芬奇的油畫《蒙娜麗莎》、古希臘雕塑《米洛島上的維納斯》和《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把它們看夠了，這才再去細賞席裏柯的《梅杜薩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前進》、庫爾貝的《畫室》……等不同風格的油畫名作。坦率地說，大概因為在國內看過許多的照片、復制品和有關文字材料，真的來到盧浮宮的若幹真品面前時，我竟反而並無震撼感。即如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我第一眼望去的直感是——“啊，怎麼這麼小？”盡管我國在印刷復制品時，也常註明它的大小不過是77cm×53cm，但因為宣傳過多、形容過奢，而且有的年歷上印得已幾與原作同大，所以當真品迎面撲進眼簾，我反倒驚異於它的小巧了——特別又因為同一大廳中的其他畫幅大都比它要大上幾倍。當然，站在《蒙娜麗莎》面前細加品味，原來所有的書面知識都自然而然地湧上心頭：這幅畫大師畫了三年之久，為使模特兒弗德·喬貢德之妻現出那奇妙的微笑，每次作畫時都有人演奏琉特(一種撥弦樂器，有說演奏豎琴的，恐不確，因豎琴產生於達·芬奇時代後二百余年），並讓戴尖帽、著花衣的小醜不斷在其面前翻滾諧謔；這是西歐文藝復興運動中首次棄宗教題材而表現平民(即新興資產階級），首次在寫實方面達到由貌出神、由神入魂的高度，首次在運用明暗法、空間遠近法、景物襯托人物法諸方面達到完美境地的絕代之作；畫上那“蒙娜麗莎”(實為喬貢德夫人）的微笑，為後世無數藝術家所傾倒，如19世紀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就曾費盡心思企圖用文字把那神秘莫測而悸動人心的微笑再現出來，終於不得要領而嘆嘆作罷等等，等等。我得承認，即使我原來從文字材料上所看到的最淋漓盡致的贊譽，眼前這幅傑作也擔當得起，不過，至少對於我來說，面對著這件瑰寶，因為該想到、該說到的前人已經說盡，我自身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反施展不開，所以那樂趣也就僅止於“啊，今天我可看到真品了”而已。

所以事後我後悔沒有聽取一位法國朋友的忠告，他曾對我說：“既然你時間有限，那麼，你去了盧浮宮，對於那些你早從書本和復制品中熟悉的作品，倒不如看上幾眼就算，你應當到那大畫廊中去發現完全意想不到的美。”而我那半天卻幾乎是不斷奔跑著去尋找那些“神交已久”的“熟人”，對於許多本能引起震撼的“意外之美”，大都失之於交臂！

現在進一步回想，那天倒也有幾件本來並未蓄意尋索，“遭遇”後駐足欣賞卻久久不能忘懷的作品，其中之一便是晚達·芬奇一百余年後的荷蘭畫家弗·哈爾斯的《吉普賽女郎》，這幅畫我國近年來的雜誌和掛歷上也時有復制介紹，但究竟沒有鼓吹到《蒙娜麗莎》那般神乎其神，因而我品味時既用不到戰戰兢兢生怕獲大不敬之名，也有著充分而自由的想象余地。這幅畫與《蒙娜麗莎》大小相近，也是畫一青年女子，也顯露著笑容，但給我的沖擊力不同。“蒙娜麗莎”矜持，“吉普賽女郎”活潑；“蒙娜麗莎”笑得憂郁，“吉普賽女郎”笑得爽朗；“蒙娜麗莎”令人覺得可敬而不可親，“吉普賽女郎”令人感到可親而又可愛。而合之一句話：“蒙娜麗莎”畢竟是剛剛從神界下凡的闊太太，而“吉普賽女郎”卻活脫脫是通體市井氣的窮婦人，兩者相比，後者實具有更濃郁的社會生活氣息；而從油畫技法上來說，我個人也覺得哈爾斯那相對來說頗為奔放不羈、粗獷灑脫的筆觸，比達·芬奇那似乎過分規整、纖細的描繪，更富“栩栩如生”的效果。這當然大背於權威們的“定評”和一般人習慣性的軒輊之分，但我想作為藝術品的審美主體，個人有自己的獨特感受總還是允許的吧！

