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也曾參加過幾次有關核武器問題的研討會。在這些研討會上，往往會發生與正題無關的別的事情，我想先談談這些事情留在我心裏的感想。

　　其中一次是幾年前我在廣島經歷的事情。那一次大會邀請了世界各國的知識界人士聚集在廣島，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耶利·維澤爾主持，主題是展望二十一世紀。會議的最後部分是分組會，向公眾開放，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前來聽演講。來自國外的參加者的關註點並不在於廢除核武器，而是集中在強調核擴散的危險性上——雖然本來不會沒有意識到這是終極的課題，但關於核武器問題的研討會往往都是如此，視之為在未來的某個時候終會實現，對實現這個目的的期限說得含糊曖昧，從而引起廣島聽眾的不滿。坐在主席臺上的日本與會者感覺到這一點。

　　在討論差不多進行一半的時候，坐在二樓的來賓席最前排的一個看似從事腦力勞動的五十歲左右的人站起來——我之所以這樣敘述他的外在印象，是因為在場的外國與會者似乎都如此感覺，但是我知道這個人曾經出版過記述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災難的著作——他有點粗野地大聲嘲弄道——

　　“這樣可安慰不了‘廣島的心’啊！”

　　我把他的話翻譯給外國人聽。他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由於無法立即改變討論的方向，我們都沈默不語，分組會依然按照原先的安排進行下去。

　　從廣島回來的路上，我雖然對這個批評懷有同感，但是又覺得用這種方法拒絕外國人來參加討論——我在別的場合有時也會遇到這種事——恐怕不會具有建設性的意義。原子彈轟炸已經過去了五十年，依然提出“廣島的心”，其心情尤顯迫切，但是我不會向廣島的朋友們推薦這種做法。因為雖然“廣島的心”這句話絕非原子彈受害者的責任，但現在世界上對此未必明確。

　　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中死於非命的人們；在經受傷痛折磨後患急性原子病死去的人們；雖然在戰後的極度困難時期保住性命，卻死於慢性的致命的放射能障礙的人們；原子彈受害者的第二代控訴痛苦悲慘的心靈；以及對廢除核武器的渴望，把這一切綜合地稱為“廣島的心”，為什麽會是含義曖昧的呢？這不是不可能的嗎？如果有人這樣反問，這的確完全可以理解。

　　在原子彈轟炸以後，醫生本身雖然也是受害者，卻開始積極拯救傷員，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死去。我在由原子彈受害者的各個團體合並而成的“被團協”機關報上發表文章，也使用“廣島的心”這個詞，其中也包括後來長期一直從事醫務工作、大多數保持沈默的醫生的內心狀態。

　　然而，一切語言、一切格言，一旦反復使用，就會產生自我破壞的作用。不論原先多麽真切的語言，聽起來都會覺得是陳詞濫調。在此之前，在橫濱也召開過探討廢除核武器的理論性根據的國際研討會，邀請其他國家的學者參加。記得一個來自非洲國家的與會者發言道：所有小國都擁有原子彈——他除了主張比國家更小的團體擁有核武器這個設想之外，對核擴散的噩夢基本上采取漫畫性的說法——可能反而會出現和平。

　　為了讓“非洲的……”這個說法不會對不負責任的人產生影響，我想說，曾經研制擁有核武器的南非後來銷毀了這些武器。這個與會者刺傷我的心的發言是他的補充部分，他說，日本把廣島、長崎變成一種聖地，在這個國家召開的研討會上，絕對不能對核武器表現出絲毫擁護的言論。這才是他真正想說的話。因為我經常碰到與他一樣的爭論方法。

　　就是說，如果受到“難道你們根本不理解‘廣島的心’嗎？”的大聲質問，那麽實際上就成為無法認真進行關於核武器問題的討論的一種遁詞。因為形成了來自外國——本國也有很多——的批評不無道理的氣氛，這也是一個事實。

　　上面說到“本國也有”，其實，美俄兩家核大國自不待言，就是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每次進行核試驗時，政府都會發表抗議聲明，要求考慮日本國民的感情。然而，政府也會反過來利用上述那樣來自外界的批評，作為向外國的辯解之詞。我有這樣的印象。坦率地說，我根據實際情況認為我國政府的駐外官僚靈活使用這種雙重手法。

　　日本政府在表面上始終如一地表現出廢除核武器的意誌，據我觀察，外國的有關人員對日本政府的印象大概認為在國際關系場合為真正廢除核武器而努力。這可以與日本堅持無核三原則的立場、賴肖爾無視無核三原則的發言以及最近可作為旁證的外交文件的連續解密聯系起來進行考慮。

