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世俗化和後敘事時代後，「節日被商業化，成為事件和景觀」(同上)。然後，進一步區分「敘事」和「故事化」的本質區別:「敘事創造了共同體（Gemeinschaft），而且故事化只催生了社區（Community）。社區是由消費者組成的一種商品方式。任何一種故事化的方式，都不能重新點燃那團讓人們聚在一起，互相講述故事的篝火。篝火早已滅絕。

代替篝火的數字屏幕，將人們獨立作為客戶。顧客是孤獨的，不會形成共同體。社交平台上的『故事』（Storys）敘事真空也不能消除。這只不過是色情的自我呈現或個人廣告。消費主義行為，如發帖、點贊、分享等，加劇了敘事困境。」（第5-6頁）

可以說，就像韓炳哲被翻譯成中國翻譯的其他十幾部作品一樣，這部《敘事危機》也有現實前沿，將哲學思維與寫作文本貼近數字媒體時代，將哲學的人文傳統與批判傳統相結合，討論當下世界的精神狀態的基本特征。他被媒體稱為「互聯網時代的精神分析師」和「大數據時代的哲學批評指南」是不合理的。但不知道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他的著作在這個信息時代、互聯網時代和受到他猛烈攻擊的喜愛和贊美的社會中受到讀者的追捧和贊揚。

難道不會讓他一些不乏思想和批判的討論被同化和扭曲嗎？作者似乎不擔心成為「網絡名人」。事實上，他願意閱讀，有能力理解一位來自本雅明和海德格爾精神世界的東方學者。畢竟人是有限的。「敘事困境」這樣的「敘事」原本是危機中的警世之音。另一方面，作者對確定和闡述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充滿信心:「信息海嘯的沖擊喚醒了人們對意義、同一性和目標性的需求，即讓我們面臨迷失的信息密林變得清晰。目前，包括陰謀論在內的瞬間敘述和信息海嘯，只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生活在信息和數據的海洋中，正在尋找敘事的錨點。"(第7頁)無論「尋找敘事錨地」的說法是否正確或深刻，後真相時代那種焦慮的感覺的確讓人振作起來。

此外，就像我讀過的韓炳哲的其他書籍一樣，他的批判性總是指向西方社會的現實情況。無論是討論「今天的痛苦」還是「敘事困境」，都是指從新自由主義的繁榮時代到今天各種裂變困境中的西方社會。基本上，它仍然是一個有紀律的、有壓制力的社會背景，沒有觸及它。關於「敘事困境」的社會語境也指向了新的自由主義:「在新的自由主義制度下，共同體的敘述明顯分散，成為自我實現模式的個人敘述。為了提高績效和生產力，新自由主義獨立了人，阻礙了共同體敘述的形成，導致我們極度缺乏能夠創造共同體和價值的敘述。

過旺的個人敘事使共同體受到腐蝕。「個人故事」在社交網絡上與自我展示無關，嚴重破壞了政治的公共性。（Öffentlichkeit），講述共同體的形成增加了困難。以敘述為前提的純粹意義上的政治行動，換句話說，它必須是可以描述的。如果沒有敘述，行動就會衰退為任何行動或反應。"(82頁)

這是在閱讀韓炳哲對當前世界的批判性闡述時必須注意的情境問題。當他說「這種敘事困境由來已久，本書將探索其根源」(前言，第8頁)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了解她描述的危機及其來源的具體情況。

上述兩個問題似乎都不是他的責任，但對於不同語境的讀者來說，他們不禁意識到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妥協社會：今日之痛」(吳瓊譯，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指出，右翼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最大的危險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極權主義和數字監控技術的結合，使人們面臨「一種生命政治監控政權」(71頁)。在韓炳哲的思想光譜中，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基本的傾向，但是《敘事危機》基本上並沒有涉及到這種觀察和攻擊的角度。當涉及到信息傳遞、言論表達、權力和權利的描述、社區的構成原則等問題時，關於什麼是「敘事困境」的「最大危險」、它最具侵蝕性的「來源」到底在哪裡等問題應該是不可避免的。（《敘事危機》，韓炳哲，李明瑤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5月版，112頁）