出了盧浮宮，沿著塞納河岸邊漫步，西岱島(即“城島”）上的巴黎聖母院那高聳的鐘樓撲人眼簾。其實整個巴黎市區也就是一座宏麗的大盧浮宮——沿著塞納河岸邊一路前行，無數文藝復興以來的名勝古跡顯露於斯，也仿佛是一道宏麗的畫廊布置著無數目不暇接的名畫。巴黎這座文化名城，不僅撫育、滋養了無數西方世界的文化人，也熏陶、影響過一大批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巴金不僅在巴黎寫成了他那永世留芳的名著《家》，而且他早期的某些小說，幹脆直接取材於法國的史實。他不止一次在文章和講話裏提到，他當時就住在巴黎先賢祠旁邊，常常去到那盧梭的銅像前，用心靈訴說內心對那充滿壓迫和不平等的社會的絕望和痛苦，回到住處，便在巴黎聖母院沈重的鐘聲中開始昂奮的寫作。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歐文學對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冼星海和徐悲鴻都曾在法國留過學，從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歐藝術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使他們在音樂、繪畫領域裏都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還有不少已故或健在的中國文化人在巴黎受過藝術陶冶。至於間接從書本、圖片、電影中獲得信息，消化後取其精華加以借鑒的例子，那簡直俯拾皆是。在中國，不要說已經成名的作家，就是一般的文學愛好者，誰能沒有讀過巴爾紮克、雨果的書呢？誰頭腦裏不儲藏著巴黎盧浮宮裏若幹藏品(首先是《蒙娜麗莎》和《美洛島上的維納斯》）的鮮明印象呢？當然，考究起來，也就不難總結出這樣的規律：對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歐文化頂禮膜拜、照搬照套的人，到頭來總是沒有什麼出息，而凡是真正取得成就的人，總是把自己的根子深深地紮在本民族的生活土壤中，首先從本民族的文化遺產中汲取營養，然後再積極地借鑒外民族文化傳統中的長處，加以融合，加以發展，最後形成自己獨有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一系列作品為什麼產生了那樣大的影響？難道僅僅是因為它采取了最早從西歐產生並興盛起來的、不同於中國傳統章回體的那種敘述方式？當然不是，它們的價值首先在於真實而生動地再現了本世紀前半葉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眾多人物的不同命運。冼星海的藝術生命，並非存在於他在巴黎音樂學院的畢業創作——深得教授們好評的交響詩《風》中，而充分地體現在他創作於革命聖地延安的《黃河大合唱》等作品裏。徐悲鴻也是這樣，他自己明確地宣稱：“(對中國畫）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可采入者融之。”他的《九方臯》、《愚公移山》、《奔馬》、《風雨如晦》等傑作，便是守、繼、改、增、融的輝煌成果。

過了橋，來到塞納河左岸，只見沿河的墻欄上，一字兒排開無數的舊書攤。那些舊書攤幾十年裏都保持同樣的面貌——攤位就是些嵌於矮墻上的長形木箱，蓋子打開翻轉便成為陳列圖書的條案，賣書的攤販靜靜地坐在一旁，任憑顧客在案前翻檢，你翻檢立讀一通並不買他的書，他也不太在意，大有“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意味；但一天下來，銷售額倒也並不算少，所以這個行業得以延續至今。我走近那些書攤時，因天已晚，不少書攤都已收攏上鎖，只有少數書攤因還有顧客留連，尚在營業。我雖不懂法文，但因愛書成癖，所以在法國見了書店，只要時間允許，總忍不住要鉆進去胡翻亂檢一通，對於這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也便不能放過，見有法國顧客立在那邊上翻檢，我也湊上去翻翻認認——我認出有一本是西姆農的偵探小說，有一本是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的法譯本，有一本是介紹

耶路撒冷的畫冊……“啊，”我不禁呼出了一聲，以表示我的喜悅——原來我發現了一本從封面裝幀上看就充滿我們中國情調的小書，仔細辨認了一番後，我斷定它是一本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王維、白居易等的法譯詩集，可惜我無法認出它譯介的究竟是他們的哪些篇什……賣書的老人從我的表情上看，認為我是要將那書買下，所以當我終於還是將書“璧還”時，他不禁聳肩搖頭。我離開那書攤以後，一邊朝地下鐵道的入口走去一邊想：為什麼我逛了那麼多法國書店，經常還有留學生陪同指點，卻極少看到中國文學作品的法譯本呢？不僅當代的罕見，就是古典的，除了今天看到的唐詩選，也僅看到過一次《水滸傳》而已。可是走進我們中國當今的任何一家新華書店，只要它賣外國文學作品，就幾乎總有法國作家的著作。記得我去年在雲南最南端的金平縣新華書店裏，也看過好幾種傅譯巴爾紮克小說和四本一套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甚至還有只能算二流以下的儒勒·凡爾納的小說和不能人流的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

坐上地鐵列車以後，我繼續想：中國的中學課本中收有都德的《最後一課》、莫泊桑《項鏈》等法國小說，法國的中學課本中究竟有沒有我們中國的文學作品呢？中國有的文學雜誌全年十二期的封面全用西歐美術史上的名作裝飾，這幾年僅法國印象派畫家馬奈、德加、莫奈、雷諾阿等人的作品，就不知被多少種雜誌刊登、介紹，更不用說年年都有好多家出版社印行以“西洋名畫”為內容的豪華年歷了，而法國究竟有幾家雜誌介紹過中國自古至今的畫家及作品？至於音樂方面，對比更加懸殊，西歐的古典交響樂我們不但時常演奏而且開始在群眾中普及，而絕少聽說法國哪個樂團經常演奏中國作曲家的作品。據我所知，盡管我們印行了大量的法國文學作品的中譯本，而且幾乎自高中學生以上就人人知道巴爾紮克、雨果、羅曼·羅蘭，而法國僅僅是在前幾年，才有伽裏瑪這樣的大出版社翻譯出版巴金的《寒夜》、《憩園》、《家》等作品，除了漢學界人士以外，你去問法國一般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坦然地承認不知道誰是杜甫，誰是關漢卿，誰是曹雪芹，誰是魯迅……

我當然絕不是認為我們對法國以及西歐的文化成果介紹、借鑒得過多，其實就其所具有的豐富性而言，我們所作的譯介、評析、研究工作還遠遠不夠！但他們對我們的了解、介紹、重視相對來說也未免太差了。雙方在文化交流上的巨大逆差，真是觸目驚心。

原因何在呢？我只覺得是多方面的，但一時也理不清、道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