　　我懷疑，這種感覺方式在國際新聞記者之間也已經成為固定的模式。例如我在後面將要詳述其工作情況的美國著名記者喬納桑·舍爾著有一部關於在全世界廢除核武器或者進行核裁軍新構想的書籍，提出很負責任的報告。這部著作根據廣泛範圍的采訪寫成，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該書根本沒有采訪聽取曾經參與制定日本戰後的政策，以及現在在職的政治家、官員、專家、社會活動家等人的意見。我不知道他出於什麽意圖，只是稍微涉及到與美國政府的智囊團圍繞這個課題的工作班子接近的日本記者的一些情況。

　　我認為，日本政府聲明中在核武器問題上要尊重日本國民感情的陳詞濫調，以及廣島、長崎發出的實際上內容繁雜的“廣島的心”這個詞語，都沒有被認真地接受和理解。這就是現狀。

　　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如上所說，也暴露出國內外對無核三原則的不同理解。高知縣等地方自治體主張要求進入港口的外國軍艦和民間船舶提交沒有裝載核武器的證明書，外務省對此一直采取十分冷淡的態度。日本政府實際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如此——在考慮只遵守無核三原則中“不運進核武器”這一條原則，這個態度現在已經暴露無遺。《周邊事態法》的制定明確了日本在國際上作為運載核武器的美國軍艦的後勤基地予以合作的立場。冷戰結束以後，裝載核武器的軍艦成為核武裝的關鍵，整個日本列島以沖繩為先頭被卷入美軍的戰略裏去。

　　我在另一次國際研討會上還經歷過這樣的事情。那是一次與具體的裁軍問題有關的研討會。研討會采用“網絡”這個可以在全世界進行交流的最新手段，並且邀請呼籲在世界範圍內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的喬第·維阿姆茲前來參加，但是會議的主題是圍繞電子媒介新時代的文化，並沒有正面討論廢除核武器的問題。然而，一位在我看來屬於“新一代”的優秀的電子媒體專家的意見使我深感興趣。

　　我對他的發言的總體理解是：禁止使用相對來說屬於小型武器的對人地雷是可以實現的問題，而核武器已經發展到具有神話性的規模，關系到毀滅人類的問題。如何廢除核武器，這與禁止使用對人地雷不可同日而言，很難造成對核武器日常性恐懼的市民感覺。

　　不言而喻，這位電子媒體專家基於對市民日常感覺的深厚積累，認為必須走向通往徹底廢除核武器的道路。另外，還有像哈曼·卡恩這樣的專家，出於“想像無法想像的事情”的構想，以核武器毀滅全世界的可能性為前提，設想出把人類推向毀滅邊緣作為威脅手段的核遏制政策，提出“逐步升級的梯子”理論。但是，他非常了解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造成的悲慘情況，就是說，他具有在日常生活感覺上對核武器威脅的認識。我並不認為這位電子媒體專家也是哈曼·卡恩這樣的人。這位電子媒體專家所說的核構造規模的巨大性是實體是存在的，在正視這一點的基礎上，也要註意到日常性的感覺。他的這個想法當然是很重要的。我也認為，在市民的日常感覺中意識到核武裝——借用他的話說，具有神話般的巨大、魔鬼般非日常性的惡——的現狀，是一條日益困難的道路。

　　尤其是美國市民具有反抗的力量，並向世界滲透的“核冬天”的形象；還有在歐洲使用戰術性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大的時期，從柏林開始的要求廢除核武器的大規模市民運動。這些都是啟示錄般的巨大性與日常感覺緊密結合的具體例子。它們的起點就是杉並區的婦女在深刻了解滲透到廣島、長崎的日常現實中的核災難悲慘的基礎上發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

　　但是，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這能否說是顯示出導致核裁軍的碩大果實呢？不能這麽說。雖然在現實上推進了廢除核武器的進程，運動卻造成近於後退的停滯狀態。看到這種情況，我們和那位電子媒體專家一起深感憂慮。

　　對於實現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的問題的認識，在哈曼·卡恩開展活動的前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冷戰最激烈時期的核武器狀況——全世界核武器的總儲藏量、裏根總統提出的——雖然大體上沒有實現——稱為“星球大戰”的戰略防衛構想(SDI)、現實中保存的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MIRV)、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配備有水中發射核彈頭導彈潛艇、指揮核彈頭導彈的相互確認破壞系統、實戰的“警報即發射”體制，等等——其啟示錄般的最終破壞景象自然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難以抵抗的神話般巨大的結構。上面已經說過，在冷戰結束以後，這些舊態依然如故，而且核擴散正在不停地進行。

　　我聽著這位電子媒體專家的發言，他審視世界的方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我心中浮現出另一個想法，就是通過我的職業所積累的專業體驗而產生的“想像力”。

　　我的關於想像力的思考如果和電子媒體專家的思考結合一起，就變成這樣的結果：重新自我把握他所說的“神話般、魔鬼般”——如果換成我的話，就是“啟示錄般”——的核裝備狀況，顯然就是我們想像力的發揮。讓缺乏想像力的人——令人吃驚的是，在軍事專家裏、在把軍事專家的構想制度化的政府官員裏、在以此為基礎執行政治的領導人裏，都有名副其實的此種類型的人，這又是一個魔鬼的現實——實際感覺對核武器現狀的日常性恐怖是極其困難的。只有承認這一點，我們才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想像力的本質問題。

　　我們根據公開發表的信息，對現在覆蓋在這個星球上的核武器狀況進行各自的理解。綜合各種情報，想像其總體構造以及“無法想像的事情”一旦變成現實的狀況，就是想像這位電子媒體專家所說的“魔鬼般狀況”。我們這種想像力的發揮首先是可能的。

　　但是，這只是想像力發揮的第一階段。的確，如果沒有兩個大國(及其國民)發揮這個階段的想像力，就不會產生指導冷戰時代的核遏制理論。自己以核武器構築攻擊敵方——攻擊的內容逐漸變得徹底化——的體系，威懾對方，使之害怕。因此，對手也構築相同或者更強的體系予以對抗。當兩個陣營周邊的國家也被卷入建立起相互確認破壞戰略體系的時候，這個星球上的整個人類都成為核大國的人質。

　　如果站在戰略頂峰控制核武器的少數人的腦子裏沒有充滿恐懼感的想像力，認為對手的核武器會毀滅本國所有人民，就不會制定這樣的戰略。或者如果沒有以本國的核武器毀滅對方全體人民的可怕的想像力，也不會制定這樣的戰略。而且，由於害怕、懷疑對方的想像力會超過自己的想像力，擔心不知道什麽時候對方會對自己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這種想像力的發揮導致雙方把核體制推向不斷的膨脹。

　　這樣的反復導致建立起一旦受到先發制人的打擊後能立即使用核武器進行徹底反擊的體制——雙方毫無松懈地不斷進行更新——導致兩個陣營構築起相互確認破壞的真正“啟示錄般”規模的核武庫。這就是權勢者半個世紀的想像力的劇本或者遊戲。

　　那麽，對於成為人質的兩大陣營——從環境的角度來說，應該是整個地球——的處於權力以外的市民來說，這種想像力會產生什麽作用呢？我想，把這種想像力作為自己的體驗進行回顧應該具有很大的意義。

　　對核大國以及它們的核不擴散條約持有異議的比較小的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還有目前還不擁有核武器的一些國家，對核武器都有一些動作。每當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核試驗時，我國就發出抗議的聲音。一方面是以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團體為主的靜坐示威——這完全體現了在這個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擊的受害者的聲音，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喪失它的說服力。即使有人責問道：日本受到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怎麽還批判核體制？原子彈受害者們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發表抗議聲明。

　　政府的抗議照例把對沒有考慮原子彈受害國的日本國民的感情表示遺憾作為邏輯的出發點。但是，我對原子彈受害國的日本國民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切身感一直表示懷疑。

　　不言而喻，在原子彈受害者的反核運動中——通過長期的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逐漸形成其根本的性質——顯示出強烈的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然而，準確地說，應該說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作為人與這個星球上的全人類——也許是下一次的原子彈受害者，人類之間沒有任何障礙——相通的人的感情。

　　我以前也多少參加過、觀察過反核運動，所以我可以說，原子彈受害者的反核感情裏至少現在沒有太大的民族情緒。遭受原子彈轟炸的人自然是受害者，在原子彈轟炸後不久就開始開展反核運動，在一個時期內具有強烈的受害者意識是不可避免的，後來逐漸加以克服。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實際上已經吸取了對造成美國投下原子彈——當然，這不能說核武器就要必然地投擲在廣島，尤其長崎——的太平洋戰爭，以及在此前的日中戰爭中日本人作為加害者的意識。另外，在實際的日常生活感覺中，也認識到對淪為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人民的加害者意識。我認為，在日本人的戰後思想史裏，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在以救助法運動為中心、並且今後還要繼續開展的廢除核武器運動中所經歷的普遍性的道路具有特別的分量。

　　然而，政府在談到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的時候，必然要明確打出民族性的牌子，而且只在這個時候強調廣島、長崎。不言而喻，政府顯然必須一直維持國會決議的無核三原則。但是，在實際執行這個三原則的時候，是否真心，就不得而知。如果考慮到政府積極地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處理國際事務這個事實，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這句話就變得更加令人懷疑。

　　長期以來，我一直感覺到，“國民感情”這個詞、尤其“感情”這個詞，本來就十分曖昧。如果現在也承認“國民理性”或者“國家理性”這個詞，其中不是也潛藏著與其不同層次的“國民感情”這個詞的含義嗎？其間也回響著理性第一個層次的“感情”這個倍音。

　　1945年原子彈轟炸以後，日本被美軍占領以後，以及獨立以後依然殘存著戰敗余波的時期，應該可以說，盡管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的感情真切度有所不同，但與廣泛階層的日本人的感情重疊在一起。美國占領軍取消審查制度，媒體對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報道解禁以後，廣島、長崎預先準備的謹慎的報告就對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這個詞語賦予正面的內容。但是，值得註意的事實是，這個“國民感情”並不具有作為強烈反美情緒的民族性的攻擊性。在美國舉辦的原子彈轟炸照片展反而刺激了美國市民的心靈創傷，我認識一位對這種反應感到驚愕的日本有關人士。另一方面，對南京大屠殺的批判，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世界中的中國人，乃至“親華派”，都極具民族性，與現在的反日、反日本人的感情並行。請將二者進行比較。

　　可以說，至少在戰後的一個時期之前，世界各國人民對原子彈受害者的感情具有多義性。當時的廣島市長訪問美國，把原子彈受害者的情況告訴美國人民，進行募捐活動，的確感受到美國人民的真切支持，但是由於氫彈試驗的成功——這又給日本漁民以及比基尼環形珊瑚礁周邊的人們造成災害——市民感情的趨向立刻發生變化。就是說，在一般美國人的意識裏，在本國壟斷原子彈的時期到與研制出原子彈的蘇聯進入冷戰時代，意識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原子彈轟炸而開始反省的時期裏，美國市民的感情的確傾向於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但是，這種感情立刻變成氫彈威力的勝利者的國民感情。這種可以說是戰爭開始之前的勝利者氣氛很快又因蘇聯研制氫彈的成功成為過去，接著進入如同漫長的嚴冬一樣的核遏制時代——至今仍然如此——這對於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苦澀的現代史的記憶……

　　我親眼見過許多原子彈受害者，尤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人，是我在1967年參加為開展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集會時遇到的一位長崎老人。在原子彈轟炸中，他失去了家庭和許多朋友。談到他現在孤獨一人，我感覺到真正痛苦的人是沈默的。他說實現世界國家之前，恐怕戰爭不會終結。但是，他不想讓自己幼小孫子的將來比現在更加悲慘。因此，他要講述自己的過去，要參加一些活動。

　　原子彈受害者向未來生活的人們講述現實體驗記憶的時候，是一種想像力的行為。既然原子彈受害者通過1945年夏天的記憶與未來的時間進行連接使自己的視點、論點得以成立，那麽想像力就產生根本性的作用。而聽眾也通過1945年夏天記憶的講述者喚起想像力對未來的功能。

　　原子彈受害者的記憶和想像力就是這樣被激活，與他們生活現實的每個時刻相互結合。而且通過他們的發言——不僅是單純的過去的證言——一直傳遞給日本人的社會，同時也對外國市民講述。另外也要想到，還有一些並非原子彈受害者——例如我的工作就屬於這一類——試圖以原子彈受害者的記憶與想像力為媒介進行一些表現。

　　原子彈受害者本身的感情與廣大日本人通過他們的體驗所獲得的共同感情使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國民感情”這個詞產生實質性的內容。但是，這是否成為例如在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中所顯示出來的——其方向直接反映在向國外報告團的活動上——尤其是廢除核武器的強烈意誌、對亞洲自由的同感、日本人一般市民的感情，則另當別論……

　　上面談到廣島、長崎的報告團。在世界範圍內，廣島、長崎的體驗是否真正在市民中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共鳴呢？恐怕很難說。但是，應該可以說，對冷戰時代、尤其是“核冬天”的認識和想像力的發揮在市民社會掀起一個很大的高xdx潮，說明確信地球上現存的核武器的總數是核現狀的負遺產的認識已經為世界人民所分擔。

　　然而同時，對於把改變核武器現狀的意誌視為正遺產的科學認識而加以緊緊把握的人們，如上述那位電子媒體專家那樣的知識分子來說，核武器的現狀具有神話般的規模，非常冷靜地認識到廢除核武器與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絕非在同一層次上思考(雖然需要日常性的具體化……)的問題。這種巨大的無奈感，也可以說是我對核武器現狀的想像力發揮所造成的。

　　(三)

　　但是，相對於這種想像力，還存在別的想像力的功能。這個想像力應該是在對具有啟示錄般形象的核武器現狀加以認識以後，如那位電子媒體專家所主張的那樣，與日常性的感覺結合在一起，成為進行人的行動的基礎。

　　我以前曾多次引用葛斯頓·巴舒拉爾的關於想像力的理論，認為想像力的發揮並非原封不動地接受所給予的形象。只有進行改變所給予的形象的運動，才能真正發揮想像力。如何積極地對待現有的形象，這種人的行為才能發揮想像力的特性。

　　我認為，對於今天覆蓋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現狀，判斷其具有啟示錄般的本質和規模，這個認識只能是正確的。甚至更令人感覺滑稽的是，徹底誇張地積聚這種啟示錄般的數據，只能說是冷戰時代生產的核武器的總數。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實際戰術上都是如此。相互確認破壞的遏制主義的總體在理論上已經呈現出啟示錄般的兇惡，可是對於每天參與作戰的軍人來說，不論是美國方面，還是先前的蘇聯以及現在的俄國方面，顯然過去(也許應該說現在)一直采取核戰略最優先選擇權的“警報即發射”的態勢。我們就處在實際上如此暴露無遺的啟示錄般的狀態下——現在也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即使人類由於憂慮悲觀而沈默，也一定能聽到從宇宙的什麽地方發出的哄笑。難道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雖然這不是我當前研究的課題，但是我認為，那麽，為什麽從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以後至今沒有發生核戰爭呢？為此核武器體制本身，應該說人的要素發揮了什麽力量呢？這些都是現代史學家們從各個方面共同合作研究的課題。

　　現在所儲藏的核武器數量對於毀滅整個地球的生命體還綽綽有余，而且核武器總是處在戰略、戰術上隨時都能發射的狀態下。在這樣的時代，所謂想像力的積極作用有可能是什麽樣的呢？

　　顯然，必須為了把所賦予的核武器覆蓋整個地球的形象朝著全面廢除的方向轉變。雖然有必要盡量正確、科學地綜合認識存在著如此巨大的緊急的核武器現狀，但是必須認識到，僅僅緊緊把握核武器現狀所給予的形象還不能成為想像力的行為。只有考慮“怎麽辦？”“如何才能消除啟示錄般的核武器現狀？”這些問題，才是積極發動想像力的開始。

　　“廣島的心”紮根於原子彈受害者的災難體驗才能存在。對於將其作為出發點思考問題的人來說，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現實總是具有日常實在感，同時，顯然恐怕只能以強烈的實際感受認識會造成啟示錄般結果的巨大的魔鬼的核武器體制。

　　在上述的廣島國際研討會上，美國、歐洲的與會者的基本態度是試圖把核擴散作為當前的主要課題進行討論。當然，他們是認識到迫切的危機感才提出核擴散的問題。但是，應該承認，爭取廢除巨大的核武器現狀、即爭取使核武器成為零而行動的大事業與防止核擴散是相輔相成的，現在即將制定的具體行動進程裏已經包含有他們的信念。

　　坦率地說，這與不可能把魔鬼般巨大的核武器體系和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的實際進程擺在一起議論的認識有共同之處。雖然二者都正確地把核裁軍、廢除核武器作為長遠(遙遠)的目標……

　　“廣島的心”正是感覺到這一點，認為這樣的討論無法安慰自己，於是心情急躁，才在會場上發出粗暴的呼喊。

　　另一方面，我對如何改變核武器的現狀這個問題，事關人的態度，結合廣島、長崎原子彈受害者的態度，進行過一些思考。對於廢除核武器的各種想法，如果他們的思考方向不是直接廢除核武器，盡管只是戰術性或技術性的目標——其實，從戰略大眼光來看，只要能些許緩和難以逆轉的核武器所潛在的危險性，就不必追問是否會向廢除核武器方向轉變——只要不表示出立即廢除現有的核武器的意圖，他們的提案就往往具有遭到堅持“廣島的心”的人們嚴詞拒絕的傾向。對於這一點，我想說，“廣島的心”恐怕有必要向他們靠攏。

　　(四)

　　不言而喻，我認為“廣島的心”的出發點和到達點的意義都是很重要的。1963年的夏天，我和一位擔任編輯的朋友一起去廣島參加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那次大會終於造成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分裂，各自擁護東西方陣營中某一方的核武器。我聽了他們的爭論，同時根據以前所了解的廣島的醫生在遭受原子彈轟炸後開展的活動情況，從而確定了自己對核武器現狀認識的方向。還有，我已經多次說過，我接觸到“廣島的心”的實質，一直受到鞭策。

　　然而，現在我想說的是，應該改變“廣島的心”陳舊刻板的表現方式和理解方式，恢復這個詞的原有的力量。在探討有關最終導致廢除核武器的道路問題上，現在不正是從一開始就停止戴上“廣島的心”的過濾器，對某種意見做出拒絕反應的時期嗎？

　　如果直接談到反對維持核武器現狀的各種方式，與設定使核武器成為零的終極目標——無論如何，這是應該爭取的目標。我在下面闡述的想法的目標中，將會重新回到這個問題——與謂的“垂直裁軍”相比，對於使用各種方法達到現有的核武器在某個時間範圍內不能實際使用的目標的“水平路線”的提案，我認為應該作為實現終極目標進程的一翼，予以接受，充分考慮，采取行動。

　　我對“水平路線”的一些想法進行歸納整理，從前面所說的美國記者喬納桑·舍爾的著作《操縱核按鈕的人們》(大月書店出版)中受益匪淺。他把“水平路線”稱為“限制運用核武器路線”。W.威爾遜總統的國際聯盟的構想變成聯合國的構思而得以實現，為垂直裁軍的可能實現指出了一條最切實可行的道路。舍爾對聯合國和冷戰結束後依然發揮著巨大權力的核遏制理論二者進行關註，提出如下論點。

　　正是在遏制論與百分之百威爾遜主義的夾縫裏，出現新一代的年輕的分析家，提出了稱為“水平路線”的與和裁軍靠近的新的方式。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潮流，但總體上看，他們的想法包含有新構思框架的諸多因素。垂直裁軍的目標是爭取削減核武器的數量，而水平裁軍的目標則是爭取停止、分散、或者部分解體現有核武器儲藏的機能。設置核武器擁有量的上限、廢除一些類型的核武器、減少武器總量，這是垂直路線的措施。解除核武器的警戒態勢、把彈頭從運載裝置上拆卸下來、並且保存在遠離運載裝置的地方、從彈頭或者運載裝置上拆卸零件(或者安裝使其性能不能發揮作用的部件)、或者在武器的核分裂物質裏加入混合物降低其質量，這是水平路線的措施。垂直裁軍在萬一失敗的時候，縮小其目標。水平裁軍是減少發生各個規模的失敗的可能性。肯定垂直裁軍的人註重核武庫的規模問題，水平裁軍的支持者著眼於核武庫的機能問題。

　　垂直裁軍以核武器的最終銷毀為目的。水平裁軍的最終目的很難定義。從技術上說，水平路線的絕對性零，可以說就是解體所有最後的核彈頭以及運載裝置的所有最後的構成要素，只剩下重新制造核武器的理論知識。歸根到底，這個知識如同核時代的基石，裁軍也好，人類其他的行為也好，都無法消滅。這個基礎知識的永久持續性成為無核時代的欺騙和撕毀協議的危險性的基座，無法減少這個基礎。

　　在“假想武器儲藏”——具體解釋為：“經過解除警戒態勢，或者部分解體，使核武器儲藏處在需要幾天乃至幾周的時間才能完全恢復實戰配備的狀態”——的構想作為一個通往廢除核武器“道路”的目標開始提出來的時候，就有人對此提出批評。約瑟夫·羅德布拉特等著名的廢除核武器活動家表示反對，認為這個設想是需要核遏制的二十世紀的核軍備對人類造成的“病態”所影響下的產物。但是我認為，這個構想可能在技術層面上使核武器成為零。下面我想抄錄一段舍爾就技術性的零核武器與政治性的零核武器進行對比的文章。

　　政治性的零核武器可能存在，這與現存的任何核武器儲藏體系無關。其判斷特征是，政治當局明確宣布在任何情況下無意使用核武器。正因為美英兩國堅信政治性零核武器(就是說，堅信兩國之間沒有發生核打擊的可能性)，所以感覺不到爭取技術性零核武器的必要性。

　　誰都承認，政治意誌比核技術更難掌握其實質，然而這也可以用“制度”這個具體的形式來表示。例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通過技術和法律兩方面的結果來表示。技術性的結果是，為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確保防衛而采取轉變軍事力量結構的態勢。法律方面的結果是，采取嚴格遵守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協議的姿態。但是，放棄報復性打擊無疑是通往政治性零核武器道路上巨大的、可以扭轉局勢的措施。只有采取這個措施，才能完全放棄核武器，所以這個措施自然會產生深遠的結果。首先，將會開辟出一條宣布擁有和使用核武器都是對人類的犯罪的道路。(如果各國保留重新制造核武器的權利，那就不可能，恐怕只能變成首先使用或者首先擁有核武器是犯罪行為。)第二，軍事力量和國際聯盟都有必要進行更加深刻的改組。第三，可以在國際法和國內法中確定對核裁軍的“社會性核查”以及所有人的揭發。

　　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理解舍爾的著作——書名原文為《TheGiftofTime》——中所引用部分的內容，下面這句結束語由我翻譯：“我們只要知道如何接受時間的禮物，那就是永恒的生命的禮物。”

　　在這個地球上，即使時間的禮物永久繼續，如果沒有人的生命，等於時間無法贈送。時間在一片廢墟的地球上不停地環繞流動，就人的想像而言，沒有比這種永恒的眺望更加荒涼的了。應該說，人們在廣島曾經根據體驗想像過這種未來的時刻。這種對絕望的持續記憶，是真正意義上的日本人的國民感情，再經過普遍化，甚至可以說是通往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感情”。

　　在舍爾的著作裏，還出現另一種基調低音。這是專家們對核武器問題的各種見解以及舍爾本人的聲音。

　　即使消除了核戰爭的威脅，核武器的危險依然存在。核武器仍然儲藏在遠離我們日常生活的深深角落裏。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一旦世界陷於混亂狀態，核武器很可能會重新登場。這是從無法取消發明核武器這個事實產生的政治結果，實際上的確無法取消。無論如何，無法回到無核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說是頑固地留下某種核遏制。

　　不言而喻，舍爾在尋找如何克服這個殘渣的方法。我想，也是為了在那一次廣島的國際研討會上無奈悔恨地呼喊“廣島的心”的人，希望再一次把廣島、長崎收入尋找的前景視野裏。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單純的比較論，但是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在阿德魯納之後，人們經常發問：既然在世界上出現了奧斯威辛，此後還會有人類文化嗎？也有人把廣島與奧斯威辛相提並論。尤其在歐洲和美國，人們已經形成這樣堅定的共識：既然在奧斯威辛發生的一切無法抹去人類所肩負的認識，那就決不能讓奧斯威辛的慘劇重演。

　　既然如此，那麽，在廣島、長崎造成那樣悲慘的結果，而且使未來的“時間禮物”變得毫無意義的可能性成為現實的核武器，在經過最終予以廢除的各種方法的努力並取得應有的效果之後，依然也許還會死灰復燃。東西方的專家們為什麽要使之成為一個明確的事實？如果把核武器問題與奧斯威辛對換一下，不是明明白白地顯示著二十世紀人類的“智慧”是何等怪異嗎？

　　(五)

　　為了在亞洲實現政治性零核武器，日本人可以做的工作是提出東亞地區無核化構想等各種提案。我迫切希望沖繩地區無核化，也參加其中的一項提案。以後大概還會根據現實情況，提出更多的方案。冷戰結束以後，未能直接朝著廢除核武器的方向發展，雖然覺得有點太遲，無疑也是人類表現出能夠取得某些成果的一種意誌。

　　這並非離開一般的文脈就能實現的成果，但是我個人這樣考慮：在核武器的現狀下，有可能實現政治性零核武器的一項設想是，一國政府宣布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接著宣布不進行作為核遏制理論主要依據的後發打擊——報復打擊。如果與該國對立的國家對其進行核打擊，在地球上不存在為其進行倫理性辯護的地方。這是實現政治性零核武器的理由。

　　大概有人會譏笑道：在國際政治的實際交鋒中，倫理性的想法可以信賴嗎？旁若無人地堅持己見才是二十世紀末的現狀。然而，經歷過廣島、長崎體驗的日本、日本人現在重新把這個作為可以做的事情，以“廣島的心”作為中心，進行具體的研究，會覺得怎麽樣呢？

　　我在思考日本人對於核武器的態度問題時，碰到的最單純也是最難辦的困境正是這個。日本一方面被美國的“核保護傘”所庇護，另一方面卻憑借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堅信核武器是絕對的罪惡，一直呼籲要徹底廢除核武器。這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嗎？坦率地說，這不是虛偽的嗎？我每次在外國——美國、歐洲各國、韓國——講述日本人對廢除核武器的想法時，都受到這樣的批判。當我一個人思考的時候，都會反芻這些批判的聲音。

　　對於“核保護傘”的虛妄，已經進行詳細的理論解釋。“核保護傘”是針對蘇聯/俄羅斯的核武器的論據在蘇聯解體以後就已缺少說服力。然而，冷戰結束以後，由於看不到廢除核武器的進程的發展，原先已基本意見一致的削減核武器達成協議的進度遲緩，我感覺到日本的國民感情重新恢復，期待“核保護傘”的威力能夠抑制俄羅斯所擁有的核武器。

　　那麽，如果要問是否的確存在可以視之為可笑的想法的根據，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因為核遏制主義還在世界上發生作用，因為基於體驗對在核遏制主義最盛行時期制造的核武器的巨大體系在作戰上具有不可行性、無效性的證言今天依然沒有過時。

　　另外，還有更加現實的問題，就是日本仍然和冷戰結束以前一樣，繼續對美國的核遏制體制采取合作態度。《周邊事態法》的制定應該說比以前更具有實戰的切實性。

　　日本的無核三原則從一開始就處在曖昧的地位，但是我沒有懷疑它產生過有效作用的一面。與其說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據認真堅持無核三原則的意誌采取行動的結果——雖然不能忘記市民團體作為一個方面一直進行認真的努力——不如說美國政府、軍方對這項原則基本上采取並不曖昧的態度。雖然由於日本方面的同意逐漸歪曲了原則，但對方還是從正面予以認識。

　　在對三原則的理解上，由於日本政府的主動虛偽和欺騙得到發揮——也許是被強迫的主動——把無核三原則變得似有若無，日美之間重復使用著令人感到無聊的慣用伎倆。至少因為無核三原則未能得到遵守，所以一廢除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那麽曾經執政一段時間的社會黨內閣不就能對美國施加壓力嗎？而且地方自治體根據無核三原則要對進港的外國軍艦、船只進行檢查的提案一直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絕。從最近的情勢來看，由於這些既成事實的積累，日本政府的強硬態度重新表面化。《周邊事態法》的制定似乎就是其總決算。

　　就我在日本國內的所見所感，我認為日本堅持依賴“核保護傘”這個陳舊的立場，並且進一步把無核三原則曖昧化，都是日本人國民氣氛的進一步延伸的表現。然而，日本周邊的國家並不這麽看，反而認為這顯然是變壞的標誌。周邊國家的這種態度正逐漸加快並且越發明顯。西歐、美國的視角也非常明了。我不能不懷疑，難道只有日本人的國民感情沒有看到新的局面嗎？

　　在此，我提議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人對世界的核武器現狀應該表明自己脫離“核保護傘”並再次確認無核三原則這個新的具體的態度。我還想說，邁向下一個世紀的日本和日本人難道就沒有自立的選擇嗎？

　　所謂脫離“核保護傘”，簡單地說，就是廢除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只有這樣，根據《周邊事態法》決定進一步支持美國戰略——日本首相甚至在國會通過之前就跑到美國向克林頓總統匯報——的日本政府才能向亞洲周邊國家再一次進行戲劇性的(好的)方向轉換。

　　另外，日本政府還應該向國際社會明確表示，如果現實中出現導彈核武器向日本攻擊的危機，日本不僅不利用美國的核武器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也不要求進行後發打擊。我認為，只有這樣，在亞洲最近未來的核武器現狀下，日本才能減少遭受核攻擊的可能性。我這麽說，大概立即會遭到右派理論家的嘲笑：你在東京、大阪遭受核打擊後，仍然叫大家“忍耐”嗎？但是，實際負責管理發射任務的人——這是美軍基地的人物證實，一直在進行今天核戰略中的“反擊”——一旦收到對方第一次攻擊的警報就立刻發射導彈、即“警報即發射”的訓練。我希望的是日本從這個“警報即發射”的核武器實戰態勢中擺脫出來。

　　然而，政府和媒體對核威脅的宣傳，仿佛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大概連冷戰時代都沒有這麽激烈的核武器現狀下，這種宣傳恐怕使日本人更加陷於對自身赤手空拳狀態的不安情緒。所以，我的上述提議肯定被人嘲笑為小說家不現實的空想。

　　我已做好被別人嘲笑的思想準備還是認為，即使發生那種非常事態，日本仍然表示選擇脫離美國“核保護傘”的道路，那將是冷戰時代也未曾有過的、日本人具有最大意義的想像力的發揮。這個選擇是日本和日本人在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以後第一次根據“廣島的心”表現出的具有真正勇氣的行動。

　　這是根本性的國家選擇，尤其現在制定了《周邊事態法》並沒有引起1960年“安保鬥爭”那樣的市民大規模的自覺的示威遊行。而且，從現在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實際情況來看，重新掀起那種示威遊行無異是最大的夢想。

　　然而，我依然認為，為了在今天的核武器現狀下真正發揮想像力，進行符合“廣島的心”的行動，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個構想，否則，如果在面對新的亞洲危機的時候，只是一味被美國的戰略推著走，就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紀對我國的“時間禮物”落空。

　　(鄭民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